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新刑诉法下律师会见权保障的完善论文
律师会见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会见权是律师会见制度的核心内容。律师会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根据家属的委托享有的或为了行使辩护职能，依法与被追诉人面对面会见，与交流案件情况和法律相关信息、沟通确定辩护思路或意见、接受犯罪嫌疑人法律咨询，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确定某种辩护思路的一种诉讼权利。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法定权利，是与犯罪嫌疑人之间信息沟通搭建的一项桥梁。
一、律师会见权保障的进步
新刑诉法第37 条以立法形式确定了我国“律师会见权”新的规定，辩护律师只要持三证(律师执业证、会见证明和委托书)即可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至迟不超过四十八小时内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新刑诉法较之前老刑诉法规定有如下进步之处：
1.会见的时间前移。新刑诉法规定将律师介入时间再次前移，而且规定为辩护人。即在“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规定，较之老刑诉法规定，是把“讯问”这个词的后面去掉了一个“后”字，也就是使得律师真正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时刻起即可以委托辩护人了。
2.会见权律师身份特定。新刑诉法第33 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据此规定，侦查阶段只能是“律师”才能受托人主体介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规定，侦查阶段也是称谓“辩护人”。因此，可以这样说，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已享有可以对案件实体部门作出处理的“辩护人”的权利。另外，新法第37 条特别指明“辩护人”要求是律师，至于其他辩护人经许可，也可以同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同时作为律师的辩护人主体，可以同在押人会见和通信，无需许可。
3.三证会见的程序硬性规定。新刑诉法第37 条作了“三证会见”的硬性程序规定，这样一方面：就排除了侦查机关的批准和安排，原老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需由侦查机关安排人陪同，侦查机关以此为由限制了律师会见。为了解决律师会见难问题，经多年的努力，法律界终于迎来了律师会见的“春天”，无需经过侦查部门这一道坷;另一方面，律师办理会见只要凭三证即可办理;再者，会见直接向看守所提出，即直接向羁押部门提出，无需向侦查部门提出，同时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在48 小时之内安排。也就是说会见应当安排，只是时间可以延长一天。
4.会见不受监听。新刑诉法吸收了20xx 年律师法的规定，明确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这样规定主要考虑到律师会见的实际效果问题，如果会见犯罪嫌疑人时被监听，就会使得嫌疑人、被告人顾虑重重，不敢对律师讲案件的真实情况;律师也受到我国《刑法》第306 条规定，也不敢同嫌疑人交流什么信息。会见不被监听，包括不得派员在场，也不得进行秘密录音。旧刑诉法时，律师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派员在场，不仅在场看着律师会见情况，还监听律师交谈什么内容，并现场阻挠即或中断律师会见。因此，新刑诉法比起旧刑诉法是重大进步。
二、律师会见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律师会见次数增多与频率增高
律师会见大量涌现，基于法律制度的改变，新刑诉法下，一方面第37 条改变过去需派员陪同的模式，而只需凭三证即可会见。这样就使得，实践中律师会见改变了过去派员陪同模式，而无需批准，只要手续齐全，就能见到犯罪嫌疑人。另外一方面，第33条规定了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的辩护工作，也称之谓辩护人。
基于以上两种理由，承办刑案的律师如释负重，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加大的会见的力度与频率。使得看守所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看守所，律师会见排长队情况。
(二)会见不受监听，谈话内容遭疑
新刑诉法第37 条规定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里的不被监听，既包括“有人”在旁边监听，也包括“监听设备”的监听。因此，这样客观上造成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充分自由的状态。这种自由状态就使得：一是保证了双方在一定区域空间内，完全放松、充分自愿建立信任关系;二来保证了双方向对方倾述的完全自由，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向辩护人倾述需陈述的对象与内容，律师也可以有充分的空间和自由向犯罪嫌疑人沟通什么信息、法律知识等内容。这种沟通交流的内容是由会见双方自行把握的，外人完全不知道。
这样就使得实践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沟通交流内容，从对公部门来看是无法把握和监管的。尤其对于一些刑事案件，客观证据比较少，而靠犯罪嫌疑人本人口供作为主要定案依据的案件，律师会见交流内容遭疑。这正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三)会见导致翻供，司法实务面临的难题
律师只要凭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不受监听，这样就使得律师会见的次数增多、频率增高。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交谈内容由律师自行把握，以及律师为了行使辩护权，在黄金37天内“挽救”被追诉人。这样，就造成了律师会见两种情况：一种，律师保守式的交流，即律师只是被动的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提供法律咨询;另一种，就是开放式的交流，即律师除了向被告人了解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外，还可能向犯罪嫌疑人沟通更深入的信息和情况，指使、教授嫌疑人如何供述、指使嫌疑人与外界证人等串供，向犯罪嫌疑人泄露侦查秘密。
因此，实际中造成了，律师会见后导致案件翻供增多。翻供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多样的，一是前面供述有罪，后面翻供改为供述无罪。二是口供印证难，例如律师参与共同犯罪或者关联性案件辩护，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分别会见后可能进行沟通、商讨，当再次会见传达给嫌疑人，就使得共同犯罪案件口供相互印证难。
(四)经济利益诱因，律师缺乏底线
众所周知，律师也是人，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中的一分子，也要吃饭、生活和养家糊口。因此，律师肯定要有收入，律师的收入也是维系律师行业存在和稳定的重要部分。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律师同样需要考虑现实中生存的需要，通过正当、合法、诚信的劳动所得来了工作成果，已求得到委托人的认可，获得正当收入。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是维系一个行业存在必需具备的一部分。实践中，大部分民众将案件胜诉作为衡量律师能力等级分类的重要参考标准，并将其作为是否达到委托预期效果和律师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在律师费的经济利益诱因下，部分律师不顾职业道德，为达胜诉目的而不择手段。教唆翻供、帮助违法避罪、教授接受讯问方法、帮助伪证、引诱作伪证等情况还是有的。辩护人从独立的辩护地位，人权的捍卫者，摇身一变，成为了经济利益诱因下的“金钱的奴隶”。
