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形成与治理研究论文[五篇]

第一篇：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形成与治理研究论文

[摘要]：研究社会不同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三个细分层次及其内在关联;分析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及信息传播特征,阐述城市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现状,从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分析差距的成因;在国家层面上,确定相关的治理政策视角,设定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两个阶段性战略目标,具体提出各阶段的不同措施。

[关键词]：城市 互联网 信息差距 治理引言

国内研究主要分析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社会影响。而新近的调查发现,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差距超过信息差距的总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间存在显著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而且还呈现出加剧的倾向。需要从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需求与认知能力出发,结合我国的互联网发展模式与特征,探讨治理差距的对策职称论文。

本文首先区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不同层次。在此基础上,具体阐述我国城市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状况与成因,以促进就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明确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具体情境,提出分阶段的治理措施。互联网信息差距的三个层次

虽然已有文献尚未明确划分其过程的层次性,但可以从中发现,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获益能力差距三个层次。

2.1 第一层次——接入差距

以欧盟的互联网调查和美国商务部的系列调查为代表,许多研究根据创新传播理论分析了互联网接入的发展过程。研究发现一国的不同社会群体开始接入互联网的时刻、饱和率水平都有显著差异,可以用图1所示的分层模型来表述:

群体A属于信息富有者,是一国最先接入互联网的群体,该群体中的个体接入比例最高;群体C是信息贫弱群体,开始接入互联网的起始时刻最晚、群体中仅有较低比例接入互联网之后就不再有新增的采用者。

2.2 第二层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使用能力包括基础性技能、结构性技能两个层面。基础性技能即对网上文献的阅读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过基础教育取得的;结构性技能是使用互联网收集信息、加工数据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类软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础性技能之上,主要通过信息技术培训与学习取得。参与网络游戏、浏览网页与设计图文、开展网上交易之间的技能差别是显著的。基础性技能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结构性技能持续变化。

2.3 第三层次——获益能力差距

互联网使用能力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辅助下,形成获益能力,即运用互联网支持工作、改善个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会中生存的一种战略性能力。综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力、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获益能力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获益能力差距最难以缩减。由于掌握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条件下,图1中的群体C从互联网使用中获得的收益也低于群体A和B:我国城市互联网领域的信息差距现状

3.1 我国互联网发展模式与信息传播特征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建立在政府推进和外来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务组织一用户”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务体系。自2005年后,我国互联网快速普及,正处在快速扩张初期,开始向农村渗透。2009年普及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网民3.84亿,成为人口最多的网民国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一个关键性变化,是产生了多样化的互联网应用方式创新。除电脑之外,手机、游戏机、电视机等,都已具备网络接人能力,手机和电脑共为互联网信息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互联网随身化、便携化趋势日益明显。持续更新的互联网媒介,推动了我国信息传播向分众化、个人化方向发展。

3.2 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

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主要包括城市户籍的无业与失业人员、在业低收入人员等以及农民工两类。

3.2.1 城市互联网接入差距

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2008～2010三年中,我国总体互联网接入率在持续增加,网民城乡结构对比基本没有变化;而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率远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农民工的接入率明显低于城市户籍信息贫弱群体的接入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联网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广州和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联网使用差距。以互联网发展全国领先的北京市为例,包括流动人口、郊区农民在内的各群体的信息化水平可分为高端、中端、低端三个层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9%、37.6%、53.4%。各群体之间在收入水平、电脑拥有率、互联网接入、上网时间长度、网络应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较大。高端群体网络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广泛使用电脑和网络,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30小时,网络应用水平高;中端群体电脑拥有率超过五成,网络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网时间13小时;低端群体电脑拥有率低,几乎不能上网、没有邮箱。占人口半数以上的低端群体包括城郊农民、下岗与无业人员、残疾人、家庭妇女以及农民工,传统媒体仍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虽然缺乏国家层面的量化数据,北京市的互联网应用结构作为一个参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数量以及该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互联网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联网获益差距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网络应用产生的价值很有限。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制度环境缺乏稳定性、组织机构快速变迁、个体流动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服务需求主要涉及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务等方面,而利用互联网提供上述服务,在我国仍处于初始阶段。第24次CNNIC互联网调查指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因回避社会现实而上网的倾向,超出主动的互联网应用,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企业管理人员等则与之相反;农民工与办公室职员在网上教育、网络银行、电子商务等应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联网调查发现,与我国整体网民相比,手机网民中农民工和城市无业、失业人员所占比例更高;而手机上网中使用率最高的应用是聊天,达到71.5%,信息贫弱群体从互联网应用中获得的利益十分有限。我国城市互联网差距成因与治理

4.1 群体间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个体层面,低教育程度、职业状况、收入水平以及对互联网的有限认知是我国城市互联网接人与使用差距的四个主要成因,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产生互联网获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CNNIC历次调查发现,个人不上网的两个主要原因依次为:缺乏上网所需的技能、不具备上网条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从事低收入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几乎没有在岗位上获得信息技术培训,制约着该群体对互联网的使用。我国市场化定价的互联网接入费用每户平均77元/月,网吧上网费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联网调查),网络接入价格占收入水平较高。城市户籍的信息贫弱群体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农民工,但是也难以支付市场化的信息技术培训和网络接入费用。信息贫弱者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先赋性社会关系为主,链合关系短缺,导致其社会支持系统薄弱,难以通过使用网络获得利益。

在社会层面,农村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设施的难以获得性,是造成农民工、城郊农民这两个细分群体低接入率的两大外部主因。信息资源供给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贫弱群体获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贫弱群体对信息服务的类型和定价决策以及信息内容和传播形式没有实质性影响,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对符合信息贫弱群体需求的信息资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这一群体的就业、学习、生活事务。

4.2 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政策视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质是建立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动,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与公共卫生、社区服务等,促进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公众的深度参与。我国城市信息贫弱群体数量庞大,与其他群体间存在较大的互联网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进程缺少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缺乏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现存差距将会加速扩大,互联网差距会与既有的多种社会分化相互渗透,导致信息贫弱群体难以参与信息技术手段支持的社会活动,加剧这一群体在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劣势。

已有研究发现,仅采用技术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联网基础设施、降低互联网接入费用、提供网络技能培训等技术性措施,不足以缩小群体间的互联网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关政策设计开始转向社会性视角,在采用技术性政策措施的同时,从信息贫弱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障碍出发,通过社会政策,向这一群体赋权,使之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业政策与信息化政策等多个领域,需要提高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职业技能,增加其社会资本,完善公共服务,使这一群体获得更多利益。一个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公私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联网信息差距。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据《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建立一个社会矫正机制,缩小我国城市群体间的互联网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贫弱群体的就业与生活状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5.1 治理我国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战略目标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信息化发展的社会基础还较为薄弱。本文认为,我国治理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目标应具有阶段性,以提高接入率为基础,设定近期和长期目标,见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联网信息差距的对策

5.2.1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可获得性。应加强城市公共网络端口建设,将学校、图书馆、社区学习中心等接入互联网,使信息贫弱群体能够接触网络。建议以民政部门的社区信息化建设、各地区的社区学习中心为依托,通过社区、居委会统一管理,借助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向各类信息贫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献电脑、免费或低收费网络服务;各地区应探索将城市公共网络资源向农民工开放的模式,改善他们对网络的获得。应融合网络与传统媒体,整合从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资源和服务,向信息贫弱群体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联网使用技能与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贫弱群体的信息化培训存在多方投入、多头管理、缺乏整体规划等问题,应鼓励信息技术培训机构、用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开展就业支持计划(例如国务院扶贫办的“雨露计划”)的政府部门进行合作,结合就业需求(无论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业)设计教学内容,使信息贫弱群体通过培训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强这一群体在就业市场上的灵活性。

5.2.2 长期的治理措施

·强化信息化的社会基础。应推进竞争政策和普遍服务政策,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互联网接入费用;根据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把握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趋势,为本土产业技术创新形成包容性空间,继续推进信息无障碍标准,增强缩减信息差距的技术基础;借鉴国外经验,重视全民信息技术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际传递。

·提高信息服务质量。采取措施促使各类信息服务主体承担社会责任,要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中文网络等媒体对信息内容加强自律管理,创建符合信息贫弱群体需要与认知能力的信息内容。重点是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提高公共信息服务的用户导向性,使城市信息贫弱群体能够获得关键性的公共信息服务。

