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卫工人罢工折射基层劳动者困境

第一篇：环卫工人罢工折射基层劳动者困境

环卫工人罢工折射基层劳动者困境

自采

近日，南京网友在微博报料称“鼓楼区多处路段出现大量垃圾，有环卫工人直接将垃圾倒在路边，很多垃圾桶堆满垃圾却无人清理”，并且配发了多张现场图片，引发大量网友的转发和评论。11月17日，此事得到了南京市城管局及鼓楼区环卫所的证实。据了解，此事可能与环卫工人绩效工资改革久拖未决有关。

据了解，南京市环卫工人的工资普遍较低，另外，环卫工人也希望参加南京市事业单位绩效工作改革。但南京人社局的“没表示将环卫所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范围”的表态却让环卫工人们颇为失望。为了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为了能实现能加入南京市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愿望，环卫工人才用罢工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权利主张。

网友纷纷对环卫工人的罢工表示支持。他们认为，环卫工人为城市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他们得到的更多的却不是理解和尊严，而是歧视。网友“这社会不爽”说：“环卫工人罢工就应该这样，平常环卫工人都是钱拿的最少，苦受的最多，还要遭受不公平待遇”。

网友认为，温总理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诺，要让所有

劳动者“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可以肯定，环卫工人也应该体面，也应该有尊严。虽然他们的工作在外表上永远不体面，但他们的体面与尊严及其他种种权益应该有内在的体现形式：工资要随着CPI的上涨而上调，社保要跟上，纳入城市绩效工资改革也不应该缺少。

舆论指出，此次南京环卫工人的罢工实为现实所逼。它折射出了中国当代基层劳动者的现状和困境。这种现状和困境并不是一城一地的小范围的现实，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基层劳动者得不到平等、公平待遇，其“有尊严的生活”得不到落实，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隐忧。在当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解决好基层工作者的基本保障和基本人权已经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第二篇：现阶段劳动者维权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现阶段劳动者维权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摘要］劳动关系问题正在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中的突出矛盾。多种原因促成了这一问题的尖锐化，劳动争议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探讨现阶段劳动者维权的困境与出路，具体到如何选择恰当的维权方式进行权益保护也就迫在眉睫。只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各部门劳动关系，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各部门劳动者维权中的作用，以社会保障为主，权利维护为辅，特别是劳动者、资本和政府的三方合作关系中应重视政府行为，政府是协调劳资关系的重要力量，有效的劳动行政管理是实施劳动法的重要保证，这样才能使现阶段劳动者维权走出困境，找到新出路。

［关键词］劳动者维权；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 困境与出路

一、当前劳动者权益问题主要表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基本完成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经济20 年的高速增长为世界所瞩目，但不可否认，我国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已成为一个社会焦点。我国的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机制、就业用工方式、薪酬分配制度等日益多样化，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也显得更加复杂。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间的冲突和争议不可避免[1-2]。

（一）国有企业改制和非垄断企业中的劳动者权益问题

劳动者的经济利益被侵蚀：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工人的利益被严重忽略。改制使企业产权向经营管理人员集中，使之短时间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多数劳动者被迫下岗。这种“改革”在管理层与普通工人之间形成了天壤之别，侵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一大批为企业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劳动者被抛向劳动力市场时，几乎不可能再获得高收入的机会。

非垄断企业职工收入过低的状况长期存在：2005 年我国GDP 为18 万亿元，职工（不包括城镇、私企和个体劳动者）工资只有1.9 万亿元，只占GDP 的11%，且逐年下降。全国总工会2005 年对10 省中的20 个市（区）1000 个企业的调查发现，2002 年至2004 年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12.7% 的职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在这三年中，港澳台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零[3]。

（二）企业经营管理者与职工对比

而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劳动定额畸高，劳动者必须加班才能得到基本工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与职工的工资收入相差悬殊，中央企业2003 年二者的差距为13.6 倍。特别是农民工超时高强度的劳动只能获得低廉的工资，甚至被任意克扣和拖欠。虽然我国1993 年已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但是2005 年31个省市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一个达到国际通行、国家认可的占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60%的水平[4]。

（三）与此同时，劳动条件低劣并且工会失灵

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低下甚至恶劣： 典型地表现于农民工的劳动环境。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占了近六成，他们缺少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导致工伤事故频频发生。2002 和2003 年，我国每年死于矿难的7 千人左右，远远超过世界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百万吨煤死亡率接近4（美国不超过0.04）。一些私企殴打、拘禁农民工，甚至非法使用童工。这些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普遍超过8小时，甚至达到12 小时以上。“加班加点和超时劳动，已经成为我国非公有制企业中劳动者权利被侵害的重要内容，” 而“劳动者个人对于超限度的加班加点是根本无法拒绝的。在加班工资待遇上，雇主也是极力压低。”有的企业布设霸王合同、押金合同、暗箱合同、生死合同、卖身合同和双面合同，劳动者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之。

