第一篇：《刑法修正案(八)》宏观问题探讨
赵秉志：《刑法修正案
（八）》宏观问题探
讨
北大法律信息网 2011-07-12 12:39:00 赵秉志
【摘要】《刑法修正案
（八）》是我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调整、法治进步等多方面需要而进行的规模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刑法修正。此次刑法修正背景深刻、特点鲜明、亮点纷呈，是我国刑法向人道化、科学化、民主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过，此次刑法修正在取消死刑的范围、老年人犯罪从宽、特别减轻处罚权、危险驾驶入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缺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正文】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八）》。这是我国自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以来进行的规模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刑法修正。此次刑法修正背景深刻、特点鲜明、亮点纷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当然，受立法观念、立法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此次刑法修正也存在一定的缺憾，需要将来进一步完善。
一、《刑法修正案
（八）》的修法背景
此次刑法修正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广泛征求意见、多次审议、多方研究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重大刑法立法。总体上看，此次修法考虑因素全面，过程科学、民主，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制度，积极发挥刑法的规范作用和人权保障功能。[1]
（一）修法原因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等重大使命的国家基本法律。刑法的修改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此次刑法修正亦不例外。综合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此次修法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此次刑法修正是我国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自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
（七）》通过以来，我国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其中一些问题还比较突出：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涉黑性质组织呈现出明显的向政治领域渗透的倾向，并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2]二是一些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民生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这些行为中，有的原来是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加以调整的违法行为，有的虽有刑法规定但存在着惩罚的力度不足、犯罪成立条件不合理、入罪门槛过高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刑法功能的发挥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受到强烈关注。针对这些情况，《刑法修正案
（八）》主要增加了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完善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其相关犯罪的法律规定，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立法化并对其增设了财产刑，加大了对相关的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犯罪的惩罚力度；二是加强了民生的刑法保护，增加规定了有关民生的新的犯罪，加强了对弱势群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保护。
第二，此次刑法修正是弥补刑法典原有规范疏漏的需要。自1997年新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先后通过了1部单行刑法和7个刑法修正案，刑法体系和刑法规范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但在实践中也发现，我国刑法典的原有规范也存在一定不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实际执行中的刑罚结构失衡，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问题，死刑罪名较多、死缓犯的实际执行期限较短、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期限偏短，刑罚结构整体失衡。为此，《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了13种犯罪的死刑、限制死缓犯的减刑、加强假释犯的监管和附条件延长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期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刑法典的这种结构性矛盾。
第三，此次刑法修正是因应全国人大代表及有关方面建议的需要。自《刑法修正案
（七）》颁布以来，针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我国刑法规定存在的疏漏，许多人大代表及有关方面都提出了完善刑法的建议。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王尚新主任在2010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介绍，全国人大代表先后提出了针对刑法修改的20项新建议，涉及刑法典的53个条文。这些建议对此次刑法修正发挥了积极作用。《刑法修正案
（八）》实际上也是对这些立法建议的回应。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李适时主任在2010年8月2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的说明》中也提出，“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社会有关方面提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对刑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修改。”[3]
第四，此次刑法修正是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200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要求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上升为法律制度，转化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落实到执法实践中去，使之既有利于控制社会治安大局、增强群众安全感，又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为此，它一方面要求刑法要适应新时期犯罪行为发生的变化，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犯罪从严打击；另一方面也要求刑法要按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轻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缓处理，尽量教育挽救，增加社会和谐。据此，《刑法修正案
（八）》适当删除了13种基本不用、备而少用的死刑罪名，调整了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积极贯彻。
第五，此次刑法修正是借鉴、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并与有关国际公约相协调的需要。当前，国际社会在死刑等刑法立法方面积累了许多先进的经验。而我国已经签署或者批准了的一些国际条约，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也对我国刑法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刑法典需要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相协调。为此，《刑法修正案
（八）》在削减死刑罪名、设置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制度以及增设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从而不仅积极借鉴、吸收了国际社会的先进立法经验，而且贯彻了相关国际公约的要求。
因此可以说，我国此次刑法修正受到社会、政策、法律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是一次贯彻政策精神与因应实践要求、适应社会发展与刑法规范完善相结合，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刑法立法。
（二）修法进程
作为重要的立法活动，刑法的修改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按照我国《立法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的规定，此次刑法修正先后经历了立法调研与草案一稿的研拟、提请审议与第一次立法审议、第二次立法审议、第三次立法审议和草案的通过等过程。
1．立法调研与草案一稿的研拟
早在2009年下半年，为拟定《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即着手对当前刑事犯罪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反复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部门进行研究，多次听取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地方人大代表、某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4]据不完全统计，仅这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2010年3-7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3次专家学者座谈会，广泛征求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充分论证并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拟定了《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该草案共计47条，主要从调整刑罚结构、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刑法惩处、完善特殊群体从宽制度并规范非监禁刑的适用以及加强民生的刑法保护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规定。
2．提请审议与第一次立法审议
在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2010年8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的议案》。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的说明》。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中央有关部门和法学教学研究单位征求意见。中国人大网站全文公布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5]《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一经公布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些问题（如取消13种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对年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等）还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许多媒体（包括不少境外主流媒体）都对草案中涉及的争议问题进行了广泛报道。一时间，《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热烈讨论的热门话题。据悉，自中国人大网公布《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全文后，仅收到来自网络的修改意见就有1万多件。在此期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多方听取意见，并到一些地方调研，同有关部门交换意见，共同研究。2010年11月24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学术界部分专家学者出席的《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修改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2010年12月2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提出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中央政法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列席了会议。2010年12月14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又召开会议，再次进行了审议。[6]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进行了修改，并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二次审议稿）》。与8月23日的草案一稿相比，二次审议稿对年满75周岁的人免死作了一定的限制，规定“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扩大了坦白的从宽幅度，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的保护，完善了特殊死缓犯（因累犯和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死缓的罪犯）的减刑规定并普遍延长了无期徒刑、普通死缓犯的实际执行期限，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危险驾驶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盗窃罪的规定。
3．第二次立法审议