·形成长效信息培训运行机制。信息技术培训需要进行平台建设,吸引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的长期投入,对培训项目进行科学的评估和改进。在实践中,一些跨国公司联合公益性、非营利性组织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建立了面向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社区学习中心,项目设计和管理的规范性高,重视培训师资和当地的骨干力量,产生了规模效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社区学习模式。

·增强城市信息贫弱群体的社会参与能力。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中高级蓝领短缺的就业市场状况会延续。城市信息贫弱群体就业以蓝领职业为主,而当前的教育体系和就业选择、社会资源分配不利于蓝领。国家应提高职业教育的成效,创建更为多元的文化环境,使蓝领在社会参与、经济与文化资源分配中获得更为公平的机会,提高收入和职业满意度。

参考文献:

[1]张新红,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08,电子政务,2008(11):25-43

[2] Empirlca Work Research Centre(Ireland), University of Bath.Thematic Study to Analyze Policy Measures to Promote Avcess to ICT as a Means of" Combating Social Exclusion.Luxembourg: Eu-ropean Union, 2006:33-42.[3] Steyaert J.Inequality and the digital divide: Myths and realities//Hick S, McNutt J.Advocacy, activism and the lntemet.Chicago:Lyceum Press, 2002 : 199-211

[4]Bonfadelli H.The Interact and knowledge gaps: A theoretical andempirical investig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2, 17(I): 65-84

[5]邱林川,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反思,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5:71-99

[6]Cartier C, Castells M, Qiu J L.The Infomaation have-less: Inequali-ty, mobility, and transloc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Studies in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at, 2005, 40(2): 9-34

[7]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北京市数字鸿沟研究报告(2005)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8] Van Dijk J, Hacker L.The digital divide a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henomenon.Information Society, 2003, 19:315-326

[9]刁松龄,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农民工信息服务研究——以珠三角为例,图书情报工作,2009。53(4):136-139

[10]李曙光,我国信息服务体系构建现状与对策,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68(2):67-70

[11] McClure R, Jaeger P.Government information policy research: Im-portance, approacbes, anti realitie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i-ence Research, 2008, 30(4): 257-264

[12]周宏仁,国家信息化优先领域和推进策略,中国信息界,2009.1:36-43

[13]Stephen M,Bidging Ihe dlgitat divide through e-governance,TheElectronic: Library, 2005, 23(5): 591-602

[14] Blau A.Access isn' t enough: Merely connecting people anti com-puters won' I close the digital divide.American Libraries, 2002,33(6):50-52

第二篇：青岛城市形成与发展研究（精选）

青岛烟台城市发展差异研究

王琦琦

（地理与规划学院 地理科学 2011级本科 20112613935）

摘要：青岛、烟台两城市的发展现状和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旨在从青岛烟台两市的区位条件、城市发展史、领导政策等方向分析其差异所在，具体从工商业、交通、旅游、城市产业集群、市民的开放性、城市包容度等思考。确定城市的性质定位和功能分区，根据已有的城市规划发展战略，比较城市间各方面的差异和不足。

关键词：青岛，烟台，城市发展史，发展战略，青岛、烟台同处齐鲁大地，均为港口城市，是山东半岛对外开放的门户。但在城市发展上烟台的却不敌青岛，青岛有诸如海尔青啤等国际化大品牌，并形成产业集群；但烟台却没有，过分注重引进外资，缺乏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没有形成凝聚力。但烟台的农村城镇化做得很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我们要从青岛烟台两市的各个方面对其城市发展差异进行研究。1 1 青岛烟台城市发展过程和现状概述

1.1 青岛、烟台的区位条件

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位于东经119°30′~121°00′、北纬35°35′~37°09′，东、南濒临黄海，东北与烟台市毗邻，西与潍坊市相连，西南与日照市接壤。全市总面积10654平方千米，辖六区四市，人口766.36万。全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各类矿产66种，其中探明储量的矿产50种，占全省已探明储量矿产的64.1%；在经济方面，青岛逐步形成港口、开放、品牌、旅游、海洋科技和奥运城市的鲜明特色。近年来，积极推进蓝色经济区、高端产业聚集区建设，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区域性经济中心、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国家海洋科技中心，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烟台市地处山东半岛东部，位于东经119°34′~121°57′，北纬36°16′~38°23′，面积1.3745万平方千米，人口696万。烟台市依山傍海，气候宜人，东连威海，西接潍坊，西南与青岛毗邻，北濒渤海、黄海，与辽东半岛对峙，与大连隔海相望，共同形成拱卫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烟台地形多低山丘陵，山丘起伏和缓，沟壑纵横交错，河网发达，中小河流众多，土地肥沃，盛产葡萄、苹果、大樱桃、梨和蓝莓；烟台是我国农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全国最大的小麦、玉米育种基地，建立了全国最大的无毒苗木繁育基地；烟台市也是全国最大的红富士苹果生产基地、酿酒葡萄、葡萄酒生产基地以及全国最大的龙口粉丝生产基地。

青岛烟台同处胶东半岛，自然条件差异不大，人文条件对城市的形成发展影响程度较深。

1.2 青岛、烟台的城市发展史

1.2.1 青岛的城市演变历程

1891年清政府调登州市总兵章高元驻防青岛，在青岛的村东侧建总兵衙门，青岛建制开始并逐渐形成初具规模的传统市镇，至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开始了现代化城市建设时期。2

德国选择青岛作为殖民地基于胶州湾的区位优势和建港条件，德国专家通过多方位的考察和论证，确定了胶州湾的未来重要性，决定以青岛为据点进行争霸远东的计划。但青岛虽有区位优势，可这种潜力要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动力，仍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和港口连接内地的交通线所以的占领青岛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建港筑路活动。

现在与许多城市的形成都基于港口和铁路的建设，而青岛能够后来居上，优势在于一是港口建设的先进性，二是港口、铁路、城市三位一体的紧密关系。青岛港的所有设施都是按照当时世界一流水平设计建设的，青岛的另一优势在于铁路线直接铺到港口内的码头上，使货物运输非常方便，同时铁路线沿城市边缘从港口和市区之间穿过，以尽端的方式深入市区内部。一方面方便港口对货物运输和城市客流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沿城市边缘布置，将对外交通对城市的干扰降到最小，从而使铁路、港口、城市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不相互干扰的理想状态。3

青岛市虽然进行现代化建设，但市区乡区发展极其不平衡，直到1931年沈红烈任市长才取得重大突破。沈红烈是青岛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实施的一套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思路，认识到“都市之繁荣，实以乡村为基础，若四境不治，则市区亦决不能永葆繁荣”的道理，他任期内青岛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工业、外贸、港口城市，确定了它在中国现代城市中的地位，成为青岛城市发展使得一个重要时期。4

1981年青岛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1984年成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1986年成为计划单列市，至此开始全面建设青岛时期—从西到东大青岛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

1.2.2 烟台的城市发展历程

烟台城镇的萌芽是以清朝道光初年恢复海上漕粮运输为标志的，烟台商品经济逐渐活跃起来，促进了城镇的不断发展。但总的来看，烟台最初的城市功能是为军事服务的，随着海上商贸的发展，烟台的经济功能不断加强，可由于受到封建政权的制约，城市的经济功能难以得到较大发挥。近代以前，山东的经济中心仍以济南为中心的鲁中西部，烟台经济比较落后。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增开山东登州在内的10个沿海沿江城市为通商口岸，1861年登州改为烟台，正式对外开放。烟台的被迫开放，打破了烟台甚至整个山东封闭自守的状态，对山东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烟台开埠以后各方面迅速发展，商贸繁盛、近代工业初现、洋行与金融产业应运而生、交通通讯迅速发展、城市面貌改观、文化教育产业发展等等。5

1.3 青岛、烟台的现状

1.3.1 青岛的经济发展现状

青岛围绕构建以蓝色、高端、新兴为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青岛形成了家电电子、石化化工、汽车机车、船舶海洋工程、纺织服装、食品饮料、机械钢铁七大工业产业基地。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4426.08亿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5199.7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9.8%；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3424.6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23.7%；海洋经济增加值1114.4亿元，增长19.9%，占GDP比重为15.3%。6

