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面临的难题很多（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文物保护面临的难题很多

文物保护面临的难题很多，其中主要存在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盗掘和损毁遗迹、遗物的犯罪活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物-和非法买卖活动日趋严重，盗掘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的犯罪活动也愈演愈烈。为了严历打击这种犯罪活动，国务院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６日发布了《关于打击盗掘和-文物的通告》。全国文物、公安、工商等部门密切合作，采取坚决果断措施，给予文物犯罪分子以沉重打击，使文物犯罪活动一度收敛。但时隔不久，不少地方又刮起盗墓狂风。据赣北地区各县市 不完全统计，自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８年十年内，被盗掘古墓数以千计。一些犯罪分子甚至明火执仗，用炸药炸毁古墓，持枪哄抢出土文物，殴打、袭击文物干部和公安干警，气焰极为嚣张。二是“建设性破坏”。几十年来，许多建设项目，如昌九高速公路、京九铁路、九景高速公路等大型工程，模范遵守国家文物法律法规，对建设工程范围内的文物或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先由文物考古部门勘探、发掘，或另选建设新址，共同为保护古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并非如此，特别是一些偏远且文物保护意识弱的地区，破坏文物事件时有发生。据笔者在赣北永修、德安、武宁等一些县了解，一些基建工程未经文物部门调查、勘探、发掘，或者共同采取保护措施，致使许多古代遗迹、遗物遭到严重破坏。更有甚者，一些村民明知文物受国家保护，还大肆进行破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如１９９７年在永修县城丰乡，由于当地村民文物保护意识差，在文物古迹附近乱改乱建，造成该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李家祠堂被烧毁的恶性事件。

这些都是对文化遗产的人为破坏。为有效遏制这种破坏，主要还是要依靠法律法规，由国家通过法律、行政、经济和教育等手段加强保护。保护文物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们应该利用各种途径，宣传与教育广大群众，以形成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局面。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首先，我们对盗掘与-文物等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和与之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应有清醒的认识，切不可稍有松懈，以铸成使遗迹、遗物遭受破坏的大错。特别是在赣北地区，由于面积大，地形复杂，文物古迹分布较散，保护工作更要引起高度重视。否则，最终将面临的是专家们惊呼的“无古可考”的局面。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协调与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是保护古代遗迹、遗物免遭破坏的又一项重要任务。我国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经济建设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古代遗迹、遗物，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一个主要表现为现代物质利益，一个主要表现为精神文明利益。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缺一不可，两手都要抓。文化遗产是历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见证，是现代文明的发展与承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割断这条一脉相承的文明纽带，而只有爱护它、保护它的义务。只要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尽职尽责地去处理经济建设与保护文物的矛盾，就一定可以做到“两利”，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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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员工离职率居高不下是很多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

员工离职率居高不下是很多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一项调查显示，高离职率已经是影响企业发展的大问题，在离职的员工中有半数以上是新进入人员。每个企业都在讨论新员工离职率问题，但是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离职率多少算是正常的？离职率只要低于10%就是正常。新员工离职原因分析：

一、针对新人群体重视不够，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

新员工在试用期内就离职，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招聘时新员工已经对公司有一种期望，当新员工进入公司工作后发现，期望与现实有很大距离。这个时候新员工通常会处于矛盾状态，努力调整自己心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中同时萌生退意，如果公司没有及时洞察新员工的内心世界，经过一个阶段的思想斗争，有些新员工就会在试用期内离职。

二、工作比较单

一、枯燥、乏味。

由于职业类别原因，有点工作性质比较单一，或者企业在职业发展设置上存在不足，导致员工晋升空间小，发展有限。新员工入职后发现如果干的事情不能学到新的东西，工作就会变得枯燥乏味，只好通过离职来保证自己能获得水平方向上的职业发展。

三、管理、沟通不畅。

沟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直接上司和下级员工之间、高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之间、平级员工之间。

