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cosplay产业面临市场化难题
cosplay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这个在国外尤其是日本极具发展优势的产业链条在中国似乎遇到了极为尴尬的发展困境,一方面是日益庞大的cosplay粉丝群体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另一方面是受到中国本土动漫产业发展落后以及cosplay产业市场的实质不成熟,众多cosplay从业者在产业链条中苦苦挣扎。这个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无疑代表了其他众多新兴产业在中国发展的普遍现状,值得业内去探索和研究。
兴趣爱好支撑下的松散社团
晴天(网名)最近在加紧排练自己cosplay社团的演出剧目,作为北京知名cosplay社团“ZERO”的核心人物,她正在带领自己的团队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cosplay界最具影响力的大赛之一“金面具”奖大赛。
然而事实上,晴天作为一个参与cosplay长达六七年之久的资深业内人士,并非一个专职的cosplay演员。“我的本职工作是名小学教师,cosplay可以说算是我的兴趣爱好。”晴天向记者表示。虽然cosplay已经在国内形成了一股潮流旋风并且拥有基数庞大的粉丝团体,但目前中国的cosplay社团仍然是以个人兴趣爱好为基础组成的松散团队,在团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cosplay仅仅是他们作为一种爱好和兴趣来支撑的集合体。
“这种现象特别普遍,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cosplay产业发展的现状”,晴天向记者解释道,“我们社团在北京算是知名的,成员大部分以大学生为主,其他的人也是各有工作,我们主要是在周末来排练,然后通过参赛的形式展示自己的成果”。
此次金面具奖吸引了超过百个全国各地的cosplay社团参赛,已经连续组织了几届金面具奖的负责人崔巍也无奈地表示,这里面商业化的团队几乎没有,“大部分社团都是一些基于兴趣爱好组成的团队”。
这似乎与表面红红火火的cosplay产业形成了一个悖论,然而晴天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困扰这一产业发展的桔梗:cosplay缺乏成熟的市场氛围。“其实我们很想将它作为主业,但事实上现在的cosplay社团单纯地依靠商业演出无法生存。”晴天向记者阐述道,cosplay是一个成本很高的活动,一次普通的演出所耗费在服装和道具上的资金就可以过万,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要平摊上百元近千元。“然而目前来看,这些成本都是演员自己来掏的,因为市场上很少有企业或者赞助商愿意资助,虽然有些商演会提供服装或者部分资金,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愿意多掏钱,因为在他们看来cosplay在一些商业活动中仅仅是锦上添花,不值得过于付出。”
而与此相对比的是,作为cosplay发源地的日本,这一产业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吸金器”,作为动漫游戏的附属产业,每年cosplay商业演出和周边服装道具产业就能带来上亿元的收入。目前在日本这一产业已经相当成熟。
商业化社团的举步维艰
伴随着中国动漫游戏产业的兴起,实际上cosplay也呈现出了逐步商业化的趋势,目前,中国动漫游戏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市场之一,预计到2012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将达到262.3亿元人民币,2007年到2012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9.9%。据权威部门统计显示,中国至少有5亿的游戏动漫消费者带动着每年1000亿元的巨大市场空间。截至2009年底,我国游戏动漫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80亿元大关。
作为中国最早涉足商业化cosplay演出的人,鄢豪辉对于商业化cosplay社团的发展颇为担忧。“我们很早就涉足了商演,但是实际上目前这一产业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单独的市场”,鄢豪辉向记者说道,“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专职从事这个,很可能会先饿死。”
鄢豪辉向记者说道:“我们有的时候一个月都接不到一个商演,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4-5个,商演一般是动漫游戏公司的活动,也有一些传统行业的开幕式之类的。而且演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osplay表演,更多的是一些走秀、舞蹈。”
鄢豪辉向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次演出都是按照出场人数来算出场费的,一般一场商演都在10个人左右,一个人一场出场费也就几百块钱。“有时候商家也不愿意请太多的人,去4-5个就行,这样一来出场费就更低了。”鄢豪辉盘算了一下,自己一年下来能从cosplay商演上赚得的钱也就几千块钱。“这些钱连我们演cosplay的成本都出不来,更不用谈cosplay演出者依靠它去挣钱了。”
晴天对此也颇为无奈,“我们社团现在有70多个团员,有时为了弥补社团经费不足也会派一些团员去商演,但这少之又少,我们有专门承接商演的小团队,每个人商演也就挣到150-200元的出场费。其实出去商演也更多地是为了支撑整个社团非商业的排练和比赛”。
实际上,目前市场上也有彻底商业化的cosplay团队,2008年,一个名为白日联盟的cosplay社团开始为漫画《长安幻夜》做真人cosplay代言宣传。当时,这部漫画的知名度并不高,为此,白日联盟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包括根据漫画制作真人服饰、拍摄cosplay平面作品和视频作品,在网络上进行宣传推广,最后编排出极具视觉效果的动漫舞台剧参加了“金龙奖”cosplay大赛,一战成名。
“但是毋庸置疑,这样成功的团队实在是少之又少,大多数商演团队只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鄢豪辉表示。
附属产业滋补主业的怪圈循环
虽然cosplay商业演出在中国还呈现出萌芽式的发展状态,但很多热爱cosplay 的人却不愿意放弃这份他们深爱的事业。但是如何解决自己的生计就成为了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在cosplay产业里,最赚钱的不是演出,而是服装和道具。”广州一家知名cosplay社团负责人yumi(网名)向记者表示,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存的压力开始转向cosplay服装和道具的买卖,而这块会带来很高的利润。“我们社团有专门合作的cosplay服装店,一套精致的服装一般需要花费几千甚至上万元,众多的cosplay社团成为了忠实的消费者。”yumi说道。
据了解,目前cosplay服装生产已经成为了这一产业最为挣钱的部分。作为北京最大的cosplay服装道具制作工作室,“想象力服装工作室”负责人小华目睹了cosplay在中国的全程变化。“我从2000年开始涉足cosplay服装制作,但cosplay真正在中国形成高潮要从2006年开始。”小华向记者说道。
目前小华已经拥有了一个专业生产车间和8个人的生产团队。“不可否认,cosplay服装成本相对低而利润的确很高。”小华向记者介绍,cosplay服装一般分动漫和网游两种,一套相对精致的网游cosplay服装少则千元,多则过万,而就连动漫cosplay服装也要几百元一套。“例如网游《魔兽世界》就有很多忠实的粉丝,曾经有人在我们这里花了上万元定制游戏角色的服装珍藏。”小华目前每个月都能出产几百套各式各样的cosplay服装,由于做工精美和信誉度高,她生产的服装甚至已经出口到了日本。
面对cosplay尴尬的产业结构,小华也是无可奈何,“我经常接触一些参加比赛的cosplay选手,好多的cosplay比赛头等奖奖金也就几千块,多点几万块。但一个头等奖的团队出于对服装的要求,每套服装造价就高达几千元,面对一个数十人的团队,这点奖金简直是杯水车薪”。
此外,频繁地参与各项cosplay大赛也成为了各个团队最为主要的展示平台和收入渠道。正在北京紧张排练的猫咪(网名)所在的团队“silverland”是本次金面具奖最有力的竞争者,作为知名团队,今年年初开始,猫咪就频繁地开始参加各项大赛,“6月份是chinajoy大赛,8月份是金面具大赛,9月份又连着金龙奖的比赛,10月又有漫域的比赛,有很多的比赛可以去参加,这也是我们社团最主要的展示方式,而大赛获奖可以得到部分奖金,虽然很少,但比没有强”。