工会失灵：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许多国家认为，要求过分的劳工运动会抑制投资。“为了维护和谐，官方正式要求工会积极分子必须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符合‘国家利益’的范围之内。”“因此大多数国家都在制定排斥性、压制性政策和努力将劳工纳入官方政治和行政体制这两者之间举棋不定。他们劝诱与制约并举，努力将工会组织限制在严格控制的参与性角色之内，以此阻止来自工会的压力。”大多数国家的工会成了协助企业维持生产秩序的工具，国家也力图把工会纳入权力体系之中。我国工会原有的主要职能是维持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只是第二位的。工会实际上丧失了作为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和主体资格[5]。

二、劳动争议引起的社会问题

（一）劳动争议案件上升 当农民工的欠薪和工伤问题投诉无门、久拖不决时，当上述工会失灵时就可能迫使工人集体上访、堵塞交通甚至发生极端事件。当前我国各类劳动争议案件在不断上升，种种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是社会不公平的具体表现。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被侵权者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就会蔓延，对改革的认同度就会下降，并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已成为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是，应当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公平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只有依靠法治才可以实现。法制社会需要建立一套法律体系，但要实现真正意义的法治就要维护法律的有效性。“通过法律发展来维持道德社会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如果法制不是内生的制度，即缺乏必要的法律文化，那么法律的有效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法律的有效性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问题，近年频繁爆发的以劳资矛盾为主的社会冲突正是这一问题激化的表现[6]。

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而加以依赖。他们将寻找其他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争端。他们将通过腐败的方式，例如政治恐吓或肉体威胁来解决他们的争端。一旦如此，法律将日益成为与社会和经济生活无关的事情，政府也会再次失去它的引导该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

（二）国际劳工标准

作为一项关注劳动者权益的标准，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S000，社会责任标准）被认为是继ISO9000（国际质量标准）和ISO14000（国际环境标准）之后，又一项重要的国际性标准。与先前的ISO9000 和ISO14000 不同，SA8000 一开始就是国际标准（ISO 是整合各国国家标准的国际标准），并且只有一个认证机构（SAI）；更重要的是它关注的是劳动（劳资）关系，是将有关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道德规范引进企业及其市场行为的行动准则。它要求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对社会，尤其对利益相关者也要负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包括九个事项：（1）不可雇用童工或支持雇用童工的行为；（2）不可雇用或支持雇用强制性劳工的行为；（3）应提供健康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作环境中的危害隐患，建立系统来侦查、防范或反应那些潜在威胁；（4）应尊重员工组织工会的自由与集体谈判的权利，当这些权利受到法律限制时，应协助员工采用别的方法来达到这种权利；（5）不可从事或支持任何基于种族、社会阶级、国籍、宗教、残疾、性别、性别取向、工会会员资格或政治关系的歧视行为；（6）不可从事或支持肉体上的惩罚、精神或肉体胁迫以及言语凌辱；（7）应遵守适用法律及行业标准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定，所有超时工作应付额外报酬，而且协议加班必须是自愿性质的；（8）应保证支付的工资达到法律或行业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可巧立名目逃避对员工应尽的义务；（9）管理系统应制定有关社会责任和劳动条件的政策，定期审查政策、措施及其执行结果，决定其是否充分、适用和持续有效，包括指定专人负责、进行沟通，建立和维持适当的程序来评估和挑选供应商/ 承包商，定期提供相关数据和资料等等[4]。

中国的劳动法，除自由结社和强迫劳动问题与国际社会存在着一定分歧之外，其他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要求并无大的差别，有些方面如工作时间，甚至比一般的国际标准还要严格。但是，正如国际贸易政策分析家邓肯·格林所言：“中国有很好的劳动法，但是并未得以实施。”

（三）道德风险转化为商业风险

SA8000 标准将（企业的）道德要求指标化、制度化，是一个更加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劳动标准。一般说来，国际劳工标准所包含的，一是道德方面的标准，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同工同酬、禁止就业及职业歧视、禁止使用童工等等；二是国际贸易的标准，包括工作时间、工资水平、劳动环境和社会保障等等。

而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意味着有较大的道德风险，而这种道德风险随时可能转化为商业风险。虽然SA8000 标准迄今尚未对我国企业构成特别大的影响，但近年我国沿海地区已有几千家企业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调查，发生了多起因企业违规而被追究的事例。2002 年，美国客户对深圳某玩具厂进行童工调查，发现有严重加班加点和工资偏低情况，而且所提供的工时工资资料是虚假的，因此取消了其供应商资格，其他客户也相继取消订单，结果这家有8000 名工人的集团公司被迫关闭。2003 年，福建泉州某玩具公司也是因为被发现使用童工，取消了几千万元的出口订单。2003 年3 月开始，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对产品销往美国的16 家中国工厂进行调查，发表了一批负面报告。2004 年2 月，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被指其在广东的供货企业违反了国际劳工标准，引起很大反响。广东、江苏两省2004 年发生多起企业拒绝接受SA8000 认证，被中止合作的事例。随着SA8000 的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企业如果通不过SAS000 标准就很可能失去客户和订单，在这个问题上，谁掉以轻心，谁就将为之付出沉重代价[7]。

三、现阶段劳动者维权几大困境及相应解决方法研究

（一）非正规部门劳动者权益保障

由于种种原因，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权益最容易受到侵犯。只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关系，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各界在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维权中的作用，以社会保障为主，权利维护为辅，才能使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

