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中利益衡量的新内涵研究的论文五篇范文

第一篇：现代司法中利益衡量的新内涵研究的论文

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每一个公民都有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权利，人们有权利确保不会受到他人的故意侵犯，一个行为人有意地实施了某行为，该行为的结果产生了对他人的伤害，则他应当以相应的责任承担形式对该损害结果进行补救，或直接受到法律的制裁。

除非他能够证明那样做是以实现公认的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为价值目标，从而使他拥有这样行为的特权或自由。司法中的利益衡量是在法律秩序范围内针对立法者对于各种问题和利益冲突的各种价值判断的观察发现和推测。无论是依据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则还是宽泛的法律原则，利益衡量是在这个场域内进行的专业性活动。

一、现代司法与利益衡量

罗科斯·庞德曾对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们生产活动与法律相关的方面作了比较概括性的总结，他的理论阐述了在文明社会中，社会条件可以确保人们是受益的缘由而能够处分和控制他们所已经发现的东西，并且能够对其使用和占有。自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从而可以辐射到现有社会和经济发展条件下获得的财富。

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每一个公民都有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权利，人们有权利确保不会受到他人的故意侵犯，一个行为人有意地实施了某行为，该行为的结果产生了对他人的伤害，则他应当以相应的责任承担形式对该损害结果进行补救，或直接受到法律的制裁。除非他能够证明那样做是以实现公认的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为价值目标，从而使他拥有这样行为的特权或自由。

从利益的维护与实现的最现实最具体的目标的个人利益来讲，个人利益通常被称为“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源自于“天赋人权”思想理论，该思想认为个人的利益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被剥夺，不可被侵犯，也是不可以让渡的，人权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的生存权、发展权、人格权、财产权等都是个人利益所涉应有之义。

这些利益(通常被称作个人权利)不是根源于政治国家，而是源起于林林总总的个人利益汇聚成市民社会的利益，在此进程中不是个体利益简单地叠加构成市民社会，而是各种利益之间的相互矛盾、斗争和妥协相互磨合，逐步形成了一块价值利益的整钢，并由此主宰着政治国家的产生与向前发展，利益也逐步成为法律的目的物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足见利益对于市民社会发展和政治国家的构建的重要作用。

利益是人类社会中的社会个体提出的需求，需要或请求。如果要使人类社会的文明得以维持并继续向前发展，社会要维系整体的利益避免杂乱无序或解体，就需要有一个对社会发展和生活调节调控的有力工具，这就是法律。前述所提到个体利益汇聚成市民社会利益进而主宰政治国家的发展，说明法律所保护的并非全都是个人利益，而且也包括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具体而言包括直接涉及个人生活和从个人生活的立场上提出的合法利益需求和请求。

有组织集体的发展提出的需求和请求，它们以一个有机整体的法律实体的角度对其利益进行整合并提出请求。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包容和发展的利益集团，关注社会的维系、社会功能和社会发展，以整个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为基点提出更加宽泛的需求与要求。

这些不同范围的主体对利益的请求、需求给一个维系社会发展的法律制度不断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一个法律制度要对纷繁复杂体系庞大的利益进行分类，并认可其中一定数量的利益。与此同时，法律制度设置一定的界限，在这一界限范围内，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尽量维护和调整纳入到这个界限范围内的利益。这项工作比较复杂，一方面要保护在设置界限范围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其他被认可的利益。这项工作在此后的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最后，法律系统制定出规制措施，用以保护被纳入调整界限范围内的利益。相应的价值准则也在法律活动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用以界分被认可的利益以及对相关法律行为予以实际限制。当认可和界分利益后，还必须对用以保护它们的法律手段进行权衡，必须制定相应的利益评价原则，以此为尺度决定或选择认可何种利益，以及在各种有效行为产生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情况下，优先保护哪种利益。

司法过程本身是一种主观与客观因素相结合的过程，法官将案件事实的认定与法律的适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就是主观与客观因素结合的体现，法官在这一过程中会运用许多方法来适用法律，其中有一种方法被案例教学法在中职《经济法》课程中应用的具体“假论文”背后有什么真问题（共3篇）浅论学习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浅谈和谐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探析经济学信息范式理论的基本假设与辨析怎样写研究性论文撰写方法（共3篇）运用政治理论指导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关于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意义试析受教育权理论发展综述独立学院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研究和实践领域称为“黄金方法”，它直接影响到法官能否做出正确的司法判决，这一方法就是利益衡量。

司法中的利益衡量是在法律秩序范围内针对立法者对于各种问题和利益冲突的各种价值判断的观察发现和推测。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各种利益诉求愈加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而且其数量也在急剧增长。司法者每天都要进行利益判断和利益取舍。但有许多新型案件，或是由于立法的相对滞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或是现行法律规定有矛盾、有歧义。

这种客观情况就要求司法者、立法者、学者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并且可以确定的是，司法过程不能离开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法官在司法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各种冲突的利益关系进行判断、权衡，以实现法律的价值目标。因此，司法中的利益衡量是必然的，如果否认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就是否认司法的自身规律。

