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考察与启示
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考察与启示
【摘要】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理论与法律背景，是诸多因素综合的产物。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具有行政从属性特点，将违反行政法义务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运用刑法与行政法共同应对环境犯罪。环境法益被赋予有限独立性，与人类法益共同成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预防性理念备受青睐，抽象危险犯在德国环境刑法中得到普遍运用，刑法介入提前。德国环境刑事政策对我国的启示是，应摒弃绝对化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兼顾人类法益与环境法益，建立“并行”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同时，应改变以结果犯为主的立法模式，适当设置危险犯，以有效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法益；德国
德国是刑事政策理论的发源地，也是较早研究环境犯罪的国家之一，其成熟的刑事政策理论与环境犯罪治理经验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环境犯罪刑事政策依然较为粗糙、模糊，立法与司法面临障碍，影响环境犯罪的惩治效果。德国环境刑事政策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其环境刑事政策呈现出何种特点?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具有哪些借鉴意义?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背景 1.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社会经济背景
从 18 世纪末开始，德意志经济就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9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是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19 世纪 70 年代，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基本宣告完成，进而促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进入 20 世纪，德国工业生产大约增加了一倍，整体国民财富从 1895年的 2000 亿马克增加到 1913 年的 3000 亿马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经济迅速复苏，截至 1958 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7.9%，煤钢产量与外汇储备均高居西方国家第二位。与经济奇迹相伴随的是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在联邦德国兴起，政党也不失时机地提出恢复生态平衡的主张，环保意识不断强化，怎样让国家变得更富有、更美好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环境保护取得了巨大成功，能源变得更加清洁，污染现象减少，传统工业区———鲁尔区的变化成为环保的典型范本。德国环境保护的举动带给世人诸多启发，人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还要看数量背后的质量问题。
透过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与繁荣表象分析，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自由主义发展时期与国家干预发展时期。在自由主义阶段，国家职能被尽可能地削减，人们认为社会经济与自然界一样都有各自的规律，只要按照规律发展就能自动实现社会福祉。随着自由主义的过度发展，社会正义偏离了之前的轨道，物质分配两极化明显，甚至出现了群体性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干预逐渐加强，预防性手段被频繁应用，试图将诸多社会危险消弭于无形。国家在危险预防上存在两个转向。其一是预防的时间更早，之前的危险预防只涵括紧迫或已确证的危险，而今国家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犯罪前、疾病前、颠覆行为前的迹象。其二是预防的对象有所调整。以前的危险预防主要针对具体的物，目的是保护人，而新的预防主要针对来自人的风险，目的是保护制度或系统。这种趋势也体现在环境保护方面，德国政府充分开动国家机器，在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主要采取两大措施。第一，德国政府大力发展环保科技，依赖雄厚的科技实力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对生态环境状态实时监控，还建立多种环境教育机构培养环保
人才，开展公民环保教育。第二，德国政府利用市场力量，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合作方式开展环境保护。如在莱茵河的治理过程中，德国政府将河两岸的居民和企业成员强制入股，成立股份制管理机构，对所属河段的大坝安全和附近生态环境负责。政府负责常规工程投资，股份管理机构则负责日常维护，使莱茵河重现勃勃生机。
2.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 理 论背景
在德国，刑事政策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刑事古学派、刑事社会学派与现代学派三个阶段，且随着德国社会形势与司法实践不断调整，呈现出传承与发展的态势。
作为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于 1800 年左右首创“刑事政策”(Kriminalpolitik)一词，认为刑事政策是“对一个国家的刑法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具有约束力的、颁布最符合目的的刑法所应当注意的特殊关系和条件的总括”。费尔巴哈把刑事政策定位为刑事立法政策，着重探讨刑事立法与刑罚的关系，认为“立法者智慧(刑事政策)即在于说明，我们应该适用何种刑罚，以及适合的刑罚如何予以执行，始能合乎刑罚之目的，此外并尽可能地促进人类与市民的目的”。费尔巴哈刑事政策思想的核心在于心理强制说与罪刑法定主义，认为“市民不能不通过欲求能力而达到其目的，国家对欲求能力使市民实施侵害之事，必须利用在心理上不可能实施的手段。因此，要市民不进行权利侵害，就应限制使不发生那种决心”。作为心理强制说的派生产物与实现前提，罪刑法定主义要求罪刑规范必须事先预告公众，使公众意识到犯罪行为必然导致刑罚，这样才能真正抑制犯罪心理，阻止犯罪。
李斯特是刑事社会学派代表人物，也是刑事政策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将刑事政策定义为“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并提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著名论断。李斯特刑事政策思想的核心在于目的刑论、刑罚个别化与保安处分。首先，李斯特认为，刑罚作为国家对犯罪人科处的不利后果，不单纯在于对犯罪行为的反射性报应，而应赋予其更多意义，故而提出了目的刑论，认为刑罚不是对犯罪的事后报应，其正当化根据在于保护法益与防卫社会。其次，为了使犯罪人不至于再次危害社会，应当教育和改造犯罪人，使其成为守法公民，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李斯特尤其强调了特别预防的重要性，认为刑罚不仅在于威慑潜在的犯罪人，更应重视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刑罚的分量以为了消除犯罪人的危险性，使之重返社会所必需的处理期间为标准，与其说刑罚的目的是威吓、儆戒一般人，不如说是使人自身得到改造，预防犯罪更重要一些”。最后，李斯特认为，犯罪是可以预防的，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前，通过保安处分措施可以有效保护社会，他指出:“在与犯罪作斗争中，刑罚既非唯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对刑罚的效能必须批判性地进行评估。出于这一原因，除刑罚制度外，还需建立一套保安处分制度。”
进入现代，德国刑法先后经历了非犯罪化与犯罪化潮流，并最终以扩张刑罚权为主，德国学者普遍将刑事政策理解为“在合目的性的前提下，刑法如何实现其社会保护的学科领域”。如耶塞克认为:“刑事政策探讨的问题是刑法如何制定，以便其能最好地实现其保护社会的任务。它探讨如何描述犯罪构成要件特征以便与犯罪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确定在刑法中适用的制裁措施的作用方式，斟酌允许立法者将刑法延伸到何种程度以便使公民的自由空间不会超过不必要的限制。”罗克辛打通了李斯特时代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设定的鸿沟，主张建立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体系，对三阶层的内容依据刑事政策的功能进行了改造，即犯罪构成的实质化、不法的价值化与责任的目的化。正如罗克辛本人指出的，“只有允许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进入刑法体系中去，才是正确之道”。“法律上的限制和合乎刑事政策的目的，这二者之间不应该相互冲突，而应
该结合到一起，法治国和社会福利国之间其实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性，而应当辩证地统一起来。”
3.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法律背景
自刑事古典学派以来，德国刑事政策理论逐渐成熟，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刑事政策对刑法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受德国刑事政策发展以及社会进化的影响，德国刑法突显出以下两大发展态势。