三、律师会见权保障完善的建议
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保障的权利来之不及，但是进步的同时也尚有一些不足之处，还需进一步完善。例如：新刑诉法最终没有确认“会见权”是一种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对于律师会见权，也只是规定限于“律师提出会见”，而非律师“会见权”。同时，新刑诉法第42 条规定，坚持了对“律师伪证罪”的适用。因此，对于这种坎坷境界，笔者认为，在过渡时期通过完善制度保障，不免是种好途径的。
(一)明确律师会见权中的帮助避罪和合理避罪的违法和正当性
律师的无“障碍”会见权情况，以及律师会见不受监听，这是国家的法治建设的进步，律师得以较之前老刑诉法的巨大改变，即新法出来以后，会见的次数和频率出现大增，诸多看守所律师会见排长队。律师会见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沟通的尺度与深度也更深层次。那么，这里面应有一种是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的一种法律规范，二种就是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与外面家属、旁人之间的一种规范。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为了能够“捞人”，特别在公安侦查阶段，能够让侦查部门取保候审，或者是检察院的不逮捕，使尽手段，其中不乏律师会见过程中教授犯罪嫌疑人如何脱罪、如何避罪之类型的，教授犯罪嫌疑人如何翻供等情型的。
我们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最主要工作就是：向嫌疑人了解其在侦查部门的供述。了解其供述就是了解案件事实，可以通过问话他如何向侦查部门交待的反映给律师，即就是了解了案件事实;其次是提供法律帮助，即在会见接近结束，回答其的一些提问，解答其一些疑惑;再次就是相互沟通、交流。这里的沟通交流是开放型的，也有封闭型的交流。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界定何种情况属于帮助避罪行为，哪些情况是律师正当尽职履行职务行为。
(二)制定司法解释，明确刑罚与行业处罚标准
笔者提到了律师同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沟通交流是个很复杂的情况。辩护律师在维护嫌疑人程序公正权利的同时，也在介入到实体部分的处理。因此，有必要制定更细的司法解释，在完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试行的规定，就我国《刑法》第306 条和新《刑事诉讼法》第42 条规定，出具详细解释，这些解释，即是哪些属于律师违法规定，帮助脱罪扰乱司法秩序情况。或以案例的形式，让执业律师对于刑事辩护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和哪些可灵性把握，有了更进一步清晰的规则，让一项更明确的规范实施下来，从而为提高和促进我国的刑事辩护业务质量作出了法律的保障。律师身份是独立的、特殊的，律师是一项法律职业，不是委托人的随从，也不是只要能收钱就甘作为奴的职业，那样更失去律师职业的本性。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辩护律师的执业纪律、职业素质责任培训，制定相关行业规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完全靠律师自觉，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此，有必要就律师违反会见制度规定，交流内容导致违反执业纪律、职业素质的情况，可以由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制定相关行业细则，对于违反行为进行行业内部处罚。
(三)界定会见权交流的内容和限制
新刑诉法将律师会见交流权提前到侦查机关，自“第一次讯问时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而且，还要求侦查阶段委托的辩护人“只能是律师”，也即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成了十足的“辩护人”。加之新法对于律师会见的“无障碍”保障问题，律师会见无时间、次数限制。在这个时候，律师的执业行为，不仅是维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公正问题，抗衡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侦查行为外，实质也在影响着犯罪嫌疑人实体上的认定。
但是，这个法定“提前”的律师会见权，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长短、次数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律师会见同嫌疑人沟通交流什么内容呢?会不会存在不该沟通交流的内容和信息，会见完以后同犯罪嫌疑人家属、证人、同案人沟通交流情况，是否会涉及到我国刑法所规定了律师帮助伪证罪情形呢?这些有必要通过相关规定加以引导和界定。
(四)改变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定势
长期以来，侦查部门就是做材料、做案卷，做好案卷以后，检察院审查起诉，到法院最后审判案件，都是以案卷“材料为中心”。这种以侦查为中心主义导致了多少冤假错案，例如：2014 年念斌案、呼格吉勒图等。这些冤假错案有个原因，就是侦查机关“材料中心主义”，冲着这种材料中心主义，侦查部门就会动用低成本的“口供”主义的言词证据为主。为了达到“破案”的目的，当犯罪嫌疑人有违抗他们之意的，特别是律师会见后导致翻供的，就会把矛头指向律师。
可以肯定的是，近几年来国家提出司法体制改革，已形成逐渐一种观念就是要改变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定势，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模式，这种思维必将影响和促进国家的司法公正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成为必然趋势。
第二篇：律师会见权完善思考
律师会见权完善思考
摘要：虽然新的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做出了新的规定，但是律师会见权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这主要是因为律师的诉讼地位低下，侦查机关中部分侦查人员法律意识薄弱等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充分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需要对律师制度进行完善。
关键词：律师会见权 侦查机关
律师会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依法所享有的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是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权利。而律师会见权在侦查阶段的充分实现，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律师在诉讼阶段进行辩护的基础，所以我们所讲的律师会见权一般是指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
一、律师会见权的现状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新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外，律师可以持必要证件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和需要派员到场。而根据新《律师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时间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受委托的律师在持必要证件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没有侦查机关批准的限制。而且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从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新《律师法》的规定要比《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好很多，但是作为同一位阶的法律，它们的规定是相冲突的而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并未作出指示，所以在实践中到底是适用新《律师法》还是《刑事诉讼法》至今没有定论，大部分的侦查机关依然使用《刑事诉讼法》，新《律师法》几乎是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是目前律师会见权实现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即适用哪一个的问题。