青岛着力发展金融、物流、旅游、会展、科技与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成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青岛是山东省金融行业种类最齐全、外资银行最密集的城市，正在建设金融聚集区和区域型财产管理中心；青岛盛产粮食、花生、林果、畜产品和水产品，是中国最北的种茶基地；青岛诞生了海尔、海信、青岛啤酒、双星等一批蜚声中外的企业和品牌。

“青岛啤酒”久负盛名，历经百年而不衰，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品牌之一。许多国际友人正是通过青岛啤酒才了解青岛的，青岛啤酒作为青岛市对外开放的窗口，发挥了积极作用。海尔则而是世界白色家电领域的第一品牌，据统计，海尔以连续四年蝉联全球销量最大的家用电器品牌，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公布的“2012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企业50强”榜单中，海尔排名第八位，与苹果、谷歌等一起进入十强，是唯一进入前十名的中国企业。

青岛的旅游业也是久负盛名，自然人文景观美不胜收，八大关、五四广场、栈桥、崂山等等，吸引了众多游客游玩，2014年的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以及每年八月的青岛啤酒节更加带动青岛经济的发展。

1.3.2 烟台的经济发展现状

2012年，烟台国内生产总值5281.38亿元，列全国第21，位居省内第二位，仅次于青岛。烟台经济实力居全国地级市前五位。2012年烟台市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依次为7.2%、56.5%、36.3%，属于典型二三一结构，食品、机械、黄金、电子是烟台市的四大传统支柱产业，机械制造、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现代化工等优势特色产业得到较快提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初具雏形。同时形成了汽车、电脑、手机、船舶及海洋工程、葡萄酒、黄金、新型铝材、核电设备、聚氨酯、新型化纤等10个产品集群。7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中国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之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定位为经济结构清晰合理、产业结构高端强劲、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城市个性鲜明朝气的创新型、现代化、靓丽闻名的海滨新城。建成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载体，现代产业体系的先导区，区域创新体系的引领者，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服务外包示范园区，重要城市群、经济带的关键支撑点，国家生态工业、宜居宜业示范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核心区和高端产业的聚集区。

都市农业非常发达，有位于烟台开发区的鼎丰生态科技园，那里是集生态养殖、绿色种植、旅游观光、餐饮及商务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农业园；烟台农博园则是烟台农科院兴办的一处国家AAA级农业观光旅游景区，集农业科技推广、科普教育、生态旅游和休闲娱乐于一体，寓科于游、寓教于游、寓乐于游。整个园区以“农业科技旅游”为主线，以瓜果花菜为载体，充分展示现代农业科技的风采才与魅力。

南山集团地处龙口市东江镇，是一处村企合一的大型国家级企业集团。是全国500强企业之一，2012年排名第166位，当年实现销售收入636亿。目前南山集团旗下共有三大园区、十三个居民生活区、52家子公司以及三家上市公司。拥有能源、铝业、房地产、旅游、教育、纺织、建材、葡萄酒等八大主导产业。2 青岛、烟台未来的发展方向

2.1 青岛的城市发展战略

为实现蓝色跨越，加快建设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发展目标，当前青岛争议世界眼光谋划未来，以国际标准提升工作，以本土优势彰显特色，加快实施“全域统筹、三城联动、轴带展开、生态间隔、组团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8

“全域统筹”—推进城乡统筹、陆海统筹，统筹全域发展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社会事业、公共服务和管理体制。以环胶州湾的青岛、黄岛和红岛形成都市核心区，以胶州、即墨、平度、莱西、董家口、新航空港、世园会周边、新河、姜山、鳌山湾蓝色硅谷等10个新城组团构成为次中心城市，以50个左右重点小城镇为为基础，辐射带动1000个左右新型农村社区，以此推动全市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三城联动”—以胶州湾东岸青岛、西岸黄岛、北岸红岛为都市核心区。东岸青岛城区，重在做优做美，延续青岛百年历史文脉，彰显山海城特色，发展现代服务业，保护历史风貌，加快城区改造提质和内涵式发展；西岸黄岛城区，依托西海岸经济新区的综合优势，重在做大做强，着力加快城区扩容，打造海洋经济特色鲜明的城区；北岸红岛城区，依托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优势，重在做高做新，建设科技型、生态型、人文型新城区。

“轴带展开”—以城市核心区为起点，以骨干复合交通廊道为依托，沿“一轴三带”向纵深拓展。“一轴”，即以大沽河为生态中轴，将大沽河流域建设成为贯穿南北的防洪绿色安全屏障、自然生态景观长廊、现代农业集聚带，打造滨河特色小城镇与新农村建设示范区。“三带”，即滨海蓝色发展带、烟威青综合发展带和济潍青综合发展带。

“生态间隔”—城市核心区及城市组团内部、各城市组团之间，以山体、海湾、河流、湿地、滩涂、林带、耕地及各类自然保护区等实施生态间隔，严格保护环境，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组图发展”—立足青岛全域，依托“一轴三带”，形成若干与都市核心区优势互补、规模适度、紧凑集约的城市组团。

2.2 烟台的城市发展战略

烟台市的总体规划：强化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城市快速交通体系，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构筑山、城、海、岛相融的布局，保护生态，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建立空间充裕、规划到位、发展有序、超前灵活的城市用地控制体系，增强规划弹性，适应超期常规发展的需要。

烟台规划的范围是莱山机场东西方向以北至海滨，东到牟平沁水河和养马岛，西至福山区八角乡和蓬莱市大季家镇，总面积470平方公里。以芝罘滨海地带为中心，以烟威、烟青、烟福一级干线公路为轴线，拓展东西两翼，贯穿南北山海，形成山耸城中，城随山转，海围城绕，城岛相映，融山、城、海岛于一体的城市格局。以天然河流、山体和永久性绿色分割，组成滨海组团式大城市的空间结构。总体划分为芝罘、福山、开发区、黄务、莱山、初家、牟平、八角八个组团。各组团自然分隔，有机联系。青岛烟台城市发展的主要差异

青岛和烟台相比更具开放性，城市包容性更强，所以青岛不只有海尔、青啤等国际性大企业，也有一系列中小企业，能够形成产业链，并且青岛企业大部分开展工业旅游项目，一方面有利于民众了解企业文化，扩大企业名气，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创收；但烟台政府主要注重引进外资，扶持大企业，缺少对本土中小企业的保护，难以形成产业链。同时青岛有很好的城市规划、发展战略，有利于城市进一步发展，而烟台的城市规划则太过官方，句句不离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缺乏实干性和创新性。烟台在今后的发展上须从全局系统综合，站在长远角度上处理好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媛媛、张霞等，青岛与烟台两城市经济发展差异初探[M] 科技信息专题论述 [2]王守中、郭大仁，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 [3]宋连威，青岛城市的形成，青岛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4]李东泉，徐飞鹏，青岛城市发展史上的三次飞跃[B]城市规划会刊，2003年第一期 [5]曲洋，烟台开埠以来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D],山东建筑大学，2013年5月 [6]尚杰，青岛海岸线规划利用与城市发展[A]，海岸工程，2005年12月

[7]李东泉，近代青岛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关系的历史研究及启示[A]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4月

[8]王建波，烟台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D]，同济大学，2006年3月

第三篇：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近年来，收入差距受到很大关注，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分别从代内和代际教育不平等的角度分析了原因和结果，并提出对我国收入差距相关研究的借鉴意见。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 收入差距 代内代际

收入差距可以分为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职业收入差距等，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然而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等将影响劳动力质量并最终表现为收入差距。综观现有研究文献多为研究代内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然而收入差距还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因而本文将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分为代内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和代内收入差距传递到子代导致子代间因教育不平等而再次出现收入差距，即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

一、代内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

最早研究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的是贝克尔，他(1964)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分配中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个人收入与教育程度的关系，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教育程度越低收入水平也越低。随后他和契斯威克(1966)的研究表明，美国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正相关，与平均受教育程度负相关。