2010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二次审议稿）》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审议，一些常委委员、代表对二次审议稿中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犯罪、恶意欠薪犯罪、社区矫正、危险驾驶犯罪的规定又提出了修改建议。会后，最高人民法院和一些专家提出，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应主要针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特殊死缓犯延长其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后的最低执行期限，草案二次审议稿对这部分罪犯的规定是必要的，妥当的，但不宜普遍提高刑罚执行期限，关于其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罪犯的最低执行期限和判处无期徒刑的最低执行期限，从实践看，按照现行刑法规定执行，对教育改造这部分人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建议不作修改。2011年2月20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与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开会研究，赞成对特殊死缓犯与其他罪犯加以区分，因此将无期徒刑减刑后的最低执行期限降为13年，并不再对普通死缓犯减刑后的最低执行期限作专门规定。与此同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还对部分常委委员和代表提出的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犯罪、恶意欠薪犯罪规定的修改建议进行了研究，并赞同修改。但对于有的常委委员和代表提出的关于社区矫正落实不了的担心以及对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犯罪须增加“情节严重”等限制条件的建议，法律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后则认为，可维持二次审议稿的规定。[7]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拟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三次审议稿）》。
4．第三次立法审议与草案的通过
2011年2月23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三次审议稿）》。2月23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三次审议稿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些常委委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于2011年2月23日下午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审议。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认为，三次审议稿是可行的，但同时采纳了一些常委委员提出的对草案三次审议稿第第38条第2款增加规定“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8]并于2月25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三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建议表决稿）》。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根据规定，该修正案将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二、《刑法修正案
（八）》的修法特点
此次刑法修正是我国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以来对刑法典的第八次修正。与前七个刑法修正案相比，《刑法修正案
（八）》在修法的过程中和修法内容上都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具体而言，《刑法修正案
（八）》主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比较全面地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既是我国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的政策指导，也是我国刑法立法的指导。而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既是此次刑法修正的原因，也是此次刑法修正的重要特点。
从具体内容上看，《刑法修正案
（八）》注重从宽与严两个方面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第一，在从严方面，此次刑法修正主要从十个方面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的要求：（1）规范并限制死缓犯的减刑，规定死缓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2年期满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同时限制因累犯和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的减刑；（2）普遍延长了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将无期徒刑犯的实际执行最低刑期由10年提高到13年；（3）有条件地提高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由原来的20年，调整为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高可到25年；（4）严格了管制的执行，规定人民法院可根据犯罪情况，禁止管制犯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5）扩大了特殊累犯的范围，将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纳入了特殊累犯的范围；（6）删除了自首并有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7）扩大了不得使用缓刑的范围，增加规定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得适用缓刑；（8）增加了9种新罪；（9）扩大了10种罪的构成要件范围或者降低了其入罪门槛；（10）提高了8种犯罪的法定刑。
第二，在从宽方面，此次刑法修正也从五个方面加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宽的要求：（1）取消13种罪名的死刑；（2）对已满75岁的人犯罪从宽，包括对已满75周岁的人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已满75周岁的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以及已满75周岁的人适用缓刑从宽；（3）对未成年人犯罪进一步从宽，包括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从宽、未成年人犯罪不成立累犯、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4）对怀孕的妇女从宽，主要体现为适用缓刑从宽；（5）增设了坦白从宽制度。
（二）积极强化民生的刑法保护
保护民生就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因此，民生的刑法保护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一根本目的，也是《刑法修正案
（八）》的显著特点之一。
针对当前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犯罪的状况和特点，此次刑法修正主要从三个方面强化了对民生的保护：一是增加了新的犯罪种类，将一些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如危险驾驶、恶意欠薪和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等行为）规定为犯罪，加强了对相关民生利益的刑法保护；二是加大了对强迫劳动行为的惩治力度，不仅适当修正了刑法典第244条强迫职工劳动罪的构成条件，提高了其法定刑，而且增设了协助强迫劳动罪，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三是调整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条件，降低了入罪门槛，增强其可操作性，同时调整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罚金刑。
（三）合理兼顾刑法总则与分则规范的修改
自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至此次刑法修正以前，我国的单行刑法和7个刑法修正案都只限于补充、修改刑法的分则规范，而没有对刑法总则规范加以调整。
但是，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发现，我国刑法总则的部分规范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我国刑罚结构执行中就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问题，我国对老年人、孕妇等特殊群体的刑法保护还有待加强等。这就要求刑法总则规范作出相应的调整。对此，许多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人士都呼吁刑法修正应该兼顾刑法总则规范。在此背景下，《刑法修正案
（八）》对我国刑法总则也进行了积极修改。
从内容上看，《刑法修正案
（八）》有关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管制刑的执行、特殊死缓犯减刑限制、附条件地提高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特殊累犯范围的扩大、坦白的法定化、缓刑适用等都属于刑法总则规范。而取消13种犯罪的死刑，增设新的犯罪，修改、完善部分犯罪的构成条件，降低某些犯罪的入罪门槛，以及提高相关犯罪的法定刑等则属于刑法分则规范的内容。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调整，《刑法修正案
（八）》实现了刑法总则规范修改与刑法分则规范修改的相互配合、相互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典的规范体系。
（四）充分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是现代刑法立法的基本要求。此次刑法修正也十分注重立法的科学决策与民主参与。
在立法的科学性方面，《刑法修正案
（八）》针对过去刑罚执行中存在的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等不科学现象，采取了系列措施加以完善，从而使得我国刑罚结构更为科学、合理。与此同时，在刑法分则方面，《刑法修正案
（八）》也十分注重科学立法。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例，此次刑法修正不仅注重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刑法惩治，而且还注重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关犯罪的惩处，提高了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犯罪的法定刑，有利于科学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在立法的民主性方面，《刑法修正案
（八）》始终重视立法的民主参与，不仅在立法调研阶段注重广泛征求有关机关、全国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反复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单位进行研究，广泛听取了全国人大代表、地方人大代表、地方人大常委会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而且在立法审议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广泛听取意见，召开座谈会，到一些地方调研，并同有关部门交换意见，共同研究。在第一次立法审议后，中国人大网站很快就全文公布了《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及其说明，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充分体现了立法的民主性。
总之，此次刑法修正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兼顾刑法总则规范与分则规范的修改，加强了对民生的刑法保护，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刑法修正案
（八）》的亮点解读
《刑法修正案
（八）》是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以来，我国对刑法典修改幅度最大、内容最为重要的一次刑法修正，亮点精彩纷呈，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刑法立法、司法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概而言之，此次刑法修正的亮点主要有：
（一）取消13种犯罪的死刑
取消13种犯罪的死刑是《刑法修正案
（八）》的第一亮点和热点。此次刑法修正取消的13种死刑罪名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在法律性质上，都属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其中，前10种犯罪既属于经济性犯罪，又属于非暴力犯罪；后3种犯罪不属于经济性犯罪但属于非暴力犯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客体与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之间具有不对称性，因此《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这13种犯罪的死刑既是对理论上关于应当废除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回应，也是对当前废止死刑的国际趋势的顺应。第二，在司法适用上，都属于备而少用、基本不用的犯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这13种死刑罪名大都属于较少适用死刑的犯罪，其中有些犯罪，如传授犯罪方法罪和盗窃罪，自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之后，就基本没有适用过。[9]
《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13种犯罪的死刑，对我国而言，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完善死刑立法。一直以来，立法上死刑罪名过多是我国重刑化形象的主要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许多国际人士的诟病。此次刑法修正一次性取消13种犯罪的死刑，数量超过了之前我国死刑罪名总数的19%，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死刑立法，也有利于改善我国在法治和人权保障方面的国际形象。第二，有利于支持死刑司法。在限制和慎用死刑的政策指导下，长期以来特别是自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收回死刑复核权以来，我国对死刑采取了严格限制适用的态度，许多犯罪的死刑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此次刑法修正取消一些备而少用、基本不用的死刑罪名，是对司法实践中减少、限制适用死刑做法的认可和支持，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司法发展。第三，有利于促进死刑观念的变革。民众的死刑观念与我国死刑制度的立法、司法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国的重刑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众对死刑的依赖，并且实际地造成了我国死刑立法能上不能下的不合理现象。从引导民众死刑观念转变的角度，《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13种死刑罪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观念的变革，促进民众死刑观念的理性发展。第四，有利于顺应死刑发展的国际趋势。当前，国际废止死刑运动风起云涌，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普遍选择，并且得到了许多国际条约的认可。在此背景下，《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13种犯罪的死刑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国际社会废止死刑潮流的顺应，也是中国积极承担相关国际义务的体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合理加重生刑