原创动漫缺乏,亟待国家政策支持
cosplay现在已经在中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如何让这个产业发展壮大则是业内需要探讨的话题。曾经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国内的动漫产业链是断裂的,相应地,作为动漫衍生文化的cosplay基本不具备升级到行业的条件,现在的市场情况是需求量少而供给量大,很多cosplay周边如衣服、假发、道具、饰品等都有了专卖店,不少社团选手在自己具备一定水平后也会开设店铺经营这类的项目,但具有这种消费需求和能力的群体毕竟不是大众,在日本可以看到很专业的连锁店面,在国内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产业链还没有形成。
“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内原创动漫产业还没发展成熟,这导致作为附属产业的cosplay从根源上缺乏营养。” 鄢豪辉指出,现在很多cosplay的内容都来源于日本动漫,这其实在国内并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尤其是当这个产业需要国家去支持的时候。
“比如,现在《喜羊羊和灰太狼》就出了情景剧,其实这也是一种cosplay啊,但因为它有完全国产原创的内容资源支持,又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会得到赞助商的资金支持和国家的政策支持,这就推动了它的发展。”
晴天对此也深有感悟,“国家现在有个„动漫扶持基金‟,我们也想去申报,但实际上在申报的时候不会写我们是cosplay,而注明我们是真人扮演剧目。因为真人扮演会得到大家的认同,而cosplay还不能得到认同,可能很多不了解的人一听就会和日本动漫联系起来,其实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晴天无奈地说道。
cosplay的成型与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在本身ACG(Animation、Comic、Game的缩写,是动画、漫画、游戏的总称)商业化的程度之上,可以说正是将cosplay作为一种商业上的促销手段,cosplay其本身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与认识。日本cosplay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源泉是其发达的动漫游戏产业,上世纪90年代cosplay伴随着日本ACG业中Game业的急速成熟以及视觉系乐团的层出不穷而开始步入正轨,成为一个极具规模的ACG业界的附属文化。
cosplay知名业内人士黄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产业链的源头会影响到其后端各个构成部分的发展,作为动漫产业源头的原创动画漫画,必然影响到身处末端的cosplay。由于国产原创动漫的薄弱,目前cosplay的“繁荣”受制于国外动漫业,要想摆脱这种局面,最好的方法就是“让cosplay与原创动漫有机结合,让其本身成为创作的一部分”。
第二篇:COSPLAY产业报告
动漫COSPLAY产业报告
一、COSPLAY作品展示
1、平面作品展示
2、舞台作品展示
3、影像作品展示
二、COSPLAY的概念
1、狭义概念
COSPLAY是英文Costume Play的简略写法,日文「コスプレ」(此称由日本动画家高桥伸之于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世界科幻年会时确立),其动词为COS,而参与COSPLAY的人则一般被称为COSPLAYER(简称COSER),COSPLAY最早的中文译名出自台湾,意思是指“角色扮演”,是指COSER通过穿着、佩戴各种服饰和道具,来扮演相应动漫作品中的角色的行为。
2、广义概念
从概念来解析的话,一切有“扮演”性质的活动都可称之为COSPLAY,上至千年前古希腊或者东方神职人员装扮成各种鬼神形象来进行的祭祀祈祷,下至近代现代各个民族的戏曲表演以及化妆聚会等,都属于COSPLAY的范畴。
因此,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COSPLAY是作为动漫、游戏、影视三栖衍生物的流行活动,是特指时下青少年对动漫、游戏、电影,以至于各种虚拟角色的扮演模仿秀。
三、COSPLAY的发展史
1、COSPLAY的发源地:美国
大家普遍比较认同的是将COSPLAY的发源地定位在日本,当然这是以狭义概念为基准的话。如果从广义概念上来说,动画COSPLAY的真正发源地应当是位于西半球的美国。当19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沃尔特•迪斯尼将一只万人迷的小老鼠展现给世人的时候,这只可爱、奇趣的米老鼠在美国本士以及全世界风靡一时,沃尔特•迪斯尼看准时机,适时的在一九五五年创建了世界上首座迪斯尼乐园。同时为了替产品本身作宣传以及更好的吸引游客,沃尔特•迪斯尼特别请来员工穿上米老鼠服装以供游客玩赏或是拍照留念。所以,可以说当初这群默默无闻的“米老鼠”装扮者才是现代全世界cosplayer们的真正始祖。
2、COSPLAY的缔造者:日本
由于1947年漫画之神手塚治虫根据酒井七马原作改编而成的红皮书漫画《新宝岛》的锋芒毕露,日本在当时掀起了一股新漫画的热潮。由此造就了日本整个ACG(Anime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市场的大繁荣。恰好正在此时,迪斯尼那种为宣传而作的COSPLAY活动被传入日本,引起ACG界同好争相效仿,结果竟逐渐蔚然成风,成了日本ACG界现今的最热门常态活动之一。日本最早的COSPLAY出现在昭和三十年(公元1955年),那年正好是《月光假面》与《少年杰特》在日本热播的年份,因此有不少孩童在当时就是在游戏间COSPLAY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到70年代未80年代初,在日本的ACG文化经历了探索和成长期之后,作为ACG附属文化的COSPLAY才渐渐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可以说现今对COSPLAY的理念就是继承于当时的日本。
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幼稚,八十年代的初创之后,九十年代的COSPLAY伴随著日本ACG业中游戏业的急速成熟以及视觉系乐团的层出不穷而开始步入正轨,成为一个极具规模的ACG业界的附属文化。在九十年代,日本ACG业界成功举办了大量的动漫画展和游戏展,此时的日本漫画商和电玩公司为了宣传自身产品,在这些游戏展和漫画节中找来一些男男女女COSPLAY成ACG中的角色以吸引参展人群。这一招可以说是与当年沃尔特·迪斯尼开办迪斯尼乐园时如出一辙,由此可见COSPLAY的成形与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在ACG文化本身商业化的基础之上,正是将COSPLAY作为一种商业上的促销手段,才使得COSPLAY得以得到长足的发展与认识。
四、我国COSPLAY的现状
1、COSPLAY文化的迅速兴起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地区出现COSPLAY的时期较晚,直到1998年开始举办正式的动漫展后才有了零星自发的个人COSPLAY秀,但表演者和作品的数量都极奇稀少。不过,缘于日本、台湾、香港三地COSPLAY的成熟,大陆的COSPLAY依然得以急速稳定的成长。在2000年8月成功举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届COSPLAY大赛后,其后的一年里各种COSPLAY赛事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更有如主打《石器时代》的网游厂商华义公司所举办的“2001年石器最佳COSPLAY大赛”等商家赛事。与此同时,由于上海、广州以及北京等重点地区在近几年频繁、密集的举办漫展及同人会展,因此使得现今中国大陆地区的COSPLAY也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规模。
2、COSPLAY文化的特点
COSPLAY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其它类型的青少年文化有许多共通的特点:比如其阶层特点是“小众化”、“新人类”圈子的亚文化;地理特点中仍摆脱不了“后殖民时代”的背景,COSPLAY文化仍是“东洋”流行文化对中国的一种“文化输出”;生产特点上,cosplay文化确实具有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间相互渗透这一明显烙印,COSPLAY文化是一种典型的ACG附属文化,它与动漫,游戏,电影业之间相互渗透,彼此影响;此外,在心理特点上同样具有“时尚”的因子;在意识形态特点中也明显地体现了 “思潮多元化”等特征。