（1）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权益状况主要特点：一是就业稳定性差。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普遍带有临时性和季节性，他们大多是根据市场需要由业主随时聘请与解雇，往往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就业极不稳定。二是劳动报酬低。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薪酬或者采用计时工资，即按月、天，甚至按小时计；或者采用计件工资，如零星的劳务承包、产品推销等。其薪酬标准不是按正规部门的薪酬制度，而是由劳动用工双方协商确定，劳动报酬一般只能达到当地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多数劳动者报酬较低，劳动时间较长，被克扣、拖欠工资的情况较多，且劳动者人格尊严经常受到损害。三是劳动条件恶劣。非正规部门一般劳动组织简单，多数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没有规定工作时间和固定工作场所，除了在双方约定的周期内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外，劳动关系双方没有其他的权利和义务约定，用工方往往不提供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承诺，也不配备必需的劳动保护设施和用品，发生工伤机率高，且很难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四是社会保障缺失。现行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大多是为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设计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没有这种制度的支持，使他们无法进入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8]。

因此，总体来说，与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相比，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其就业境况更差，劳动者权益更容易受到侵犯。（2）非正规部门劳动者权益易受侵犯的原因：

劳动关系的非正规性。劳动关系的非正规性包括劳动关系松散和劳动关系不规范，这是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最显著特征。

劳动管理制度和政策的缺位。现行的劳动管理制度主要是针对固定的劳动关系制定的，对于非正规部门劳动用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做出专门的规定，在适用何种管理和法规的争论中，用工方找到了规避法律制裁的漏洞，也为其侵权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除了外部原因，非正规部门劳动者权益备受伤害还有其个人的原因。主要有 “就业第一”的观念、一定的感情压力、弱势的谈判地位等。非正规部门大部分为低技能劳动岗位，对于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不高的非正规部门劳动者，在劳动力供大于求、个体替代性强的情况下，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更不敢向雇主提出其他要求，从而使其权益损害更加严重[9]。

（3）为了切实保障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权益，必须采取以下政策和措施：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好像市场化就业的“安全网”，特别是对于劳动关系和收入水平均呈不确定性的非正规部门劳动者来说，必须铺设好这张“安全网”，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并从三个层面实施：第一，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实施范围。我国原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面向国有和集体企业等有固定收入、能连续缴费的人群，绝大多数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被排斥在社保体系之外。第二，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保险制度。要根据非正规就业者的需要和特点，按照工伤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顺序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保险制度。第三，建立针对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社会救助制度。

建立非正规部门的劳动用工和劳动合同制度。规范的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是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劳动权益的护身符。，为了从源头上调整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劳动关系，必须建立和完善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合同制度。要研究制定适应不同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合同文本，明确非正规部门雇主使用劳动者也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并推广实施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合同范本制度，以明确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劳动关系确立的条件和要素，澄清非正规部门内部的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问题[10]。

发挥各级政府部门在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维权中的主导作用，发挥社区和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维权功能，发挥非政府社团组织在维权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由于非正规部门行业广泛，人员众多，且从业人员的年龄、文化、收入等参差不齐，要在这样一个纷纭繁杂的群体中实现劳动者维权，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在制定社会保障的制度措施中大胆探索、不断创新，也需要社会各行业在辅助促进的实践中相互协调、形成联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非正规部门实际的政策、制度和措施，并把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权益维护真正落到实处。

（二）农民工劳工权益

“民工荒”现象居然出现在劳动力几近无限供给的中国，不能不说有点奇怪。尤其是去年以来缺工现象还有个新特点：不仅缺乏技工，连普通劳工也缺乏(见表1)。

“民工荒”现象凸显劳工待遇过低，据调查，2004年广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含加班费)800元以下的占80％多，月工资1000元以上的只占6.54％，与10年前相比农民工月工资上涨不到100元，扣除价格因素后民工的工资收人实际上是下降的，而同期全国各地城市工人工资在扣除物价上涨后每年平均增长幅度为6％左右，这样的工资水平和工资上涨幅度无论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来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都是不合理的，部分省市最低工资标准见表2。

近几年劳动争议重点集中于劳动报酬方面，90％与工资有关，几乎所有的罢工事件均由工资引发。欠薪严重凸显用工单位违法使用劳工，但容易忽略的是相当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日复一日地在非常恶劣环境下工作和生活，且没有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矿难频发凸显劳动者工作环境之恶劣。针对我国的现状，对于我国目前劳工问题，特别是劳工标准问题，应该参照国际劳工标准。逐步完善我国劳工标准立法使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水平应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严格执法。维护劳工合法权益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签署公约、通过SA8000等认证、响应全球契约等口号，这些形式上的事情不难做到，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脚踏实地地按照核心劳工标准的要求依法治国。