法官审判具体案件时，运用审判权对涉及的纷繁复杂而又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关系进行梳理、调整，目的则是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合法性及对利益的权衡与取舍。作为法官判案的思考方法和实践路径，利益衡量与传统的概念法学和形式主义法学的三段论式思想方法有所不同，它不是像上述法学一样，对法条和判决过程进行机械地对照和应用，而是对法条蕴含的利益进行评估、衡量。

与此同时，必须明确的是，利益衡量在立法领域同样存在，与司法中的利益衡量不同。立法者的利益衡量是指在立法之前要对社会中的典型利益冲突现象进行归纳、提炼和兼顾各方的利益并最终转化为法律规范。较之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而言，司法者是法律的运用者，此时，立法者的利益衡量就比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具有优先的地位。因此，司法者不能超越立法者的利益衡量，只能在立法者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或者在法律规范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冲突的解释可能时，才进行司法利益衡量。应当注意的是，司法者在进行利益衡量时要有节制，防止凭借个人感觉、主观见解恣意判案。

二、针对具体个案中利益冲突实质性考量

社会生活中广泛地存在各种利益冲突的问题，它们并不都是法律方法论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并不包括在方法论范畴之内。利益衡量所调整的利益仅指具体案件发生后，进入到司法领域的利益，这些涉案利益均是具体的，相互冲突的。但纵观具体个案，它们所涉及的利益冲突表现形式虽然不尽相同，展现出多样性的一面，但这些利益冲突的客观存在是司法过程中利益衡量的先决条件。

例如它们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的人身权益与财产利益的冲突;当事人之间的纯粹经济利益的冲突;个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冲突等，多种类型的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围绕双方当事人或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展开，司法过程就是分析并整理这些利益冲突的过程，并且根据具体案件所涉及到的不同利益进行确定和衡量。

利益衡量工作的目标是寻求利益争议各方的利益的平衡，实现社会实质正义。在这一司法过程中的显形标尺是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判断和处理过程。而在利益衡量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则是一把隐形的标尺，它作为对司法者司法活动的宏观指针，导引着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例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要依据双方当事人平等原则来维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实际上就是以自愿平等的观念为指导来处理案件，达到兼顾各方利益的过程。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利益价值取向的形成相伴而生，同属于司法实务的两个方面，构成了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调整问题综合体系。司法过程中应当将不同性质的利益冲突逐一分析，分别处理，在不同利益之间作出取舍。除了在司法中遵循以上价值取向外，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严肃性也不应为了兼顾社会效果而违背公平正义原则，或者对根本没有法律依据的个人利益进行迁就。

三、司法中的利益衡量综合了多种方式

在利益衡量过程中，确定哪些利益是本案所涉及的具体利益，它们的具体内容以及相互冲突的程度，据此为基本立足点，以确定不同的利益衡量方法。例如对民事法律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亟待解决的利益矛盾冲突问题，先予酌情考虑和解决。对于作为私权利的公民个人或公司、企业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的优先保护问题之方法的合理运用，各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对利益的定性，关系到何种利益应当被法律保护或剥夺的适用方法以及如何排列利益的位阶顺序。

司法中所采取的这些技术性手段和公正裁判结果的实现皆为司法中利益衡量方法的应用问题。在具体案件的利益衡量过程中，司法者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针对某些案件法官有可能考虑个体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问题。例如在合同法中规定有根本违约的内容。当事人通过证明违约方客观上存在根本违约行为，旨在解除双方的合同，法官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确定未违反合同义务一方因实际履行所损失的利益，以及根据案情，确定合同是否能够继续履行，避免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实现鼓励与权利主体通过私权交易来活跃市场经济，促进社会产品流通，增加社会财富的宗旨。

在另一些案件中，司法过程体现了优先保护某一方的利益。例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酌定不起诉问题，法院对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的未成年人所提起的上诉，综合考虑具体案情和危害社会的程度以及未成年被告人的悔罪表现从而对未年人减刑的问题，就是通过多种思路从保护未成年人未来发展应为他们提供宽松的成长环境的角度和怎样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进行的利益衡量。

四、利益衡量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或指引下进行的专业性活动

无论是依据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则还是宽泛的法律原则，利益衡量是在这个场域内进行的专业性活动。利益衡量最初引用到大陆法系国家之时，本质上属于一种法外衡量的司法方法，而不是当今法律方法体系中所称利益衡量，也不是当今利益衡量实践探索的指导理念。法官在最初的司法判断过程中，往往忽视既存法律规定，以其司法经验并结合社会的反馈情况，经济状况，价值观念对当事人之间的冲突利益进行对比、梳理、分析，以发挥法官在司法中的主观能动性，在一些案件中还能够突出提高所谓的司法效率。从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有效地弥补司法三段论的弊端，保证司法的顺利进行和司法结果的公正性。

但任何事物在论证其科学性，实践性之前均应归入辩证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在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同时，有必要将其归入并限制在法律体系的范围内进行，否则会造成司法过程的无目的性，影响裁判结论的正确做出。