除此之外仍然还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因为实践中大都适用《刑事诉讼法》，这两问题点也是适用本法时所产生的。
第一，是侦查机关批准的问题。《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只有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才需要侦查机关批准，但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案件都需要侦查机关批准，甚至会出现能批而不批的现象，故意干扰律师的会见，拖延会见的时间。
第二，是派员到场的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根据案件的情况和需要，而在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扩大了这一范围，甚至发展到在任何情况下都派员到场，监听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权难以实现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只有寻找到原因，才能积极的寻找对策加以解决，是律师会见权得到充分实现。
第一，律师诉讼地位低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没有予以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或者法律帮助人或者是诉讼代理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资格，也就说这时候的律师只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不可能全面的、有效的、及时的保障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这种帮助作用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也就因为如此，律师不可能积极行使权利发挥作用，广大公民也不相信律师的会见会起多大的作用，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律师会见权难以实现也不足为奇。
第二，部分侦查人员法治意识淡薄。受中国封建法制残余思想的影响，侦查人员强权思想依然严重。所谓强权思想主要表在:(1)他们认为律师是侦查机关的“附属品”，律师应该听从侦查机关的指挥，不可以独立于侦查机关之外而享有某一权利，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任何关于案件权力，都应受到制约。（2）他们不想让律师干涉案件的办理。他们认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会告诉犯罪嫌疑人如何辩解，使犯罪嫌疑人避重就轻，使得他们得不到有力的证据。他们还认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如果不加以监视，犯罪嫌疑人会告知律师一些侦查机关所不知道的事实，可能会告知律师证据所在，让律师帮助其毁灭证据。这一系列的行为会给侦查机关侦查案件增加难度，设置障碍。
三、律师会见权实现的策略
首先，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是上文所说的根本性问题，即《刑事诉讼法》和新《律师法》适用哪一个的问题。我认为对于两者都没有达到完善。一方面，律师行使会见权时需要进行规范，因为如果真的放任其行使权利的行使很可能会导致犯罪嫌疑人与律师合谋，是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不能维护司法公正，保证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过分的限制又会导致律师会见权形同虚设不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所以我国应该运用立法的手段对律师会见权的使用做出正确的规定。
其次，提高律师的诉讼地位。第一，要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律师不能仅仅以法律帮助者的身份，在侦查阶段进行会见，他们应当以辩护人的角色在律师会见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能够及时有效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第二，法律应规定律师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救济途径。尽管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但是并没有规定会见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救济途径,这使得律师的会见权被侵犯无从得到救济,使得会见权形同虚设。第三，作为律师，应该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力，不可以与一些侦查人员沆瀣一气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持自己的职业道德。也可以利用律师协会等社会组织加强对律师的监督，提高律师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最后，加强侦查人员的法律意思，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第一，加强对侦查人员的培训，使其充分认识到权力的行使是要受到制约的，领悟到案件的侦查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发现证据侦破案件，而不是以打压律师的手段来保证案件的侦破。第二，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杜绝这种强权思想，那我们就要依靠监察的力量，对侦查人员行使权力予以监督，从而保证律师会见权的实现。一般做法是由法院介入对侦查活动中的程序性活动行使审查权，以补充检察院监督的不足，使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从而有效制约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267-268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章 第九十六条 新《律师法》第33 条第一款
黄卓娅，梁霞 《律师会见权难以实现的原因及对策 》 2010,4.蔺琴玲 论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之实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100038)卞建林,程滔,封利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多维视角----我国律师执业现状的调查报告[C] //陈光中.刑事司法论坛(第2辑), 2009: 59.宋英辉, 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134.从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看律师会见权之规避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将律师法中有关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关规定吸纳进去，被誉为解决律师会见难的一大突破。然而从实践操作层面上看，笔者认为，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有两个地方仍存有不严密之虞，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作歧义理解，进而达到规避律师会见权的效用。（在线律师网—提供法律服务）