第一，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作为启蒙运动的成果，法治国思想得到广泛认同，由此催生了罪刑法定原则。费尔巴哈尤其强调成文法对司法活动的限制，认为法律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法官只是法律的“仆人”，不可随意解释法律。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逐渐增强，刑法的滞后性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愈加尖锐，人们开始转向实质法治与实质正义。希尔根多夫(Hilgendorf)教授将这一趋势称为“不精确的法律”，并指出:“许多法律会采用规范的概念或者引入其他不确定的用语，这给法律适用者留下了相当大的裁量空间。”“裁量权由此就从民主立法的议会转移到了法院和行政机关身上。”刑法规范的概括与法益的抽象，使刑事政策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李斯特鸿沟”逐渐向“罗克辛贯通”转变，以往所排斥的价值判断也被吸收进犯罪论体系中，实现了“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罪责目的化”。
第二，刑法的积极的一般预防被推上前台。在社会防卫理论的影响下，刑法的报应机能逐渐没落，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日益盛行。该理论强调法规范的权威性与不容侵犯，认为刑罚的目的就是“法秩序防卫”，通过刑罚的威慑效应，强化公民的规范意识。在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未来的不确定性与人类的有限理性冲突加剧，愈加复杂的社会系统产生了各种新型风险，德国刑事政策的天平随之向社会防卫倾斜。“法律试图以双重的方式来获得与未知性和不可权衡性相对的安全性:一是法益的安全，即为所涉法益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法律的安全，即保证法律作为一个决定体系本身的可靠性和可预见性。”罗克辛也指出:“刑罚的目的只能是预防性的，亦即只能是为了防止将来的犯罪。由于刑法是一种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机制，它也就只能谋求社会的目标。报应理论并不具有社会正当性，因为在报应理论中，刑罚的科处和刑罚的幅度都跟社会必要性没有关系。”风险社会理论与敌人刑法理论的提出也促成了安全刑法的出现，为了消除焦虑与不安，公众开始容忍国家更深地介入社会生活，刑法成为国家应对风险的利器，与此同时，刑法政治化加剧，甚至出现象征性立法。
二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特点世纪 70 年代以后，飞速发展的经济给德国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环境保护成为国家议题。德国于 1980 年通过了第 18 部刑法修改法（《反环境犯罪法》），这部法律完善了环境犯罪的犯罪构成，扩大了环境刑法的适用范围，统合了零散的环境犯罪附属刑法规定。90年代初，德国启动环境刑法改革，于 1994 年通过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加重了对环境犯罪的处罚力度。1998 年，《德国刑法典》第 29 章专门设立了“危害环境犯罪”，通过 13 个条文规定了 9 个具体的环境罪名，分别是:(1)水污染罪;(2)土地污染罪;(3)空气污染罪;(4)招致噪音、震动以及非游离辐射罪;(5)危害环境之废弃物清理罪;(6)不法营运设施罪;(7)未经允许处理核燃料、其他危险物质与物品罪;(8)危害保护区罪;(9)逸漏有毒物质致重大危险罪。德国环境刑法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逐步完善的，且深受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特点。
1.行政从属性
通过行政刑法保护环境是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传统。德国是行政刑法的发源地，德国环境刑法属于行政刑法，即只要违反行政法规，即便没有造成法益侵害，依然具有可非难性。德国行政刑法之父郭特希密特(Goldschmidt)认为:“行政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其促进手段是行政作为，在此行政作为中同样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法规，用以确保行政作为之畅行无阻，此即为行政刑法之意旨。”如今的《德国刑法典》将违反行政法义务作为是否构成环境犯罪的重要条件规定了下来，体现了环境行政法规在环境犯罪中的重要地位。在《德国刑法典》第 29 章规定的 9 个具体罪名中，有 8 个罪名设置了违反行政法的前提，包括“违反行政法义务”“未经许可”“违反禁令”“缺乏必要的许可”“违反法规”等。可以看出，除了直接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外，无视许可或规定的行为也与罪状相符，即便这些许可或规定并非专门的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例如，根据《德国刑法典》第 328 条的规定，未经许可或违反行政法义务，保存、运输、加工或作其他利用，进口或出口核燃料，或者负有运输核燃料义务而不立即运输，或者在工场或技术设施的运转过程中储存、加工或作其他使用的放射性物质的，构成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罪。
这种“空白刑法”的立法技术，就像“立法者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而有关管理部门则有权加以填写”。这种立法模式体现了宪法层面的分权原则，有利于刑法保持简洁与弹性，以便为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实现留足空间，发挥其人权保障作用，但质疑与非难也一直存在。如我国学者指出:“立法者在必须填补和补充空白构成的时候，将立法工作或多或少地交给行政管理机关，是否逃避了自己的立法责任?”还有学者指出:“行政法(尤其是规章形式的行政法规范)易变性与刑法典稳定性的矛盾带来适用上的麻烦。”德国学者芭芭拉·胡贝尔既看到了“空白刑法”立法模式的不足与窘境，又认可了这种模式的价值，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1981 年之后的德国刑法饱受批判，原因在于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行政机关对危险行为的定性是刑事判决的前提。比如，在发放许可或界定化学成分的等级时，水域管理机关考虑的往往是整个地区的经济形势、工业设施与废水中化学成分的危险性。而刑法则主要考虑水域被工业设施、农田或汽油站过滤设施所污染的事实。但是，这种行为只要获得行政许可，就足以排除违法性，刑事法庭不得不将其视为正当，尽管这种行为可能违法或产生的利润来自违法行为。所以，刑事法庭无法左右行政决定而只能与行政机关捆绑在一起，并没有超越行政机关的权力。尽管如此，环保毕竟是行政机关的首要任务，刑法只能排在第二。况且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法律命令必须统一口径，否则市民将无所适从，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冲突也将损害人们对法律的普遍尊重。
由于行政行为在环境犯罪治理中占比较大，为了抑制行政恣意，德国对行政行为开展司法审查，《德国基本法》第 19 条第 4 款明确规定:“任何人的权利被公权力侵害，均可提起诉讼。”作为宪法性救济的前提，针对行政权的权利救济首先应穷尽正式法律途径，才能诉诸联邦宪法法院。而且，宪法审查仅针对生效的法院裁判，而不直接对行政权做出裁判。正如德国学者托马斯·伦德马克所指出，“民众要求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来自于德国基本法，其前提是行政行为对个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若挑战行政机关的决定，必须宣称行政行为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在德国大部分案件中，对行政决定审查的标准不严格限于行政记录，而是重新审查，其标准源自合理性原则，违背该原则的国家行为均为无效。应基于合理性原则从四个方面进行检验:意图与目的是否具备合法性与合宪性;手段是否适当;造成的损害是否必要;是否保持平衡”。
总而言之，行政法认定普遍成为环境刑法适用的前提，这种模式有利于环境保护效率的提升，保持了刑法规定的准确简洁，但也造成行政权力过大。由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念，德国通过宪法审查排除行政恣意，维护了环境保护的法治化轨道。
2.保护双重法益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与人类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生态环境利益是不需要刑法保护的，刑法只保护与人类利益相关的生态环境利益即可。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制定的最早的环境刑法是 1830 年的《奥地利刑法》。该法规定，刑法的任务不在于环境保护，而是确保人类之生命、健康免受环境污染下的危害。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些即使与人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生态环境利益，归根结底也会影响到人类，进而逐渐将生态环境利益视为相对独立的法益。受此影响，德国刑法几经变迁。1971 年，部分德国学者提出的刑法修正案首度统合了附属刑法，将环境犯罪条文纳入刑法典，提出这些增订条文的核心理念在于“以刑法防止危害他人的污染行为”。这种人本法益观从保护个人利益层面强化了刑法制裁的正当性，契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及价值取向。
但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的人本法益观异化了人们的环保观念，使之停留在浅层次的认知水平，没有认识到环境法益本身的独立价值。德国学者艾瑟尔(AlbinEser)指出:“长期以来，环境保护是以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私的短浅目光并且只以为人类服务或保障自然资源为目的的。”在之后的 1980 年，德国立法者将附属刑法纳入刑法典，建构了完整的环境刑法，将规范目的定位在“环境保护”，使具有保护价值的环境利益悉数被纳入环境刑法的保护范围，如水、空气、土地、动物、植物等。从本质上讲，这套环境刑法虽然以保护环境利益为主，但更深层次的规范目的无非是想间接确保人类的世代生存。德国立法者亦明确指出，刑法保护环境法益的理由为:第一，环境是形塑人类生存空间的基本要素;第二，环境保护具有世代永续生存的意义。可见，只要承认环境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那么就意味着包括当代人及后代人的利益，均应受到充分的保护，这种法益理论被称为“双重的法益关联论”。因此，尽管之后的《德国刑法典》将环境犯罪作为单独的一章予以规定，体现了环境法益的独立性，但也认识到“环境法益不可能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法益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切实保护，强调生态学的法益只有在与人类中心的法益相关联或不相抵触的限度内，才能成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事实上，与有限独立的环境法益相伴随的，是对人类法益一如既往的保护，德国将环境政策定义为:“环境政策是保障人类健康和生存所需的环境的全部必要措施，以便保护土壤、空气、水、植物群和动物群免受人类的有害影响，并消除人为影响所造成的危害或损害。”