1、新员工将自己的直接上级视为获得关于职位以及公司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员工们如果不能和自己的直接上司建立相互信任，就很难对企业产生依附感；

2、高层管理者与基层员工的沟通也很重要。高层管理者往往站在战略的角度看待公司的发展问题，提出的方针、政策、计划具有前瞻性，但是基层员工多数看到的是现在怎么样，如果缺乏沟通，将导致基层员工不理解高层的做法，对企业的前景不看好；

3、平级员工之间沟通不畅体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员工的沟通不够。很多员工存在这样的现象：大家同处一个企业，但是相互之间却缺乏一些最基本的了解。员工在企业的人际圈子常常陷于一个小团体，感受不到公司的气氛。

四、工资待遇是新进员工离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薪酬的主要压力来自于外部。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于新入职基层员工来说，离职成本小，生存需要是主要的，所以对薪酬的刺激非常敏感。如果公司的薪资待遇比不上同等职位的其他企业，员工离职的概率将会很大。

降低新员工离职率方案：

一、从招聘抓起

在招聘的操作中，向求职者提供实际工作预览（Realistic Job previews），让求职者了解工作和公司的实际信息，这些信息应当包含公司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当求职者被告知工作或公司不好的信息时，他能够做出是否愿意再这样的公司接受这样的工作。

通过坦率的介绍实际工作预览，真正有兴趣、有能力、有符合公司职业规划的求职者会被吸引，而那些只想找份工作的往往被这些信息吓倒。

二、关怀新员工

学会稳固员工的思想，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从而关心他们，给予他们支持。当然，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让他们牚握技能技巧，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之实现自己的目标，让他们看到希望。从而在本岗位做出成绩。

三、良好的工作环境

员工把一天生命的三分之一给了公司，想得到的当然不仅是温饱问题。应根据不同员工的需求层次进行不同的满足。如前些年，一些企业在年终时发年货一律是大米、食油等，结果员工不但不领情，反而说很多风凉话。现在这种现象已很少了。同理，现一些单位对员工的福利是“菜单”式的，由员工选择反而广受欢迎。

四、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企业要为员工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企业的价值观与员工尽量保持一致，对相同的问题有不一样的看法是正常的，员工的权力欲、参与欲本没有错，关键是引导。

五、制定人性化薪酬福利政策

以人性化管理为指导思想，在公司总体分配框架内，能够向员工提供多种福利组合，使福利的效用最大化，以最终实现薪酬管理的支持和激励功能。

第三篇：家族企业面临传承难题

（基层反映）家族企业传承面临问题亟需关注

近年来，我国家族企业创一代完成资本积累后，创二代中，愿意接班的占到60—70%，但是符合接班条件的，比例仅为20~30%。截至2013年底，宁波家族企业、工商户等占市场主体总量达55.76万户，这些家族企业连同个体工商户，预测平均运营寿命仅为3.67年。在平均寿命几年内如果不顺利解决企业传承问题，将会前功尽弃。我国家族企业在未来十年中，将有80%以上面临着传承难题。目前，我国家族企业传承主要面临如下问题：

一是缺乏权利传承规划。家族企业权利传承规划是一个有步骤的系统化过程，在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家族企业领导者之前，继承者和前任需要面对情感角色和沟通模式等关键因素的转变，然而现实中很多企业家并不精通公司多代维系的规划。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企业所有者死亡或无法工作的情况下有详细权利传承应急预案的占59%；管理层发生变动，要求审查继任规划时才会被动去物色传承人的占49%；未担任高层管理者的家族成员对企业继承不知情的占42%；只已有某个家族成员或由创办人在管理层表达了企业如何继承给下一代想法的占67%。缺乏长远权利传承规划，对下一代领导层的继任或有阻力。（来源：浙江在线）