（三）劳动者维权中的加班纠纷注意点

在劳动者维权中常出现的加班纠纷中我们为自己的工作中存在加班情形而提起索要加班工资的仲裁及诉讼时要注意仍需要举证证明加班事实，举证责任并非倒置，而在劳动者本人；被认定的加班时间中需要包含实际工作内容---t路途或者准备时间不能视为加班；加班审批手续要完备—一因完不成工作而自愿加班延时的工作不能视为加班，所以在加班纠纷的劳动者维权中认识基本只是规定为自己维权是必不可少的。

四、我国劳动合同法的劳动者维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已经成为我国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否和谐，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程度。劳动关系双方在形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由国家的劳动法律制度规定。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劳动法制，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根本前提，意义重大。我国劳动合同法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倾向十分突出。对于劳动者而言，这就意味着我国劳动合同法具有明显的维护其合法的、基本的劳动权益功能。我国劳动合同法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功能的主要在立法目的、权利和义务分配、法律责任分配、监督检查等方面，我国劳动合同法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功能的客观依据是首先，从劳动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世界上第一部标志性劳动法的内容看，劳动法面世的理由和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处于“ 弱者” 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劳动力供大于求作为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注定了劳动者弱者地位难以改变。第三，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资源大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尤为突出，劳动者弱者地位更加明显，国家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理所当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显示单位GDP的劳动争议受理数全国为1.9，浙江省为1.35，单位GDP的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全国为5.59，浙江为2.40。在一些省份劳资矛盾高发的背景下，浙江却表现“平静”——劳资纠纷数最少、影响小、处理快。探究原因，浙江省实施的领导负责、部门履职、工会推进、企业参与的“四位一体”维权机制使得加强地方立法适应维权需要、工会成为职工利益的维护者、劳动仲裁县市全覆盖、机制保工资“零欠薪”发挥着道要作用。因此，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加重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稳定劳动关系，符合我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五、结论

劳动者维权与劳动争议的处理是紧密相关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是一个由多个解决机构和多种解决方式组成的有机整体。只有各方面都得到完善，才能协调有序地运行，从而更好地发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用工制度的不断改革，我国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机制、就业用工方式、薪酬分配制度等日益多样化，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劳动争议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我国劳动维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政府大力整治劳动用工违法行为，工会积极作为为劳动者撑腰，基层调解组织强化劳动争议调解，众多企业主动参与和谐企业创建。；企业则应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做到“有法必依”；劳动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有真正依法治国，才能使劳动者的权益从“应然权益”成为“实然权益”，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也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这样劳动者维权的渠道将很畅通．维权之路也会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1]彭宅文 非正规就业对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期刊论文]-社会 2004(02)[2]王宗凡 推动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期刊论文]-经济研究参考 2004(z1)[3]高玲芬 论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与测量[期刊论文]-统计研究 2005(03)[4] 袁静.段金朝 SA8000视角下对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研究[期刊论文]-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9)[5] 刘睿君 基于劳动者权益保障视角的三方协调机制分析[学位论文]2010 [6] 黄莉萍 劳动合同法实施语境下的政府作为[期刊论文]-理论月刊2009(6)[7] 蒋冬梅.JIANG Dong-mei SA8000对我国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启示[期刊论文]-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28(2)[8] 高超 正确解读《劳动合同法》建立健康和谐劳资关系[期刊论文]-内蒙古统计2008(1)[9] 刘艳媛.宋杰 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期刊论文]-辽宁经济2008(8)[10] 于晓洲.张兆利 劳动者维权途径总汇[期刊论文]-农村百事通2009(19)

第三篇：“中县调查”折射基层政治生态真相

“中县调查”折射基层政治生态真相

北大博士研究生冯军旗挂职河南某县两年，完成《中县调查》的学位论文。有关报道称，这篇论文披露了县乡政治生态，“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中县是一个被隐匿了真实名称的县份，但这个县的真实县名是什么并不重要，也无需怀有特别的好奇心去搞清楚，当然更不宜以对待“监督报道”的做法，到那个县去专门“解决问题”。不是说问题不严重，而是其严重性并不在于这一个县，把这个地方整到底朝天，也不代表县乡政治就风清气正了。

“中县调查”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看到了县级政权的真实运作方式。作为个例，它是真实的；作为样本，它并不特别。“中县调查”所揭示的细节，没有任何超出人们生活经验的成分，在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不会对哪个细节感到陌生和惊奇。人们甚至久处其间，习焉不察，恰是因为文字记录产生的反思性效果，才使人在阅读之后惊醒：我们原来都生活在这样的处境之中。

报道称，在中县，官员的穿着与行为有着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则，例如穿得不能太便宜，以免失了官威和身份；再比如，中县的宴席特别多，以至于“速效救心丸”成为“官场必备良药”，可见酒席不仅是财政负累，也成了官员的身体负累。