在法律解释与适用范围外还有案件的定性，证据分析，案情梳理等工作。这些实务工作严谨而客观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进行利益衡量，因为这些工作不需要加入更多的主观因素就可以确定并可以有效地完成。在方法论上，利益衡量是针对具体个案所可能适用的法律规范涉及的利益调整范围进行的综合考量，并根据立法者的意旨得出裁判结论。司法作为定纷止争、维护并实现各方合理利益的途径，它所承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任通过其利益衡量方法的灵适运用得到了充分的落实与体现。利益衡量的天然生长土壤在于法律的解释与适用领域，并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其原因在于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总是带有整体性、普通性，随着社会的变迁还会出现滞后的特点，虽然立法中也存在利益衡量，但其结果一定是宽泛的，不确定的。立法中宏观层面的利益衡量有些不能够在司法中直接对应个案的利益衡量，所以在法律解释中要对个案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以避免法律适用的僵化。

第二篇：和谐社会协调利益研究论文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抽象理想，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所指的现实战略构想。尽管在理论上和谐社会涉及到多方面的关系，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这样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是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基础，也是关涉到我们这个社会未来前景的根本之所在。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无论是按照基尼系数来衡量，还是按照收入分组还衡量，我国的贫富差距都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分配很不平等国家行列。在绝对的水平上，我国的贫富差距要比西方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有人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基尼系数等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应该在城乡内部分别计算，城市算城市的，农村算农村的。这样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世界上一些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往往也是城乡二元结构。比如，巴西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巴西的贫富差距也有相当部分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那么，这些国家是不是也要城乡分开计算贫富差距？进一步推论，有的国家贫富差距大，是不是贫富也要分开计算？

有人努力掩饰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也许是用心良苦，即担心注重利益关系的调整会影响经济发展，是在为继续坚持效率优先进行论证。其实这是一种缺少分析的看法。必须看到，在最近几年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需求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且，能不能形成相对充沛的内需，是关涉到我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经济是否能够持续高速度发展的关键之所在。而要形成足以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内需，必须以调整利益关系为前提。现在的现实是，过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抑制需求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我国社会中20%的人拥有整个社会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这个说法虽然有些简单化，但大体可以为多次调查的结果所证明。现在的问题是，拥有80%财富的那20%的富人，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拥有20%财富的那80%的穷人，虽然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贫富格局不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来的。

从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意义上说，协调利益关系，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现实的背景是，通过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因此，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要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顺利运转，我们必须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来。

协调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

调整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与格局，当然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但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很重要，但机制更根本。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与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的两极化结构就开始形成和定型化，伴随这种定型化过程的是社会能力和社会权利的失衡。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在有关利益表达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利益表达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不全面。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利益表达不仅对于弱势群体，就对于其他群体包括强势群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调节利益关系的基础是规范财富分配

而在政策和体制的层面上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前提是规范收入分配制度。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非规范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用诸如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常规性手段进行有效调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过程已经比较有限。可以说，没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规范化，任何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具体政策措施，在实践中其效果都要打很大的折扣，甚至不能发挥作用。

分析一下近年来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具体状况，特别是贫富差距演变的具体过程，就可以发现，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处于失控的状态。进入21世纪之后，政府对社会中利益关系失衡的状况开始给予很高的重视，并采取种种措施，以遏制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发展。但从效果上来说，预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贫富悬殊的趋势仍在扩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与收入和国民财富配分有关的制度安排处于混乱之中。

我们可以以2002年为例，来看看在这一年里，我们共创造了多少财富，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的？这些财富都分给了谁？政府有关部门能不能监控这个分配过程？2002年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年头，这一年我国GDp首次超过10万亿大关。如果将折旧的因素忽略掉，可以粗略地说，这一年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10万亿的财富。下面我们就看看这10万亿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中进行分配的。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块是企业的利润，大约1万亿；第二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2万亿，其中预算内收入为1.5万亿；第三块是城镇居民的收入，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如果城镇人口按4.8亿人（2001年的数字）计算，2002年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将近3.7万亿。第四块是农村居民获得的收入，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如果农村人口按8亿人计算，2002年农村全部居民的纯收入将近2万亿。这四块加起来共8.7万亿。也就是说，还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其中包括折旧、非货币化的部分、计算的误差等。应当承认，上述的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当中有重复计算，有误差等，但大体还是看得出来我国国民分配的大致格局。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共10万亿的财富分配中，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城市居民3.7万亿的收入中。这一块比重是最大的，而同时又是最模糊的。因此需要对这块财富的分配加以认真的分析。在这一块中，有一个部分是“工资总额”，按照统计部门的标准，“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它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在2002年，工资总额约1.2万亿。3.7万亿去掉1.2万亿，还有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城市中的个体职业者的收入，包括股息、利息、租金等收入。但我们知道，这几块加在一起，远达不到2.5万亿。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灰色状态，不过我们尚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数字或比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城市居民收入中，除了工资总额部分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外，其余的2.5万亿，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外的。除此之外，我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存量资产介入了分配，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在强征农民土地上获得的级差地租。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每年以不规范的方式分配的财富比例是相当大的。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非规范化，给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

首先，税收无法实现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有效调控，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在有的国家中，人们在税前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很大，但经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这种差距会大大缩小。但在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显然还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结果是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政府难以分辨富人和穷人，再分配的调节措施难以准确落实到人头。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则将落实低保对象的任务交给了居民委员会。于是就出现了养宠物不能享受低保、使用手机不能享受低保等荒唐但却无可奈何的标准。