二是接班候选人之间的冲突。大多数家族企业设有以家庭内部成员为主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对企业的运营管理能力参差不齐，对公司发展缺乏看法。浙江省经信委调查显示：董事会中家庭成员在年龄、任期上没有限制，对于企业接班候选人的任用也是各执己见。以浙江百强家族企业双林股份为例，2014年2月末就出现过董事会成员为接班候选人出现不可调和争执场面，在集团内引起不好的影响。（来源：世界浙商网）

三是聘任职业经理人的风险。职业经理人是为企业提供经营管理服务并承担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企业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然而现实中往往出现职业经理人变动大，对企业缺乏忠诚，与老板发生矛盾情况，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对家族企业继续维持运营和效益增长将造成不利影响。浙江省经济信息统计中心调查显示：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缺乏忠诚度的占47%，三年内流动的占68%，与老板发生矛盾的占87%。（来源：舟山网）

第四篇：村镇银行面临六大难题

村镇银行面临六大难题

作者： 张吉光 / 时间： 2010年 10月号

自2006年年底银监会开始村镇银行试点以来，在国家政策扶持和监管机构的大力推动下，村镇银行获得了快速发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6月末，已核准开业的村镇银行达到214家。而随着银监会《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的发布，大型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开始大规模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村镇银行的设立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毫无疑问，村镇银行的设立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不足，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关监管制度和管理模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短期内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的潜在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概括来说，有以下六大难题：

大规模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引发的监管难题

鉴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特殊性质，各国均对商业银行实施严格的准入和日常监管。而此次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显示，银行体系的运行状况不仅仅取决于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情况，还与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和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商业银行难以避免涉足高风险业务的冲动，如果监管存在缺陷或者监管不力，银行业出现风险也就在所难免。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银监会成立之后，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尤其是资产质量逐年改善，盈利能力稳步提高，已达到国际优秀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银监会成立之后银行业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有着直接关系。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工作安排》，2009〜2011年全国总共将设立村镇银行1027家。而截至2009年底，我国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城乡信用社）3470家。换句话说，到2011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30%。显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增加如此之多的法人银行将给银行监管机构带来巨大压力，首当其冲的就是相应监管资源的投入。进一步来说，这1027家村镇银行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县域，而从目前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分支机构情况来看，县域机构是最为薄弱的，大多人手不足、监管资源缺乏，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直接的银监派出机构。如何做好对新成立的村镇银行的监管工作，既防控风险，又促进其稳步发展，是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给银行业监管机构带来的一道难题。

地方政府大规模参与带来的风险隐患

从《村镇银行筹建审批指引》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办法》，再到《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现有村镇银行管理制度并未明确各地政府在村镇银行发起设立和运行管理中的角色。但现实中地方政府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主发起人的选择到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甚至于村镇银行董事和行长人选的确定，地方政府都拥有不小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制度的真空，一方面造成不同地方政府的操作模式不同，在村镇银行发起设立过程中的作用也各异，没有明确、统一的流程和模式可循,使那些旨在大规模、标准化设立和管理村镇银行的商业银行增加操作成本；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影响乃至于干预村镇银行的设立提供了机会。

从现实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可能在以下方面参与村镇银行的发起设立，并导致相应问题的产生：

第一，由于获得当地地方政府的首肯是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前提，从而使得地方政府拥有对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选择权。出于招商引资和市场影响力的考虑，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作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因为大银行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以发起较大注册资本的村镇银行。而就服务“三农”和小企业而言，小银行的优势更为明显，其与村镇银行的定位也更为相似。因此，这种由地方政府的选择权导致的“大银行驱逐小银行”现象，并不利于国家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政策意图的实现。

第二，参与村镇银行股东的选择，甚至于干预村镇银行股权结构的确定。这在那些经济较为发达、政府较为强势的地方尤为明显。造成的结果则是：除主发起人外，其他发起人多为当地政府控制的企业，挤压民营企业参与的空间，导致股权结构的不合理；股东数量较多，增加协调和管理成本，并影响日后村镇银行的公司治理运行效率；地方政府通过股东选择，进而参与村镇银行的董事和高管的选派，建立起对村镇银行日后运行的影响力，为地方政府融资提供某种便利。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因地方政府干预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的历史。