由此不难看出，既保护人类利益，也保护生态环境是作为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基础的环境政策的基调。德国刑法保护双重法益的立法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尊重环境法益的独立性，通过《德国刑法典》第 29 章对涉及人类生存基础的环境要素予以保护，即环境法益;另一方面，通过第 25章“应处罚的利己行为”将侵害他人利益的非法狩猎与非法捕鱼行为纳入规制范围，即人类法益。
3.积极预防导向
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工业社会制造出系统性的风险，这些风险又反作用于工业社会，进而使其异化为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Beck)首先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贝克指出:“工业社会运行机制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当今时代已呈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的种种迹象。”风险社会理论在刑法领域的直接映射便是刑法介入的早期化与危险犯的广泛应用，诸多对法益构成威胁的行为被纳入犯罪圈。在德国，刑法的变迁也体现了对安全的侧重，刑法立法普遍出现了刑罚处罚前置化。例如，《德国刑法典》第 28 章“危害公共安全”中，不仅规定了大量的故意危险犯，还规定了许多过失危险犯，加大了对公共安全的保护与民众心理的照顾。环境刑法领域则走得更远，甚至出现了“累积犯”的概念，进一步提前了刑法的介入时间。“累积犯”概念由德国学者库伦(Kuhlen)于 1986 年以水污染犯罪为基础提出，单个行为基于事实上的原因，对于所保护的法益不能产生损害，但如果类似行为大量实施则最终会导
致法益侵害，因而有必要对该行为予以禁止。累积犯创造出了“拟制的危险”，将本身不具重大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意图防患于未然，保障整体环境的绝对安全。
受积极预防理念影响，预防性的环境政策也逐渐成形。在德国，环境法的建立与施行依赖特定的政策，这些政策不光出现在学术论文与政治讨论中，也出现在政治决定、法庭裁决与行政规章中，形成了三个最重要的政策，即预防政策、污染者责任自负政策以及合作政策。其中，预防政策最为重要，已被写入《联邦污染控制法》。该法规定，本法目的在于保护人类、植物、动物、土地、水域以及大气免遭危害。对于需要许可特定的设施，为了避免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与麻烦，应及时预防有害环境影响的出现。对于管理者而言，环境政策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潜在的环境恶化应被察觉与制止，导致环境恶化的原因应被消除。所以，应特别注意可能引起环境损害的轻微但具有累积性的活动。在风险无法量化时，运用预防性措施或者具有最小限度危险性的可替代有效措施予以应对。总体来说，预防政策的精神在于，“环境损害所导致的消极影响应当在危险到达之前即被遏制”。德国刑法充分运用预防政策惩治环境犯罪。《德国刑法典》第 324 条至 330条所规定的 9 个环境罪名均包含了危险犯。这些条款通过拟制抽象的危险使刑法提前介入，将任何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环境犯罪抑制在萌芽阶段。例如，在认定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罪中，实际的损害不必发生，抽象的危险即为足够，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已裁定该条款也适用于家庭垃圾的处理。又如，未经许可开动核设备罪与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罪，若没有取得许可，任何人开办处理核材料的工厂均应受到处罚，尽管这些活动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或带来任何危险。正如芭芭拉·胡贝尔所指出的:“对人类健康的抽象危险是定罪的充分根据，而不必证明造成了实际损害，这就是这些条款的预防目的。”
三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环境犯罪规制起步较晚，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致力于发展经济，环保理念与经验欠缺。1997 年《刑法》正式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2011 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环境犯罪做了较大修正。即便如此，我国环境刑法理念依然滞后，刑事政策也摇摆不定。德国较为成熟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从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和基本形态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保护双重法益
我国环境犯罪治理长期受“人类中心主义”影响，认为环境犯罪的惩治主要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与安全，包括人类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人类对自然界负有道德责任，应当对其进行道德关怀，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内在价值或有某种权利，而是为了保护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这突出反映在环境犯罪立法上，如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与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都将结果局限于“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也大多以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为标准。“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其指导下的环境刑法也逐渐落后于时代。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法益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应将环境本身视为目的而非满足人类欲求的工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态中心主义”应运而生。
“生态中心主义”承认自然物本身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物与人类有平等的权利，将伦理关怀的范围拓展到自然物，甚至主张建立以自然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与评判标准。然而，“生态中心主义”抹杀了人类利益诉求，否认环保的根本目的与最终导向。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Helvetius)指出:“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自己利益的，因此应该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总把私人利益和
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立法者的无知。”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无法忽视民众对物质生活的需求，生产力的发展仍是大势所趋，即便在德国也是如此。事实上，德国从来没有将经济发展放在次要位置，而是强调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德国政府在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时，往往将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如德国焦炭发电量依然占总发电量的 60%，生态环保的可再生能源仅占 10%左右。但在发展方式上，有待于摒弃粗放型、掠夺式的发展模式，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均失之于绝对化，有违可持续发展观。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也应体现辩证精神与区别对待思想，兼顾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并行”刑事政策值得提倡。因此，在环境犯罪法益的保护上，也应兼顾人类法益与环境法益两方面，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设置环境犯罪危险犯
深受古典刑法理论的影响，加之我国法治起步较晚，预防性刑法理念与危险犯一度被视为刑法恣意的体现，侧重于通过结果犯规制犯罪，环境刑法也不例外。“严重污染环境”“后果严重”“情节严重”等被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危险犯则付之阙如。随着环境恶化与破坏力的逐渐攀升，有必要运用危险犯充分发挥预防作用，提升环境治理整体水平。
首先，环境犯罪的潜伏性与累积性特点表明，只有设置危险犯才能实现有效治理。相对于其他类型犯罪，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较为模糊，其原因主要在于危害后果的潜伏性与累积性，导致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无法建立清晰的关联，且证明难度极高。例如日本“水俣病”事件，从 20世纪 50 年代初发现吃鱼的猫“自杀”，到 50 年代中期周围居民出现神经中毒症状，死亡几十人，一直无法查清原因。直到熊本大学做了大量实验并检测了工厂排污口，才发现是甲基汞在作怪，其间经历了十几年的漫长时间。为了便于证明，有必要将犯罪构成模式由实际损害向规范违反转变，只要实施了足以破坏环境的特定行为，均应被视为具备抽象危险。