合理加重生刑是配合13种死刑罪名的取消、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也是此次刑法修正的一大亮点。
在《刑法修正案
（八）》中，合理加重生刑主要体现在：第一，限制死缓犯的减刑，并延长了特殊死缓犯的实际执行刑期。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第4条的规定，死缓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刑后的刑罚由原来的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调整为25年有期徒刑，同时规定对特殊死缓犯，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决定限制减刑。对于死缓犯减刑后的实际执行刑期，《刑法修正案
（八）》第15条第1款规定，特殊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期限不能少于25年，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0年。第二，普遍延长了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第15条第2款和第16条第1款的规定，无期徒刑减刑以后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1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3年以上才可以假释。这较之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无期徒刑最低10年的执行刑期，普遍地提高了3年。第三，附条件地提高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第10条的规定，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25年。与1997年刑法典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最高不能超过20年的规定相比，《刑法修正案
（八）》附条件地提高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
合理加重生刑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罚结构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它有助于增强对死缓犯尤其是特殊死缓犯的惩罚力度，从而有利于积极发挥死缓对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提高无期徒刑的惩罚性和因严重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犯罪分子的数罪并罚期限，从而有助于加强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的衔接，促进刑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三）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
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是《刑法修正案
（八）》立法过程中争议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体现了刑法人道主义精神。
此次刑法修正对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定：一是规定对老年人犯罪从宽的一般原则，即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修正案第1条）。二是规定老年人犯罪免死，即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修正案第3条）。三是规定老年罪犯适用缓刑从宽，即已满75周岁的人犯罪，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宣告缓刑（修正案第11条第1款）。
对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是此次刑法修正的一大亮点，既有利于实现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与其刑事责任能力相协调，又符合对老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目的，体现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既是对新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关照，也是对国际社会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普遍做法的顺应，具有重要意义。
（四）对未成年人犯罪进一步从宽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是我国刑法典的一贯做法。此次刑法修正则在1997年刑法典的基础上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了进一步从宽。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构成累犯；二是规定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宣告缓刑；三是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此次刑法修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进一步从宽，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刑事政策，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促进未成年人的社会化。
（五）社区矫正被纳入刑法
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执行方式的重大变革，其主旨是为了促进罪犯的再社会化，减少再犯罪。社区矫正在我国已经试行多年，但是，长期以来，社区矫正在我国一直没有被规定进法律中。实践中试行的社区矫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反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之嫌。也正因为此，此次刑法修正明确将社区矫正纳入刑法，《刑法修正案
（八）》第2条第2款、第13条、第17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被适用缓刑和假释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刑法修正案
（八）》将社区矫正纳入刑法，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推动“社区矫正法”的出台[10]，为社区矫正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社区矫正的作用，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刑罚预防犯罪的效果。
（六）加大了“扫黑除恶”的力度
加大“扫黑除恶”的力度是此次刑法修正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大亮点。对此，《刑法修正案
（八）》主要从七个方面进行了修改：一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立法化，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中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特征纳入《刑法修正案
（八）》；二是增设了针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罚金、没收财产刑；三是提高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法定刑，加大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打击力度；四是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纳入特殊累犯的范围；五是降低了敲诈勒索罪的入罪门槛，并将其法定最高刑由10年有期徒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同时增加了罚金刑；六是完善了强迫交易罪的行为类型，并将其法定最高刑由3年有期徒刑提高至7年有期徒刑；七是加大了对寻衅滋事首要分子的惩处，专门对其规定了一档加重的法定刑幅度。应当说，上述规定是我国针对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所作的刑法修正，有利于提高我国“扫黑除恶”的针对性和力度，实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科学惩处，从而进一步提高刑法“扫黑除恶”的效果。
（七）将坦白从宽纳入刑法
一直以来，坦白都只属于酌定从宽情节。此次刑法修正第一次将坦白规定为法定从宽情节，不仅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而且规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这是此次刑法修正的一个亮点，具有重要意义。
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对待坦白的态度通常并不一致：一方面，侦查、检察部门为了更好地搜集证据，非常注重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调坦白的积极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在审判中，坦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影响通常十分有限。这就容易造成侦查、检察与审判机关对待坦白做法的脱节，进而容易削弱司法权威。[11]因此，《刑法修正案
（八）》将坦白规定一个法定情节，有利于充分发挥坦白的功效，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效查处犯罪，减少对抗，促进司法公正。
（八）危险驾驶行为入罪
近些年来，以酒后驾驶为代表的危险驾驶事件多发、频发，有的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危险驾驶行为应否单独成罪，人们也曾展开了热烈讨论。而在此次刑法修正过程中，对于是否应当设定一个危险驾驶罪，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也有不同认识。不过，《刑法修正案
（八）》最终将情节恶劣的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行为和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从而使得危险驾驶行为在我国刑法中得以独立成罪。我认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是此次刑法修正的亮点之一，有利于将我国对危险驾驶的刑法惩治大为提前，改变过去对危险驾驶只有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具有严重现实危险的行为才可以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局面，能够更好地规制危险驾驶行为。
（九）恶意欠薪行为入罪
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是近年来受到我国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为了加大对恶意欠薪行为的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
（八）》将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但同时进行了两个方面的限定，即首先必须是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者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其次必须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同时规定对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且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表明，此次刑法修正对恶意欠薪者并不是一味予以刑事惩处，而是给予出路，只要在合理的情况下予以支付，还可以不受刑法追究。这有利于提高我国刑法惩治恶意欠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加大民生保护，促进社会和谐。
（十）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对人的身心健康关系重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也越发重视和关注。社会上要求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惩治力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为此，此次刑法修正案从三个方面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主要包括：一是将原刑法典第143条的不合格食品标准由原来的“卫生标准”修改为“食品安全标准”，不仅使得构成条件更为科学，也因为食品安全标准较之于卫生标准更为严格，从而扩大了刑法的惩治范围；二是删除原刑法典第144条中的“拘役”，使其法定最低刑由“拘役”提高至有期徒刑，同时将原刑法典第143、144条的比例罚金制修改为概括罚金，有利于合理地加大对这类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三是增设了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在原刑法典第403条之后增设一条，专门规定了食品安全监管滥用职权罪和食品安全监管玩忽职守罪，提高了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打击力度和针对性。总体而言，此次刑法修正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规定，提高了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和惩治的针对性，有利于增强刑罚对食品犯罪的惩治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四、《刑法修正案
（八）》的缺憾反思
此次刑法修正是我国刑事立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调整、法治进步等多方面需要所进行的一种重要立法，是我国刑法向人道化、科学化、民主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过，此次刑法修正也存在一定的缺憾。这主要体现在：
（一）死刑罪名应进一步削减
取消13种犯罪的死刑是《刑法修正案
（八）》的一大亮点，意义重大。不过，在此次刑法修正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及部分专家学者提出，应当将与这13种死刑罪名相近似的许多犯罪的死刑也一并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曾在《刑法修正案
（八）》的方案中提出要“继续研究取消运输毒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走私假币罪死刑问题。”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和方案完全必要，我国应当取消这几种犯罪尤其是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的死刑。
关于组织卖淫罪，我们认为，组织卖淫罪属于妨害道德风化的非暴力犯罪，其“组织”行为通常并不侵犯被组织者的人身权利，不会造成他人死亡或者重伤的后果，而且绝大多数的被组织者往往是自愿的，其不仅完全理解组织者所组织之卖淫活动的性质和内容，而且还接受组织安排，借助组织者提供的便利条件为他人提供性服务，获取金钱利益，因此对组织卖淫罪配置死刑显然与该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相适应，也与现代法治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做法不相符合。同样，集资诈骗罪属于非暴力的经济犯罪，被害人大多都是出于贪利、投机的心理而将自己的财物交付犯罪人，具有一定的过错，而且在《刑法修正案