当然，这些都只是小意思，紧要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县乡权力由一些家族分享，县委书记俨然“咱县的皇帝”；政绩背后是巨大的地方债务；政绩做假者晋升而“与民生息”者不受重用；违纪查处中明显的“问题区隔”使通行于官场的利益输送被切割开来，等等。当然，这些现象也并不十分令人震惊，只不过不曾像“中县调查”这样进行过系统化的揭示。这种系统化的揭示，不只是使每日每时都可以得见的底层政治病状得到整理，而且可以使人知道，并不是某个地方只有某一种弊状，而是每一种弊状实际上都发生在每个地方。例如，村官的居所在乡镇，乡官的居所在县城，县官的居所在市里，官员白天到治所上班，晚上回住所睡觉。有人或许以为，这是自己那个县乡才有的事情，并不普遍，所以没有被治理过，但“中县调查”表明，随便一个样本，你就可以发现，那里的弊状几乎每一种都能够在自己的周围找到对应。不以为怪，只是因为怪事普遍到了常态化；不被治理，只是因为怪状已经成为正常，甚至治理将造成“宦情大伤”的后果。

中县不是特别恶劣的个案，它是平凡的。调查中只有平静的叙述、平常的情节，没有重大案件，然而正是这些平常细节，编织复原了一个县的真实政治生态。这样的真实，并不令人震动，也并非令人不可忍受。而当它被文字所固化、记录并通过阅读而复现时，却是令人震动的，它迫使人们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并思考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才算健康有益，从而产生了现实痛感。

我们在生活现场中的真实感未必就是确切的真实。例如，生活在中县的人们未必有政治痛感，正如我们的感觉早已被日常生活钝化，当怪状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就会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而当我们将目光延伸到历史、时间、世界、应然生活之中，新的尺度将定位我们的存在，于是反思呈现了，比较出现了，真实浮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被“中县调查”的内容所震动，并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

如今，冯军旗回到北大，“冯县长”变回了“冯同学”，“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博士毕业后，冯军旗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现在的冯军旗是一名助理研究员，“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感谢冯军旗，他的这篇论文有着寓言般的结局，引发人们关于官场的制度、文化与诱惑力意味无尽的思索。这个格局内有残酷的生存机制，这个格局外有着更加残酷的县民生活，然而，改变这样的政治生态，可能才是残酷的真正开始。只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生态的改变何时启动，只能寄望于“未来的改革”。然而，未来是何时，是何种方式，未来又在谁的手中?四顾茫然。

第四篇：多铁路局遭遇降薪“维权” 折射中铁总财务困境

多铁路局遭遇降薪“维权” 折射中铁总财务困境

12月9日，约40名铁路职工围聚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0号中国铁路总公司门前，向中铁总集体“维权”。路炳阳/财新记者

【财新网】（记者 路炳阳）今日（12月9日）7点，约40名铁路职工围聚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0号中国铁路总公司（下称中铁总）门前，向中铁总集体“维权”。

这些是西安铁路局西安客运段的职工，此行前来诉求同工同酬愿望，并请求中铁总不要辞退劳务派遣工。西安铁路局相关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这些“维权”职工在西安铁路局已经工作了20余年，一直都是临时工身份，不仅工资水平停滞在十多年水平，且西安铁路局正在进行劳动合同重签，他们担心如果坚持同工同酬诉求，会被西安局辞退，遂前来中铁总表达诉求。据现场图片显示，这些职工手举“盛总请为我们做主”的横幅，集体跪在中铁总机关大门前。

这并非个案。11月初，北京铁路局承德车务段职工30余人聚集在北京铁路局机关门前，向北京铁路局局长表达对一年多来集体降薪的不满；随后北京动车段，石家庄动车所40 余人也来到北京铁路局门前，表达对企业大范围、大幅度降薪的不满。据财新记者多方了解，除西安、北京铁路局外，近期呼和浩特、哈尔滨、沈阳等北方铁路局纷纷爆发以“同工同酬，抵制降薪”为由的集体“维权”事件。

这些集体“维权”事件全部与薪资有关，多位铁路局人士对财新记者证实，进入2015年以来，虽然中铁总在年初给各路局下发了普涨工资通知，但该通知并没有得到执行。多位铁路局一线职工对财新记者表示，今年铁路职工工资出现了月均500至1500元不等的降幅，且降幅仍有扩大趋势。对降薪的原因，铁路局均以未完成运输任务予以统一回复。

业内人士分析称，大面积爆发的铁路降薪潮，应与当前铁路运输形势有着密切联系。中铁总最大收入来源即是货运收入，但从2013年初以来，铁路货运量就开始下滑，中铁总为稳定大宗货源从2013年6月起加强市场营销，开展了货运组织改革，但从运输总量上看收效甚微，不仅没有挽回货运颓势，反而货运量下降不断呈现加速态势。

2014年上半年，国家铁路货运总发送量同比下降3.6%，至2014年年底下降幅度逐渐扩大至4.7%；2015年以来下滑幅度更是逐月递增，已经从1月的-7.9%，扩大至上半年的-9.7%，2015年前三季度终于跌破-10%，达-11.41%。

据中铁总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前11月，国家铁路货运总发送量达24.86亿吨，比去年同期减少2.27亿吨，同比下降11.63%；再次创下自2013年中铁总成立以来新低。

国家铁路货运量长期萎靡不振，直接导致中铁总运输收入骤减，《中国铁路总公司2015年三季度审计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中铁总运输收入合计4447.7亿元，同比减少0.29%；其中货运收入1741.12亿元，同比下降9.09%；铁路货运收入同比减少174.0亿元。