一、从语法逻辑上看，四十八小时安排会见有歧义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从语法逻辑上看，这一规定其实是有歧义的，即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安排工作”。这种理解中，着眼点放在看守所的安排上，而后面四十八小时的限制性规定即是对看守所安排会见工作的时间上的限制。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自然就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实践操作：辩护律师执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该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安排完律师与在押犯会见的有关事宜，至于具体安排在什么时候会见，可以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也可以在四十八小时之外。另一种理解是：“看守所应当安排律师及时会见，必须安排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会见”。这种理解中，着眼点放在律师的会见上，而后面的四十八小时是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的时间限制。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就会得出另一种实践操作：辩护律师执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该安排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会见在押犯人。遵从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应该是体现要求看守所及时保障律师行使会见权，不得拖延的精神。因此，符合立法本意的理解应该是第二种理解。但从语法逻辑上来看，第一种理解也是正确的。而实践中，作为强势的看守所以这种理解来对抗律师的会见权，律师也无可反驳。
二、从定义界定上看，重大贪污案件的不明确对律师会见权形成冲击
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该款规定了三种特殊案件对律师会见权的限制。其中恐怖活动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这两种特殊案件的定义及其外延在法律规定上还是很明确的。但“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却很模糊，哪些案件是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在实践操作中，侦查机关往往会把贪污贿赂案件都扣上“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帽子，以此来抵制律师行使会见权。“严重”从字面意义上看就是程度深、影响大、情势危急。刑法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一般会考虑贪污贿赂的金额和贪污贿赂的情节。借鉴于此，“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似乎也可以从金额和情节两方面加以界定，但从情节方面去界定“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有技术难度，目前刑法许多法规都因为规定有“情节严重”而导致人为操作性很大。从金额上去界定“严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倒是相对简单些，但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即刑法上在给罪犯量刑时一般以犯罪金额划分，因为此时的犯罪金额经法庭审判认定是个常数。而律师会见阶段是在侦查阶段，在侦查阶段随着侦查的不断深入，涉案金额往往也会不断变化，这时的金额是个变量，机动性很大。所以以金额界定往往也会存有很大的操作性。
第三篇：浅析《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中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浅析《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中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摘要】律师会见权是刑事诉讼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见面并相互交流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基础权利，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环节，但实践中律师会见权常常遭到非法限制和剥夺。2008年修订的新《律师法》和2013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均对律师会见权做出了进步性规定，但仍存在较多问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律师“会见难”的现状。2015年9月，多机关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针对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强、针对性强等特点，其一大亮点在于严格限制对“三类案件”的扩大解释，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规定》将是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律师会见权 刑事诉讼 人权保障 辩护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颇具针对性地围绕着当前律师执业实践中遇到的“三难”问题，即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做出了实操性较强的规定。律师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尤其在对人身权利限制程度最严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相较于公诉机关处于弱势地位，律师辩护就成为保障其受到公平正义对待的关键，律师及围绕律师设立起的一系列制度（如法律援助辩护等）旨在将已向控方倾斜的公平正义的天平扶正。但若实践中这些制度被各种“变通性应对”架空，那么被告人的人权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近年来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的真相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在这之中，律师在审判过程中作用的缺位是造成冤假错案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所以最高法、最高检等机关联合出台了此《规定》，是建立起社会公平和秩序的再一次努力尝试。
一、《规定》的性质、效力及内容
从性质上看，《规定》由多个司法及行政机关联合公布，在法律体系中应归类于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是一类《立法法》没有规定却在法律实践中会对公民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文件，是法律中经常出现但又并不局限于法律领域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具有规范性（即规定权利和义务）的、适用于不特定对象的各种文