再次，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应当说，即使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比较，这个比例也是相当低的。

以理性和制度化的方式化解冲突

在过去2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分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这意味着社会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而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生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将会成为一种频繁发生的、常规化的社会现象。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利益冲突中的是与非，我们要关注的是冲突的内容与性质，以及化解冲突的具体方式。

事实上，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类似现象的存在，在世界上是一个通例，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其利益矛盾和冲突比我们社会还要严重。但在这样的社会中，虽然严重的冲突有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比如象前一段时间法国的骚乱，但在一般情况下，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互动方式，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即使某些严重利益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实质上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达，而是利益对立的本身，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

因此，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一种务实的、理性的对待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态度。而在过去，人们往往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使利益关系问题变成一个无法进行就事论事讨论的敏感性话题。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对利益关系问题去敏感化，转而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这可能会更加有利于我们对所面对的这些问题的认识，从而采取更加有利于矛盾和冲突解决的措施。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概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将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集合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而现实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具体的，如农民的征地问题，城市中的拆迁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体现的是具体的利益关系，表达的是具体的利益要求。如果利益表达的渠道是畅通的，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是有效的，这些冲突一般都不会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且，我们通过对一些利益表达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参与者自己也往往很自觉地努力将要求控制在有限利益要求的范围内。

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在近些年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政府与民意之间良性互动、以理性化方式化解利益冲突的模式在开始显现。非典暴露了从信息控制到公共卫生体制一系列的弊端，但最终有关社会灾难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开始形成；孙志刚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强大社会舆论，最终导致了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以及对于社会歧视的关注；刘涌黑社会案件的重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进行的，尽管从司法独立的角度人们可能还有不同的评价，但就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而言，这里无疑有着新的内涵；而由拆迁导致的社会抗议在很多地方也成为改革拆迁办法的直接动力。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将这些有益的尝试加以制度化，可以说，这也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篇：的运用利益衡量理论在民商事调解中

利益衡量理论在民商事调解中的运用

甘琴飞

基层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要切实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作用。调解就是将伦理的内容融于解决纠纷的机制中，用温和的手段去处理矛盾冲突，使对立的双方在相互理解与宽容中自愿妥协达成一致。民商事案件的调解侧重于矫正和恢复受侵害的经济秩序，尽可能地挽回当事人的经济损失，所涉及的案件矛盾可能没有刑事案件那么激烈，但由于案件的审理结果往往引起社会财富的流动和重新分配，处理得妥当与否则关系到一方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与稳定，因此，需要充实完善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理论和方法。

笔者认为，在基层法院，当一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时，采用调解还是其他的审判方式，我们法官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原告的诉求是否符合法律的逻辑推理，而更主要的是应关心问题的解决是否妥当，是否可行，是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否有利于纠纷当事人日后的和睦相处等。作为法官，我们不能仅凭一纸判决书给当事人永远无法兑现的权利，而应考虑权益受侵害的当事人是否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从法律角度讲，利益衡量就是指法官审理案件，在案件事实刚查清后，不急于去查阅法规大全和审判手册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作比较衡量，做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因此，利益衡量的主体必须是唯一的，即对具体案件进行审理的法官;利益衡量的客体是法官在对具体案件行使审判权时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发生冲突的利益关系;利益衡量的内容，则是对各利益重要性之评价及利益的选择和取舍。而这种选择和取舍，必须要求是符合公平正义和效率。利益衡量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各种利益主体的权利作出衡量和估价，以及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恰当的标准。利益衡量的实质，就是通过司法审判来保护

隐藏在法律关系背后的生产力关系。通过力求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谋求公正审判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双赢效果。我们熟知的法官宋鱼水，就是一个在社会主义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下，构建新型的和谐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精心关注处于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诉求，积极寻找和把握双方利益的平衡点和共同点，被当事人称赞为“辨法析理、胜败皆服”，努力以利益衡量理念来解决诉争的先进典型。

因此，笔者认为，利益衡量的理论，除了适用于判决，也可以运用于法官调解的思维分析过程，当然，这种运用不是完全依照利益衡量理论预设的轨迹对案件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判断取舍，而是汲取该理论区分比较案件中各种利益关系的方法精华，将这一方法作为法官在内心确定案件“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尺度和标准。这样，依据该理论，法官就可以比较双方所代表的利益(或双方本身所负的利益)，主动地有方向地准确确定哪些案件需要尽量调解，而哪些案件又不需要过多调解，以达到提高调解成功率和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利益衡量理论在民商事案件调解中完全可以运用。笔者通过分析几个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例1：甲厂和乙之间长期有着买卖油脂的业务关系。某段时间内，甲厂先后分两次卖给乙共4桶油脂，第一次乙收到2桶后向甲出具了收条，第二次也出具了收条。但第二次的2桶油乙刚使用就发现存有质量问题，乙提出要甲厂予以调换，甲厂同意并将后2桶油拉回，但当时乙却未让甲厂出具收到退2桶油的收条，也未将其第二次出具给甲厂的收条讨回。后甲厂迟迟未将好的2桶油交付于乙，乙也未对第一次收到的2桶油付款。后甲厂凭两份收条起诉要求乙支付4桶油的货款，乙则坚持认为只收到了2桶油，另2桶油已经退回，并且对甲厂的这种起诉行为气愤之极，希望法院一定要查明事实，还以公道;但甲厂对此完全予以否认，要求法院依证据公正判决。