其次，环境犯罪危害后果的严重性表明，将环境犯罪的基本形态停留在实害犯的程度，对该类犯罪的预防通常于事无补。环境危害一旦显现，往往呈现出覆盖面大、治理难度高、不可逆等特质，导致严重的后果。与犯罪后果相伴随的，往往是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讲，采用结果犯的环境刑法与环境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尽管通过事后刑罚予以惩治，也能取得一定的威慑效果，但环境损害业已造成，这并非环境刑法的立法初衷。因此，与其在损害发生后进行修复或赔偿，不如事前更加积极地采取预防措施，设置环境犯罪的危险犯。
最后，针对环境犯罪设置危险犯有助于提升人们的规范意识。德国环境刑法设置危险犯的初衷还在于发挥刑法的宣教作用，增强国民环境观念，提升国民规范意识。德国宪法法院副院长哈斯默尔(Hassemer)认为，“积极的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刑罚对社会普遍产生教育的效果，为了充分发挥该效果，就有必要处罚并非达到侵害的行为，即处罚危险阶段特别是抽象危险阶段的行为”。我国亦有先例，醉驾入刑之后民众的规范意识显著提升，有效遏制了愈演愈烈的醉驾行为。随着现代生态伦理观念的形成，应适时引入危险犯，增进民众对刑法规范的信赖与认同，以及意识深处对环境保护的认可与支持。
四结语
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并非一蹴而就的成果，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与德国发达的刑法史、成熟的市场经济、思辨与反省的国民性紧密相关。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具有鲜明的特色，集中反映在行政从属性、保护双重法益与积极预防导向三个方面。我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发展与环保的矛盾渐趋尖锐。尚不完善的环境刑法与刑事政策，尚待提高的环保意识也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所体现出的双重法益保护理念、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契合我国国情且行之有效，值得我国借鉴与吸收。通过立足于自身国情，汲取他国先进经验，有望在缓解环境问题的同时，发展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环保之路。
第二篇：食品企业犯罪的刑事政策
食品企业犯罪的刑事政策
食品安全的法治思考应当引起社会高的关注，特别是食品安全法明确了企业为第一责任人。作为关注食品企业法律问题的律师，请企业老总们要时刻警惕了！！
下面是近年来刑事政策动态：
2009年，食品安全法出台，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司长刘兆彬指出,关心、保障、监督食品安全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企业应承担第一责任,因为食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监管出来的。刘兆彬归纳出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严格遵守市场准入关。从事食品生产,必须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取得生产许可以后方能从事食品的生产和经营。第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比如说采取GMP认证,比如说搞风险和关键控制点的管理要求。第三,严格执行从业健康制度。第四,必须要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果没有合格证或检验证书,还要进行检验,同时要记录在案,并且按照法律规定,保存期不得少于两年。第五,建立食品的出厂检验和记录制度。检验的记录也要保存不得少于两年。第六,食品添加剂的生产要取得许可。目前卫生部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已经达到2455种,所以对添加剂生产要进行许可。第七,严格执行食品的标识和标签制度。散装的食品要标识,预包装的食品要有标签,明确厂名、厂址、品种、数量、规格各信
息,这样可对产品进行追溯。第八,严格执行食品召回制度。如果企业发现生产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应当停止生产,通知相关的食品经营者,通知销售者,通知消费者,并把召回的情况要做记录。如果没有主动召回,政府部门将依法责令强制召回。第九,增强诚信意识。要求企业做的广告真实、可信,不能虚假、夸大。第十,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010年9月15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15日正式对外公布了《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知》指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到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打击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始终把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摆在突出位置，始终保持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
《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要在分工负责、依法高效履行职责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切实形成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合力。公安机关对于涉
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要及时立案，依法采取有效的刑事强制措施，快速侦破，并及时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要切实做好审查批捕和起诉工作，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法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情况实行监督，进一步强化对立案、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的法律监督，确保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工作依法有序进行。人民法院要准确理解、严格适用法律。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不仅要考虑犯罪数额、人身伤亡情况，还要充分考虑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犯罪手段、犯罪行为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程度、恶劣影响等。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彻底剥夺犯罪分子非法获利和再次犯罪的资本；要从严控制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通知》强调，依法遏制和从严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必须依法严惩相关的职务犯罪行为。对于包庇、纵容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的腐败分子，以及在食品安全监管和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中收受贿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加大查处力度，依法从重处罚。对与危害食品安全相关的职务犯罪分子一般不得适用缓刑或者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通知》还要求，大力宣传国家保障食品安全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法律保障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形成社会各界共同抵制、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的强大舆论声势。对
在查处案件过程中发现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漏洞和隐患，要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提醒和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健全制度，加强管理，防患于未然。
2012年第四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上，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工信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粮食局、食品药品监管局、中国科协等10个部门政府官员就“共建诚信家园，同铸食品安全”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公安部对食品安全犯罪“零容忍”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指出，当前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公安部将进一步加大打击惩处力度，对食品安全犯罪坚持“零容忍”。
“从查办案件看，当前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黄明指出，一些企业和个人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唯利是图，暴露出食品安全领域诚信体系不健全、失信惩戒机制不完善等薄弱环节，凸显出加强食品安全诚信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黄明表示，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惩处严重失信行为，公安机关责无旁贷。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打击惩处力度，对食品安全犯罪坚持“零容忍”，露头就打、除恶务尽，切实让丧失诚信者付出高昂代价。