中铁总的财务紧张状况在其盈利水平上充分体现，《报告》显示，中铁总2015年前三季度总收入6577.74亿元，净利润-94.35亿元，较去年同期-34.42亿元，同比巨降174.11%。在如此财务状况下，中铁总负债水平也长期在高位运行，2015年前三季度中铁总负债合计3.94万亿元，较 去年同期3.53万亿元，增4100亿元，同比增加11.6%，负债率达66.0%。

在净利润断崖式的滑坡和负债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重压下，铁路投融资渠道却迟迟得不到打开，高负债率下大规模铁路建设仍在不断加速，中铁总财务状况可以说举步维艰。而各铁路局为保证收入目标，纷纷采取降薪举措。

“十三五”期间铁路计划投资2.8万亿元，年均五六千亿，但最终投资额将不止于此，业界甚至预期，在国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十三五”期间铁路投资完成4万亿都极有可能。不断增加的负债水平和层层加码的投资额度，使传统铁路融资渠道疲态尽显。

早在2005年原铁道部就开始发文鼓励民资进入铁路，2012年以来以国务院、发改委、财政部、原铁道部和中铁总发布的有关加快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的通知文件更加密集，且鼓励力度越来越大，但民间资本却一直对铁路项目表现冷漠，蒙西铁路、川南铁路、济青高铁等各地样板工程均遭遇各种挫折，有的甚至无人问津。

为打开融资渠道，中铁总近期可谓想尽办法，多方筹资，当下中铁总着力进行资产经营开发、多元化经营，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推进改革。昨日（12月8日），中铁总连发两则公告，将12306网站、中国铁路综合电商物流平台95306网站和全国23亿张铁路客票资源推向市场，计划在2016年在上述资产资源上发布广告，弥补部分亏损。（详细内容见财新网报道“借势春运抢票热潮 商业广告登陆12306APP”及“全国23亿张铁路客票将被商业广告覆盖”）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认为，铁路长期难以吸引社会资本的主要原因是铁路运输企业利润水平低下或亏损。在铁路政企分开后，该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铁路运输及建设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铁路投融资改革很难实现。

在赵坚看来，铁路投融资改革必须以运输主业进一步重组为前提，比如可以将中铁总重组为控股公司，全国18个铁路局重组为区域铁路公司，并使其成为法人实体。这样缩 短决策链条，以使其对市场的反应更灵活，或可吸引民营资本进入一些支线投资。

而兴业证券研报也认为，中铁总当前财务状况十分堪忧，随着2016-2018年债券集中到期，中铁总需要填补的资金缺口更大，如果经营效益没有提升、其他融资渠道无法打开，资产负债水平将继续恶化。

第五篇：试论困境青少年基层帮扶体系的构建

试论困境青少年基层帮扶体系的构建

——以江西省广丰县为例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青少年群体逐渐分化，留守儿童、服刑人员子女、闲散青少年、单亲家庭子女等标签群体不断壮大，一些青少年成长的个体事件轮番上演。当事青少年个体都有着特殊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特点，也都遇到了各种的成长困境，这些事件暴露出青少年群体的成长教育问题，引起了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

而对于这些困境青少年群体，基层的帮扶工作体系很不健全，帮扶效果极其有限，理论上更缺乏专题探讨。本文将结合国际做法、我国现状和基层实际，对困境青少年的基层帮扶工作体系的构建，作一初步探讨。

文中所提的困境青少年，是困难青少年的一部分，与仅包括流浪未成年人和因其他原因暂时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的困境儿童概念不同，而是指成长路上遇到特殊困难、急需帮助的青少年，是一种狭义儿童福利概念，仅包括家庭极其贫困、行为严重不良、心理急需帮助、重病急需救治四类。本文的数据及做法来源于江西省广丰县的基层实际。

一、困境青少年的基层帮扶体系现状

困境青少年帮扶属于儿童福利范畴，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是一个狭义儿童福利概念。社会福利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福

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实现“社会福利”状态所做的各种制度安排。狭义的社会福利是一种残补模式（residual model）制度，认为社会福利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而只有当正常渠道失效的时候才需要的补充计划。以此类推，儿童福利划分为狭义儿童福利和广义儿童福利。狭义儿童福利指政府和社会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的各种支持、保护和补偿性服务。广义的儿童福利是指政府或社会针对全体儿童的普遍需求，为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及社会潜能的最佳发展而提供的各种服务。狭义的儿童福利是一种残补福利制度，而广义的儿童福利是一种制度福利制度

1、国际上困境青少年帮扶体系构建情况

美、德、英、法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都有自己的儿童福利部门和一套机制。如挪威设立了儿童和平等事务部、青少年事务国务秘书委员会、儿童事务监察使办公室、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事务董事会等四个机构，提供了家庭咨询、寄养家庭服务、发展儿童福利机构、收养、青年事务、资助、通融补偿等服务；德国设立了联邦家庭、妇女和青少年部、青少年福利局、少年救助委员会等部门；美国的儿童家庭署下设了儿童处、托育处、家庭及少年处、启蒙处，对儿童从出生到成长有一个系统的福利政策。在医疗保障方面，美国针对未成年人、有特殊需要的未成年人、有未成年人的家庭等不同人群与家庭制定了丰富多样的医疗保障或援助计划，具体由各州政府负责执行。