第三，参与甚至于影响村镇银行注册资本的确定。鉴于地方政府的认可是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首要条件，主发起行往往会征求地方政府对拟设立村镇银行注册资本的意见。而出于招商、政绩、市场影响以及攀比等因素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有要求主发起行设立更大注册资本的村镇银行的冲动。较大的注册资本固然可以提高村镇银行单户贷款的比例，但注册资本过大也会对村镇银行设立初期的经营和营利带来压力，从而影响到主发起人对村镇银行的支持。换句话说，村镇银行的注册资本应根据当地市场的潜力来设定，不应盲目求大。

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与分支机构准入挂钩产生的负面效果

为进一步鼓励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提出：“各银监局可将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与发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准入挂钩。”意思是说，如果中小银行需要在某省内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必须首先在该省内设立村镇银行。毫无疑问，各地出于尽快完成村镇银行三年发展目标的考虑，必然会严格实施这一挂钩政策，尤其是那些村镇银行发起设立进程较慢的地区。从这种意义上讲，村镇银行与分支机构准入挂钩政策有利于加快村镇银行的发起设立进程。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强制性的挂钩政策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这突出表现三个方面： 第一，造成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的不公平竞争，不利于村镇银行的整体发展。上述政策仅要求对中小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实施挂钩，并不包括大型银行，也未要求那些已经完成跨区域网络布局的大型银行回过头来补上这一任务。中小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正处于大规模跨区域布局阶段，出于网点扩张、加快布局的考虑，必然会大规模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在各地银监局实施准入挂钩政策的情况下，将不得不大规模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极有可能超过中小银行自身的管理能力，从而导致所设立的村镇银行运行质量不高。而大型银行具有更多的资源、更高的管理能力，但因为其已完成全国网络布局，并不受上述准入挂钩政策的约束，从而可以不用承担强制性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任务。在上述准入挂钩政策下，中小银行被强制参与，但整体资源和管理能力并不强；有实力和资源的大型银行反而被排除在外。显然，这并不利于村镇银行的整体发展。

第二，村镇银行演变为分支机构。在设立分支机构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挂钩的情况下，一些中小银行设立村镇银行的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村镇银行本身，而是为了满足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的监管要求。也就是说，村镇银行只是附带产物。在此情况下，不排除一部分中小银行将村镇银行等同于分支机构来设立和管理，导致村镇银行的业务定位与主发起行的分支机构的业务定位趋同，甚至于将村镇银行作为开拓当地市场的平台，从而使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初衷落空。

第三，强制性准入挂钩使得中小银行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时缺乏科学规划，不利于统一管理，影响到村镇银行日后的发展。在准入挂钩政策下，中小银行失去了对村镇银行发起设立地点的选择权，只是被动的完成监管要求，从而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此外，由于各地银监局对村镇银行的具体要求不尽相同，使得中小银行难以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模式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也就难以对设立后的村镇银行进行统一管理，影响到所设立村镇银行的经营效果。

东西部挂钩造成的挤出效应

为确保村镇银行三年发展目标的完成，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工作安排》提出了“准入挂钩”的规定，即主发起人在全国百强县或大中城市市辖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原则上与国定贫困县实行1∶1挂钩，或与中西部地区实行1∶2挂钩；在东部地区（全国百强县、国定贫困县和大中城市市辖区除外）规划地点设立村镇银行的，原则上与国定贫困县实行2∶1挂钩，或与中西部地区实行1∶1挂钩。显然，监管机构推出“准入挂钩”政策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捆绑，解决发起人不愿意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设立村镇银行的问题。但捆绑政策有可能打击发起人设立村镇银行的积极性，即使是发达地区也因此受到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有可能造成银监会发布的村镇银行三年设立计划落空。