教育平等的前提应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教育费用，从而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Perotti(1994)研究指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高时，有利于使富人先接受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未来收益增加；而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低时，利于使大量的穷人也能够接受教育，使得收入分配均等，收入差距缩小。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教育费用也相应的逐渐增加，一些贫困生出现了无钱读书的困难，教育助学贷款是资助贫困生上学受教育的有效途径。奥肯(1999)认为，只有提高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能力，即促使高等教育资助机会均等化，使得教育机会均等才能增加国民的人力资本存量，使得国家获得更多效率和更多平等的道路，因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格利高里奥和李(2002)以 l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水平变量，以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作为教育不平等变量，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变量，在相对完整的 100多个国家的时序——截面数据基础上进行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结果证实了在库兹涅茨倒 u型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教育因素，如较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相对平等的教育分布、政府教育支出等，在改变收入分配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

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是指收入差距以人力资本为中介在代际间进行传递。即收入较低且融资渠道不畅的家庭无力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使得孩子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人力资本收益率低，最终转化为与富裕家庭的孩子的收入差距。即所谓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

贝克尔(1964)认为，处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孩子，其在教育投资时面临的资本约束是不同的，较富裕者愿意在孩子的人力资本方面多投资，即与贫困者家庭相比较，较富裕者愿意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多花费支出，培育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孩子，同时，他认为，具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孩子，即受较多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而贫困者家庭则刚刚相反。因而家庭之间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借助教育实现代际间的传递。Becker和Tomers(1979)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即个人和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如果面临资金约束，无法方便地(或以较低的利率)从资本市场上获得相关支持。此时，父母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数额，从而影响到孩子成年时的工资收入。

父代的职业差异在父代中产生职业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将最终转化为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差异，Banerjee和Newman(1993)的研究证实，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收入不平等影响不同收入阶层的职业选择，职业选择又进而产生收入差距，自身的收入差距将会影响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进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又对下一代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2007)指出，经济匮乏对儿童的教育程度、之后的创收能力以及他们成年后也成为贫穷父母的可能性都存在负面影响。长时间的周期性贫困特别具有破坏性。父母要对子女进行投资。他们的资源越不平均，投资就越不平等，最终导致子女的收入产生差距。

由于数据要求的特殊性，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仅有的几篇国外文献的实证研究均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将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陈全功(2007)通过对我国14省区 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子女教育有加深父代家庭贫困状况的迹象，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教育断裂点为 15年(大专教育)。

三、结论与建议

由上述分析表明，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是相关的。教育不平等，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异，从而产生收入差距，相反收入差距导致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从而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我们应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扩充助学贷款的对象。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6年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毛入学率分别为42.8%，42.8%，42.8%，43.8%，48.1%，52.7%，59.2%。上述数据表明，尽管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逐年增加，但仍然很低。目前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对象只限于普通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然而高中阶段的低毛入学率使得大量初中毕业生由于家庭经济贫困而无法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因而有必要向家庭贫困的高中生也提供国家助学贷款，给低收入群体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充足而有力的信贷支持。

2.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对农村居民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由于城乡地区差异以及城乡教育投资力度差异，农村居民收入不高，产生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加大投资和适当的政策可以增加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进而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改革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为了让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需要真正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甚至有必要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 12年，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延长学生人力资本积累年限，从而提高获利能力，未来收益增加。

参考文献：

[1]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64.[2]Beeke，G.S.&B.R.Chiswick，“Edlle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0f eamir gs”.American Econorrdc Review.1966.(56)：358-369.[3]Perotti，Income distribution，political instability，and economic growth，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0

[4]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 Gregorio，J.D.& J.W.Lee.“Education and income distr/budon：new evidence from cmss—country data”.Review of Income& Wealth.2OO2，(48)：395-416.[6]Becker，G，S.and Tomers，N·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9.87.1153-1189.[7]Banerjee，A.and Newman，A.Risk-bearing and the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11—235.[8]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收入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4.[9]陈全功.子女教育与家庭贫困的代际变[J].西北人口，2007，5.

第四篇：我国城市社区自治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城市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社区的发展对推进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有着重大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城市社区自治又面临许多问题，只有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强社区法制建设，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实现社区居民互动，才能使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健康发展。

关键词：社区；城市社区自治；问题；原因；对策

Study on the Predicament and Strategies of Autonomyof Urban Communities in China Abstract:The appearance of urban communities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urb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rural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of significant role.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urban community autonom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but urbancommunity autonomy and confronting many problems , only straighten out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relationship , strengthen community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improve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quality, achieve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interaction, ability makes urban community autonomy healthy development.Key words: community；urban community autonomy ；problems;reasons;counterpolicy

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全国各地对社区自治的建设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一定的创举，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社区社区要和谐,发展社区居民自治是必然的趋向和选择。

一．城市社区自治理论的源起和发展

关于社区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有严格的界定。最早界定社区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是在他1887年发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的,指由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紧密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随后,社区研究的各个学派都提出了社区概念的界定方法，这里我们用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对社区进行界定,即聚集在一定范围内并且有共同利益需求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所谓社区自治，是指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干预，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习惯于通过民主协商来合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并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i

城市社区自治是城市社区成员依照法律对本社区事务进行自我管理的制度。它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社区建设中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创新,也是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直接参与基层事务管理、依法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的一种具体方式。

二．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现实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转型正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拓展与延伸。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作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城市社区建设,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萌

ii发,90年代的培育,21世纪之初的推广”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就是社区自治。城

市社区自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实现城市社区品质的提升而采取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方式。作为现代国家多层次治理的重要方式，城市社区自治是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实际举措。社区自治的健康发展,对化解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所产生和积累的社会矛盾,降低政治体制改革的综合社会成本,促进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和问题。

三．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1．城市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

城市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表现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实行自治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本应该是政府工作的监督者和居民事务的协调者，但在实际工作中社区成为街道及其部门工作的承受层、操作层，承担了相当的政府职能。以至居民委员会的选举、考评都由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控制管理，这些都有悖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政府与社区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严重影响了社区自治”。iii

“由于城市社区自治在我国的兴起“不是政治选择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对政治要求的结果”，iv所以政府管理适当退出是实现城市社区自治健康发展的关键。1986年，民政部提出.区服务，这标志着我国城市社区自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期。但是，我国缺乏居民自发组织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三自”传统意识，也没有形成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政府对立面存在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因此，居委会承担了很多本属于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范围内的行政工作，党政部门交办的行政工作占据社区居委会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削弱了社区自身的工作使社区的自治功能被弱化，居委会没有力量组织协调所在辖区的机关、团体及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建设，致使社区自治发展缓慢很难实现质的飞跃。

2．城市社区自治法律缺位

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1989年我国颁布实施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显示出不能适应城市社区建设的新要求。面对社区出现的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原有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不能满足新的社区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都对居委会的性质作了明确界定：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实施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实践中，这两部法律的规定对促进城市居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推动城市居民的自治活动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总体上规定显得太原则，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有许多规定与实际工作已不相适应。“对社区自治的性质、地位、管理方式和运作程序进行明确规范的《社区法》的缺位，使社区自治缺乏有效的法制保障”。v

3．城市社区居民的共同体观念淡漠，参与积极性不高

社区参与状况是社区自治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目前，社区居民参与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还比较淡薄，社区自治参与率不高，就参与人数和参与人员结构而言，在许多社区，经常参与社区自治活动的主要是少数老年人，尤其是一部分老年妇女。另外，还存在居民参与形式简单化、参与率低、参与机制不完善、居民参与与参与效果存在差距等问题。以天津市某个社区直接选举为例，社区共有居民2627户，7533人。在换届选举中，共印选票2317张，发放选票1590张，参选率为68.6%，其中10%的票数是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亲自入户组织居民投票。在进行选民登记和投票时，选举委员会要到没有登记和参加投票的居民家中登记和投票。

“我国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与社区归属感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社区自治意识欠缺，是导致社区自治不足而社会控制有余的社会思想因素”。vi另外，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思想的影响,当前城市社区居民自愿参与意识还不强,居民参与仍以被动参与为主,即社区居民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动员、劝诱、说服下参与社区管理机构已形成决定的事项,这种参与既不能对社区事务开展的具体项目进行决策,也不能对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监督。

4．社区自治的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对社区自治的侵蚀

从我国的社区建设实践来看,在城市社区,特别是那些以房地产开发小区为主的社区中,由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业主委员会、社区物业管理企业“三驾马车”共掌社区公共管理大权,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社区自治模式，社区物业管理企业的管理权力大大超过社区居委会成为社区事实上的管理者这种市场对社区自治侵蚀景象的出现,折射出我国社区建设的一个误区,即社区建设的市场化倾向。各地不断出现的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发生利益冲突的事件表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市场行为,无助于社区自治的实现。