但COSPLAY文化作为一种具体的青少年流行文化,又具有许多自身个别特点,具体概括如下:
第一,它是一个群体行动的文化。COSPLAY文化传播、表达的主体往往是通过一个群体或一个组织的方式来进行的,最典型的便是社团。目前全国已经成立了许多知名的COSPLAY社团,如“ 杭州3 0 4 ”、“重庆世纪诺亚”、“北京忠义堂”、“广州美盟”、“长春单色彩虹”、“ 南京天国之门”等等。
第二,它是一种非专业文化。COSPLAY文化的传播都不是由专业人士操作的,具体来说,COSPLAY文化一般有走秀、舞台剧、才艺、平面摄影等内容,但这些内容的表演并非由专业的模特、演员所担当,而是由一些非专业的 cosplayer演绎。因为COSPLAY最重要的并不是相貌及专业的优势,它更看重服饰、化妆、道具等这些外在的载体。
第三,它是一种高消费的文化活动。对COSPLAY文化而言,绝对是一种消费的文化,因其本身着重外在服装、道具这些载体。尤其像COSPLAY服饰,制作一件COSPLAY服往往价格不菲,在专卖店的成品服,经常要价近千,而自己动手制作虽不至于如此昂贵,但就其复杂程度而言也是十分费钱费力的。此外在化妆、造型、拍摄、后期制作等方面也需要大量支出。
3、COSPLAY文化的流行原因
1)COSPLAY文化流行的致动因,即COSPLAY文化流行的根本原因或本质要素:
总的看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是
COSPLAY文化流行的根本原因。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区别
于传统计划经济下的新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为COSPLAY文化的流行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传统经济体制的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原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失范”,不再有统一规范人们价值观念的作用;而同时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新的文化现象不断汇聚,冲击着传统的文化价值。旧的文化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尚未形成,为COSPLAY文化的流行提供了一个思想空间。
2)COSPLAY文化流行的原动因,即青少年对COSPLAY文化的特殊内在需求:
现代青少年是在新时期、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有着许多
区别于父辈的新时代青年的特殊内在需求。首先,青少年有自我展现的一种渴望。现代青少年不再像上辈们那样采用“含蓄”、“矜持”的表达方式,他们往往是大胆、直接而又热烈的想要展现自我、表达自我。他们是独立、富有个性、思想开放而又极其崇尚自我的一代,因此,他们不是压抑自己的思想、隐藏自己的价值,相反,他们极力地寻求可以表达他们思想,诉求他们价值的方式,而COSPLAY文化以其独特的“show”的魅力深深吸引了青少年。其次,青少年有对理想状态的追求。虽然现代青少年不是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好像没有过多的忧虑,但事实上,经济的富足并不能减轻现代青少年对自身现状的焦心,尤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青少年大都在学习、工作上承受着各种压力和困惑,他们不满意于现实世界中的自我,而极力雕塑着一个理想状态的自我。COSPLAY文化正是通过COS一个理想中的角色,通过角色的转换暂时舒解心灵的压力,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最后,现代青少年崇尚个性,追求独特,有一种反叛传统、突破常规的“离经叛道”的价值诉求。而COSPLAY以其超炫的形式和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正迎合了青少年的“叛逆”心理。
3)COSPLAY文化的选择性动因,即COSPLAY文化流行的社会环境和其他因素: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为这种高消费文化流行提供了
经济保障;其次,现代社会信息方式的不断增多,为COSPLAY文化传播拓宽了渠道;再次,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本土文化”缺乏创新,丧失竞争优势,使得COSPLAY文化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最后,COSPLAY文化本身“内显化”的表现方式,即用一种“软”的文化方式表达出青少年的叛逆反抗,对社会不具有特别大的实质影响,区别于非文化方式的“外显化”表现方式更具适应性和圆通性。此外,COSPLAY文化本身的文化价值感召力也是其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COSPLAY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空间
1、服装道具制作
随着ACG制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COSPLAY爱好者的审美日益加强,COSER对于作为COSPLAY重点要素的服装和道具的要求也越发严格,与早期COSPLAY的简陋制作相比,现今的服装道具逐渐朝着华丽化、复杂化、大型化的路线发展,甚至有些已接近电影制作的标准。因此,在原材料成本基本固定的基础之上,服装道具标准的不断提高也使得从事服装道具制作的厂商们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但是受到COSPLAY服装道具难以量产的客观条件限制,各个制作厂商基本还是以小作坊的形式为主。以北京而言,在这样一个拥有百余家动漫社团,近千名COSPLAY爱好者的市场大环境下,真正的COSPLAY服装道具制作工房不过10余家,并且由于因定制而受限的生产力低下,每家稍分一些市场份额业务量便已经饱和。其中最有名的如在北京COSPLAY界众所周知的想象力工作室,虽然服装制作业务已拓展至台湾地区乃至海外,店主更因白手起家而如今月入数万元的创业经历作为嘉宾出席CCTV2的《商务时间》节目,但依然存在着因受限而无法扩大生产力进而无法突破业务量饱和的瓶颈的情况。因此造成了各家之间毫无竞争,整体制作水品发展缓慢,以及大量市场需求仍然无法满足的情况。
2、COSER经纪
与专业模特或演员相比,COSER虽然在外形方面稍显劣势,但由于COSPLAY的特殊取向性,使得个别与原动漫角色相似度极高的COSER成为了这个小众群里中的明星,他们有自己的同好论坛,有自己的粉丝群,作为一次漫展嘉宾的出场费动辄数千乃至上万元,其影响力和产生的价值甚至高出许多传统演艺公司的正式签约艺人。他们的追随者们通常也有极高的忠诚度,对其结合自身形象自主设计制作销售的出版物和周边往往不顾高价的哄抢。但由于业界尚缺乏一套系统严格的经纪标准以及合理完善的营销理念,这些小明星普遍存在生命周期短暂的现象,在还没有实现自身品牌价值的时候就被其他新人所取代。无法获得利益,他们便不会获得更多ACG界以外商家的关注,这也造成了许多本身有实力、有潜力的COSPLAY明星无法商业化的无奈事实。
3、漫展赛事
目前,国内每年举办的大大小小的动漫展和比赛数量将近百场,其中除了杭州国际动漫节COSPLAY盛典、广州金龙奖COSPLAY大赛以及上海CHINAJOY COSPLAY嘉年华三大支柱展会之外,各地也都纷纷筹办自己的系列赛事和展会,每场动漫展平均参与人数超过2万人,直接受众达10万余人,与香港、台湾等地区相比,大陆地区巨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经济效益吸引着大量商家趋之若鹜,但是,大陆地区的漫展通常只是“看上去很美”,除了少数得到政府和集团支持的漫展外,绝大多数漫展都是在赔本赚吆喝,经济方面的限制极大影响着各个漫展组委会的积极性,在不缺乏创意的情况下,漫展的内容却只能被一再的压缩,造成了内地漫展千篇一律,商业味道浓重,严重缺乏亮点,只能用高额奖金吸引参与者的情况出现,而香港、台湾的漫展,则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得益于良好的运营模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厂商进驻和支持,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4、商业演出及动漫舞台剧
在现在的ACG界,COSPLAY通常意义上与商家的合作,普遍体现在各种游戏展的网游厂商展位上,商家为了给自己的产品造势,通常邀请众多COSER模仿游戏中的角色在现场进行表演,但由于费用低廉,表演通常以简单的走秀和才艺展示为主,甚至往往与作品的内涵脱节,造成艺术和文化含量的低下,而失去了真正的COSPLAY舞台剧所应有的还原乃至升华原作的特点。由于没有成功案例在先,大多商家在投资正统动漫COSPLAY舞台剧时依然持怀疑态度,使得包含完整要素的COSPLAY舞台剧只能停留在漫展和比赛的小型展示性演出,无法通过商演、巡演等模式产生应有的市场价值。而反观传统戏剧,却在大量的融入动漫要素,如之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昆曲《牡丹亭》,在新闻宣传上就大打动漫牌,这不该不引起动漫从业者们的反思。