这种挤出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东西部挂钩的情况下，那些实力雄厚的银行为了抢占更多的东部地区设立村镇银行，必然需要同时占用更多的中西部地区的村镇银行设立指标，从而可能挤占中小部地区的中小银行在中西部设立村镇银行的机会，造成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均；第二，在东西部挂钩的情况下，在东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必须同时在中西部挂钩相应数量的村镇银行；换句话说，一家银行要在东部设立村镇银行，至少要设立两家村镇银行；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中小银行设立村镇银行的热情，因为其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这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的大型银行反倒是利好，在中小银行参与程度降低的情况下，大型银行可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和空间。

实际上，挂钩政策的负面影响和挤出效应已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从数据上来看，2007年底开业村镇银行19家，到2008年底这一数字达到了91家，而2009年底为148家。换句话说，2009年新增57家，这一数字远低于2008年的72家，村镇银行的设立速度似乎正在放缓。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银行主导模式导致的同质弊病

《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要求：“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使得截至目前已开业的村镇银行清一色为银行发起设立。虽然银监会今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但商业银行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中的主导地位和角色并不会有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要求：“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这使得作为主发起人的银行在村镇银行的设立和管理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显然，银行主导模式对于确保村镇银行顺利开业并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而银行作为大股东，也有助于提升村镇银行的影响力，消化村镇银行一旦经营失败带来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千篇一律的银行主导模式将带来村镇银行的同质化弊病。这集中表现在：

第一，出于村镇银行筹建和日后管理的便利，主发起银行必然会将自身现有的体制机制、管理制度和运作模式复制到所设立的村镇银行，从而造成村镇银行与主发起银行经营管理的同质化、与现有银行体系的趋同，从而背离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国家设立村镇银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引入运作机制、业务定位等方面与现有银行不同的村镇银行，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真空和薄弱环节，并发挥其鲶鱼效应，提升农村金融服务。但在新设立的村镇银行的运作机制和业务定位与现有银行趋同的情况下，其鲶鱼效应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在相关政策对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和其他发起人的股份比例分别设定最低和最高限制的情况下，造成的现实结果是大多数主发起银行对所设立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在40%以上，甚至更高；而民间资本的参与程度受到限制，作用难以得到发挥。主发起银行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股权结构使得村镇银行的市场化和创新性不够，从公司治理到管理模式都难以有大的创新，造成全国所有村镇银行的千篇一律。

中小银行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带来的内部管理难题 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商业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并无最低资产规模或资本规模要求，只要满足“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连续两年盈利、公司治理良好、内部控制健全”等要求即可。这就为广大中小银行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打开闸门。而对于经营地域受到限制的中小银行来说，突破经营地域限制，实现跨区域经营是其长期以来的期望。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无疑为其提供了一条捷径。这也是截至目前中小银行成为全国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力军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为了鼓励商业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提出，发起设立30家（含30家）以上的主发起银行，允许其探索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控股公司。这进一步激发了部分中小银行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的热情。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中小银行为此制定了“宏伟”的村镇银行发展战略，计划在全国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以实现全国网络布局的最终目标。据媒体报道，包商银行计划到2011年底设立100家村镇银行，截至目前该行已开业的村镇银行有10家，获批在筹的有10家，该行已组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管理总部。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银行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将带来后续管理难题。相比与大型银行，大多数中小银行人才缺乏、资源不足、管理水平不高，特别是长期在单一城市开展业务，缺乏对异地分支机构的管理经验。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后，中小银行不仅难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以确保村镇银行快速步入正轨，同时，对村镇银行的日常管理和风险控制也需要投入大量人、财、物等资源，进一步加剧其管理状况与业务发展需要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特别是中小银行本身风险管理和信息系统较为薄弱，如何确保其设立的村镇银行能有效控制风险，对中小银行是个不小的考验。对此，监管机构和中小银行自身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单位：上海银行总行战略管理部）

第五篇：新农村建设面临九大难题[推荐]