总的来说，西方国家的儿童福利制度起步较早，相对较完善，已形成综合性的专门国家级机构总负责、各有关条块部门共同执行的

普惠制儿童福利制度，无单独针对困境青少年的帮扶体系。但因这些国家儿童福利制度是在普惠制基础上设立的，已经包括了困境青少年的帮扶，所以没有必要再单独构建这类群体的帮扶体系。

2、我国困境青少年帮扶体系现况

近几年来，帮助困难青少年的政策（如助学金、希望工程、大学生助学贷款、金秋助学、关爱留守儿童等）纷纷出台，各种工作创新不断涌现，重点青少年群体（有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刑释青少年、服刑人员子女、流浪乞讨儿童、留守儿童）服务管理教育工作更是作为中央综治委2013年的一项重点工作在我国全面铺开。在党政机关积极行动的同时，社会各界（新浪微公益、央视的“为你而战”和“等着我”等公益节目寻亲、钢丝团和滴水等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嫣然天使基金）也纷纷对困难青少年群体给予帮助。

但是虽有上级党政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虽有诸多政策、措施和各种各样的帮扶渠道，可从整体来说，我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只有唯一一个专门从事妇女儿童事业的机构——国务院妇儿工委，只有共青团、妇联、教育、民政、工会等部门实施的对困难青少年救助的工作项目。这方面相对滞后，既缺乏整体普惠性质的兜底儿童福利制度，又没有针对这类群体的有效机制，对困境青少年的帮扶政策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对困难青少年帮扶工作政策很零散，各个部分缺乏衔接。

在困难青少年的个体上，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帮扶不畅通、帮扶资源浪费、帮扶针对性不强、帮扶较肤浅且不精准等问题，更别

说对困境青少年的帮扶。而不少遇到困境的农村儿童求助无门，不少重病儿童面对杯水车薪的政府救助和社会资助黯然逝去。这些问题倒逼着我们必须尽快对现有的帮扶工作体系进行创新和改革，最终实现对困境青少年的精准帮扶，实现社会资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目前，困境青少年能享受到的帮扶政策有民政的低保，教育的寄宿生补助、助学金和奖学金，红十字会的困难救助，工会的金秋助学款，妇联的春蕾助学款，团委的希望工程和志愿者服务，农信社的大学生助学贷款等。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很大，资助人数也较多，但仍有不少困境儿童生存状况堪忧。

以广丰县2013年情况为例，全县人口93万人，18周岁以下人口238393人，14周岁以下人口203967人，初中及小学生101552人，当年财政收入33亿，位列全省第八，县域经济实力及居民收入都位居江西前列。当年全县民政低保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对象达9100人，补助金额1503.6万元，农村人平125元/月，城镇人平240元/月。享受到民政大病救助的青少年110人，金额20万元；中小学寄宿生补助3403人，补助总额405.1375万元，寄宿补助24人，补助总额2.82万元（学年补助标准小学1000元、中学1250元、特教1200元）；高中生助学金发放人数6773人，人均每学期750元，总额达5079750元；幼儿学前教育家庭困难生补助1400人，人均550元，总金额77万；大学入学政府补助443人，人均5000元，总金额221.5万元；金秋助学仅对考取大学的高中生发放，助学金总额 30万元，人平3000元；妇联春蕾助学50位女童，人平300元；希望工

程3万元，扶助15名大一新生，人平2000元；大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1770万元，惠及2954位大一新生，人平5000 元。

2013年12月全县总人口达93万人，14周岁以下有203967人。其中六类重点青少年近4.3万人，其中不良行为青少年550人，闲散青少年256人，刑释220人，服刑人员子女67人，流浪乞讨儿童2人，留守学生就有4.17万人。六类中贫困4600人，孤儿14人，单亲家庭子女3169人，存在一定数量的困境青少年。全县已登记的志愿者近500人，每年各类组织开展的关爱困难青少年主题志愿活动约100余次。

二、现有困境青少年帮扶体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全县各级党政部门、社会各界都认识到六类青少年群体健康成长的重要性，用各种资源、各种活动积极帮扶，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金秋助学、蒲公英关爱行动、毛村的关爱留守儿童工程等。但是虽然有多方的关护和政策的扶持，困境青少年的帮扶工作还是有着诸多盲区，存在着不少问题。

面对困难青少年这么大的群体，面面俱到的帮扶很难做得到，有些困难靠家庭、学校的力量也能克服，有些帮扶只是一时、针对某类的物资帮助，效果单一，常常出现想资助的没对象、想受助的没方向的困境。归纳起来，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帮扶的系统性、科学性较差，存在盲目性、条块性，没能发挥帮扶资源的最大效用，在部门间、社会（含网络微公益）关爱间、资助方和待助方之间缺少信息和资源的共享、互动、互通。各个条块各

有各的数据库，存在着重复统计、浪费人力和物力等现象；

2.帮扶有重叠且就易避轻，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存在着社会普遍关注的对象，大家帮，资源重复投入；社会未发现的，无人问津，听天由命的现象。好帮的大家帮，不好帮的人人推。