（八）》已取消其他金融诈骗罪死刑的背景下，单独保留集资诈骗罪的死刑，不仅容易在立法上造成金融诈骗罪死刑取消标准的不统一，而且容易在具体适用上导致集资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类犯罪的罪刑不均衡。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犯罪的性质、社会需要、被害人责任、防治效果、罪刑均衡的角度看，还是从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和履行国际义务的方面看，我国都已经不再具备保留集资诈骗罪死刑的正当理由，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应当予以废止。不过，《刑法修正案
（八）》最终没有取消组织卖淫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的死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12]
（二）对老年人犯罪应进一步从宽
《刑法修正案
（八）》第1条和第3条规定了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制度，这充分体现了刑法人道主义精神。不过，此次刑法修正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制度设计也存在一定的缺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年龄过高，应降为“已满70周岁”。《刑法修正案
（八）》将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年龄规定为“已满75周岁”。在刑法修正过程中，曾有学者提出，目前中国公民的平均寿命是72周岁，对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起始年龄定为75周岁，将导致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制度的适用面过小。我们赞同这种主张，认为从当前我国老年人的平均寿命（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08年中国公民的平均寿命是72周岁）、老年人的心理能力变化（国内外均有调查显示，70岁以上老年人的认识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迅速下降）、国际上关于老年人从宽处罚的年龄标准（多数国家对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年龄都低于70周岁或为70周岁）等方面看，我国也应当将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年龄标准规定为“已满70周岁”。
第二，对老年人犯罪免死不应有例外。关于对老年人犯罪免死应否有例外，在此次刑法修正过程中，人们曾有不同认识。修正草案一稿也没有对老年人犯罪免死规定例外情况。但是，在审议过程中，有的常委委员、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对老年人不适用死刑应当增加一定的限制条件，以适应实践中各种复杂情况。甚至也有学者提出，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中，有相当多的老年人有犯罪能力。对这些人一概免死，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应对老年人犯罪作一些例外规定。之后的修正草案就对老年人犯罪免死增加了一个限制性条件，即“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对此，我们认为，对老年人犯罪一概免死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也为许多国际条约所规定和倡导。以此为视角，同时考虑到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特点及刑法立法应面向普遍情况之特性，我国应对达到一定年龄段的老年人犯罪一概免死。
（三）特别减轻的核准权应下放
关于减轻处罚，我国刑法典第63条第1、2款分别规定减轻处罚的适用和特别减轻制度。此次刑法修正细化了刑法典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增加规定对具有数个法定量刑幅度的减轻处罚问题。但对于特别减轻处罚的核准权问题没有涉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缺憾，我国应当将特别减轻的核准权下放至省级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特别减轻的核准权，1979年刑法典曾将其赋予了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后来考虑到这一规定导致了地方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裁量权过大，同时也缺乏必要的监督，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为此，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时就将特别减轻的核准权收至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一来，特别减轻的适用就更为严格。但这也导致了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经最高人民法院抽样调查发现，近年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均为基层法院一审案件，最终结案需经历四级法院；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长花费2年9个月，最短也要近9个月时间。不少案件在层报核准过程中，被告人的羁押时间即已超过应当判处的刑期。为此，在此次刑法修正研拟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从制度适用的效果、案件裁判质量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等角度，提出应将特别减轻的核准权下放至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3]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是中肯的，也符合我国的实践需要：首先，它有利于平衡案件的复杂多样和最高人民法院业务量之间的矛盾，权衡了“统和收”的关系，避免了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乱象；其次，从现有的核准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来看，多为基层人民法院一审，案件本身的疑难复杂程度有限，由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核准，完全可以满足案件审判质量的需要；再次，它有利于均衡相关法条之间的宽严尺度。[14]但《刑法修正案
（八）》最终没有对之进行修改，这是一个缺憾。
（四）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科学化
《刑法修正案
（八）》第22条将飙车和醉酒驾驶行为入罪，有利于加强刑法对两种危险驾驶行为的惩治，不过从科学的角度，《刑法修正案
（八）》这一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除醉驾、飙车外，其他危险驾驶行为也应入罪。在此次刑法修正过程中，曾有学者提出应当增加危险驾驶的行为类型。[15]而事实上，除了醉酒驾驶、飙车之外，实践中还有很多危险驾驶行为，如吸毒后驾驶[16]、无证驾驶、驾驶不具备安全性能的车辆、高速公路或单行道逆向行驶、单行道超速等。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醉酒驾驶、飙车。我国应当考虑将吸毒后驾驶等较为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入罪。
第二，应当对醉酒驾驶行为入罪增设情节严重的限制。目前，《刑法修正案
（八）》只对飙车行为入罪有情节严重的要求。在刑法修正过程中，曾有不少人提出，对醉酒驾驶入罪也应当增加情节的限制。我们认为，这很有必要：一方面对醉酒驾驶入罪增加情节严重的规定，有利于区分道路交通管理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界限，防止醉酒驾驶的行为过度入罪，从而减轻公检法机关的负担，节约刑法资源；另一方面，对醉酒驾驶入罪增加情节严重的规定，有利于将醉酒驾驶的既遂形态由抽象危险犯转变为具体危险犯，从而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刑法的谦抑精神，对醉酒驾驶者予以合理的人权保障。
第三，应明确对危险驾驶机动车之危险犯、结果犯的处理。危险驾驶过程中，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危害结果，对其如何适用法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17]这主要体现在：危险驾驶的行为本身是故意，如果出现了结果，是定交通肇事罪还是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此，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扩大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构成条件，使其同时包含危险驾驶的危险犯、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的情形[18]，以更好地协调危险驾驶机动车罪与刑法典中现有的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关系。
（五）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完善
如前所述，此次刑法修正从七个方面加大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治力度，这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法惩治。不过，从科学立法的角度看，《刑法修正案
（八）》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立法还存在两个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应当将“保护伞”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特征。有观点认为，将“保护伞”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特征不利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治，有的甚至认为应干脆删除“保护伞”这个可有可无的特征要求。对此，《刑法修正案
（八）》沿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立法解释的规定，没有将“保护伞”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特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缺憾。因为无论是从全国“扫黑除恶”的司法实践经验来看，还是从国际社会的立法和司法经验看，“保护伞”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不将其规定为必备特征将导致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容易导致“扫黑除恶”的扩大化，使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过于宽松，将一些恶势力犯罪团伙甚至普通违法犯罪团伙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二是容易导致“扫黑除恶”的不彻底，毕竟在实践中，“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重要支撑，不将“保护伞”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备特征，在认定和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很难深挖其背后的“保护伞”，容易导致打黑的不彻底，导致“保护伞”去扶持新的黑恶势力，从而严重影响打黑的效果。
第二，应当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中的“一定的经济实力”修改为“较强的经济实力”。《刑法修正案
（八）》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规定的是“一定的经济实力”。对此，我们认为，从提高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角度，应将其修改为“较强的经济实力”。这是因为，追究经济利益是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终极目的，而且全国“扫黑除恶”司法实践中发现，较强的经济实力正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特征。而“一定的经济实力”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而言将使得认定的门槛过低，容易导致“打黑”的扩大化，因此应适当提高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中的经济条件门槛，将其修改为“较强的经济实力”。
总之，此次刑法修正立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和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设置，合理规划，在刑法人道化、科学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相信随着我国立法技术水平的日益提高和立法观念的不断更新，我国刑法典一定会更加完备、科学。
【作者简介】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注释】
[1]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指出，本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使我国刑罚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刑法在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参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在京闭幕
》，载
中
国
人
大
网（http://）2011-02-25。
[2]西南政法大学课题组：《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长效机制建设研究报告》，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
[3]参见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的说明??2010年8月23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
议
上
》，载
中
国
人
大
网（http://）2010-8-28。
[4]参见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的说明??2010年8月23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
议
上
》，载
中
国
人
大
网（http://）2010-8-28。
[5]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文件
（四））。
[6]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文件
（四））。
[7]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文件
（三））。
[8]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三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文件（二十三））。