新农村建设面临九大难题 必须坚持量力而行

2007-1-8 15:51:25

新农村建设一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深入山东、河南、江西、陕西、吉林、内蒙古等地进行了专题调研。从各地实践看，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同时存在一些倾向性问题，其背后则是基层政府在认识、方法上的偏差以及工作作风的不切实际。及早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方能真正取得新农村建设实绩。

问题一：行政资源“垒大户”，试点村难以“以点带面”

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少基层干部在谈论如何开展新农村建设时，不约而同想到的都是先建设“富村”。在有的乡镇，“后进村”的群众常年喝不上一口干净水，干部们却在讨论选择一个“先进村”开展亮化、美化工程。

西部地区一位基层干部介绍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三个选择标准：一是有特色产业支撑，二是村集体有较强实力，三是大多数村民有较多的经济收入；在河南省，一 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们，他们正准备选择一个群众生活比较富裕、建设规划较好的村庄，这位乡党委书记却茫然不知所言。

建设新农村，很多方面需要规划先行、试点起步、稳步推进。但是，如果只抓“试点”，不做好“面”上的基础工作，急于树“形象”出“政绩”，缺乏科学发展观，对新农村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深刻认识，则往往会走偏，以至于出现用行政力量“垒大户”，把有限的资源过分集中在少数试点上，从而造就一批“好是好，就是学不

问题二：部分地区举债搞建设，农民负担反弹

中央明确要求，新农村建设要坚持量力而行，不能举债搞建设。但我们发现，在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中，一些乡村干部和农民正负新债搞建设，部分地区的乡镇政府和干部随意向农民集资摊派，农民负担出现反弹。

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抢抓这一机遇，启动了村道水泥化工程，乡镇和村级组织筹集中全乡之力搞好试点，做到“以点带面”。然而具体到如何利用“点”来带动“面”，了”的典型，甚至人为地造成农村内部的“二元分化”，这就背离了新农村建设的初衷。资整修路基，上级补助资金铺水泥路面。然而，由于山区整修路基花费很大，群众集资无力完成，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欠下了新债。

以修路为名摊派集资现象也开始出现，不少农民反映，乡政府和村组干部在修路过程中向他们收取修路款。如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张海坡村二组农民反映，村里去年开始修筑出村路和村内街道，二组农民要承担38万元修路款，人均1000多元。

修路负担重，走路的负担也重。公路上的乱收费、乱罚款严重干扰农产品销售秩序运政违规日夜上路罚款，对过往车辆“雁过拔毛”。渭南市大荔县盛产西瓜，今年每公斤西瓜价格跌至不足0.3元，当地瓜农损失很重。他们反映，道路乱罚款是西瓜滞销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车西瓜运到兰州，沿途的各种罚款不下1000元。

农民税负减免、收入提高，加上今年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引导，各地农民建房数量大增，由上涨，许多建房农户不堪重负。

汉阴县涧池镇三星村22户村民今年实施移民搬迁建起了新房。正在粉刷新房的移民搬迁户李世清说：“盖3间房至少要花5万元，如果放在去年，要少花1万多元。家里

问题三：基层政府缺少发展农村经济的切实办法

而对于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则有畏难情绪。发展农村经济，面临行政推动不灵、工作没抓手等难题。

这些年，在发展农村经济上，政府的行政推动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效果不好，关一些县乡干部对乡镇发展农村经济的职能产生怀疑。

河南省商丘市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乡镇政府作用不大，反作用倒不小。从我们乡的实际看，无论结构调整也好，农民致富也好，有多少是乡里扶持的？这些年，乡里搞了好多示范区，成功率连10%都不到。”

与发展农村经济“冷”形成反差的是，一些乡镇对招商引资越来越热。“一切围绕和农民增收环境。如312国道陕西咸阳段不足200公里的道路上，县县设卡，交警、路政、没有积蓄，扶贫补助也没发下来，材料价格又这么高，房盖起来了，自己也成了欠债大户。”