例2：A公司为B公司加工一批出口服装，双方约定了交货时间，但后A公司迟延交货，而且B公司发现服装加工存有质量问题，导致B公司因两方面原因向外商赔偿。后B公司对A公司的加工费拖延未付，A公司遂起诉要求全额支付加工费，B公司随即提出，因A公司的迟延交货及服装质量问题导致其向外商赔偿，B公司准备提出反诉。A公司提出，服装已经出运，B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加工的服装存有质量问题，也无法证明外商的索赔就是因B公司加工的服装所引起的。

例3：自然人A向B银行抵押贷款，到期后未还。B银行起诉A，A在法院邮寄送达应诉材料时拒收，后法院去人直接送达，A表示贷款属实，但无力归还，随便法院判决执行。至开庭时A未到庭，法院打A电话又不接。

例1中的情况，原告甲厂凭借两份收条要求被告乙支付货款，而且两份收条也并非伪造或变造，应该说已经证据充分，足以证明甲厂所要主张的事实;乙虽然提出存在退货情况，但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如果单从证据角度而言，甲厂确实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法院判决的话也应依据这两份收条判决甲厂胜诉。但像这种情况，从常理而言，如果乙确实收到了4桶油，面对自己出具的两份收条，一般是没有什么好抵赖的(就像债务人面对欠条一样，审判实践中债务人很少提出自己没有欠钱，除非该事实真的不存在)，而现在乙却如此地坚持自己只收到了2桶油，并且表示这两桶油的钱愿意立即支付，之外一分也不会多付。这说明其中可能是存在着退货的情况。经过这样一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权衡一下原被告双方的利益，如果依证据判4桶油，那么甲厂的利益将受到保护，但如果确实存在退货，则判4桶油不仅使乙的利益遭到侵害，更使甲厂得到了不该得到的利益。起诉的目的在于挽回和弥补损失，如果因此而谋利，那将是不公平的。因此，双方是否存在调解的可能呢?对甲厂而言，如果确实退了2桶，那么接受调解也不会致使其得到低于其本来应该得到的利益(因为乙已经表示2桶油的钱愿意支付)，或者说，甲厂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如果乙确实在说谎，则甲厂在有如此充分的证据前提下，一般是不会接受调解的。对乙而言，如果确实退了2桶，那么调解将是避免或减少其利益遭到侵害的最佳选择，因为乙在证据上处于弱势;而如果乙在说谎，那么乙也会接受调解，只有调解才可能让甲厂对4桶油的货款及诉讼费作出让步。所以综合来看，只要确

实退了2桶油，那么甲厂是很可能接受调解的，而乙不管说谎与否，都会愿意调解。此案最终甲厂接受了调解，乙向甲厂支付了3桶油的价钱，诉讼费用由甲厂承担。

例2中情况，在商事案件的审理中，经常会遇到。关于质量问题的异议，被告往往苦于举证上的不能而败诉。在这个案件中，B公司如果要举证证明服装的质量问题，包括因质量问题所引起的B公司的损失等，可能需要涉及涉外证据的收集，而这又牵涉到复杂的涉外证据形成程序，时间上比较长，难度和成本也比较大;即使收集到了，还面临着法院是否采信的风险。因此，可能出现被告为了抗辩原告的利益而使自己失去更多的利益的情况。对原告而言，如果被告的反诉成立，那么不仅原先起诉要挽回的利益可能得不到或不能完全得到，而且还面临着向被告赔偿也就是损失更多利益的风险。所以，像这种情况，原被告双方一般都是愿意调解的，法院也应主动进行调解，而且调解对法院及当事人而言，既缩短了结案时间，也减少了司法成本。换句话说，能尽早的平复当事人受损的利益，对当事人而言，本身又是一种额外的司法救济上的利益。

例3中的情况，这类案件一般事实都比较清楚，相对来说，利益受损是单方的，因此，即使法院判决也只是回复了原本应该归位的利益，不会因判决而侵害或引起另一方利益的不正当波动。所以，像这种情况，法院就不需要过多地调解，能判则判，尽快结案，以提高办案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

通过以上的举例分析，笔者认为我们法官在调解案件中的思维方式应该予以转变。虽然现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下，调解在审判工作中很受重视，有些地方法院还专门对调解率下了指标，但如果不改革过去的调解观念，仅是为了调解指标而一味调解，就会出现为调而调以至“硬调”的局面，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还招致了当事人的不满。所以，笔者只是想强调，判决还是必要的，而调解就需要有选择性。做到这种选择性，需要法官以利益衡量的眼光去分析案件，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地进行调解。

第四篇：试论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及其深化

一、理念及司法理念

如果单从字面进行阐释，理念可以作理想、信念的理解，也可以作原理、观念的理解。可见，在不同的语境中，理念的含义会有所不同。本文的主旨是对现代司法理念进行探讨，而司法是一种国家法律制度，因此本文中的理念的解释应取后者。