[9]参见赵秉志：《中国刑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为视角》，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24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10]在2010年8月底的《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分组审议时，“明确社区矫正执行机关”成为严以新、陈秀榕、范徐丽泰等委员的共识，他们建议，在社区和农村明确社区矫正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参见郑赫南：《刑法修正倒逼“社区矫正法出台？》，载《检察日报?声音周刊》2010年9月20日。
[11]参见庄永康：《一名记者对刑法修改的14个追问??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周光权详尽作答》，载《检察日报》2010年8月30日第5版。
[12]参见高铭暄、赵秉志、黄晓亮、袁彬：《关于取消组织卖淫罪、集资诈骗罪死刑的立法建议》，载赵秉志主编：《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9~2010年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
[13]参见2010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的修改建议》，第5-6页。
[14]参见赵秉志、刘媛媛：《论当前刑法改革中的酌定减轻处罚权》，载《法学》2010年第12期。
[15]参见李克杰：《情节恶劣与后果严重是两回事》，载《法制日报》2010年8月27日，第3版。
[16]参见吴晓杰：《“毒驾”，不能承受之“轻”》，载《检察日报》2010年8月17日，第4版。
[17]参见李克杰：《情节恶劣与后果严重是两回事》，载《法制日报》2010年8月27日，第3版。[18]参见赵秉志、张磊：《“酒驾”危害行为的刑法立法对策》，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12期。
第二篇：服刑人员刑释问题解析
2014年5月15日，江苏某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刑满释放，张某某借口有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不愿离开监狱。本来其外甥是到监狱接他回家，孰料两人竟串通一气，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纠缠监狱。2014年5月30日，苏州监狱徐州籍罪犯赵某某刑满释放，赵某某借口判刑时轻罪重判纠缠监狱，并扬言到南京上访、青奥会期间闹事，不愿离开监狱。两个案例中，罪犯本着多闹事多得益的目的，按照以往上访缠访等方式方法，能让监狱机关迫于压力而息事宁人给予赔偿的思维模式进行无理纠缠，影响着监狱正常工作秩序。若是有部分媒体歪曲事实大肆渲染加以报道，更是严重影响了监狱的形象。所以，在法制未健全、地方安置不得力的情况下，解决罪犯释放难问题已摆到监狱重要议程上来。释放难问题虽是个别现象，但牵涉到监狱的物力财力人力较大，监狱机关有必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做到未雨绸缪。
一、罪犯“释放难”问题分类
搞清“释放难”问题的类别，是为了根据现象查找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有的放矢做好工作。笔者挂职一年来耳闻目睹一些释放难案例，深感“释放难”工作的难处。从多年发生“释放难”问题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1、刑释罪犯无家可归。这类问题多出现于老年罪犯，特别在重刑犯监狱，问题尤为突出。此类罪犯入监前没有组建家庭，或虽组建家庭，但入狱后家庭破裂，妻子离婚，子女失去联系，服刑期间住房拆迁或破损。经过十年以上或者近二十年服刑生涯，年龄由中年进入老年，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是导致刑满释放时无家可归。如：边城监狱邳州籍罪犯刘某某，56岁，住邳州市邢楼镇思田村思田庄594号，因犯介绍卖淫罪，被邳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刑期至2014年3月27日。刘某某入监前一直单身，无直系亲属，且有轻度精神障碍，并患有白内障。释放时无人接收、无家可归。挂职民警与地方司法局多处协调，村委会勉强接收下来。
2、刑释罪犯有家难归。这类罪犯有家庭和直系亲属，之所以刑满释放时有家难回，一是犯罪行为针对家庭成员，或入狱前存在重大个人过错，犯罪行为发生后即被家庭和亲属抛弃。龙潭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70岁，家住邳州市运河镇，因杀害第二任妻子，经邳州市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刑期至2014年2月24日。张某刑满时，其与前妻所生儿子王某拒绝接收，造成刑满释放难。二是身体有病，或生活不能自理，刑满后需要后续治疗费用而遭家庭及直系亲属抛弃。2014年1月29日，徐州监狱新沂籍精神病犯石某某（病情处于康复期）刑满释放，其妻子儿女为逃避责任远走他乡，下落不明。石某某至今滞留在新沂市精神病院。
3、刑释罪犯纠缠监狱有家不归。刑释罪犯及其亲属过度维权，寻找借口纠缠监狱不愿回家。此类罪犯入狱前大多为地方政府定为不安定因素中的重点人，经常处于特殊“关注”对象。他们大多有上访、缠访的经历，对抗过政府以及执法部门，有着丰富的“撒泼耍赖”经验，并且因此得到过“好处”。如上文中提到的江宁监狱邳州籍罪犯张某某、苏州监狱徐州籍罪犯赵某某即属此类型。假若出现更为极端的方式比如：静坐、拉横幅等，即使报警当地公安也不好处理，甚至不愿处理。容易造成民众误解，损坏监狱形象。
4、刑释罪犯遭社区或地方政府拒绝回归。由于罪犯入监前户籍及住址不详，或户籍与居住地不符，或者户口系空挂户，刑满释放后地方政府拒绝接收。徐州监狱罪犯刘某某，56岁，1998年1月因强奸、抢劫、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死缓，2014年4月23日刑满。其原籍是山东省安丘市安口乡，18岁时（约1977年）到江苏省新沂市打工，从此与山东亲属断绝联系。后在新沂市某乡组建家庭。但入监后妻、女与其断绝关系，从未接见过更不知去向。且原住地某乡已经多次调整区划，当时的乡村现在已经完全城市化。根据当前刑满释放“必接必送”制度，山东安丘、江苏新沂都有理由不接收刘某某，不给办理户口落户及身份证，造成刘某某刑满释放难。
二、刑释难问题产生的原因
1、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是罪犯释放难问题的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狱地互帮共建过程中挂职民警协调处理的刑释难案例，可以得知：犯属或者罪犯旁系亲属拒绝接收刑释罪犯，多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负担罪犯刑释后继续治疗费用或者生活难以自理的赡养费用；地方政府、社会养老机构或社区拒绝接收刑释罪犯，也多因无法解决其生活、治病费用；刑释罪犯纠缠监狱不愿返乡，也多因回归社会后生活及治病费用无着。因此，罪犯释放难便由此产生。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简称医保）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制度是当前我国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些制度均不适用于监狱押犯。根据监狱法规定，监狱押犯的社会保障由国家（即监狱）承担。罪犯刑满释放后，监狱将无法继续承担其社会保障，刑释人员的社会保障应该转交地方政府。但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医保或新农合每年年底办理一次，错过时间不予办理；低保也不是符合条件就给予办理，每个社区有相应名额，名额满了，即便居民符合条件，一般也不予办理。再加上当前普遍存在的对刑释人员的歧视以及社区群众对犯罪分子的“社会报复”心理，刑释人员、特别是身体有病、生活难以自理刑释人员医保或新农合、低保等社会保障很难落实，社会养老机构更是将无家可归的刑释人员拒之门外。尤其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苏北地区，失去劳动能力的刑释人员很难享受到低保、社会养老等社会保障。因此，这便真实地造成了罪犯刑满释放难。
与罪犯刑满释放工作有关的单位是监狱机关和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以上两个单位在协调处理刑释人员社会保障方面非常弱势。医保、人保及负责社会养老审批的民政部门是社会管理机构中的强力部门，监狱及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很难协调这两个部门的工作，而协调解决这些问题，又给司法局增添了许多工作量，并且即便投入大量精力，也未必能解决刑释人员医保、低保等问题，在此问题上，部分安置帮教部门便产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因此，这便进一步加重了释放难问题。
2、无法可依、无责任追究机制是罪犯刑释难问题的根源。刑法、刑诉法对罪犯侦查、起诉、量刑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可谓有法可循；罪犯收监、教育、管理、生活、减刑、假释等均有监狱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作了严格规范，可谓有法可依。违反了以上规定，轻则追究党纪政纪责任，重则追究刑事责任。尽管在罪犯刑释安置方面监狱法第三十七条 也作了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但监狱法对当地人民政府的约束力几乎可以忽略。并且人民政府是个大概念，没有具体部门分管此事。近几年来，中央政法委、省政法委在罪犯刑释安置上也做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均缺乏强制性，违反这些规定，也无需追究任何责任。以政法委规定的罪犯刑释“必接必送”制度为例，要求地方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刑释的重点罪犯做到“必接”，如果出现不“必接”情况，监狱要落实“必送”，由此看来，刑释安置工作的规定只对监狱有约束力，对其他任何机关均无约束力。因此，无法可依、无责任追究机制是罪犯刑释工作存在问题的根源。
3、缺少成熟、规范的刑释安置工作机制，是解决刑释难问题的主要障碍。尽管各级司法局建立了许多安置基地、采取了许多安置措施，但无家可归、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生活难以自理刑释人员安置问题却一直无法从制度上加以解决。目前，解决刑释难问题，主要还是靠监狱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及监狱民警的协调、说服工作，且一案一议，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案，没有固定模式的运作流程，即便遇到政府部门或者犯属的无理推诿或不作为，也没有依法解决的平台。因此，建立一个成熟、规范的刑释安置工作机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解决罪犯刑释难问题的建议
1、从顶层设计层面上：一是积极呼吁立法。通过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明确罪犯刑释安置责任主体，解决安置费用，明确安置措施，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有效解决罪犯刑释难题。二是探索建立与社会对接的刑释后保障机制。在罪犯医疗暂时无法纳入社会医保范畴的前提下，上级监狱机关应积极探讨，适当提取部分罪犯狱内劳动报酬，监狱适当追加资金，联合社会保险机构，给符合条件的罪犯建立刑释后商业健康保险、（养老、失业等）生活保险机制或生活保障机制，解决病犯及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罪犯刑释生活、医疗保障。
2、从机制建设层面上：一是通过开展狱地互帮共建，在一定层面上构建解决刑释难题工作机制。有效解决“刑释难”问题，需要监狱机关与司法局、司法所的密切配合。长期以来，由于监狱的封闭管理，监狱内部划块管理，监狱机关与司法局的沟通不是十分畅通，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看待“刑释难”问题，一个急于将犯人推向社会，一个怕承担责任，不想与罪犯家属产生纠纷，不想让刑释罪犯流向社会。狱地互帮共建工作给监狱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交流搭建了平台，挂职民警的双重身份，强化了双方的直接沟通，为解决“三难”问题提供了便利。目前，徐州地区基本形成了刑释难问题解决流程。即：监狱筛选释放难对象——及时信息传递——挂职民警、司法所工作人员走访查找三难症结——信息反馈给监狱——狱地共同寻找突破点——从突破点入手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刑释难问题。建议省厅、省局在积累案例、总结经验基础上，从省厅层面上建立一整套规范运作的工作机制。当然，只是监狱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参与机制建设远远不够，也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还必须征得公安、民政、医保等部门支持。二是建议监狱机关长期在各地市级司法局设立业务站。当狱地互帮共建工作结束后，在狱地互帮共建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基础上，建议省监狱管理局在各市司法局设立联系点，每点长期派驻一到两名业务协调能力较强的民警，利用地方司法局资源，专职处理与监狱有关的工作，同时长期致力于解决刑释难问题。三是积极探索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刑释难问题。刑释难问题，很大部分来自于刑释罪犯亲属不愿意履行家庭责任，不愿意赡养、或扶助本应由其赡养、扶助的刑释人员。监狱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如果该做的工作都做完后仍不奏效，可以考虑协调政法委、司法局、法援中心及居（村）委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罪犯回归社会后的赡养、扶助问题。徐州狱地互帮共建民警一直积极推动利用诉讼解决新沂籍刑释人员石启彦刑释难问题。
3、从协调层面上：（1）监狱机关要打造一支业务精通的工作人员队伍。当前，“刑释难”问题层出不穷，对一个监狱而言，解决“刑释难”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工作。艰巨的战斗任务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伍，监狱也急需培养一支6—10人规模、精通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善于沟通、善于谈判、善于做思想工作，原则性强，应变能力强的民警队伍专门应对“刑释难”问题。一是以狱地互帮共建民警为主力，形成队伍基本力量；二是选择执法经验经验丰富的刑罚执行部门民警，主持队伍领导工作；三是选派医疗卫生、心理咨询专业人才，充实队伍力量；四是有针对性地进行风土人情、风俗民俗、谈判技巧、沟通技巧等方面的培训。（2）适当解决实际困难。“刑释难”问题形成，有诸多原因，但犯属存在实际困难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一是监狱机关适当解决经济困难。对刑释后确实无钱看病、或确实生活无着的罪犯给予一定经济救助。二是司法局及基层群众组织应积极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对家庭困难、长期有病的罪犯，司法局、司法所、居委会或这村委会应积极协调解决医保、低保问题，对尚有劳动能力的，及时介绍工作岗位。三是监狱办案民警工作中要具备“三心”——同情心、诚心、责任心。对罪犯及犯属存在的现实困难，要有一颗同情心，积极协调监狱、司法局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做工作期间，对犯人、犯属要有一点诚心，特别是对远道而来、到监狱解决问题的犯属，要给予真诚关心、帮助，让犯属推己及人（自己在监内服刑的亲人），取得他们的信任；三是责任心。要把解决刑释工作存在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不懈地协调有关部门，不懈地寻找突破口。切忌仅仅当成工作任务，遇到一时解决不了的困难就立即把任务搁置。（3）拓展活动空间、改善执法环境、提升监狱执法能力。一是积极与地方司法局开展共建工作，不断扩大协作范围；二是主动与监狱押犯集中地的地方党委政府沟通联系，征得工作方面的支持；三是按照区划，常态化的邀请基层群众组织、社会团体来监狱开展社会帮教工作，扩大监狱在社会上的影响。通过以上措施，为监狱创造和谐的执法环境，取得社会更广泛的支持，提高监狱执法能力。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刑罚政策的调整以及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监狱工作面临着更多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尤其以罪犯“释放难”问题突出。随着各项法律的成熟，依法执法将成为全民共识，“释放难”问题终究会根本解决。但在当前情况下，监狱机关还是要从大局出发，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为基点，做好这项工作。