5、平面出版物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人气COSER 和COSPLAY装效师,黄山在2007年正式出版了个人的首本COSPLAY写真,也是全球第一本个人的COSPLAY作品集。到目前为止,写真集已经再版印刷三次,在售价近50元的高价下已畅销2万余册,总利润超过60万元。这本个人COSPLAY集可以说打破了COSPLAY作为小众玩家自娱自乐的规则,激励了中国的COSPLAY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日本原来的动漫娱乐模式,加入到中国动漫创作活动和产业链当中。
6、创意摄影与后期制作
COSPLAY表演大体包括平面作品和舞台作品两部分,摄影和后期则是平面作品制作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由于动漫作品的表现形式通常较为夸张,因此COSPLAY平面作品便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照存在截然不同之处,一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摄影、后期技巧却造就了COSPLAY平面作品更加灵动、随性、神奇的风格,因此,COSPLAY摄影便区别于传统摄影,归入了新兴的创意摄影的范畴,而在面向大众的摄影服务行业中,比起动辄万元一套的婚纱摄影和艺术照,创意摄影在成片效果和制作成本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巨大优势,但由于意识和传统的限制,创意摄影在缺少主流渠道的推广宣传下只能以民间流传的方式缓慢推广,因此虽已渐渐引起作者和顾客的关注,却依然是尚未被大力发展的一个方面。
六、原创COSPLAY的重要性
COSPLAY一方面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爱好活动;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动漫产业链的一环,对动漫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有必要正规化,也就是有条理有限度的系统化,标准化,商业化。
但是,要从COSPLAY本身直接去获得商业利润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要将其引导成为辅助产业发展的法宝。从商业角度来讲,COSPLAY本身就是依托在其他载体之上的衍生物,是一个为商业服务的营销手段。但在目前的我国,由于作为动漫产业链源头的原创动漫作品自身的薄弱,使得身处整个产业链末端的COSPLAY受到巨大的影响。国内大部分COSPLAY的载体,依然是国外的ACG作品,并没有直接和国内的ACG产业产生大的联系,而是呈现出了各自发展的态势。所以,国内COSPLAY的繁荣发展和壮大,完全依靠于国外的动漫产业,这样必然受到的更多的牵制,也正因为并不是依附于本土的动漫产业链所发展,这种属于青少年的活动就存在很大的流行性,而且在文化价值上很匮乏。
因此,中国原创COSPLAY的产生,就是顺应这个特殊时期而生的特殊产物,因为他们是相对独立的,不受到国外的产业限制,并且他们代表的是市场,受欢迎的原创COSPLAY,其实就从很多侧面反映当前消费群和观众在原创漫画方面的审美眼光和市场需求。而当原创漫画工作者和艺术家们看到这些产生于观众中的原创作品时,能更激发他们在创作上的灵感与欲望,因此可以说优秀的原创COSPLAY,在很多方面上就是一面市场的反射镜。原创漫画和COSPLAY的结合,让原创作品的COSPLAY摆脱他们因为没有载体而生命力低下,甚至遭到歧视的一种被动局面;COSPLAY也要多选择国内的优秀原创动漫作品,利用COSPLAY的号召力助原创漫画一臂之力。这个时候,不管是漫画还是COSPLAY,都能做出更多极具个性和艺术性的作品,开创更独立,更符合民族自身的动漫价值,获得更大的收益。
第三篇:家族企业面临传承难题
(基层反映)家族企业传承面临问题亟需关注
近年来,我国家族企业创一代完成资本积累后,创二代中,愿意接班的占到60—70%,但是符合接班条件的,比例仅为20~30%。截至2013年底,宁波家族企业、工商户等占市场主体总量达55.76万户,这些家族企业连同个体工商户,预测平均运营寿命仅为3.67年。在平均寿命几年内如果不顺利解决企业传承问题,将会前功尽弃。我国家族企业在未来十年中,将有80%以上面临着传承难题。目前,我国家族企业传承主要面临如下问题:
一是缺乏权利传承规划。家族企业权利传承规划是一个有步骤的系统化过程,在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家族企业领导者之前,继承者和前任需要面对情感角色和沟通模式等关键因素的转变,然而现实中很多企业家并不精通公司多代维系的规划。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企业所有者死亡或无法工作的情况下有详细权利传承应急预案的占59%;管理层发生变动,要求审查继任规划时才会被动去物色传承人的占49%;未担任高层管理者的家族成员对企业继承不知情的占42%;只已有某个家族成员或由创办人在管理层表达了企业如何继承给下一代想法的占67%。缺乏长远权利传承规划,对下一代领导层的继任或有阻力。(来源:浙江在线)
二是接班候选人之间的冲突。大多数家族企业设有以家庭内部成员为主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对企业的运营管理能力参差不齐,对公司发展缺乏看法。浙江省经信委调查显示:董事会中家庭成员在年龄、任期上没有限制,对于企业接班候选人的任用也是各执己见。以浙江百强家族企业双林股份为例,2014年2月末就出现过董事会成员为接班候选人出现不可调和争执场面,在集团内引起不好的影响。(来源:世界浙商网)
三是聘任职业经理人的风险。职业经理人是为企业提供经营管理服务并承担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企业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然而现实中往往出现职业经理人变动大,对企业缺乏忠诚,与老板发生矛盾情况,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对家族企业继续维持运营和效益增长将造成不利影响。浙江省经济信息统计中心调查显示: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缺乏忠诚度的占47%,三年内流动的占68%,与老板发生矛盾的占87%。(来源:舟山网)
第四篇:村镇银行面临六大难题
村镇银行面临六大难题
作者: 张吉光 / 时间: 2010年 10月号
自2006年年底银监会开始村镇银行试点以来,在国家政策扶持和监管机构的大力推动下,村镇银行获得了快速发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6月末,已核准开业的村镇银行达到214家。而随着银监会《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的发布,大型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开始大规模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村镇银行的设立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毫无疑问,村镇银行的设立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不足,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关监管制度和管理模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短期内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的潜在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概括来说,有以下六大难题:
大规模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引发的监管难题