当前大部分城市的社区建设尚未列入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预算中没有用于社区建设的专项资金,政府投入缺乏计划性和经常性,且经常不到位,各地社区建设普遍面临着资金缺乏的困境。

5．与社区自治相适应的公民素质整体偏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社区发展迅速，并且有很多是因为近几年的农村拆迁而形成的新的社区，这样就使得社区的居民素质参差不齐，由于社区居民素质不高而引发的阻碍城市社区自治的事件时有发生，社区居民不能正确理解社区居民委员会同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的关系，不能很好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社区共同体观念淡漠，参与积极性不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的地下严重的阻碍了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健康发展。

社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偏低，成为了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发展的桎梏，政策法规难以宣传，社区活动消极参与，以及传统文化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一些小农思想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与城市社区自治中城市居民所具备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是背道而驰。

四．解决社区自治存在问题的创新思考

1．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要真正解决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问题,必须合理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政府要适度介入。社区自治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制定法规、规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社区自治良性发展。社区自治的发展有利于密切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政府介入须主要定位于对居委会的自治运行进行服务、协调、保障和监督上。但是，但是在我国政府过多介入社区自治事务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样不利于社区自治的独立、自主发展。政府要转变政府职能,应坚持三项原则,即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导向原则、“以人为本、社区自治”的目标原则和“权随责走、费随时转”的操作原则;理顺三对关系,即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政府职能部门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政府部门与社区中介组织的关系;实行“政社”分离,明确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各自的职责定位,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宏观决策、政策引导、法规规范、资源提供、协调监督。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不是上下隶属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2．社区自治法律的完善

（1）．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198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面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一些法律条文，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为了适应和引导不断发展的社区自治需求，要针对在社区自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对已有的但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法律条文，要进行修改。

（2）．加强社区自治立法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原有法律的滞后性已明显表现出来，导致出现具体法律问题时缺少法律依据。尤其在当前，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关系的情况下，为了更好的处理这些关系，我们应尽早出台《社区组织法》，该法应多规定社区自治中的主要内容，对于体问题要做较少规定，然后各地再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社区自治在法律保障监督下运行，才能真正使社区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3．倡导和发展居民社区参与

（1）．营造自治环境，培育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首先，加强对社区自治工作的目标、宗旨、意义和任务的宣传，使居民群众对社区自治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激发和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其次，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的建设，“通过拓展社区服务、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加强社区治安，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增强居民的满意度和认同感，使居民自主地、积极

viii地投身到社区建设之中。”同时，社区居民也必须认识到，在生存的载体由单位转移到社区、vii

自己由单位人转为社区人后，必须积极培养社区的主人翁意识，树立“服务邻里，服务社区”的理念，强调以“地方”、“社区”为中心，以个人日常生活为起点，去关心、参与自身周围的社区公共事务，在参与过程中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感。

（2）．规范制度化参与机制。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社区参与最重要的制度化载体。要改变居民委员会的“准行政组织”的现状,改变其行政化的工作方式,确保其自治属性和核心自治组织地位。要以社区居民委员会为依托,通过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制度化参与机制,来实现社区成员广泛参与讨论和决定社区事务与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全过程,规范制度化参与,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民主程度和深入程度。

4．建立社区居委会独立的财务制度,多渠道筹集社区建设资金

社区自治经费应实行国家和社会共同分担。“一方面,国家为社区自治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由居民委员会自己承担”社区居委会财务独立是社区依法实行民主自治的首要条件,社区居委会要开展社区活动、社区服务,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物质保障,因此,要建立社区居委会独立的财务制度,提升城市社区在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这有助于针对社区群众的需要开展社区活动,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社区经费来源上应采取“财政支持、费随事转、社会赞助、社区自筹”等多个渠道筹集建设经费。政府每年要适当增加社区建设投入力度,同时也要调动社区单位的积极性,争取多渠道筹集社区建设管理资金。

实现社区资源共享对资源的认识上转变封闭保守的观念，树立社区资源共享的新理念，不断拓展社区资源利用的渠道和领域，对多种资源进行整合与开发，变习惯于无偿调用为注重共享共赢。“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服务社区，发挥资源最大效益，各街道和社区要积极主动地为驻区单位排忧解难、提供服务，找准双方利益共同点，努力达到社区资源共享、互惠互利。”xix

社区居民的文明素质是社区和谐的重要标志,也是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关键因素，5．提高社区居民素质，营造社区政治文化 因此为提高社区居民素质，营造社区政治文化应从社区实际和居民的需求出发,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倡导文明新风、提倡科学精神、融洽人际关系为主题,塑造社区共同价值观,提高居民的整体素质，形成互敬互爱、文明向上的和谐社区氛围为目标。

（1）.提高居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修养，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自治能力和自治习惯,逐步完成现代公民对社区事务的理性参与过程。社区建设正是从社区居民身边最直接的公共领域中培养公民表达、讨论、协商、互动、合作的民主习惯。

（2）．大力开展社区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引导社区居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解决利益矛盾,使社区利益关系走上法制化道路。要在社区内部建立健全社区服务志愿者制度,为广大居民自觉主动参与社区发展和管理提供积极的政策动力。

参考文献

i陈伟东’ [M].社区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i李国祥.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的若干问题与思考[J].学术论坛，2006（3）：142-146.马健.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创新探讨[J].重庆行政，2007（5）77-78.iii

iv王邦佐,等.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v胡慧.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理念、问题及建议[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565-569.张国祥.社区自治与社会控制[J].社会主义研究，2007（6）：96-98.朱孟才，宋志发，石瑛．试析社区建设中的“社区自治”问题．长白学刊．2003（2）．

李玮&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 viviiviii

ix程玉申.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

x张玉枝.转型中的社区发展——政府与社会分析视角[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9-120.

第五篇：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秦 学

(中南林学院旅游与管理学院,湖南株洲 412006)提 要:本文在简要分析国外城市旅游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状况,重点论述了研究的领域和内容,理论和方法。指出了城市旅游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就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几点看法。

关键词:城市旅游;城市旅游研究;旅游发展;城市化;发展前景 中国分类号:Ｆ59

2文献标识码:Ａ

人类有意识的外出旅行活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并依次经历了古代旅游、近代旅游和现代旅游三个阶段[1]。现代旅游自19世纪4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国外对其研究已近百年。但旅游研究的真正发展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就城市旅游研究而言,更加滞后,其真正开展起来则是80年代初。国外城市旅游研究的历史要先于国内,研究的成果和水平要高于国内。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城市旅游的经济理论(需求与供给),城市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的影响,城市旅游的规划和管理,以及城市旅游的市场营销等方面[2]。但是,国外的旅游研究是在缺乏一个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指导下进行的,因而显得分散、独立、凌乱。大部分学者都将重点放在城市旅游的实证研究上,比较轻视基础理论研究。并且至今尚未见到城市旅游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迹象[3]。所有这些都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国内城市旅游研究。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

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旅游研究起步更晚。我国旅游事业的正式大规模发展是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的事,旅游研究活动与国内旅游业发展同步前进,其间为适应蓬勃发展的旅游事业的需要,旅游界和学术界开展了一定规模的科研活动,尽管与国外相比晚了数十年,但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国的经济成长、旅游发展是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进行的。城市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和信息活动中心日益发挥出其生产、生活、流通、组织和游憩等综合功能。城市旅游正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综合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城市旅游研究也日益广泛而深刻地得以开展。1 研究领域和内容

从笔者进行文献检索和获取资料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许多学科对城市旅游现象都有所研究,如经济学科、地理学科、旅游学科、生态学科、社会学科、建筑与规划学科、心理及行为学科等。大量有关城市旅游的文章见于各类报刊杂志,其中以地理类、旅游类、城市类、财经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学术论文居多。1980—2000年关于城市旅游方面的论文大约有80多篇。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城市旅游有关理论探讨、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城市旅游发展模式探讨、城市旅游结构与系统分析、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与建设研究等。其中以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与建设方面的研究居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以期与各界人士共同探讨。1 1 城市旅游有关理论的探讨