司法理念可以作司法原理、司法观念的理解，那么其是否可以和传统的法理学理论对接呢？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笔者认为司法理念属于法律意识的范畴，是对法律意识的发展和深化。

按照通说，法律意识是指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法律意识与其他法律现象，如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行为等，既有有机的联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方面，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在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相互之间，法律意识又相对独立与法律制度，它可能先于法律制度而存在，也可能滞后于法律制度的发展。将司法理念与法律意识的内涵作一比较，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司法理念也就是关于司法制度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本身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法律心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表面的、直观的感性认识和情绪，是法律意识的初级形式和阶段。法律思想体系是法律意识的高级阶段，它以理性化、理论化和体系化为特征，是人们对法律现象进行理性认识的产物，也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自觉的反映形式。”①由此可见，司法理念所包含的司法原理、司法观念分别属于法律思想体系和法律心理的范畴。由于司法观念的不稳定性，对其研究势必需要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本文主要是从司法原理的角度对司法理念展开探讨，因此下文中的司法理念是作狭义的理解的。

司法理念作为一种哲学属于一种实践理性，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系统成熟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导致立法的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其次，司法改革需要司法理念的变革作为先导，否则司法改革将会因为自身的随意性而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做制度上的修补。

再次，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但是要使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能够自觉的以法律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必须要有成熟的司法理念作为“信仰”的基础。

二、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司法理念，司法理念自身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完善之中，以适应同样处于不断发展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要求。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社会，我们的司法理念又是什么呢？这是个很难准确回答的问题，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司法理念自身正在变化，但是根据通说，现代司法理念至少应当包括司法效率、司法中立、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司法效率是指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积极主动的把效率作为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之一，以快速高效的理念指导司法活动，强调诉讼经济、司法经济，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司法成本，减轻国家、社会、个人的讼累。西方国家的著名法谚“迟到的正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即是对司法效率理念的生动概括。我们国家的司法机关在近几年着力开展的清理超期限羁押案件等大举措就是对司法效率理念的具体贯彻。司法效率理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

司法中立是指司法机关对于法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主体之间的各种纠纷，以中立的身份和地位，依公正、科学的司法程序，居中加以解决。要真正树立牢固的司法中立理念，必须在认识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摆正司法的位置。司法的中立地位是司法存在的前提。没有了中立，也就没有了司法存在的必要性，而没有中立的司法裁判职能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是一个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体制。二是维护司法的被动性。按照现代司法理念，法官的角色定位应当是裁判者，其基本职能应当是居中裁判。法官应当始终以超然的态度，把被动性原则和中立性原则作为履行职务行为的基本出发点。

关于司法独立或独立审判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众多学者各持己见，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外部独立，二是内部独立，三是精神独立。外部独立体现在司法职能的独立和司法机构的独立上。内部独立包括三项内容：第一，不同法院之间的独立，即同级法院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相互独立；第二，审判组织之间的独立，即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之间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相互独立；第三，法官之间的独立，即法官裁判案件时不受其他法官的影响。精神独立，实质上就是指法官个人人格方面的独立。法官应当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有独立承担责任的勇气，有独立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首先是从“重实体、轻程序”到“实体与程序并重”，因为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正义”，没有公正的程序，或者程序得不到严格遵循，即使做到了实体公正，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和猜测。当前，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中，还应当把形象公正纳入到司法公正的理念中来。形象公正的核心内容是：超然、中立、独立、理智、廉洁和文明。

笔者认为，除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外，我们还应确立坚持党对司法的领导的理念。

党的领导这一概念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片面地理解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看着是党委的领导或某位书记的领导，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庸俗化，歪曲了党的领导。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律监督权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司法机关的职权是法律赋予的，我国的法律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体现，它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国家意志化，并且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实施并保证执行的。法律的阶级性就决定了司法机关及其执法活动都不能脱离党的领导，脱离了党的领导，司法机关及其执法活动就失去了政治前提和根本保障。

党的领导并不是直接领导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审判权、法律监督权，否则党的领导就陷入了事务化和琐碎化、庸俗化。所以党的领导必须是大政方针的领导，是政治的、思想的和组织的领导，而不是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判权、法律监督权的具体指挥和干预，那种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具体事务上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的观点与我国宪法精神和党章规定是相背离的，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律监督权与坚持党的领导在性质、目标等方面本来就是同一的，坚持党的领导就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律监督权就是对党的领导的坚持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是全中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忠实代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其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律监督权所依据的便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因此，我国司法机关带有鲜明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属性，与党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有同一性。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途径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依法治国等改革措施来推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从运作特征上看是以审判和法律监督为主线，但从目标上看，是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实现党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目标服务的。