件。1为保证权威性，法律的制定修订通常需要严格而复杂的程序，而规范性文件则相对灵活，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更迅速地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多个最高司法和行政机关联合发布该《规定》，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权威性的不足，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从效力上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不及宪法、法律、法规及各类规章2，但在上述文件不适用时，也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3，另外，规范性文件的作用更多是体现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依据，落实到本《规定》中，如律师可以此《规定》为依据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可要求办案机关在适当时候听取其意见等等。虽然规范性文件效力等级较低，但《规定》发布机关的“重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权威性的薄弱。
从内容上看，《规定》全文四十九条，涉及律师参与诉讼的全部领域，分别就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方面的权利作出规定，同时突出了权利的保障救济，完善投诉机制、申诉控告机制、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机制和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等方面。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会见权一方面略微深入讨论。
二、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内涵
会见权的主体是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纵观多数国家的立法可以看出，被追诉人是会见权的首要主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首先将会见权界定为“处于羁押状态的被追诉人的权利”4，如在德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二句话，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之前，必须被告知其有权同辩护人商议。如果其确实希望如此，讯问必须停止，讯问人有义务尽合理努力帮助嫌疑人确定辩护人。”5又如，在美国和英国，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其享有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如果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要求与律师会见的，除法定的例外情况外，警察必须立即停止讯问，并安排会面和协商。6此外，会见权也是辩护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基于辩护权行使的需要，我国及其他各国法律通常也认可辩护人的会见 123 黄金荣：《“规范性文件”的法律界定及其效力》，《法学》2014年第7期
叶必丰：《论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行政法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六条：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封利强：《会见权及其保障机制研究——重返会见权原点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01期 [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第364页。
权，而本文正是重点讨论律师的会见权。
会见权的内容包括申请会见和被会见的权利。会见是一种双方进行会面和会谈的行为，会见权的行使方式既可以是主动地要求会见，也可以是被动地接受会见。但是，由于被追诉人处于羁押状态，其与辩护人的会见需要羁押机构提供方便，因此，无论是被追诉人要求会见其辩护人、未来辩护人或者家庭成员，还是辩护人要求会见被追诉人，都必须事先提出会见申请。
会见权的客体是与案情有关的信息交流。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会见权的行使不仅有助于被追诉人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自身行为的性质，还有助于辩护人深入了解案情，以便有针对性地准备辩护。
三、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必要性
1、律师会见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措施。刑事诉讼对公民权利的影响程度最为严厉，判决结果可能对人身自由这一最根本的自由权进行限制，而实践中侦查机关常常以种种借口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限制，甚至加以拒绝，导致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不到有效的法律帮助，进而无法对抗强大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因此，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充分、合理行使，无疑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起重大作用。
2、律师会见权是实现诉讼正义的重要内容。诉讼正义一般包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过去我们比较注重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刑事诉讼中，长期片面强调打击犯罪，忽视正义。公、检、法三机关为了实现打击犯罪,实现社会稳定,降低犯罪率的任务，常常“并肩作战”,结成“统一战线”；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孤军奋战”，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无真正的平等可言7。扩大律师权利，提高辩护方在诉讼中的地位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3、完善律师会见权有利于加强对侦查机关等专门机关的监督。我国侦查机关较多，其侦查手段多样，侦查权力较大，对侦查机关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律师较早地、较多地、较容易地参与到侦查阶段中去，充分行使会见权，有利于及时发现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促使侦查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制约。
四、律师会见权行使的现状及困境
（一）现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
第一，新修改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 石飞鹏：《论律师会见权》，海南大学2010硕士论文 7
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该条规定突破了当时旧的《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会见要经侦查机关批准”及“必要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制度的规定，是保障律师会见权的一大突破，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可操作性低，对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责任认定也没有相对应的规定。