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市旅游的涵义与构成要素、城市旅游的性质和地位、旅游城市特征、条件和类型等,如宋家增(1996)对都市与都市旅游、都市旅游业与都市旅游、都市旅游的内涵、模式和定位等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都市旅游是以都市风貌、风光、风物、风情为特色的旅游,都市旅游多以接待商务旅游、会议旅游和国际国内交流活动为主[4]。于英士(1994)最早在国内讨论了大城市发展与旅游业的关系以及国际旅游城市的界定和类型定位。认为现代旅游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且是城市化的产物;没有现代化的城市,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旅游业,大城市的功能、性质、作用左右着小则一个区域,大到一个国家的旅游业的发展方向[5]。张广瑞(1994)也以北京为例论述了国际旅游城市应具备的条件[6]。吴本(1999)分析了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条件和目标模式[7]。王兴斌(1996)初步论述了休闲与都市旅游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8]。陈传康、吴承照(1996)以上海为例对都市旅游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进行了探索[9]。彭华(1999,2000)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对现代城市发展旅游,提高其竞争能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10,11]。1 2 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

旅游形象是目前我国城市旅游研究中探索得比较多的问题。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城市旅游发展的核心是建立独特鲜明、有招徕力的旅游形象,依靠形象来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需求,形象研究可以说是现代城市旅游研究的新起点和主方向。金卫东(1995)、张学荣(1996)和郭廷建(1996)都对城市形象、城市文化、城市旅游形象等几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为后来的城市旅游形象设计建造提供了理论框架[12—14]。李蕾蕾(1995,1997,1999)在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和设计研究中作了大量的工作和重要贡献。指出今天城市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已不能单纯依赖孤立的旅游景点,而必须推出城市整体的旅游形象,通过形象定位、主题口号的提出、视觉形象的设计与推广等战略来全面发展城市旅游[15—17]。聂献忠(1998)以香港和上海为例,论述了城市旅游产品及配套设施等旅游视觉要素的建设,旅游行业管理及服务质量和水平所表现出来的旅游行为形象在城市旅游中的重要性,比较了沪、港两地在这方面的差异[18]。屈海林、邱汉琴(1996)详细分析了香港旅游形象的构成要素,香港在城市旅游形象促销方面的成败,为内地城市旅游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19]。宋章海(2000)从旅游者角度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形象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20]。白祖诚(1994)则以国外许多城市的旅游定位为例,说明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其总体的旅游形象一旦较为鲜明丰富,并广为人知,就将成为巨大的吸引力[21]。1 3 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探讨

这类研究以李海瑞、道书明、保继刚、马勇等为代表。李海瑞(1996)、潘洪萱(1995)、金辉(1998)、道书明(1996)等人以上海为例提出了几种城市旅游的目标模式:商务旅游、会议/奖励旅游[22—25]。吴国清(1996)研究了上海郊区旅游后指出市场导向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关键[26]。保继刚(1997)和彭华(1998,1999)以广州为例提出了经济中心型城市旅游的商务主导模式[27—29]。这些研究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马勇、董观志(1996)则以武汉为例论述了城市必须选择大旅游圈模式才能得以持续发展[30]。此外,张跃西(1996)从风景区旅游发展模式探讨角度对旅游城镇的布局与发展进行了研究[31]。卢晓(2000)针对上海大都市地位,指出发展国际化旅游产品、大力发展购物与观光型国内旅游产品和率先发展市民的度假产品是上海旅游资源产品化的模式选择[32]。李力(2000)则分析了城市旅游节庆的构成要素与牵动效应[33]。1 4 城市旅游结构与系统分析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重点放在城市旅游客源(包括市民和外来游客)的旅游行为特征上。吴必虎(1994,1997)两次分别对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动行为特征和市民出游力与目的地选择评价进行了大型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助,这是对城市旅游结构(客源)进行科学调查、定量分析、实证研究较成功的案例[34,35]。万绪才(1998)等以南京为例分析了城市旅游客源市场结构,为南京市旅游市场营销提供了科学依据[36]。董观志(1999)通过对深圳几大旅游主题公园的实地调查进行量化分析,揭示了特定城市的旅游客源市场分异规律[37]。张红(2000)通过调查分析了我国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游客旅游流空间分布特征,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38]。此外员疆(1998)系统分析了城市游憩产业结构[39]。1 1 5 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与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

在我国已越来越多,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城市旅游某一个项目建设、某一项产品开发、某一个区域规划或一种模式运用的专题研究;二是城市旅游全方位的综合开发、规划、建设研究。(1)专题研究。保继刚(1994,1994)对城市大型主题公园开发布局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掀起了我国城市主题公园建设的高潮[40,41]。董雅文(1996)以南京市为例说明了生态防护建设在城市旅游开发中的重要性[42]。吴人韦(1998)则系统介绍了国外城市绿地在旅游中的作用[43]。粟娟等(1998)论述了广州市应加强森林建设,渗透岭南文化,创造广州旅游新形象和风格[44]。潘宝明(1999)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谈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发展[45]。城市中心商务区和滨水区的演变规律与再开发和城市旅游休闲服务网络建设受到修春亮(1998)、徐永健(2000)和郑杨(1998)的重视,他们分别对这几个方面从中西方差异上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城市内部职能区的旅游再开发作了有益探索[46—48]。魏卫(1997)以武汉为例深入探讨了城市旅游产品开发的问题,其结论非常值得旅游界人士借鉴[49]。旅游地文化开发是旅游发展中的重点,对于城市旅游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彭华(1998)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研究[50]。熊玉梅(1999)对如何开发北京市日本客源市场进行了专题研究[51]。

(2)综合研究。在城市旅游开发规划的理论建设和实践研究上,陈传康(1996,1996)作了开创性工作[52,53]。尚文生(1998)探讨了城市旅游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调发展[54]。彭华(1999,1999)从创建优秀旅游城市的角度对旅游开发与城市规划一体化问题进行了论述[55,56]。杨新军(1998)从旅游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了城市旅游开发[57]。李蕾蕾(1996)通过景观生态学的原理构建城市旅游开发应用理论模式,在理论建设上迈出了第一步[58]。梅均(1996)和王大悟(1996)对上海如何进行旅游开发提出了宝贵意见[59,60]。李立勋(1997)对广州旅游特色和旅游点建设进行了实证研究[61]。刘卫东(1998)、王云才和郭焕成(2000)论述了怎样投资开发大城市郊区的旅游业,具有实际指导价值[62,63]。凌申是(1987)较早对我国中小城镇建设与旅游开发问题展开研究,为中小城镇旅游发展开创了研究先河,促进了我国城市旅游研究体系的完善[64]。此外,罗丹(1996)、郭叔周(1998)、贺辉扬(1998)、黄安民(1998)、杨从杰(1998)、郑天祥(1998)、张进福(1999)符全胜(1998)、西安市政府(1998)、罗志军(2000)聂献忠(1999)、李娟文(1998)、骆静珊(1993)和屠强(1998)等分别以长沙、厦门、泉州、香港和澳门、锡山、西安、南京、武汉、昆明等城市为代表,系统探讨了建设优秀旅游城市、国际旅游城市所应选择的政府政策、战略对策与措施[65—78]。这些研究成果既是对我国近年来城市旅游开发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为未来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空间极化效应日益增强,城市越来越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区域。城市旅游必将成为推进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优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以及社会文明全面进步的强大动力。

此外,我国城市旅游研究还涉及到其它有关内容,如杨新军(1998)研究了加拿大城市旅游开发的历史与现状为国内城市旅游发展提供了经验[79]。曹小曙(2000)探讨了城市旅游摄影的功能以及城市旅游摄影的文化内涵,为城市旅游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和新方法[80]。郑天祥(1998以港澳地区为对象探讨了我国大都市区发展成为世界级旅游区的前景与对策,是国内目前较少的区域城市旅游研究的例子[81]。2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领域逐渐拓展,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者用不同学科的概念与理论,不同的研究方法来描述、解释、研究城市旅游中复杂而综合的现象和规律,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旅游发展和研究之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城市旅游是围绕城市地域所产生的所有旅游现象和过程,表面上它是一种经济产业,实质上它是一项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高层次的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城市旅游的开展必然牵涉到经济、文化、科技、政治、教育等许多行业部门,城市旅游研究也必然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环境与生态学、建筑学、区域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概念。因此,一些较成熟的理论与概念相继被运用到城市旅游研究中来。