谈到新农村建设，县乡干部往往热衷于村庄整治、改厨改厕，或是忙于招商引资，键是如何用市场的办法引导群众发展经济这道难题没解开。由于硬办法不行，新办法不明，项目转”、“人人头上有指标”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乡镇干部为了引资，长年在外奔波。在漯河市大刘镇政府，我们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招商引资任务表”，上面详细列出了每个镇领导班子成员招商引资任务。

据分析，当前乡镇兴起的招商引资热驱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市县下达硬指乡镇政府陷入财政困局，为了维持自身运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税源。

问题四：基层干部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强有力的基层班子。新农村建设需要规划、布局、调整、发展，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矛盾、新问题，这都需要基层干部来组织和协调解决。目前基层干部在诸多方面处于窘迫的地位，如何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是很现实的问题。

搞建设需要钱，可目前不少乡镇政府正常运转都难以维持，没有实力进行投资建设，上面下达任务，执行起来却苦于没有资金，对上对下都难以交待。

二是为管理力不从心苦恼。一些乡镇干部反映，“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乡镇这一级政府不出台政策，只负责贯彻和落实，对上级来说，省、市、县都可以指挥乡镇，可乡镇乡镇政府对“七站八所”能指挥得动的也没有几个，因为以前的“块块管理”已改为“条条管理”，都让县里的职能部门把管理权限收上去了。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对农民缺乏约束能力，一部分农民只讲索取，不讲奉献、不尽义务，而乡村干部拿这部分农民没有办法。

问题五：新农村建设规划存在五种不良倾向

在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中，一些地方出现五种不良倾向：一是以村容规划代替新农村建设规划，在内容上忽视发展生产；二是以城市住宅小区规划代替农家群落规划，忽视了庭院经济和民族风俗特点；三是以新产业开发规划代替当前主导产业发展，忽视粮食生产；四是以政府官员的意图代替村民自愿，忽视农户的家庭支出能力；五是关注宅基地整标，层层分解到各个乡镇，最终形成了干部“全体招商”的局面；其次是农业税取消后，在新农村建设中，相当部分乡村干部感到苦恼。一是为经费短缺苦恼。他们认为，能指挥村吗？”村委会主任是民选出来的，如果不听乡镇的，乡镇也拿他没办法。同样，理后的土地开发，忽视原有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户的产权和承包经营权。

这些倾向集中反映出规划者农村基本经济政策观念的淡薄。新农村建设规划是一种家族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搬用城市规划的方法和程序搞农村建设规划，搬用城市居民小区的图纸搞农村民宅建设，显然脱离实际。

这里还有一个规划的法律依据问题，目前国家只有城镇规划方面的法规，没有农村建设规划的法规，在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只能依据当前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依据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需要探索编制。

问题六：“项目式”建设受惠村很少

目前各级政府支农建设以项目为主，争取不到的地方公共设施长期落后。谁跑得勤，项目就给谁，这样很不公平。在新农村建设中，如果还要通过“跑项目”来进行，基层干部压力很大。希望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公开、公平的政策环境，免除村干部“跑项目”之苦。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调研发现，全省建设资金投入未能形成有效的融资机制，启动和补贴资金不落实，各级财政投资严重不足。陕西省共有行政村3.1万个，省级财政每年投入农村和建制镇建设的补助资金仅有200万元，而全省县以下建制镇就有822个，这笔补助资金大部分投到了乡镇建设上，能投入到农村建设的资金寥寥无几。

问题七：“撤乡并村”中不要忽视自然村

近年来，为了方便管理，减少财政供养人口，许多地方进行了撤乡并村活动。在新农村建设中，撤乡并村的遗留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例如，进村的路修到哪里？新农村建设的村确定在哪里? 也不是农户住宅的迁移。所谓撤并，只是镇政府、村委会管辖区域的变化，并不代表农户与以原生产队为基础的承包关系的变化。在大多数地方，还是原生产队的农户承包原生产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规划，其基础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以及农民家庭、一些乡村干部认为，以往有的支农项目是上级对下级的“钓鱼项目”，谁有关系、调查发现，撤乡并村只是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并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并，队的地。这就是说，并村以后，政府法定名单上原有的村名没有了，但是原有的农户居住群落并没有变，原有集体经济组织与原有成员之间的承包关系没有变。