第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査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或者看守所的审批，就有权会见在押嫌疑人。” 与此同时,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査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赚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虽然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权有了更为详尽的规定，但仍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限制，一是“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限制，二是“三类案件”的限制，这就为实践中的变通性解释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我国律师会见权面临的困境
实践中，侦查机关拒绝安排会见理由层出不穷，“涉及国家秘密”或者“有碍侦查”都可以用来阻碍律师行使会见权，更有甚者，有时侦查机关只是一味地拒绝律师行使会见权，并不给出任何理由，对于侦查机关的这种器张行径，律师也是无计可施拖，延律师会见的理由更是层出不穷的，“办案人员出差”、“太忙没时间”等理由都可以用来拖延律师的会见申请。另外，会见时间、次数、场所、及方式受限，有的看守所既没有提供供律师会见用的房间，甚至连把椅子都没有，有的物质条件较好的看守所虽然专门有律师会见的房屋，但室内又常常安装了监听、监视装置，这样的做法严重侵害了律师与被追诉人的会见权。8
由于此上的种种原因，辩护律师在遭遇碰壁后体会到我国律师“会见难”的现状，时常 刘辉：《刑事诉讼律师会见权研究》，山东大学2013硕士论文 8
心灰意冷，拥有丰富经验的辩护律师也时常选择不再为实现会见权多花费精力，导致律师的会见率很低。
五、《规定》对于保障律师会见权的规定评析
1、可操作性强。《规定》中对律师会见权的规定相较于《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表现在许多制度都做了具体、细化的规定，比如在多处条款里对办案机关在律师的接待工作或其他诉讼活动中，多处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并对一些具体期限作出了三日、七日的规定，又如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能当时安排的，应当当时安排；不能当时安排的，看守所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情况，并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会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第十二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翻译人员随同参加的,应当提前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翻译人员身份证明及其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审查并在三日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将具体制度进行具体化、细节化处理无疑使得文件的可操作性大大提升，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办案机关利用规定的概括性特点不予协助会见。
2、针对性强。《规定》多处表述均针对律师执业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对症下药，可见规定出台前必定充分征询了刑辩律师的意见，如前文中提到有些办案机关以会见室不够为由拒绝安排会见，此《规定》则规定：“在律师会见室不足的情况下,看守所经辩护律师书面同意,可以安排在讯问室会见,但应当关闭录音、监听设备。”对于常见的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情形，《规定》也一一禁止，第七条规定“看守所应当设立会见预约平台，采取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为辩护律师会见提供便利，但不得以未预约会见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看守所安排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由此可见，《规定》的制定针对性十分明显，这有利于在实践中发挥其实质作用而避免流于形式。
3、防止任意扩大解释“三类案件”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
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对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保留了限制，导致实践中办案机关常常对其做扩大解释，以此三类案件为由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针对这一情况，本《规定》第九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要求会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审查辩护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在三日以内将是否许可的决定书面答复辩护律师，并明确告知负责与辩护律师联系的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对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出具许可决定文书；因有碍
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而不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理由。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消失后，应当许可会见，并及时通知看守所和辩护律师。对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在侦查终结前，侦查机关应当许可辩护律师至少会见一次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不得随意解释和扩大前款所述三类案件的范围,限制律师会见。”由此可见，《规定》虽然保留了三类案件会见权的限制，但严格限制了对三类案件进行扩大解释，并对限制措施做了具体的规定，总结起来，首先，“三日”为限须书面答复律师，并告知工作人员联系方式，防止了办案机关对律师的会见申请视而不见不了了之；其次，不许可会见得而须说明理由；第三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须及时安排会见；第四，对于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强制要求至少一次会见。这些具体的规定能够尽可能防止扩大解释“三类案件”，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
六、结语
律师会见权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获得公平对待，保障人权的重要方式，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曾说，对受侦查机关强制、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嫌疑人而言，律师会见权是最重要的权利9。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权往往难以得到合理实现，办案机关通过各种理由拒绝、拖延安排律师会见，对律师会见时间、次数、条件加以限制，导致犯罪嫌疑人难以通过律师辩护有效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新《律师法》和新《刑事诉讼法》均对律师会见权作出进步性规定，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律师会见权制度，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该制度做出了更多细节化规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并严格限制对“三类案件”进行扩大解释，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这将是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Ｍ].刘迪,张凌,穆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93.