宋家增、于英士、张广瑞等运用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从旅游吸引物和基础设施、旅游服务、旅游形象宣传、旅游环境等方面对城市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进行系统分析;学者们根据世界旅游业发展趋势、世界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规律,提出我国城市旅游的发展前景和旅游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对策,其中运用了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的有关理论。从而在理论上阐述了城市旅游的内涵、条件、性质、特征、构成要素以及类型。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是学者们运用理论进行分析最成功的方面,李蕾蕾是这方面的代表,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专著《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在国内首次对旅游形象策划的理论和学科基础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作者运用心理学、感应与行为地理学、区位论、市场营销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大众传播学相关理论系统分析了旅游形象的概念体系和时空变化规律,并分别以城市、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主题公园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随后兴起了旅游形象研究的热潮。城市旅游形象研究改变了过去旅游研究中重物质实体建设轻形象品牌宣传、重开发轻营销、重客体轻主体(人)的倾向,无论是在旅游理论研究上还是在旅游发展实践中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随着旅游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数学方法得以广泛应用,吴必虎、万绪才、董观志、张红等学者对城市旅游客源、旅游者的流动行为规律进行了数量描述、图形显示和模式分析,在严格的数理分析和逻辑推理基础上客观科学地揭示出城市旅游这一复杂现象的内在规律。这种社会科学研究计量化革命反映了我国学者研究思想与方法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吴必虎等人的《中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研究》一书是此方面的代表作[82]。借鉴区域科学的原理从宏观区域范围内开展城市旅游研究,是近年来的新趋向。研究者将考察对象由城市中心区扩展到城市地域(包括城市郊区)乃至大都市区、由单个城市扩展到区域城市群(带)、由中心城市和旅游城市扩展到一般的城市,使我国城市旅游研究体系日趋丰富和完善。此外,对我国城市旅游发展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两个并行的方向,虽然目前以业务性总结为主,但理论上的研究越来越多,这必将进一步指导我国城市旅游的更健康发展。3 评述综上观之,我国城市旅游研究呈现出阶段性不平衡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研究断断续续、分散独立,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和框架。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旅游空间和范围日益拓展,旅游形式和内容日益更新,旅游活动和现象日益复杂。使得旅游研究变得异常活跃起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迅速扩大,城市旅游的成果也日渐增多。与国外相类似的是国内城市旅游研究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许多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没有完全明确。研究的结果也大多是业务性议题,并多是诠释性论证,理论探讨、学术水平高的作品不多见。在没有理论统一的现实情况下,方法论也远未建立起来,因而城市旅游的定量研究和数学方法的运用较少。同时,学术界和旅游界对城市旅游学科建设、城市旅游理论与方法论体系构建、城市旅游综合管理、城市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影响、不同区域的城市旅游现象与活动的差异、区域城镇体系(城市群、城市带、大都市区)旅游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但是,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对象由传统的山水城市、历史古都、文化名城如桂林、西安、泉州、北京、南京等,扩展到各类城市首先是区域中心城市如香港、澳门、上海、广州、武汉、厦门、昆明、长沙、汕头等。说明了城市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尽管目前国内城市旅游研究只局限于单个城市而没有辐射到区域城镇体系,但城市旅游研究毕竟已经展现出了美好的前景。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发展前景与展望 2 1 发展前景

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进展时期。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城市将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主战场和生力军。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设市城市数将接近1万个,市区非农业人口将增至5亿,城市化水平可达到55%[83]。城市规模和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综合功能进一步加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加强城市综合实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文化内涵将是城市建设的核心。优化城市的人居(居住和游憩)环境,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满足人民对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提出的较高要求,是摆在政府各级部门和各界人士面前的重大问题,城市旅游会有巨大发展。据统计,目前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三个城市的旅游外汇收入占了全省的82%[2];1998年我国首批参加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75个城市,其旅游经济总量占全国的90%[84]。旅游—中国21世纪的“朝阳产业”已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未来的产业分布格局将是集中分布于以城市为中心、由城市及其所依托的区域组成的产业密集区内。因此以旅游为导向和纽带、以城市为中心所形成的旅游业将成为中国未来极具潜力的产业。这一产业不仅会加速我国旅游发展高级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步伐,而且会促使人们生产、生活、消费、文化、思想观念不断更新, 城市旅游研究也将会全面深入地展开,并促进城市旅游的持续发展。2 2 发展展望

由于我国城市旅游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领域还不完全成熟甚至是空白,城市旅游有着广阔的天地,旅游研究也将显示出美好的未来。在此笔者结合以上研究,略谈一些看法,以期与各界人士磋商。2 2 1 研究组织问题

我国旅游学术活动还没有形成像国外那样的独立、高效的专业科研组织体系。已有的一些研究机构无论是其行政归属、管理和运作模式、经费来源都需要进行创建、改革、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旅游研究的正常、规范、高效地开展,并服务于旅游业发展。为此,笔者倡议,在旅游学术界和城市学术界分别成立专业性“城市旅游”研究组织,以集中优势兵力开展研究,形成规模效益,这是头等大事。2 2 2 城市旅游研究各领域的问题

(1)学科建设问题。有必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城市旅游学科,在这门学科统一的范畴内开展基础研究,弄清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范畴、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这是开展城市旅游研究的首要工作。

(2)城市旅游理论和方法论构建问题。研究城市旅游,要对城市旅游现象的内涵、外延、及其形成演进规律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对“城市旅游”的界定、城市旅游实质、旅游者行为、城市吸引力等都急需理论指导。研究城市旅游现象必须吸收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如经济学理论、区位理论、社会学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等等。同时形成指导本学科开展实践和研究的方法论在城市旅游开发规划和建设中也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都必须解决的问题。

(3)研究方法。城市旅游研究要借鉴并运用其它学科的方法,如区域调查、抽样统计、规划设计、遥感测量、地理信息系统、比较研究等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城市旅游的研究应注意定性与定量结合,更多地要运用定量方法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定量研究。同时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旅游研究的方法体系。

(4)区域实践研究。今后城市旅游研究不仅包括大城市、旅游业有较大发展的城市,而且还要面向我国广大中小城市乃至处于广大农村包围之中的中小城镇(包括县城和集镇)。特别是要大力加强我国西部地区城市旅游的研究,学者们要将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成果服务于中华大地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把研究的范围由点扩展到线到面,开展区域城镇体系旅游研究,为我国城市化、区域一体化和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5)开发规划和管理方面。我国城市发展、旅游业具有与外国不同的特点,旅游开发与规划首先应适合我国国情;同时要学习、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中的先进成果,这是在我国建设优秀旅游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必须做到的一点。城市旅游开发规划要与城市规划协调发展,同时加强城市旅游管理, 尤其是法制管理和信息系统管理,把旅游管理纳入城市系统管理之中。