2012年最高检下发《关于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责，加大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力度，增强查办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背后职务犯罪的敏锐性，坚决深挖和严肃查办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背后的职务犯罪。
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治理整顿，切实防止和纠正以罚代刑、有案不移、有案不立、放纵犯罪等行为。在办理案件中，要重证据、讲法治，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切实将案件办成铁案。发现漏捕、漏诉、遗漏犯罪事实的，要及时追捕、追诉。对重大、有影响的案件，上级检察院要及时予以督办并加强指导。
广东2012年4个月揪出问题企业2284家
省质监局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年1至4月，全省质监系统监督检查企业14535家次，抽检食品14404批次，发现问题企业2284家，立案查处食品案件1712宗，移送警方查处案件52宗。接下来，将深入开展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工作。以肉制品、乳制品、米面制品、饮料、糖果等产品为重点，严厉打击利用不合格食品原料和回收食品加工食品，利用虚假标签和食品添加剂欺骗消费者等诚信缺失的违法行为。此外，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制定《广东省质监局关于生产加工环节食品企业的监督管理办法》，根据企业诚信情况，将其分为A、B、C、D四类予以分类监管。
第三篇：德国城市化的启示与思考
德国城市化的启示与思考
德国是世界上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之一，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实力位居欧洲首位，在国际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为第三大经济强国和美国之后第二大贸易国。德国城市发展遵循一条规则：既要考虑市场竞争的原则，也要顾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联邦、州和地方乡镇三级共同承担城镇建设发展的任务，其主要特点是：统一筹划，协调发展。通过仔细考察德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认真吸取其城市化过程的经验教训，对加快推进我省的城市化进程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德国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特点
城市化的速度快，城市化的水平高。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化的前提和保证。德国实现城市化所用的时间少于法、美等国，与英、法、美相比，德国工业革命起步较晚，城市化启动较迟。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到１９１０年德国基本实现城市化。法国和美国分别到了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２０年才基本实现城市化。到１９９６年，德国城市化水平已达９４．６％。
德国的中小城市多，分布比较均匀，人口过于集中的大城市少。德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中小城市，小城镇星罗棋布在全德各地，城市化的过程中，各类城市协调发展，布局较为合理。虽然德国也出现了一些大城市，但是无畸形发展现象。
德国注重协调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城市的发展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紧密相联。在德国既没有过度拥挤、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也没有破旧不堪的农村地区。德国的城市布局相对合理，城市化进程中大中小城市并行发展，大城市为龙头，但不显得过分突出，小城镇遍地开花，遍布全国各地。
良好的区域交通，通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网络为城市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在几千人口的小镇，各项市政设施的水平基本一样，几无差异。加之方便的购物餐饮等生活配套条件，接近大自然的生活环境，使小城镇拥有大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德国的城市管理水平比较高。规划，特色保护，公交等别具特色。德国在城乡建设上一方面严格管理土地、环境等重要问题，一方面又大量放权给地方，充分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只要在规划法规的框架内，各级政府自己决定建设管理事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德国各地始终注意对历史文化和古老建筑的保护，注重城市特色的营造。同时十分注重城市和城际的公共交通建设。
德国城乡建设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对城市化的重新认识：农民进城只是城市化的一种表象。城市化的实质在于现代化，即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而不仅仅是人口在地域空间单纯的移动问题，也不仅仅是居住区向城市的汇集，更重要的是乡村传统封闭的文化向城市现代化开放文化的转变和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向城市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方式发展。德国城市化过程既有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也有很多就地转化的城市化过程。由于拥有十分发达的公路交通网络和便捷的城乡公交系统，许多人居住、生活在小城镇，而工作在其他地方，因而形成“分散化的集中型”的城市布局，大大减少了人口大量转移和高度集聚对中心城市形成的压力。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目前，居住在小城镇中的居民与大城市的生活无异，同样，生活在小镇上的农民与居民并无二至。一位教授课堂上说：当时他出生的小镇，以前大部分是农民，而现在１０００户居民中，只有４户是农民。在施瓦本哈尔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中，其农家的生活已与城市居民一样，生产方式也转变为大生产的农业化。
坚持加快经济发展不动摇。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经济不发展，就谈不上城市化的发展。在城市建设起步阶段，应当选择投资少、见效快，当地具有资源优势、市场前景好的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为城市发展积累资金，然后才有市容市貌的改造，不应把有限的资金都用来装点门面。通过行政可以促进和引导城市化，但是单靠行政手段是无法实现城市化的，而且行政推动的城市化，问题将会很多。
坚持协调发展。江苏省实施三大都市圈的战略，以中心城市为龙头，形成布局合理的城市发展群带，以中心城市带动一片地区的城市化，既发挥出城市群落的整体优势，又可以避免个别城市畸形发展。
大中小城市均衡协调发展。根据江苏省人多地少，村镇密集的特点，城市化应走相对集中，同时避免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建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合理体系，避免“城市病”的出现，使城市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时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辐射与集聚效应，形成雁阵式的发展。
根据江苏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江苏省土地紧缺的现状。我们的城市规模不宜像德国那样过小，以免造成土地浪费和城市设施建设的不经济。
注重省情，正确选择城市化的道路。德国城市化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江苏的城市化照搬别人的经验是走不通的。江苏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走自己的城市化道路。
根据苏南苏北不同的历史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各地城市。在苏南这样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学习德国的经验，注重发展中小城市，加强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建设，使数量众多，相距不远的小城镇构成联系紧密，相互促进的城市群落，建构城乡一体的城镇体系。在苏北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人口相对分
散，城市密度偏低，经济相对落后。要重点发展大中城市，积聚人气，形成中心城市，强化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走相对大城市化的战略。
坚持可持续发展。要特别注重城市的均衡协调发展，注重城市中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关注发达国家在城建方面走过的弯路，早做预案。注重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在城市大发展，大建设的今天，要特别注意加强，防止一味追求发展而破坏不可再生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注重城市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优良的生存环境。实行公交优先战略。在大建城市交通的今天，注重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特别要多考察城市轨道交通，除了地铁和轻轨外，可以考虑建设城市有轨电车系统。不要轻易否定自行车的作用，作为绿色交通自行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的有益补充。
注重科学发展，打破“诸侯规划”。人们常常习惯于在自己行政区划范围内规划自身的发展，局限于自给自足地解决问题。行政区划的影响，无形中会形成一些贸易上的壁垒、生产的壁垒，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重要的体制上的障碍，结果导致无序发展、重复建设、盲目竞争等问题。科学发展就是要淡化行政区划的概念，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以社会，经济，环境的均衡发展为追求目标。不要过多计较肥水流了外人田，或是别人有的我也要有，而是更多地看到自身是否得到发展，是否达到双赢。