3.帮扶重物质帮扶轻心理关爱和成长交流，重活动见面轻长期跟进，有面上帮扶无点上突破。学业有成、道德缺失、行为失当的帮扶个案偶有发生。

4、政策帮扶常以撒胡椒面的方式进行，帮扶门槛低，帮扶金额小，帮扶效果差。有的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标准低门槛底名额多，造成降低门槛的受助者不感恩，迫切需要的受助者嫌不够。

5、困境青少年家庭通常父母的文化层次较低，且家庭贫苦。只会到县、镇、村上访，接受镇村一级的推报。自己主动向社会、网络、媒体寻求帮助和支持的能力极差，运用新媒体的客观条件也严重不足。

三、构建困境青少年帮扶工作体系，实现精准帮扶

从广丰六类重点青少年的数字和志愿者数量看，急需外界救助的家庭极其贫困、行为严重不良、心理急需帮助、重病急需救治的困境青少年数量并不会很大。党政机关完全可以借助多方力量，护卫他们的成长，实现政策效用、爱心效用最大化，真正把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广丰县某些地方和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初步探索的工作，如毛村镇的关爱留守儿童工程、团县委的蒲公英关爱平台，都是以一个

大平台实现资源对接的成功例子，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更证明了在基层建大平台接连政策、爱心资源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毛村镇的关爱留守儿童工程从2008年起实施，已经开展了8次对子见面会，设立了关爱留守儿童基金，成立了一支50人的志愿者队伍，结对帮扶了150位留守儿童，帮助她们找到了温暖和保护，探索出了一条基层整合资源、关爱留守儿童的新路，去年获江西省志愿活动优秀项目。团县委的蒲公英关爱平台，则为政府救助政策、爱心人士、网络微公益和困境青少年搭建了搭建了一个桥梁，先后帮助地贫宝宝唐保成募集了现款5万和新浪微公益15万元，帮助邵丽萍获得万元的雷锋基金，借助爱心企业家和爱心青年为白血病患儿筹集5万余元的善款，借助青年文明号和团组织为300名困境青少年送去了二十余万元的善款和20余次的志愿探访，探索出了一条爱心资源和待助对象的对接新路。

综上所述，建议在对困难青少年进行缩小范围统计、摸清困境青少年家底的基础上，对数据库中的困境青少年进行精准帮扶，实现资源的最大效用。可以由党政牵头、委托某部门打造一个帮扶困境青少年的大平台，对这类需求进行登记，对这类爱心和资源进行引导分流，对这类帮扶进行汇总归档，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民心工程来实施，甚至可以用某某关爱行动来命名。

1.由乡镇党政牵头、综治办具体实施开展对困境青少年群体进行帮扶登记、引导、汇总。规范具体的帮扶对象、内容、要求和职责。尤其在建帮扶爱心卡对象上，是指六类重点青少年群体中的困难、家

庭和校方已无法解决困难、急需外界救助的对象，主要有四类，即家庭极其贫困、行为严重不良、心理急需长期帮助、重病急需救治的对象，不是全体六类重点青少年群体。

2.困难青少年的建档工作由学校完成，并实现资源共享。学校在建学生档案的同时建困难青少年帮扶爱心卡，即对家庭极其贫困、行为严重不良、心理急需长期帮助、重病急需救治的四种困难青少年进行建卡，情况轻微、依靠学校和家庭力量能解决的对象不予建卡。做到困难青少年一人一卡，一卡三份，在校方、村居、乡镇各留一份。卡里有学生信息和帮扶菜单、帮扶记录。帮扶菜单内容可为物资、学业、心理、生活、疾病救助。帮扶记录要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帮扶活动的记载。爱心卡中的学生信息和帮扶菜单由学校提供，爱心卡要得到所在村的审核、认定，放在镇综治办统一保管，爱心卡中的帮扶记录则由镇里统一汇总登记、掌握情况。

3.联系卡由乡镇村校共同管理，校方负责信息更新、开出帮扶建议菜单，村负责卡的信息复核确定，镇综治办负责帮扶资源的整合引导和汇总，并积极组织本地志愿者与重点对象结对认领，长期跟进，以求在点上有看得见的变化，爱心卡的内容做到一年一更新、一年一汇总反馈、努力实现爱心卡数据库共享。对于生病急需救助的青少年，若家中没有能力寻求网络支持，由综观办负责代理网络微公益、各方政策的申请和帮助。

4.各党政机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开展的帮扶都在联系卡上进行登记，不影响各单位的活动主体，只是把大家的帮扶都进一个口子组织

引导，搭建困难青少年帮扶的大平台，实现更有效、更长效的救助。

5、各类帮扶政策中不合理的标准，进行改革。下达某类帮扶政策的总金额，名额则由基层自行决定。每人的帮扶金额不确定，视需要进行调整。

6、广泛宣传发动，招募有心理咨询、法律背景的志愿者，建立困境青少年帮扶队伍，为困境青少年的长期跟进提供人力支持，实现困境青少年帮扶体系的长效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