第三篇：浅析我国水资源宏观管理体制问题
浅析我国水资源宏观管理体制问题
吕倩梦
环境学院
2010200911
摘要：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不但人均水资源少，且分布非常不均衡。所以，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就非常重要。我国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与欧洲等国家以流域管理为主不同，也不是单纯的分割管理，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然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我国水资源管理正在慢慢加强，但是，从实际实践效果看来，还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本文简单介绍了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的现状，并浅析了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几个问题。关键字：水资源
管理
体制
问题
水资源是最基础性的自然资源之一。而不恰当的水资源管理可能会诱发各种水资源问题。因此，加强水资源的管理是各个国家一致的目标。在我国水资源局势严峻，水资源管理面临的任务与日俱增，亟需完善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我国水资源概况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且2009 年人均水资源量已逼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确定的1,750 立方米用水紧张线。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水资源量低于2,000 立方米且大于1,000立方米为中度缺水，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000 立方米且大于500 立方米为重度缺水，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 立方米为极度缺水。总体来看，我国属于中度缺水。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36.5%，其水资源量却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81%，根据各区的人均水资源量，我国有16 个省（区、直辖市）属于重度缺水，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共6 个省（区）为极度缺水地区。1水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使得西北部许多城市发展受到制约，如工业发达的华北地区海河、滦河流域，人均水量仅430立方米，比以干旱著称的阿拉伯半岛还少。
而与我国严重缺水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存在严重的水资源浪费，污染情况。国的用水总量和美国相当，但GDP仅为美国的1/8全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平均约为0.45，而先进国家为0.7甚至0.8。[5]1997年全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136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一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据统计为30%一40%，实际可能更低，而发达国家为75%一85%。2
我国水资源主要污染问题集中于地表水污染严重，湖泊河流等富营养化问题，水土流失，地下水使用过度等等。
据统计，全国有30%以上的工业废水和90%以上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 泊，致使全国7大流域近5%0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1%0的河段污染极为严 重，已丧失了水体的使用功能，7%5的河段已不适宜作为引用水的水源。3 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现状
2002年我国出台《水法》规定了我国水资源的管理体制。新《水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的 1 22011-2012年中国水资源状况.中商情报网
水权转正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2002.7.30 3傅剑清，论西部大开发中水资源保护及水权制度的完善.中国环境资源法研讨会论文集.2003.16 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4也就是说，我国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与欧洲等国家以流域管理为主不同，也不是单纯的分割管理，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我国水资源管理正在慢慢加强，流域管理正在逐步加强，《水法》的修改，对我国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大作用。但是，从实际实践效果看来，还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现存的水环境管理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 中央各部门出现职权交叉
我国特殊的水资源管理体制要求了我国在管理水资源时，必须结合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在中央，水利部作为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集中了大部分水资源管理的职权，而其他相关部门包括建设部、农业部、交通部、国家林业局等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管理。而事实上，由于多个部门都有关于水资源的职权，导致部分出现了职权交叉，使得实践中有许多问题常常难以有效解决。
这里以国家环保总局和水利部之间的职权交叉问题为例。这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水资源相关职权交叉的两个部门。在水资源管理中，水利部负责水量，水质则由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共同管理。也就是说作为水资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水量和水质，被分别交由了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我国规定水利部门的负责管理水，却又环保部门的负责管理岸上的排污。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两者其实无法完全分开，因为水域的自净能力，承载力等和水量，径流量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环保部门在实施水污染控制工作与水利部门实施水资源开发管理工作时必定会有所相互影响与交叉。这两个部门都同时具有法规制定、执法和监督的职能，而任何一个部门同时拥有制定法规、执法和监督三项职能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这样无疑容易助长部门利益与部门权力的扩大化。5
3.2 流域机构的权力职能没有得到落实
流域机构是指水利部按照河流或湖泊的流域范围设置的水行政管理部门，其代表水利部在所辖流域内行使水行政管理权，为水利部派出机构，且已经成立很久。然而，它毕竟是一个事业单位，缺少较为独立的自主管理权，难以直接介入地方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管理。
事实上，在2002年新水法中，流域机构的法律地位才被正式得到明确。我国区域水体由当地政府管理，且早已经有着一套完整体系。而流域机构的职能是对流域内不同地区对水资源的管理政策等进行协调，缺乏有效机制的同时，又由于隶属于水行政主管部门，无法独立自主地行使水资源管理权，管理权力小，管理范围窄，完全无法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关部门、各地人民政府水主管部门相比。
并且，流域机构虽然名为委员会，但是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并没有参与流域的管理，与水相关的利益相关者没有参与相关决策，公众的参与权与知情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也没有正式的充分的信息沟通渠道，各流域管理机构难以发挥协调作用。
因此，在前文水法中规定的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无法合理结合，而我国流域内跨省份的水资源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难题。
3.3 水资源相关法律存在欠缺，有待完善
新《水法》规定，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在这里就有一个权限的问 45 梁建议.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推动，水务一体化建设.水政水资源，2003.3
杨志峰，冯彦，张文国著:《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体系—理论与实践》，年5月版，第83页。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题，如何划分各区域，又如何结合整体管理，这些都没有具体到实处，没有细致规定导致权限不明确，降低了体制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具体问题的解决难度。此外，我国现行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除新《水法》外，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后来先后出台的一些专项法律，地方性法规等等。而这些法律都不完善，甚至有些法律间还存在矛盾。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流域管理法，未能从体制上保障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水资源。例如1997年颁布的《防洪法》共有巧条涉及到流域管理，其中有12条规定了流域机构在防洪和河道管理的职责。但是，由于《防洪法》只是关于综合治理江河、湖泊和河道，减轻水患灾害的专门法律，并不涉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不可能从整体上确立流域管理机构在水资源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6 总结
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的问题根源还是出在法律和机构的管理责任职权上，核心是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相关部门之间以及流域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适当的集权和分权。我认为，完善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需要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实例再结合我国国情现状，完善相关法律条例，并明确各级职权。
参考文献
1水权转正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2002.7.30 2傅剑清，论西部大开发中水资源保护及水权制度的完善.中国环境资源法研讨会论文集.2003.16 3梁建议.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推动，水务一体化建设.水政水资源，2003.3 4杨志峰，冯彦，张文国著:《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体系—理论与实践》。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5赵薇莎，论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完善，2006.3
赵薇莎，论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完善，2006.3 转引自 罗豪才‘等.中国行政与刑事法制世纪展望.昆仑出版社，2001.6
第四篇：关于罚金刑执行问题的调查研究
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金钱的刑罚种类。罚金执行是指国家机关依法对判处的被告人罚金予以强制缴纳的司法活动。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一十九条规定：“被判处罚金的罪犯，期满不缴纳的，人民法院应当强制缴纳。”与1979年刑法相比，现行刑法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在审判实践中，判处罚金刑的犯罪多为常发罪、多发罪，实际运用的比例较高，罚金刑的判处在某种程度上使以营利为目的的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对于预防和打击犯罪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罚金刑适用频率的大幅度提高，罚金刑的执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犯罪分子不缴纳罚金的情况大量存在，罚金执行率很低，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影响了法院的威信和司法的公正。本文拟通过对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近3年适用罚金刑案件的执行情况进行的调查分析，为探究完善罚金刑执行情况谈自己几点粗浅的看法。
现状
笔者通过对2001年至2003年329件罚金执行案件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当前罚金刑执行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大部分罚金执行效率低，出现大量“空判”现象。近3年刑事案件数分别为197件、198件和203件，判处罚金刑案件分别为101件、100件和128件，占案件总数的55左右，完全执结的只有128件，占38.9，这类案件多是依法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并处罚金、判处拘役、管制并处罚金或单处罚金案件，部分执行的有56件，占17，其余均系“空判”，占44，后两类均系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案件。
原因分析
一、被告人缴纳罚金能力有限或不愿缴纳，而法院运用强制措施不够，导致罚金执行率低。调查中罚金执行到位的案件，多数是轻微犯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的案件，大部分严重犯罪如抢劫、涉毒之类的案件，因刑期大多是三年以上，这类案件往往判处了被告人较重刑期外还并处了罚金。被告人及其家属认为出了钱还要照判刑，产生抵触心理，他们有可能转移、隐匿财产，而法院往往运用法律赋予的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不力。调查中发现很多应当判处被告人罚金的案件，却无一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扣押和冻结被告人财产的情况。另外，被告人普遍经济状况不好，“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在这类案件执行中经常遇到。