(6)城市旅游的社会影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为人熟知。在人口密集、生态脆弱的城市发展旅游更容易对城市环境造成污染、生态破坏,我国目前的城市环境质量令人担忧,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太大了。同时伴随旅游业发展而带来的西方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已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持和延续,而这些在城市里表现得最为集中。为了城市、旅游业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进行旅游开发与经营时要切实加强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的研究和控制,使发展旅游的“代价”减轻到最小程度,使旅游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都得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天元,王连义.旅游学概论[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5—20.[2]古诗韵,保继刚.城市旅游研究进展[Ｊ].旅游学刊,1999,14(2):15—18.[3]申葆嘉.国外旅游研究进展[Ｊ].旅游学刊,1996,11(1):62—66.[4]宋家增.发展都市旅游之我见[Ｊ].旅游学刊,1996,11(3):23—25.[5]于英士.北京建成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Ｊ].旅游学刊,1994,9(1):13—15.[6]张广瑞.简谈国际旅游城市应具备的条件[Ｊ].旅游学刊,1994,9(1):16—19.[7]吴本.论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建设[Ｊ].旅游研究与实践,1999,(2):14—18.[8]王兴斌.旅游产业规划指南[Ｍ].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205—214.[9]陈传康,吴承照.都市旅游的理论与实践探讨[Ｊ].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6,12(2):47—51.[10]彭华.汕头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驱动机制研究[Ｊ].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15(3):75—81.[11]彭华.关于城市旅游发展驱动机制的初步思考[Ｊ].人文地理,2000,15(1):1—15.[12]金卫东.城市旅游形象浅析[Ｊ].城市规划汇刊,1995,(1).[13]张学荣,元名杰.论城市形象建设[Ｊ].城市问题,1996,(2).[14]郭廷建.城市文化形象塑造[Ｊ].城市问题,1996,(2).[15]李蕾蕾.旅游点形象定位初探[Ｊ].旅游学刊,1995,10(3):29—31.[16]李蕾蕾.城市旅游形象设计探讨[Ｊ].广东旅游,1997,(1).[17]李蕾蕾.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Ｍ].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181—252.[18]聂献忠.旅游形象建设与都市旅游业发展[Ｊ].城市规划汇刊,1998,(2):59—61,44.[19]屈海林,邱汉琴.香港都市旅游的形象及竞争优势[Ｊ].旅游学刊,1996,11(1):24—28.[20]宋章海.从旅游者角度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探讨[Ｊ].旅游学刊,2000,(1):63—67.[21]白祖诚.建设北京雄美迷人的旅游形象[Ｊ].旅游学刊,1994,(2).[22]李海瑞.都市旅游与上海模式[Ｊ].旅游学刊,1996,11(1):20—23.[23]潘洪萱.试论上海都市旅游的发展及其定位[Ｊ].财经研究,1995,169(2):29—33.[24]金辉.抓手在哪里—上海都市商务旅游[Ｊ].国际市场,1998,(3):15—18.[25]道书明,等.论上海会议/奖励旅游的发展趋势与对策[Ｊ].旅游科学,1996,(2):1—5.[26]吴国清.市场导向与上海郊区旅游开发初探[Ｊ].人文地理,1996,11(3):65—67.[27]保继刚.商都地位:广州旅游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Ｎ].羊城晚报,1997.9.7(7).[28]彭华,钟韵.浅谈广州城市旅游的商务主导模式[Ｊ].广东旅游,1998,(6):9—12.[29]彭华.论经济中心型城市旅游发展的商务主导模式[Ｊ].地理科学,1999,19(2):140—146.[30]马勇,董观志.武汉大旅游圈的构建与发展模式研究[Ｊ].经济地理,1996,16(2):99—104.[31]张跃西.风景旅游区发展模式探讨-兼论旅游城镇的布局与发展[Ｊ].人文地理,1996,11(1):56—58.[32]卢晓.上海旅游资源产品化的一般模式研究[Ｊ].旅游科学,2000,(1):17—19.[33]李力,崔卫华.城市旅游节庆的构成要素及牵动效应[Ｊ].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0(2):11—14.[34]吴必虎.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动行为研究[Ｊ].地理学报,1994,49(2):117—126.[35]吴必虎.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Ｊ].地理学报,1997,52(2).[36]万绪才,等.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分析[Ｊ].人文地理,1998,13(3):70—75.[37]董观志.深圳华侨城旅游客源分异规律的量化研究[Ｊ].经济地理,1999,19(6):118—122.[38]张红.我国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游客旅游流空间分布特征分析[Ｊ].人文地理,2000,15(2):56—57.[39]员疆.城市游憩产业系统分析[Ｊ].人文地理,1998,(2).[40]保继刚.大型主题公园布局初步研究[Ｊ].地理研究, 1994,13(3)83—89.[41]保继刚.城市ＲＢＤ初步研究[Ｊ].规划师,1998,(4).[42]董雅文,赵荫薇.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生态防护研究———以南京市为例[Ｊ].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1996,(1):20—23.[43]吴人韦.国外城市绿地的发展历程[Ｊ].城市规划,1998,22(6):39—43.[44]粟娟.试论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广州城市森林建设[Ｊ].热带地理,1998,18(3):216—220.[45]潘宝明.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Ｊ].旅游学刊,1999,14(3):50—53.[46]修春亮.对中国城市中心商务区演变规律的初步研究[Ｊ].人文地理,1998,13(2):49—52.[47]徐永健.城市滨水区旅游开发初探[Ｊ].经济地理,2000,20(1):99—102.[48]郑杨.城市旅游休闲服务网络的建设[Ｊ].旅游学刊,1998,13(2):34—37.[49]魏卫,李娟文.都市旅游与旅游产品开发[Ｊ].经济地理,1997,17(4):98—102.[50]彭华.关于旅游地文化开发的探讨[Ｊ].旅游学刊,1998,(1):43—46.[51]熊玉梅.对开发北京市日本客源市场的思考[Ｊ].旅游学刊,1997,(2):10—14.[52]陈传康.城市旅游开发规划研究提纲[Ｊ].旅游学刊,1996,(5).[53]陈传康,等.中心城市和景区旅游开发研究[Ｊ].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6,12(1):61—64.[54]尚文生,欧阳燕红.论城市旅游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相互协调[Ｊ].人文地理,1998,13(2):46—49.[55]彭华.关于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的初步探讨[Ｊ].经济地理,1999,19(1):111—116.[56]彭华.创建优秀旅游城市的思考:浅谈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Ｊ].旅游学刊,1999,14(2):21—25.[57]杨新军,祁黄雄.城市旅游开发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Ｊ].经济地理,1998,18(4):115—119.[58]李蕾蕾.从景观生态学构建城市旅游开发与规划的操作模式[Ｊ].人文地理,1996,11(2):8—11.[59]梅均.上海旅游业应同时开发国际、国内、本地三大市场[Ｎ].新闻报,1996.5.6(2).[60]王大悟.上海都市旅游的新视角[Ｊ].旅游学刊,1996,11(2):20—22.[61]李立勋.广州旅游吸引的特色及营造重点浅议[Ｊ].旅游学刊,1997,(2).[62]刘卫东,李家虎.投资开发大城市郊区旅游业[Ｊ].上海投资,1998,(1):44—48.[63]王云才,郭焕成.略论大城市郊区游憩地的配置[Ｊ].旅游学刊,2000,15(2):54—58.[64]凌申.小城镇建设与旅游开发刍议[Ｊ].社会科学家,1987,(3).[65]罗丹.文化名城长沙如何建成国际性旅游型城市[Ｊ].衡阳师专学报,1996,(5):87—91.[66]郭叔周.把厦门建成国际性海滨旅游城市[Ｎ].人民日报(海处版),1998.7.8(8).[67]贺辉扬.厦门市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Ｊ].当代港澳,1998,(1).[68]黄安民.泉州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Ｊ].地域开发与研究,1998,(4).[69]杨从杰.浅说港澳旅游业关系的若干问题及发展策略[Ｊ].特区与港澳经济月刊,1998,(9).[70]郑天祥,等.珠港澳大都会区———未来世界级旅游区[Ｊ].当代港澳,1998,(1).[71]张进福,等.论澳门旅游业[Ｊ].旅游学刊,1999,(3):63—68.[72]符全胜.城乡交错带旅游开发研究[Ｊ].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3):57—59.[73]西安着力塑造优秀旅游城市整体形象[Ｎ].中国旅游报,1998.8.20(5).[74]罗志军,喻学才.关于把南京建成旅游大市的可行性研究[Ｊ].旅游学刊,2000,15(1):38—42.[75]聂献忠.市场经济与南京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Ｊ].旅游学刊,1999,(1).[76]李娟文.武汉市争创“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对策研究[Ｊ].经济地理,1998,18(3):120—124.[77]骆静珊,陶犁.利用区位优势,发挥昆明旅游中心城市功能[Ｊ].旅游学刊,1993,8(6):26—29.[78]屠强,陈新宇.昆明建立国际旅游城市的产业政策研究[Ｊ].经济问题探索,1998,(4):57—59.[79]杨新军.加拿大的城市旅游开发评述[Ｊ].世界地理研究,1998,(2).[80]曹小曙.城市旅游的摄影透视[Ｊ].人文地理,2000,15(2):45—48.[81]郑天祥,等.珠港澳大都会区—未来世界级旅游区[Ｊ].当代港澳,1998,(1).[82]吴必虎,等.中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研究[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9—50.[83]徐巨洲.理性看待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Ｊ].城市规划,1998,(2):17—18.[84]何光日韦.新世纪新产业新增长[Ｍ].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159—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