鉴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特殊性质,各国均对商业银行实施严格的准入和日常监管。而此次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显示,银行体系的运行状况不仅仅取决于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情况,还与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和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商业银行难以避免涉足高风险业务的冲动,如果监管存在缺陷或者监管不力,银行业出现风险也就在所难免。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银监会成立之后,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尤其是资产质量逐年改善,盈利能力稳步提高,已达到国际优秀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银监会成立之后银行业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有着直接关系。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工作安排》,2009〜2011年全国总共将设立村镇银行1027家。而截至2009年底,我国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城乡信用社)3470家。换句话说,到2011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30%。显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增加如此之多的法人银行将给银行监管机构带来巨大压力,首当其冲的就是相应监管资源的投入。进一步来说,这1027家村镇银行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县域,而从目前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分支机构情况来看,县域机构是最为薄弱的,大多人手不足、监管资源缺乏,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直接的银监派出机构。如何做好对新成立的村镇银行的监管工作,既防控风险,又促进其稳步发展,是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给银行业监管机构带来的一道难题。
地方政府大规模参与带来的风险隐患
从《村镇银行筹建审批指引》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办法》,再到《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现有村镇银行管理制度并未明确各地政府在村镇银行发起设立和运行管理中的角色。但现实中地方政府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主发起人的选择到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甚至于村镇银行董事和行长人选的确定,地方政府都拥有不小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制度的真空,一方面造成不同地方政府的操作模式不同,在村镇银行发起设立过程中的作用也各异,没有明确、统一的流程和模式可循,使那些旨在大规模、标准化设立和管理村镇银行的商业银行增加操作成本;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影响乃至于干预村镇银行的设立提供了机会。
从现实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可能在以下方面参与村镇银行的发起设立,并导致相应问题的产生:
第一,由于获得当地地方政府的首肯是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前提,从而使得地方政府拥有对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选择权。出于招商引资和市场影响力的考虑,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作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因为大银行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以发起较大注册资本的村镇银行。而就服务“三农”和小企业而言,小银行的优势更为明显,其与村镇银行的定位也更为相似。因此,这种由地方政府的选择权导致的“大银行驱逐小银行”现象,并不利于国家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政策意图的实现。
第二,参与村镇银行股东的选择,甚至于干预村镇银行股权结构的确定。这在那些经济较为发达、政府较为强势的地方尤为明显。造成的结果则是:除主发起人外,其他发起人多为当地政府控制的企业,挤压民营企业参与的空间,导致股权结构的不合理;股东数量较多,增加协调和管理成本,并影响日后村镇银行的公司治理运行效率;地方政府通过股东选择,进而参与村镇银行的董事和高管的选派,建立起对村镇银行日后运行的影响力,为地方政府融资提供某种便利。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因地方政府干预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的历史。
第三,参与甚至于影响村镇银行注册资本的确定。鉴于地方政府的认可是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首要条件,主发起行往往会征求地方政府对拟设立村镇银行注册资本的意见。而出于招商、政绩、市场影响以及攀比等因素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有要求主发起行设立更大注册资本的村镇银行的冲动。较大的注册资本固然可以提高村镇银行单户贷款的比例,但注册资本过大也会对村镇银行设立初期的经营和营利带来压力,从而影响到主发起人对村镇银行的支持。换句话说,村镇银行的注册资本应根据当地市场的潜力来设定,不应盲目求大。
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与分支机构准入挂钩产生的负面效果
为进一步鼓励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提出:“各银监局可将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与发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准入挂钩。”意思是说,如果中小银行需要在某省内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必须首先在该省内设立村镇银行。毫无疑问,各地出于尽快完成村镇银行三年发展目标的考虑,必然会严格实施这一挂钩政策,尤其是那些村镇银行发起设立进程较慢的地区。从这种意义上讲,村镇银行与分支机构准入挂钩政策有利于加快村镇银行的发起设立进程。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强制性的挂钩政策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这突出表现三个方面: 第一,造成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的不公平竞争,不利于村镇银行的整体发展。上述政策仅要求对中小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实施挂钩,并不包括大型银行,也未要求那些已经完成跨区域网络布局的大型银行回过头来补上这一任务。中小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正处于大规模跨区域布局阶段,出于网点扩张、加快布局的考虑,必然会大规模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在各地银监局实施准入挂钩政策的情况下,将不得不大规模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极有可能超过中小银行自身的管理能力,从而导致所设立的村镇银行运行质量不高。而大型银行具有更多的资源、更高的管理能力,但因为其已完成全国网络布局,并不受上述准入挂钩政策的约束,从而可以不用承担强制性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任务。在上述准入挂钩政策下,中小银行被强制参与,但整体资源和管理能力并不强;有实力和资源的大型银行反而被排除在外。显然,这并不利于村镇银行的整体发展。