区分规划的层次，注重规划的政策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学习德国的经验，明确不同层级的规划控制内容。在规划中首先明确哪些是不可动的，那些是可以建设的。对不可动的，要严格控制，而该放开的就要允许其充分的自由度。
加强市民对城市规划建设的参与。区分好市民参与与重大战略决策的范畴。在战略上的城市总体规划，应该由决策者，专业部门，专家学者来制定。对于贴近老百姓的详细规划，要注重充分听取驻地群众的意见，充分让群众参与其中，让群众参与规划，参与监督，参与管理。
农工一体化。逐步缩小城市居民与农民在各项待遇上的差距，逐步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使每年进城打工的农民逐步居住在城市，转化为城市居民。因此，在农民子女上学，居住，社会保障等方面需要逐步出台一些政策，解决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促进农民土地的流转，使放弃土地的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加强农民的职业教育，促进其生产方式的转化。
为了解决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问题，可以考虑一些政策。例如允许公民自己在市民与农民两种身份之间做出选择。一个农民在城市有固定住所并连续居住满６个月，就应在放弃农民身份及其相应权利的前提下，有权获得市民身份及其相应权利。为了适当控制大城市的人口，可以根据城市的不同规模，将获得市民身份的居住期限延长至１－３年不等。
总结德国的经验教训，避免德国的负面情况。要注意在学习德国注重公平观，均衡观，民主观的同时，要警惕在现阶段过度强调民主和公平而陷入效率低下，成本上升的泥潭。德国目前在这方面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例如德国的一个拆迁项目用去１５年的时间。德国自己也在检讨过去在建设上为强调公平而造成投资过散，效益不高。对项目的意见不能统一，久议不决，延误时间。
江苏省人口为７１２７万人，土地１０万平方公里。江苏地少人多，面积不到德国的１／３，人口只比德国少１千万人，人地矛盾大。２００２年底城镇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４２．９％。苏南地区达到５７．８％，而苏北地区只达到３３．８％。总体上，江苏省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但是我省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别很大。苏南地区基本达到发达国家５０－６０年代水平，而苏北地区则低于１９７０年世界平均水平约３个百分点。我省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省内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决定了我们决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我们的发展必须依据中国的国情，江苏的省情，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总结他国的教训，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使我们的发展更加顺畅，更加稳健，更加迅速。
第四篇：法国、德国、挪威职业教育的考察及启示.doc
龙源期刊网 http://.cn
法国、德国、挪威职业教育的考察及启示 作者：陈文举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09年第18期
[摘要]2009年4月17～29日,贵州大学赴法、德、挪三国考察访问团,对其职业教育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修订或签订了一系列合作项目协议。不论是历史悠久、层次多样的法国职业教育,还是学以致用、务实严谨的德国职业教育,乃至“肝胆俱全”的挪威纳尔维克工学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给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思路,特别是做好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发展规划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关键词]职业教育考察启示
[作者简介]陈文举(1954-),男,彝族,贵州毕节人,贵州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院长,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职业教育发展研究。(贵州 贵阳 550003)
[中图分类号]G719.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9)27-0019-03
随着贵州大学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加,为进一步增进交流,学习和借鉴欧洲职业教育办学特色,落实教育部、财政部中职师资素质提高计划,制定贵州大学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发展规划,落实相关职业教育合作内容,修订或签订合作项目协议,也为了考察职业教育发展,寻求学生的升学和就业渠道,为学校职业教育发展定位进行考察调研,贵州大学组团前往法国、德国、挪威三国,对有合作关系的高校进行访问考察。通过访问考察三个国家的近十所学校,对欧洲的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及其办学特色有了较为真实客观的了解,同时对三国的教育体制等相关信息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为进一步明晰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思路、特别是做好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规划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一、法国、德国、挪威的职业教育体制及特点
(一)法国的职业教育
通过访问法国环境优美、学术气氛浓郁的勒阿弗尔大学,建筑古朴、风格独特的上阿尔萨斯大学,法国国家科学院和上阿尔萨斯大学共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化学与化工材料实验室,对法国高校的教学科研、管理体制、职业教育办学特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1.法国高校管理体系。(1)普通大学。法国现有大学近百所,占法国中等教育3/4的比例。招收通过中学毕业会考,获得毕业文凭的中学毕业生,对其实施短期或长期教育,或在各学科(文学、人文科学、法学、经济学、自然科学、医学、药物学、工程技术、艺术、政治学等)内实施基础和应用性教学,并进行科研活动。勒阿弗尔大学和上阿尔萨斯大学即为此类普通大学。(2)重点中等专科学校。法国现有300所专业高校及研究中心。中等专业院校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隶属于各个部委和工商会等机构,提供专业教育,学生毕业后较容易找到工作。入学要求比较严
格,需通过考试或由评委进行资格审查。(3)中等艺术和建筑学校。在创作性领域里实施高级专业教育。
2.法国职业教育的特点。法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与高中教育是贯通的。就读国立技术中学的学生,学习3年后考试合格获得“技术员文凭”,持有这种文凭便可申请入大学;就读高中的学生,高中3年每年都有一项考试,第一年考试合格获技术职业证书,第二年考试合格获技术毕业证书,第三年考试合格获高中毕业证书,具备升大学的资格。法国人通过证书考试,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高中教育发生了横向联系,两条道路同样都能通往中等学府,使青年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向上攀登。其中还设有学徒培训中心,在这里,他们有合法契约(学徒契约)保证学徒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学徒培训中心用于教学的时间,一年不得少于360小时,且学徒上课时间必须安排在6~19点之间,必须保证学徒与企业现场教育的联系。这为他们毕业后的就业技能打下了基础。
(二)德国的职业教育
我们认真考察了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和国际著名的包浩斯工艺学校及其建筑,与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就合作模式、内容、专业、学生数量、语言培训、学位颁发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修订并签署了合作协议。
1.德国的教育基本结构及职业教育。(1)德国的教育基本结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德国教育的四个基本层次。按照宪法规定,各联邦州享有文化主权,也就是说,各种类型的学校教育都属于州文教部的管理权限。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等教育一般由国家兴办,是州一级的国家设施。高校在联邦基本法规定的范围内自己管理学校,州政府及文教部对中等学校行使监督权。德国的继续教育复杂多样,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竞相参与,继续教育在德国真正成为全社会积极参与的终生教育。(2)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德国职业教育的核心是著名的“双元制”,它被人们称为德国职业教育的秘密武器。德国青少年一面在企业接受培训,一面在职业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这种形式的学习被人们称为“双元制”。接受双元制培训的学生,一般必须具备主体中学或实科中学(相当于我国的初中)毕业证书之后,自己或通过劳动局的职业介绍中心申请企业培训岗位,职业介绍中心接受后选择一家企业,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到行业协会同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得到一个培训位置,然后再到相关的职业学校登记取得理论学习资格。若找不到培训岗位,则参加企业外培训(注:不属于“双元制”教育),这样他就成为一个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下的学生。他在学校是学生,在企业是学徒工;他有两个学习受训地点:培训企业和职业学校。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按照企业和学校的不同特点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企业的培训按照联邦教科部和有关专业部共同颁布的培训条例进行。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考核、成绩认定及证书发放由各行业会负责。考核分为中期考核和结业考核两种,从考核内容上分为书面考试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两种。通过考核的学徒工可以得到国家承认的岗位资格证书,成为该岗位上的合格技工。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职前的职业教育,向即将参加工作的学生传授相应的职业知识、必需的职业技能与相应的经验;二是进修,主要为了适应新技术的变化而进行的短期培训;三是转岗,行业的更新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有产业的从业人员面临新的职业选择,必须通过职业教育以适应新职业需求。