二、被执行人大多在监狱服刑或刑满释放后外去打工，罚金刑的执行客观上有一定难度。目前罚金刑大都是刑事审判人员在判决执行前执行的，一些犯罪人的家属认为“罚”了就可能轻判或不判，于是想方设法筹钱代垫。而判后绝大部分罪犯已被投入监狱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一般都外去谋生，法院对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状况不了解，存在着执行困难或根本无法执行的局面。
三、罚金刑的执行缺乏有效的强制手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对应当判处财产刑的，在审理过程中可以决定扣押或冻结被告人的财产。但这些措施并不能满足法院对罚金执行的需要，人民法院面对罚金执行的种种困难，变得无所适从。
四、罚金刑的执行缺乏必要的监督程序。生效的刑事判决中虽明确规定了罚金的缴纳期限，但因罪犯大多被判处实刑，不管其有无执行能力，都很少主动缴纳罚金。从执行启动的程序来看，一般的民事和行政案件都有申请执行人，而判处罚金的案件，罚金执行的启动却无人提起。《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三十四条规定了对罚金执行的监督权，“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对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罪犯没有依法予以执行或执行不当，或者罚没财物未及时上缴国库的应当予以通知纠正”。人民检察院虽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在实践中出现了监督的“空档”。在法院内部亦未建立一个有效的罚金执行监督机制，出现了罚金刑是否执行无人问津的现象。
五、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执行中问题不断，执行率低。我国刑法与刑诉法中与罚金刑执行相关的条文屈指可数，且刑法对罚金刑执行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配套规定和措施。如罚金刑执行机构，罚金执行的提起，罚金执行的费用等等，现行法律在这些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关于罚金刑的执行机构，有的法院就是直接由刑庭执行，有的则是由执行庭（局）执行。而由刑庭执行，首先是程序难以做到合法，因为刑庭为了能及时完成罚金刑执行的任务，往往会出现“未判先执”的现象，其次，违背了“审执分离”的原则。而由执行庭（局）执行于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的执行依据不包括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的刑事判决或裁定。因为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法院内部对此又没有明确的分工，导致操作不便，必然有碍法院启动执行程序。关于罚金执行的费用，民事、行政执行采取收费制，先由申请人在申请执行立案后一定期限内预交，待向被执行人收取后退还申请人。而对于财产刑的执行是否收费，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在执行罚金刑时必然要考虑执行过程中的经费负担，这又从客观上导致了执行难，执行率低。
对策
笔者以为，宜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完善我国罚金刑执行制度
（一）立法建议
一、在法院内部设立罚金执行的监督机制。
对罚金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是为了确保罚金执行的正确实施和及时到位及防止对财产刑的滥用。除了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对财产刑执行是否合法、罚没财物是否及时上缴国库进行法律监督外，笔者认为还应建立内部监督机制。首先应确定罚金刑执行的提起人，民事和行政案件执行的提起，源于申请人的申请，而罚金刑执行缺乏提起人。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既是罚金刑的判决机关，也是罚金刑的执行机关，所以罚金的提起人应是人民法院，具体应以刑庭为宜。因为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主刑的执行均由人民法院向公安部门发执行通知书交付执行，罚金刑是一种附加刑，也应由刑庭代表法院提起。其次确定罚金刑由司法警察执行。刑庭执行有可能存在程序违法和执法不公现象，由执行庭（局）执行于法无据，且加重了其工作任务。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已经承担起刑事值庭及死刑执行的职责，所以由其担当起罚金刑执行的职责符合情理。最后应确定罚金刑执行的监督部门，监督部门应确定为审判监督庭，因为审监庭是法院内部对审判和执行实施监督的机关，故对罚金执行情况的监督应纳入审监庭的职责范围，主要是对罚金刑的执行程序和措施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和督促罚金的执行。只有成立了执行监督机制，才能确保罚金刑执行按法定程序进行。
二、完善罚金刑随时追缴制度。
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该条“随时追缴”的规定与该条关于“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有实际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的规定自相矛盾。因为后者所例事由是不能缴纳罚金的临时原因。这些原因消失后，被执行人仍存在可供财产执行的情况。因而，现行刑法在保护罚金刑的判决与保证罚金刑的执行方面有些失衡，它片面强调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却忽视了对罚金有效执行的保证。所以此条规定中，笔者认为应加上“对免除罚金的可裁定中止执行，发现被执行人有执行能力后，恢复执行。”这样既可体现与“随时追缴”的一致性，又可体现刑罚效果和法律的公正。
三、完善罚金刑执行的强制措施。
我国法律对罚金刑予以“强制追缴”，但如何强制追缴，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可以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外，再没有其他具体规定，强制性并不能得到体现，影响了罚金执行的效率。执行率高低，也是衡量法律公正的另一个尺度。罚金刑是财产刑，与民事对金钱给付、财产交付等财产执行有着相似之处，所以对罚金刑的执行强制措施可以在考虑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几种强制措施后定为以下四种，1）扣留、提取执行人的收入；2）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3）查封、扣押、拍卖被执行人的财产；4）搜查被执行人隐匿的财产。只有充分保证了法院执行的强制手段，才能更好地发挥执行员在执行中的作用而确保罚金执行到位。
四、将量刑与缴纳罚金有机结合，解决罚金刑执行难问题。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罚金刑的执行不影响主刑的执行。罪犯及其家属往往认为交与不交一个样，交多交少一个样。从而导致大量“空判”现象。笔者认为，可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对主动履行缴纳罚金义务的被告人，量刑时可以作为从轻的酌定情节。对已决犯，只要积极履行缴纳罚金义务，表现较好，优先予以减刑、假释。这样才能彻底解除被告人“出钱刑照判”的心理包袱，促使被告人主动履行缴纳罚金义务。
五、建立财产状况附卷移送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公民个人的财产状况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加之罚金刑的扩大适用，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有必要对判处罚金刑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予以讯问、调查并记录在案，以便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时作参考，执行罚金时有线索。
（二）司法建议
准确适用“可以并处”，提高罚金执行率。刑法对判处罚金的案件，有“单处”、“并处”和“可以并处”三种情况，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故在判决罚金时，既要考虑犯罪人现有的支付能力，又要考虑其将来的职业状况与其他情况。所以对于“可以并处”的犯罪，在综合考虑上述原则外，决定是否适用财产刑，以避免罚金“空判”现象。
第五篇：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定位及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较为复杂，本文从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分析了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目前宏观政策的特点和效用，以及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通货紧缩需求宏观经济政策
正文：
一、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
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实行了持续五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GDP年增幅在7％～8％之间的高速平台上运行。但是，从1998年4月以来长达24个月的消费价格持续负增长，到2000年5月由负转正并实现16个月的正增长后，从2001年9月开始又重新陷入了负增长状态，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面对这种情形，众多的专家提出了“过剩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等概念来定位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就我国目前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来说，笔者主张将其定位为“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相交织的状况，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定位包含以下四层涵义。
（一）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的国家
我国的劳动力首先滞留在农业部门。按照王诚1996年估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38亿人。此外，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600万人，国企下岗职工1500万人。当前，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都是围绕着如何创造更多的二、三产业就业岗位来容纳农业和其它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工作进行的。
（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当前正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致了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失业增加、价格水平持续下降及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然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一般是与发达国家相联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恐怕是劳动力过剩非常严重。”（王俭贵，2002）。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三）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2002年我国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GDP增长率达7.9％。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出现了近几年少有的下滑态势。（1）GDP增长7.9％，与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2）2002年第一季度，在投资增长19.6％、较上年同期上升7.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3.4％，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3）2002年1～2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4）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2002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163.6亿元，下降7.3％，而支出增长23.9％。（5）物价指数全面回落，“通货紧缩”阴影挥之不去。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继续下降，分别比2001年下降1.9％和0.7％。（6）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2002年GDP7.9％的增长率，由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张本波，2002）且有随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继续下滑之势，因而未带来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以上状况，进一步折射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征——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四）我国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应当清醒看到，我国经济被“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阴影困扰的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压力之所以没有释放出来，主要是由于政府现在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锁住”了这只“笼中的虎”。（于祖尧，2002）。其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健货币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正遭受最近日元大幅度贬值和美元贬值的打压。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人民币从1994年开始同美元紧密挂钩，因而2003年初它同欧元和其它外汇的比价跟着美元下跌。同时，中国居民非自愿性储蓄还阻拦了十几万亿元购买力的实现。所以，一旦财政或金融爆发危机，人民币贬值和挤兑风潮就很难避免。
二、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在递减
自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了7％～8％经济增长。但是，目前此项政策的正面效应已经在递减，它的负面影响在扩大。它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财政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1）财政赤字成倍增加，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1财政赤字是1997年的4.24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为31.6％。（2）近几年税收以超出GDP增幅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使其得以继续实行，但2002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9％，增幅回落10.8个百分点。（3）县、乡两级基层政府财力枯竭。（4）随着改革深化，政府各种名目的隐性债务居高不下。例如，我国存在着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社会保障金欠帐、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等隐性债务。虽然2001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为16000亿元，2002年财政赤字为3098亿元，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隐性债务的积累已达GDP的100％。（5）有些国债投资的效益低下。