新农村建设要落到实处，就是要改变和提升农民居住群落的生产、生活水平。我们在江汉平原上看到一种情况，一个行政村由原来三个村（生产大队）合并而来，在并村过程中原来三个村的农户没有发生任何迁移，原来的生产队（自然村）也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政府认可的村名发生了变化，村干部的管辖范围变大。但在当地乡村道路建设中，国家只对乡政府到新村村委会一段路进行补贴，原来三个村的道路修建任务变成了一个村的修建任务，国家节省了资金，但留下的仍是农民行路难。在教育、医疗等问题上也有类似情况。

新农村建设本来是基层的社会经济建设，如果仅仅是按照撤来并去的行政区划，把工作做到“行政村”村委会，新农村的许多事可能架空。

问题八：农村人才出现“断层”现象

由于很多村年轻农民多数外出打工，在家留守者以妇女和老年人居多，导致农村人才“断层”现象突出。

吉林省榆树市农业局副局长李恒说，榆树市20岁～40岁的年轻农民多数出去打工了，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非常少，而且后劲不足。

知识结构“断层”问题。目前农村党员干部老龄化、整体素质偏低。现在要在农村选一个

问题九：出现违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行为

农村集体经济变成了“空壳”，原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名存实亡”，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经营体系如何构建，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又一道难题。

调研发现，许多乡镇干部把双层经营体制的重建理解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或占地办工业，实现“园区加农户”或“工厂加农户”。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不少地方提出重新调 许多基层干部担忧由于年轻人大量离乡，后备干部选拔、党员发展都面临年龄段、年轻干部、有文化的干部太难，不少地方农村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调研中一些乡镇干部认为，随着村办企业的大量倒闭，村组“机动地”基本取消，整土地承包关系，出现违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行为。

河南省邓州市十林镇党委书记刘建科说：“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我们对办企业村实行政策优惠，产生的税收乡村按三七比例分成。但办企业用地难协调，目前，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阻碍了农村现行生产力的发展。”

一次性租赁西明义等村1035亩耕地，建设温泉度假区。被占地群众反映，他们每年每亩获得500多元的“租金”，许多人觉得不划算，不如自己种地。

怎么办？长期以来，我们把“统”的功能放在村、组层面上，现在看来，这条路基本上走字，只剩下土地所有权了，但这个“权”不能动。因为“承包地”是个最好的社会“稳压器”，盲目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将留下社会发展隐患。

结论：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量力而行

农民负担反弹的重要原因来自于新农村建设的“政绩冲动”。不论是修公路，还是要通过广泛宣传，并在政策制定中考虑农民的“配套资金”的承受能力。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当地农民的特殊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要在不同地区探索符合当地情况的新农村建设路径与做法。

农民负担出现反弹，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税费减免以后乡镇机关的运转经费捉襟见肘，根本无法保障运转，一些乡村干部便向农民“伸手”。解决这个难题的根本出路是尽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让乡镇“瘦身”的同时转变职能。为了发展当地经济，鄢陵县陈化店镇政府与许昌永达公司非法签订土地租赁协议，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表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分”解决了，“统”不通。“公司加农户”是一种好形式，但问题是公司强农户弱，利益不均等。现在这个“统”让农民建新房，贪新求洋不可取，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多大力量办多大事，尽量多办事。

与此同时，推进新农村建设还要谨防垂管部门向农民“隐性伸手”。基层干部认为，乡镇、村组加重农民负担容易看到、容易制止，而公路、通讯、电力等部门利益给农民增强的负担“戴着市场经济的帽子”，比较隐蔽，需要国家从宏观政策的角度进行综合治理。（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