2.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几个突出特点。(1)同生产紧密结合。双元制职业教育形式下的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操作技能培训,而且所接受的是企业目前使用的设备和技术,培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生产性劳动的方式进行,从而减少了费用并提高了学习的目的性。(2)企业的广泛参与。大企业多数拥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和人员,没有能力单独按照培训章程提供全面和多样化的职业培训的中小企业,也能通过跨企业的培训和学校工厂的补充训练或者委托其他企业代为培训等方法参与职业教育。(3)互通式的各类教育形式。德国各类教育形式之间的随时分流是一个显著特点。在基础教育结束后的每一个阶段,学生都可以从普通学校转入职业学校。接受了双元制职业培训的学生,也可以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文化课补习后进入中等院校学习。在德国,除直接从文理中学升入大学的人外,其他人都要接受3～6年不同程度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后才能进入社会参加工作。(4)培训与考核相分离的考核办法。这种考核办法,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使岗位证书更具权威性。
(三)挪威的职业教育
位于挪威北部纳尔维克市的纳尔维克工学院(Narvik University Co11ege)较为典型,既设有各个办学层次,又具备各专业较为完整的校内实训基地,学校内外结合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很有特色。
1.挪威的职业教育体制。挪威的职业教育体制包括职业预备教育、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和学徒职业培训三大组成部分。其职业预备教育从基础学校的低级阶段开始实施,循序渐进,贯穿整个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普通文化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同时并举,建立统一的综合化的教育体制,开设普通科、职业科和综合科三种科目,高中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其学徒职业培训具有严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明确的施培对象和施培体制。
2.挪威职业教育的特点。(1)课程选择多元化。国家设置多元选择性课程和特别课程,适应不同学生的需要和变化中的劳工市场的需求,提供了大量的普通课程和职业课程供所有学生选择,较为人性化、个性化。(2)职业教育高度统一。一是政府统筹管理职业教育,由教育科技部负责,有完备的分析与评价系统,发展、指导和支持系统,管理和监督系统;二是统一的课程和专业类别,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由国家颁布统一的课程标准。(3)企业全面参与,一是企业、雇主参与职业教育课程标准的制定;二是企业提供学生实习、培训场地,提供实习条件和一部分实习费用。
(4)教育系统完整性。挪威形成了各教育系统相互沟通的完整体系,使就业前教育与就业后培训相联系,职业技术教育向社会所有人员开放,以满足不同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的不同层次从业人员的教育需求。这样既向社会输送持有不同等级证书的劳动者,又让有升学志向的学生继续深造。学校也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课程体系供学生选择,为一切愿意接受教育或培训的人提供灵活多样的服务。
此外,欧洲国家在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中等学校乃至全社会都支持并参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动,这也是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取得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几点思考
职业技术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柱。近些年来,国际组织、区域性机构和各国认识到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及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作用,把发展和改革职业技术教育作为规划面向21世纪教育和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法国、德国、挪威的访问,对实施教育部、财政部中职师资素质提高计划,制定学校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发展规划,促进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首先,重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相互渗透,建立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和认证体系,教育资源应得到优化,经费投入得到合理配置,避免教育资源的重复、浪费,满足就业市场、行业、企业的不同需求,确保学生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实现教育公平。同时,使各教育系统相互沟通,职业技术教育完全向社会所有人员开放,以满足不同行业和企业、事业单位不同层次从业人员的教育需求,促进就业,服务社会。
其次,全能型的职业技术教育(综合性中学)是未来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我们可以借鉴法国、德国、挪威的职业技术教育体制,这类学校介于普通中学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之间,其培养目标是双重的,既为有潜力的学生升入大学打好基础,也为学生就业提供职业技术教育。它使学生升学有望,从业有技,也可以使青年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同等高度知识的学习。这样,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高中教育发生了横向联系,而与更高一级的大学发生了纵向联系,两条道路同样都能通往中等学府,这应该成为我国未来学制改革的一种主要模式。
第三,相对于学校制职业教育,双元制职业教育更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并使之得到确切保证。这使得以培养生产第一线实际操作人员的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受企业欢迎的教育。虽然我国目前也非常重视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但学校制定的培养模式客观上使学生远离了生产第一线,而集中安排的生产实习又不利于学生及时将所学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体制下,由于学生在特定的工作环境中学习,使得学生和企业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大大降低了培训后失业的风险。这对我国多年难以解决的对口录用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同我国现行的偏重系统理论传授的职业教育教学内容相比,以岗位要求为培训目标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更受企业的欢迎。以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标准的要求为培养目标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体系,应当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五,由于跨企业培训中心具有其他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国外职业教育中被越来越多地用来作为培训机构不足的补救措施。对于我国而言,众多的中小企业难单独举办职业教育中心,因此,组织企业联合举办或者由行业主办跨企业培训中心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职业教育的途径。
第六,发展全民职业教育,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全民职业教育就是要拓宽覆盖面,特别是要面向边缘群体、妇女群体和残疾人群体。边缘群体指的是失业者、过早离校的学生和失学青年、边远地区人口、农村贫民、土著居民、城市贫民、在非正式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但不具备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劳工、从事有害工作的劳动群体。实施全民职业教育需要制定完善的政策和措施,增加投入,实现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大力改善办学条件,促进男女职业教育机会均等,提高职教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加强企业参与。