（二）中央银行面临两难的选择
按相机抉择机制，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时需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因此，为了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央银行应实行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从1996年5月开始到2002年底央行共进行了10次降息，并且加收20％利息税。然而，中国却出现了“货币失灵”的反常现象。降息不仅没有达到刺激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目的，相反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却逐年攀升，1997年底达到50000亿元，2003年2月底已达100300亿元。由此，可见货币当局防范风险有余，刺激经济景气不足。据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偏紧，这不利于缓解“通货紧缩”和遏制经济增长下滑。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潜伏的金融危机却限制了银根放松的空间。2001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25.4％，远高于5％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这表明金融领域潜伏着严重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势必火上浇油，对货币当局来说是两难选择。
三、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的思考
（一）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的思考
1.二者的松紧搭配。在当前，二者的松紧搭配明显应该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偏紧不利于遏制经济增幅的下滑和刺激需求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2.二者的契合机制。二者的契合机制应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拓展空间，提供条件。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是一种相对中短期的政策，货币政策则是一种相对长期的政策，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货币政策将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至于目前我国出现的“货币失灵”，是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引起，归根结底是由于央行没有超然独立性、市场化利率机制尚未建成及货币政策体系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我国当前必须从强化货币政策职能、保证央行超然独立性和健全货币政策体系等方面改革货币政策，目前财政政策支持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可以采取如下举措。如适当增加财政贴息资金的规模，扩大贴息政策使用范围：用财政资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等。（2）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使财政政策适应、促进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金融通过自身经营机制转变、中资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强，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2）金融体制改革应尽快拓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渠道。3）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信号。4）加快发展股份制私人银行和其它民营金融机构，通过发展这类银行满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的投资与贷款需求。
（二）扩大有效需求的思考
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经过连续5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施行，我国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依然很高，加工工业严重开工不足，库存商品达30000亿元之巨。据调查，2002年600种主要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由此可看出，要扩大内需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仅从财政和货币政策着手已是不够的，还须探讨其它思路和方法。为此，笔者总结出了以下思路。
1.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扩大有效需求的格局。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调整方面，“要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的格局”。一要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二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三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乡消费环境；四要提倡超前消费观念，鼓励消费信贷；五要清理各种卖方市场条件下出台的抑制消费的政策；六要开辟旅游、电脑、轿车等新的消费领域。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认为我国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可通过提高消费率来扩大内需。
2.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据《经济日报》1998年9月28日文章披露：“1996年底，城镇居民存款余额为30850.2亿元，其中20％以上为公款私存；2.5％的城镇居民人口占有83.2％的存款，97％以上的普通居民人均存款仅为1080.5元。”由此可见，储蓄存款在社会各类成员中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另外，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我国居民总体的基尼系数达0.415，已突破0.4警戒线；而据有关专家估算（王义达），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6，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又据《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24日的文章披露：“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量已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407亿美元……据分析，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是不法资产的占有者。”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悬殊，中国经济发展的收益在社会公众中进行了不
公的分配。
从我国近年来的情况看，富有阶层有购买力，但其消费倾向低。这些人的投资除了持有股票和国债外，实业投资受到产权制度、投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不敢暴露出来，要么以各种名义存在银行，要么趁我国资本大量外逃之风转移到国外，要么滞留在地下钱庄。而广大贫穷阶层，尤其是下岗工人、农民和经济效益差的国企职工是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但其购买能力低下。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相对的，即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而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又引致了经济增幅下滑和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了富有阶层消费倾向低和贫穷阶层消费倾向高但购买能力低下，进而造成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低是导致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和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基础。“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使收入继续向高收入的富有阶层转化，那么将继续加剧经济的萧条。如国债政策客观上就有这种作用，总是富人去购买国债，再享受国债利息，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马太效应”（叶振鹏，焦建国，2002）。因此，扩大内需和治理经济萧条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财政向贫穷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具体举措如下几个方面。（1）认真贯彻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在适当时候取消农业税。（2）公平税负，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所得税、财产税、利息税，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3）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4）加大政府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力度，减少权力对国有资产的侵蚀，建立起抑制不法侵占国有资产和谋取非法收入行为的监管机制和对非法收入攫取者的惩戒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和减少因“灰黑色收入”大量存在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现象。（5）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司法体系和民主法律监督体系。
四、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宏观调控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通过市场调节有效地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进步，促进了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但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的弊端，国家通过加强宏观调控，可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常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现象，它们会导致经济运行出现大起大落。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些现象，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在经济增长滞缓时，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减少税收、增发国债、降低利率等，刺激总需求增长，拉动经济增长。反之，在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时，政府可以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减少财政支出、增加税收、提高存贷款利率等，抑制总需求，稳定物价，给经济降温，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如：由于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我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面对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分析、准确判断、果断决策、从容应对，全面实施并不断提高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统筹做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国家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
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等措施和手段，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增加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整个社会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大，特别是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解决就业问题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共同努力。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增加就业。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政府通过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可以充分发挥三大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在增加就业中的积极作用；政府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吸纳劳动力就业上的积极作用；政府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和再就业政策，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可扩大就业规模；政府通过加大对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树立自主择业观、竞争就业观、职业平等观、多种方式就业观，鼓励劳动者自主择业和自主创业，从而增加就业。
【参考文献】
1、Porter，P.and G.Scully，Institutional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Public Choice，Vol.82，17～36，1995.2、[美]曼昆：《经济学原理：下册》（中译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武少俊主编，2001年，中国物价出版社
4、王俭贵：《劳动与资本市场的双重过剩：宏观经济形势的新概括》，《经济学家》20025、比较经济制度，（美）阿兰.G.柯普奇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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