三、倡导现代司法理念解决当前司法困境

虽然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宪法的这些条款在实践中受到挑战。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都是依赖于当地政府，由此带来的弊端是，各地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基于利益干预当地的司法审判权。这极大地危害了国家司法权的统一行使和司法的公正性，这也使法院处于两难的境地，在夹缝中求生存。一方面，法律和社会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公正；另一方面，由于现行体制的制约又不得不屈从于地方政府。前几年各地法院争管辖的特别多，就是最直接的反映，最高法院为此多次作出司法解释来解决管辖权的争议问题。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显好转，地方政府的干涉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形态下，对人、财、物的调配与使用在宏观上是由国家统一执掌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是各级分级管理，司法体制严重依赖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甚至可以说，司法权只是与行政权相对分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的司法体制已经越来越不相适应。

独立的、受尊重的司法机构是在我们的社会正义所必需的。对司法机构的尊重和不干涉不是对司法机关或法官、检查官个人的事，而是对法律的态度。培植民众的法律至上、法律至威的观念是法律文化的精髓，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目前，对司法权威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现行的司法体制和新闻舆论的负面影响等。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倡导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改革，以解决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司法困境。

笔者认为，倡导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改革要循序渐进，因为现行司法体制本身其实也是一直在改革，基本上还是能跟上社会发展步伐的；而且司法制度属于国家的根本法律制度之一，如果改革幅度过大，在一定时期内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笔者还认为，由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现代司法理念的加强，法院、检察院与政府的关系将进一步的得以厘清；而民事执行权将从法院剥离。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困境，已成为司法改革的热门话题。固然有法官、检察官的任免、管理还要参照公务员条例，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对同级法院钳制过多等等这些，但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的利益本位也在起着负面的作用。比如子女入学、入托问题，办公用水、用电问题等，在这些方面受到钳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法官、检察官个人的权力寻租在推波助澜的原因。因此，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该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合法权益，而不应继续以牺牲独立的审判权和检察权来换取。当然，正是因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方面的司法理念正在不断增强，笔者才会得出以上的论断。

至于民事执行权将从法院剥离，是基于司法中立的现代司法理念和对宪法的本意的理解。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因此司法机关本身并无执行的权能。因此，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政府承担着主要的执行权力。如果没有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法院正在侵犯政府的权力。而且，中立的法院在很难保持中立的执行事务中往往会因为主动履行职权而面临尴尬局面，与司法中立的现代司法理念发生碰撞。

注释：

①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审：《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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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现代雕塑研究论文

摘 要:中国雕塑源远流长，发展至近代已陷入低谷。本文简要介绍中国的雕塑历史和与现代雕塑历史刘开渠起于雕塑艺术之衰，融西洋雕塑于中国雕塑，是现代雕塑艺术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

关键词: 雕塑艺术 刘开渠 现代雕塑艺术 奠基者

作为最直观的雕塑艺术，其发展源远流长。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组合生动地揭示了四千多年以前尼罗河流域的社会特色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比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出现早约2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雕塑艺术是在古代先民的审美意识和美化生活的要求指使下创造出来的，形象逼真而又生动，表情达意十分显豁。

秦、汉、南、北朝时代，我国的雕塑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前随葬的大俑坑，江苏徐州汉墓出土的兵马俑，西汉霍去病墓雕——马踏匈奴、跃马、伏虎和出土的东汉青铜奔马、石兽、南北朝的石窟造像，宏伟的气势、写实的艺术风格，把中国的雕塑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这一历史时期，石雕、木雕、陶塑、铸铜等不同门类的雕造技艺也都有杰出的创造。隋、糖，尤其是唐代，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如唐昭陵六骏、乾陵坐狮和石人，顺陵石雕立狮和盛行于初唐以后的唐三彩，唐代雕塑是文化艺术中的一支奇葩。

五代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国雕塑艺术在内容题材方面逐渐转入世俗化，而造型风格却松驰纤细，技术上追求精巧，制作繁琐，形象庸俗，已完全为了迎合统治者的爱好。雕塑艺术长期陷入低谷，众多的观音、城隍、药王、关帝、土地神等等，无不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紧密相联。

尽管长期以来存在于民间的牙雕、玉雕、骨雕、石雕和陶塑、瓷塑以及雕漆艺术，品种繁多、生动写实，色彩绚丽鲜明，借助形象的强烈动感，表现了形象的强大生命力和不凡的气势，显示了民间雕塑艺术的高超水平。但民间雕塑艺术家人数少，且云散各地。他们多半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一对一闭门传授，手法保守，很多工艺逐渐失传，传世之作流传下来的不多。限于民间雕塑艺人的文化素养，不能从研究的角度拓宽拓深创作的层面，很多雕塑技艺难以往深处、精处进一步发展。

当人们长期麻醉于雕塑艺术的颓靡状态中时，起于雕塑艺术之衰，开现代雕塑艺术风气的是前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院副院长、中国美术馆馆长刘开渠先生。雕塑大师刘开渠是中国现代雕塑的奠基者、开拓者，是享誉世界的雕塑泰斗。

刘开渠1904年出生于安徽萧县。童年时代就表现出对绘画和雕塑的浓厚兴趣和爱好。他的少年朋友，很早就投身革命的离休干部张祚朗先生晚年回忆说：“刘开渠小时候喜欢画画，常常在地上、门上画人物、画马、画鸟，还常常到池塘里挖粘性很大的塘泥，摔打后捏人和各种小动物。”他的启蒙老师，也是中国现代雕塑的奠基者之一，中国美协顾问、陕西美协名誉主席、西安美院教授王子云先生和刘开渠同乡。