第七,政府要确保职业教育的优先发展权,培养技术型人才,政府必须确保对职教的优先发展权,使职业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起到技术人才支撑的作用。
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不同,国情也不一样,各国的教育制度、政策和教育设施各有特点和差异,有各自的经验与问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一个国家要发展现代化工业、农业,必须把职业技术教育当做一项高效产业来进行开发。职业技术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产物。我国在与西方各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的同时,也要根据实际借鉴有益经验,以有助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纪芝信.职业技术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2]张丽敏.德国产学研结合研究[EB/OL].http:///cmsreleasesys/
releasepage10/infodetailed.aspx?id=771,2007-11-02.[3]姚启和.高等教育管理学[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4]陈至昂.职业教育模式创新与规范管理全书[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
第五篇：9-德国展览业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德国展览业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3月16日 闭幕的2005年德国汉诺威国际信息与通信技术博览会□在一周内吸引了48万名参观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技术和通讯业的盛会。德国素有世界展览王国的美誉，在过去5年中平均每年在本国举办144个国际博览会，吸引世界各地16．6万家参展商及900万－－1000万参观者。2004年，德国展览公司的营业总额近25亿欧元，参展商和参观者每年为德国博览会支出近100亿欧元。博览会还为交通、旅游、酒店、餐饮等行业带来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效益，并保障了25万个就业岗位。博览会是德国服务行业的重要支柱和促进德国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增长的有效手段。德国展览业的成功经验和许多做法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德国展览业非常发达，市场化运作十分成熟，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㈠ 展览中心规模大。目前，德国共有25个大型展览中心，展厅总面积264万平方米，加上室外展览场地100多万平方米，展览总面积达365万平方米。全球5大展览中心有4家在德国。世界前10家营业额最大的展览公司中有5家设在德国。现代化的会展中心及与其相配套的技术设施，加上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德国所处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为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创造了良好的前提。㈡ 知名度高，吸引力强。全球150个世界顶级的行业博览会中有三分之二在德国举办。最负盛名的有汉诺威计算机博览会（ＣｅＢＩＴ）、法兰克福消费品博览会、科隆五金展、柏林国际旅游博览会、慕尼黑国际建筑机械博览会、纽伦堡国际玩具博览会等。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世界顶级的行业博览会依然是企业树立形象、发布产品未来发展趋势及与客户和观众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
㈢ 国际性和专业性强。德国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外国参展商比例平均超过50％，2003年达52．2％；20％以上的参观者来自国外。德国举办的展览会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行业和门类，能满足国际厂商和专业人士的需要。一些展览会在对公众开放之前专门向采购商、生产厂家、行业工程人员、新闻记者等专业观众开放，从而使参展商和专业观众能够达到充分交流的目的。
德国展览业之所以能在全球展览业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傲视群雄，不仅是因为德国拥有悠久的博览会传统和一流的展馆基础设施，而且更在于德国展览会举办单位具有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技术及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
㈠ 独特的经营模式。与世界最大的展览公司（按营业额排名）——英国Ｒｅｅｄ展览公司及美、法等国的展览公司不同，德国的展馆全部由各州和地方政府投资兴建，展览公司由政府控股，实行企业化管理。如位于汉诺威的德国最大的展览公司——德国展览公司由下萨州政府和汉诺威市政府分别控股49．8％。德国展览公司既是展览中心的管理者，又是许多大型博览会的举办者和实施者。如德国展览公司既是汉诺威展览中心的拥有者，又是ＣｅＢＩＴ和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等大型展览会的举办者。由于德国各级政府将展览业作为一项重要的产业给予高度重视，对展馆及其配套设施和交通建设均予大力支持，德国绝大部分展览中心都拥有先进的设施，为举办高水准的专业博览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㈡ 与行业协会密切合作，培育展览品牌。德国行业协会在展览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对展览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办展时间和地点等方面，德国行业协会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没有行业协会的支持，展览公司无法深入了解行业动态及开展对参展商和专业观众的营销工作。因此，德国展览公司在制定办展方案和招展过程中均与相关的行业协会密切合作，打造行业博览会品牌。行业协会向展览公司提供业内的专业诀窍及其与国内外的联系渠道。另外，德国一些行业协会本身又是知名博览会的主办者。如位于法兰克福的德国通讯和娱乐电子工业协会（ｇｆｕ）是每两年一届的柏林国际电讯展的主办者，柏林展览公司只是该展的承办单位。法兰克福图书展由德国图书交易协会举办，该协会从法兰克福展览公司租赁展厅。德国制冷和空调技术协会每年轮流在纽伦堡和汉诺威举办国际制冷和空调技术展（ＩＫＫ）。德国化工和生物技术协会（ＤＥＣＨＥＭＡ）每年轮流在法兰克福、北京、墨西哥城举办国际化工、环保和生物技术展（ＡＣＨＥＭＡ）。
㈢ 积极拓展国外市场。与别国的展览公司相比，德国的展览公司的最大优势在于具有很强的国际战略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举办的博览会就向国外参展商开放，并想方设法吸引更多的外国参展商和观众，从而使德国举办的博览会的国际性日益提高，参展商不仅能结识新的客户，而且能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客户；二是德国展览公司能洞察国际展览市场的发展趋势，及时到国外投资办展。目前，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市场及中东欧国家正成为德国展览业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德国在国外举办的专业博览会已从1990年的20个增至2004年的164个，其中一半（84个）在亚洲地区。德国展览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有二：一是继续吸引中国企业赴德参展或独立办展；二是投资中国展览企业，将其知名的博览会品牌移植到中国。
㈣ 举办国际会议，促进会展经济。博览会是行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它不仅是促进对外贸易的有效渠道之一，更是企业展示形象、推出新产品和技术的重要场所。博览会期间云集了世界各地的业界精英和客商，是举办国际性会议的最佳时机。因此，承办国际会议已成为德国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博览会举办者往往在展会期间举办一些国际性的会议，结合展览会发布业界动态信息，使之与博览会相辅相成，从而达到既提升博览会的知名度，又促进会展经济发展的目的。㈤ 提供一流的配套服务。从展览设计、展台搭建与布置到信息资料、交通、运输、住宿和旅游等服务项目，德国展览会承办方提供的服务均非常到位，特别是在解决博览会期间的停车和交通拥堵问题及吸引企业和专业观众参展等方面的做法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德国展览公司一般在城外的交通枢纽地带建几个大型停车场，展览公司提供车辆免费接送观众，从而避免大量车辆拥入市区；如展览中心位于城外，就在展馆旁边建大型停车场，展览公司还在机场、火车站或市中心设临时车站免费接送参观者；在许多展览城市，观众凭展览会门票可免费乘坐市内公交。为吸引企业和专业观众参展，德国展览会举办单位给参展企业邀请的客户给予门票优惠，参展企业可预先从展览公司订购门票后寄给客户。
德国展览业的成功经验，对发展中的中国展览业带来许多启示，值得我国有关方面学习与借鉴。
㈠ 展览业具有较强的经济辐射效应，可带动交通、旅游、酒店、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是促进地区经济和对外贸易增长的有效手段。各地政府应提高对会展经济的认识，把发展会展经济作为推进我国经济国际化及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
㈡ 参照德国展博委员会（ＡＵＭＡ）的模式，尽快成立全国展览行业协会，制定我国展览业发展战略与规划，切实履行行业管理职责，协调全国各地展览计划的制定，尽可能地避免出现会展内容重复的现象。
㈢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树立展览品牌。展览公司应从我国优势行业着手，加强与行业协会合作，利用行业协会的资源和专业特长，精心培育行业展览品牌。
㈣ 加强与外国展览公司合作，加快对展览人才的培养。当前国际展览市场呈现出采购商赴工厂所在国集中采购的发展趋势，德国展览公司最早洞察出这种趋势，因而加大在中国投资办展的力度，这为我国发展成为亚洲领先的展览市场提供了机遇。我国应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对展览专业人才的培养，扩大对外合作，全面提高展览业的质量和水平。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