第二,村镇银行演变为分支机构。在设立分支机构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挂钩的情况下,一些中小银行设立村镇银行的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村镇银行本身,而是为了满足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的监管要求。也就是说,村镇银行只是附带产物。在此情况下,不排除一部分中小银行将村镇银行等同于分支机构来设立和管理,导致村镇银行的业务定位与主发起行的分支机构的业务定位趋同,甚至于将村镇银行作为开拓当地市场的平台,从而使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初衷落空。
第三,强制性准入挂钩使得中小银行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时缺乏科学规划,不利于统一管理,影响到村镇银行日后的发展。在准入挂钩政策下,中小银行失去了对村镇银行发起设立地点的选择权,只是被动的完成监管要求,从而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此外,由于各地银监局对村镇银行的具体要求不尽相同,使得中小银行难以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模式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也就难以对设立后的村镇银行进行统一管理,影响到所设立村镇银行的经营效果。
东西部挂钩造成的挤出效应
为确保村镇银行三年发展目标的完成,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工作安排》提出了“准入挂钩”的规定,即主发起人在全国百强县或大中城市市辖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原则上与国定贫困县实行1∶1挂钩,或与中西部地区实行1∶2挂钩;在东部地区(全国百强县、国定贫困县和大中城市市辖区除外)规划地点设立村镇银行的,原则上与国定贫困县实行2∶1挂钩,或与中西部地区实行1∶1挂钩。显然,监管机构推出“准入挂钩”政策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捆绑,解决发起人不愿意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设立村镇银行的问题。但捆绑政策有可能打击发起人设立村镇银行的积极性,即使是发达地区也因此受到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有可能造成银监会发布的村镇银行三年设立计划落空。
这种挤出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东西部挂钩的情况下,那些实力雄厚的银行为了抢占更多的东部地区设立村镇银行,必然需要同时占用更多的中西部地区的村镇银行设立指标,从而可能挤占中小部地区的中小银行在中西部设立村镇银行的机会,造成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均;第二,在东西部挂钩的情况下,在东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必须同时在中西部挂钩相应数量的村镇银行;换句话说,一家银行要在东部设立村镇银行,至少要设立两家村镇银行;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中小银行设立村镇银行的热情,因为其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这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的大型银行反倒是利好,在中小银行参与程度降低的情况下,大型银行可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和空间。
实际上,挂钩政策的负面影响和挤出效应已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从数据上来看,2007年底开业村镇银行19家,到2008年底这一数字达到了91家,而2009年底为148家。换句话说,2009年新增57家,这一数字远低于2008年的72家,村镇银行的设立速度似乎正在放缓。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银行主导模式导致的同质弊病
《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要求:“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使得截至目前已开业的村镇银行清一色为银行发起设立。虽然银监会今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但商业银行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中的主导地位和角色并不会有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要求:“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这使得作为主发起人的银行在村镇银行的设立和管理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显然,银行主导模式对于确保村镇银行顺利开业并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而银行作为大股东,也有助于提升村镇银行的影响力,消化村镇银行一旦经营失败带来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千篇一律的银行主导模式将带来村镇银行的同质化弊病。这集中表现在:
第一,出于村镇银行筹建和日后管理的便利,主发起银行必然会将自身现有的体制机制、管理制度和运作模式复制到所设立的村镇银行,从而造成村镇银行与主发起银行经营管理的同质化、与现有银行体系的趋同,从而背离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国家设立村镇银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引入运作机制、业务定位等方面与现有银行不同的村镇银行,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真空和薄弱环节,并发挥其鲶鱼效应,提升农村金融服务。但在新设立的村镇银行的运作机制和业务定位与现有银行趋同的情况下,其鲶鱼效应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在相关政策对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和其他发起人的股份比例分别设定最低和最高限制的情况下,造成的现实结果是大多数主发起银行对所设立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在40%以上,甚至更高;而民间资本的参与程度受到限制,作用难以得到发挥。主发起银行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股权结构使得村镇银行的市场化和创新性不够,从公司治理到管理模式都难以有大的创新,造成全国所有村镇银行的千篇一律。
中小银行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带来的内部管理难题 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商业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并无最低资产规模或资本规模要求,只要满足“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连续两年盈利、公司治理良好、内部控制健全”等要求即可。这就为广大中小银行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打开闸门。而对于经营地域受到限制的中小银行来说,突破经营地域限制,实现跨区域经营是其长期以来的期望。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无疑为其提供了一条捷径。这也是截至目前中小银行成为全国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力军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为了鼓励商业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提出,发起设立30家(含30家)以上的主发起银行,允许其探索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控股公司。这进一步激发了部分中小银行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的热情。