王子云先生发现了刘开渠的特长后，便极力鼓励和推荐他到北京学美术，并且把他介绍给萧县同乡会，在萧县同乡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20年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他一边打工——教夜校、刻写蜡纸、油印，一边苦读。1927年，他毕业于国立北京艺专油画系。此时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曾与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先生一起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 福出发，以达到“实体世界”（即观念世界）为最终目的，而美感教育则为达到实体世界之手段。刘开渠崇拜蔡元培，又非常赞赏他的观点，于是去拜见蔡元培，并说：“我想去法国巴黎学习雕塑。”蔡元培说：“中国愿意去西方学习雕塑的人很少，我支持你积极报考。”

1928年，他考入法国巴黎美术高等学校雕塑系学习，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著名雕塑家朴舍教授选为助手。在法勤工俭学五年，1933年学成回国，任国立杭州艺专雕塑系教授兼系主任，筚路蓝缕，为发展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开始了艰难的奠基、开拓工作。任教期间，曾创作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立于杭州湖滨公园。在伟大的反法西期战争中，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英雄史诗。刘开渠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曾创作了抗日英雄王铭章、李家钰两座大型骑马铜像和许多纪念像，又创作了抗日无名英雄纪念像立于成都盐市口大街。这些作品将观众重新带入战火硝烟的年代，唤醒了人们对抗战悲壮历史的永恒的记忆。

他精于以非常准确的写实手法雕塑人物。为了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形象，每次创作之前，他都要一遍又一遍地翻阅资料，一次又一次地走访知情人，反复揣摩，使塑造对象的音、容、笑、貌和神态、动作完全活在自己的脑海中，才动手塑造小样。他的创作态度严谨、认真。在创作中，绝不刻意模仿西洋雕塑，力求自己的作品体现中国的哲学内涵、民族气质和时代精神。为此，他积极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运用自己的才智巧凝造化，并吸收群众的建议，丰富自己的创作。修改作品，他宁可推倒重塑，也绝不给自己和观赏者留下什么遗憾。抗战时期，在大后方进行创作，物资匮乏，设备简陋，只能用最原始、最笨拙的办法制作。定稿之后，从翻砂到浇铸，都要亲自动手。杭战胜利前夕，还创作了传神的孙中山坐像立于成都春熙路，同时创作了大型高低浮雕相结合的《农工之家》。1953年，他开始参与建立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工作，任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组长，负责整体设计并亲自创作了正面大型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这一时期，还创作了红军战士，毛主席的胸像及其他胸像和浮雕作品二十多件。

西方的一些著名雕塑家始终忠实于写实传统。而刘开渠的雕塑作品既写实、又具有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浓厚底蕴，同时吸纳了西洋雕塑艺术的形式法则，在独特的审美视角和艺术创作中，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技法、技巧。在大型雕塑作品中，他思路缜密，设计精巧，特别注重作品表现力产生的效果，雕法洗练、明快、清新，造型概括、真实、有强大的感染力。如人民英雄纪念碑，视觉控制恰到好处，有利于实现观瞻效果。拾级而上，当人们登至最上面的平台，18°视觉被控制在浮雕的基座上，再进至上层平台的中段，主题性浮雕清楚地呈现在观瞻者面前，充分地发挥了揭示主题的作用。从整体看，37.94米高的纪念碑庄严、雄伟、气势磅礴，成功地体现了1840—1949 年间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魄，表彰了人民英雄千古不朽的功勋。

他一生致力于雕塑人材的培养教育工作，先后在杭州艺专、杭州美院任校长、院长，在中央美院任副院长，长期兼任雕塑系主任和教授。中国目前一批最有成就、最有实力的雕塑家多半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他的作品结集出版的很多，先后出版了《刘开渠雕塑选集》、《刘开渠美术论文集》、《刘开渠雕塑集》等等，还编印了《中国古代雕塑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发表了许多关于雕塑创作、欣赏和城市规划方面的文章。1979年率中国雕塑家代表团赴意大利、法国考察；1982年，他主持起草了《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后，被任命为规划组组长。之后，他主持召开了三次全国城市雕塑规划会议，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和首届全国城市雕塑优秀作品评奖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城市雕塑艺术的发展。在此期间，还创作了蔡元培、梅兰芳等城市雕塑作品十余件。

刘开渠是在中国新旧雕塑艺术相交替的关键时刻，在东西方雕塑艺术互相影响、渗透、融合的交汇点出现的雕塑艺术大师。是时代造就了他，他又推动了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发展。经过他亲自指导、修正的雕塑作品已经在全国各大城市展现，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已经接手他的事业正在全国各地铿锵雕琢，他对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1993年他去世以后，国家在他的家乡淮北相山建立了“刘开渠纪念馆”，世世代代将永远缅怀这位现代雕塑艺术的开拓者。

参考文献：

1、萧县英才，中共萧县县委组织部、萧县地方志办公室，方志出版社：1995年12月

2、城市雕塑设计，白佐民、艾鸿镇，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1月

3、中国古代雕塑百图，王子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