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中小银行为此制定了“宏伟”的村镇银行发展战略,计划在全国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以实现全国网络布局的最终目标。据媒体报道,包商银行计划到2011年底设立100家村镇银行,截至目前该行已开业的村镇银行有10家,获批在筹的有10家,该行已组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管理总部。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银行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将带来后续管理难题。相比与大型银行,大多数中小银行人才缺乏、资源不足、管理水平不高,特别是长期在单一城市开展业务,缺乏对异地分支机构的管理经验。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后,中小银行不仅难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以确保村镇银行快速步入正轨,同时,对村镇银行的日常管理和风险控制也需要投入大量人、财、物等资源,进一步加剧其管理状况与业务发展需要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特别是中小银行本身风险管理和信息系统较为薄弱,如何确保其设立的村镇银行能有效控制风险,对中小银行是个不小的考验。对此,监管机构和中小银行自身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单位:上海银行总行战略管理部)
第五篇:新农村建设面临九大难题[推荐]
新农村建设面临九大难题 必须坚持量力而行
2007-1-8 15:51:25
新农村建设一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深入山东、河南、江西、陕西、吉林、内蒙古等地进行了专题调研。从各地实践看,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同时存在一些倾向性问题,其背后则是基层政府在认识、方法上的偏差以及工作作风的不切实际。及早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方能真正取得新农村建设实绩。
问题一:行政资源“垒大户”,试点村难以“以点带面”
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少基层干部在谈论如何开展新农村建设时,不约而同想到的都是先建设“富村”。在有的乡镇,“后进村”的群众常年喝不上一口干净水,干部们却在讨论选择一个“先进村”开展亮化、美化工程。
西部地区一位基层干部介绍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三个选择标准:一是有特色产业支撑,二是村集体有较强实力,三是大多数村民有较多的经济收入;在河南省,一 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们,他们正准备选择一个群众生活比较富裕、建设规划较好的村庄,这位乡党委书记却茫然不知所言。
建设新农村,很多方面需要规划先行、试点起步、稳步推进。但是,如果只抓“试点”,不做好“面”上的基础工作,急于树“形象”出“政绩”,缺乏科学发展观,对新农村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深刻认识,则往往会走偏,以至于出现用行政力量“垒大户”,把有限的资源过分集中在少数试点上,从而造就一批“好是好,就是学不
问题二:部分地区举债搞建设,农民负担反弹
中央明确要求,新农村建设要坚持量力而行,不能举债搞建设。但我们发现,在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中,一些乡村干部和农民正负新债搞建设,部分地区的乡镇政府和干部随意向农民集资摊派,农民负担出现反弹。
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抢抓这一机遇,启动了村道水泥化工程,乡镇和村级组织筹集中全乡之力搞好试点,做到“以点带面”。然而具体到如何利用“点”来带动“面”,了”的典型,甚至人为地造成农村内部的“二元分化”,这就背离了新农村建设的初衷。资整修路基,上级补助资金铺水泥路面。然而,由于山区整修路基花费很大,群众集资无力完成,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欠下了新债。
以修路为名摊派集资现象也开始出现,不少农民反映,乡政府和村组干部在修路过程中向他们收取修路款。如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张海坡村二组农民反映,村里去年开始修筑出村路和村内街道,二组农民要承担38万元修路款,人均1000多元。
修路负担重,走路的负担也重。公路上的乱收费、乱罚款严重干扰农产品销售秩序运政违规日夜上路罚款,对过往车辆“雁过拔毛”。渭南市大荔县盛产西瓜,今年每公斤西瓜价格跌至不足0.3元,当地瓜农损失很重。他们反映,道路乱罚款是西瓜滞销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车西瓜运到兰州,沿途的各种罚款不下1000元。
农民税负减免、收入提高,加上今年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引导,各地农民建房数量大增,由上涨,许多建房农户不堪重负。
汉阴县涧池镇三星村22户村民今年实施移民搬迁建起了新房。正在粉刷新房的移民搬迁户李世清说:“盖3间房至少要花5万元,如果放在去年,要少花1万多元。家里
问题三:基层政府缺少发展农村经济的切实办法
而对于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则有畏难情绪。发展农村经济,面临行政推动不灵、工作没抓手等难题。
这些年,在发展农村经济上,政府的行政推动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效果不好,关一些县乡干部对乡镇发展农村经济的职能产生怀疑。
河南省商丘市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乡镇政府作用不大,反作用倒不小。从我们乡的实际看,无论结构调整也好,农民致富也好,有多少是乡里扶持的?这些年,乡里搞了好多示范区,成功率连10%都不到。”
与发展农村经济“冷”形成反差的是,一些乡镇对招商引资越来越热。“一切围绕和农民增收环境。如312国道陕西咸阳段不足200公里的道路上,县县设卡,交警、路政、没有积蓄,扶贫补助也没发下来,材料价格又这么高,房盖起来了,自己也成了欠债大户。”
谈到新农村建设,县乡干部往往热衷于村庄整治、改厨改厕,或是忙于招商引资,键是如何用市场的办法引导群众发展经济这道难题没解开。由于硬办法不行,新办法不明,项目转”、“人人头上有指标”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乡镇干部为了引资,长年在外奔波。在漯河市大刘镇政府,我们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招商引资任务表”,上面详细列出了每个镇领导班子成员招商引资任务。
据分析,当前乡镇兴起的招商引资热驱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市县下达硬指乡镇政府陷入财政困局,为了维持自身运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税源。
问题四:基层干部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强有力的基层班子。新农村建设需要规划、布局、调整、发展,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矛盾、新问题,这都需要基层干部来组织和协调解决。目前基层干部在诸多方面处于窘迫的地位,如何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是很现实的问题。
搞建设需要钱,可目前不少乡镇政府正常运转都难以维持,没有实力进行投资建设,上面下达任务,执行起来却苦于没有资金,对上对下都难以交待。
二是为管理力不从心苦恼。一些乡镇干部反映,“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乡镇这一级政府不出台政策,只负责贯彻和落实,对上级来说,省、市、县都可以指挥乡镇,可乡镇乡镇政府对“七站八所”能指挥得动的也没有几个,因为以前的“块块管理”已改为“条条管理”,都让县里的职能部门把管理权限收上去了。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对农民缺乏约束能力,一部分农民只讲索取,不讲奉献、不尽义务,而乡村干部拿这部分农民没有办法。
问题五:新农村建设规划存在五种不良倾向
在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中,一些地方出现五种不良倾向:一是以村容规划代替新农村建设规划,在内容上忽视发展生产;二是以城市住宅小区规划代替农家群落规划,忽视了庭院经济和民族风俗特点;三是以新产业开发规划代替当前主导产业发展,忽视粮食生产;四是以政府官员的意图代替村民自愿,忽视农户的家庭支出能力;五是关注宅基地整标,层层分解到各个乡镇,最终形成了干部“全体招商”的局面;其次是农业税取消后,在新农村建设中,相当部分乡村干部感到苦恼。一是为经费短缺苦恼。他们认为,能指挥村吗?”村委会主任是民选出来的,如果不听乡镇的,乡镇也拿他没办法。同样,理后的土地开发,忽视原有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户的产权和承包经营权。
这些倾向集中反映出规划者农村基本经济政策观念的淡薄。新农村建设规划是一种家族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搬用城市规划的方法和程序搞农村建设规划,搬用城市居民小区的图纸搞农村民宅建设,显然脱离实际。
这里还有一个规划的法律依据问题,目前国家只有城镇规划方面的法规,没有农村建设规划的法规,在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只能依据当前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依据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需要探索编制。
问题六:“项目式”建设受惠村很少
目前各级政府支农建设以项目为主,争取不到的地方公共设施长期落后。谁跑得勤,项目就给谁,这样很不公平。在新农村建设中,如果还要通过“跑项目”来进行,基层干部压力很大。希望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公开、公平的政策环境,免除村干部“跑项目”之苦。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调研发现,全省建设资金投入未能形成有效的融资机制,启动和补贴资金不落实,各级财政投资严重不足。陕西省共有行政村3.1万个,省级财政每年投入农村和建制镇建设的补助资金仅有200万元,而全省县以下建制镇就有822个,这笔补助资金大部分投到了乡镇建设上,能投入到农村建设的资金寥寥无几。
问题七:“撤乡并村”中不要忽视自然村
近年来,为了方便管理,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许多地方进行了撤乡并村活动。在新农村建设中,撤乡并村的遗留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例如,进村的路修到哪里?新农村建设的村确定在哪里? 也不是农户住宅的迁移。所谓撤并,只是镇政府、村委会管辖区域的变化,并不代表农户与以原生产队为基础的承包关系的变化。在大多数地方,还是原生产队的农户承包原生产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其基础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以及农民家庭、一些乡村干部认为,以往有的支农项目是上级对下级的“钓鱼项目”,谁有关系、调查发现,撤乡并村只是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并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并,队的地。这就是说,并村以后,政府法定名单上原有的村名没有了,但是原有的农户居住群落并没有变,原有集体经济组织与原有成员之间的承包关系没有变。
新农村建设要落到实处,就是要改变和提升农民居住群落的生产、生活水平。我们在江汉平原上看到一种情况,一个行政村由原来三个村(生产大队)合并而来,在并村过程中原来三个村的农户没有发生任何迁移,原来的生产队(自然村)也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政府认可的村名发生了变化,村干部的管辖范围变大。但在当地乡村道路建设中,国家只对乡政府到新村村委会一段路进行补贴,原来三个村的道路修建任务变成了一个村的修建任务,国家节省了资金,但留下的仍是农民行路难。在教育、医疗等问题上也有类似情况。
新农村建设本来是基层的社会经济建设,如果仅仅是按照撤来并去的行政区划,把工作做到“行政村”村委会,新农村的许多事可能架空。
问题八:农村人才出现“断层”现象
由于很多村年轻农民多数外出打工,在家留守者以妇女和老年人居多,导致农村人才“断层”现象突出。
吉林省榆树市农业局副局长李恒说,榆树市20岁~40岁的年轻农民多数出去打工了,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非常少,而且后劲不足。
知识结构“断层”问题。目前农村党员干部老龄化、整体素质偏低。现在要在农村选一个
问题九:出现违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行为
农村集体经济变成了“空壳”,原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名存实亡”,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经营体系如何构建,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又一道难题。
调研发现,许多乡镇干部把双层经营体制的重建理解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或占地办工业,实现“园区加农户”或“工厂加农户”。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不少地方提出重新调 许多基层干部担忧由于年轻人大量离乡,后备干部选拔、党员发展都面临年龄段、年轻干部、有文化的干部太难,不少地方农村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调研中一些乡镇干部认为,随着村办企业的大量倒闭,村组“机动地”基本取消,整土地承包关系,出现违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行为。
河南省邓州市十林镇党委书记刘建科说:“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我们对办企业村实行政策优惠,产生的税收乡村按三七比例分成。但办企业用地难协调,目前,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阻碍了农村现行生产力的发展。”
一次性租赁西明义等村1035亩耕地,建设温泉度假区。被占地群众反映,他们每年每亩获得500多元的“租金”,许多人觉得不划算,不如自己种地。
怎么办?长期以来,我们把“统”的功能放在村、组层面上,现在看来,这条路基本上走字,只剩下土地所有权了,但这个“权”不能动。因为“承包地”是个最好的社会“稳压器”,盲目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将留下社会发展隐患。
结论: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量力而行
农民负担反弹的重要原因来自于新农村建设的“政绩冲动”。不论是修公路,还是要通过广泛宣传,并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农民的“配套资金”的承受能力。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当地农民的特殊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要在不同地区探索符合当地情况的新农村建设路径与做法。
农民负担出现反弹,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税费减免以后乡镇机关的运转经费捉襟见肘,根本无法保障运转,一些乡村干部便向农民“伸手”。解决这个难题的根本出路是尽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让乡镇“瘦身”的同时转变职能。为了发展当地经济,鄢陵县陈化店镇政府与许昌永达公司非法签订土地租赁协议,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表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分”解决了,“统”不通。“公司加农户”是一种好形式,但问题是公司强农户弱,利益不均等。现在这个“统”让农民建新房,贪新求洋不可取,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多大力量办多大事,尽量多办事。
与此同时,推进新农村建设还要谨防垂管部门向农民“隐性伸手”。基层干部认为,乡镇、村组加重农民负担容易看到、容易制止,而公路、通讯、电力等部门利益给农民增强的负担“戴着市场经济的帽子”,比较隐蔽,需要国家从宏观政策的角度进行综合治理。(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