第四篇：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认真贯彻〈律师法〉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的通知》(2009)
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认真贯彻〈律师法〉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的通知》
苏公厅(2009)444号
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 修订后的《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正式实施,但由于《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等有关规定不一致等原因,一些地方公安机关没有严格执行《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少数地方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出提案和建议,要求公安机关严格贯彻执行《律师法》,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据了解,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召集中央政法部门就贯彻执行《律师法》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并将出台具体意见。在中央政法部门具体意见出台前,现就公安机关贯彻执行《律师法》,依法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认识,增强贯彻执行《律师法》的自觉性。修订后的《律师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律师制度,对规范律师执业活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公安机关依法规范化建设,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等规定不一致,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24号提案的答复中明确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各地公安机关要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贯彻执行《律师法》的自觉性,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全体民警学习、掌握《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和精神实质,保证《律师法》的全面贯彻实施。
二、完善工作制度,切实保障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根据《律师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以下简称“三证”),有权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情况。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聘请律师的,办案部门应将其所聘请律师的姓名、所在律师事务所、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律师会见时是否派员在场,在24小时内书面通知看守所。对公安机关侦查的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刑事案件,律师可以凭“三证”向看守所提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在查验“三证”后即应安排律师会见；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涉及国家秘密的刑事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仍应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不得监听。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重大团伙犯罪外,办案单位一般不派员在场。各地公安机关要按照上述要求,完善办案制度和看守所管理制度,切实保证律师正常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三、加强监督协调,确保《律师法》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各地公安机关纪检、督察、法制等部门要加强对贯彻执行《律师法》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无理阻挠、刁难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对违反法律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要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的沟通协调,主动听取有关部门和律师对公安执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查纠律师会见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化解矛盾和争议,推动《律师法》的全面、正确贯彻实施。
此前,省厅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中央政法部门贯彻《律师法》的意见出台后,按照中央政法部门的意见执行。各地贯彻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厅。
江苏省公安厅(公章)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抄送：省委政法委，公安部办公厅。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司法厅。
第五篇：新刑诉法要求下的公安法制建设
新刑诉法要求下的公安法制建设
提要：
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调整的对象是公、检、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活动。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刑事诉讼的任务、基本原则与制度，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和相互关系，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如何进行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法制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刚刚开局，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推动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因此如何在新形势新环境下，在提高公安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发展能力的同时，加强公安法制建设，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主动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就成为了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新刑事诉讼法的特点、亮点和热点：
（一）从时间上，本次修改历时十年，比1996年的时间要长；从过程上看，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综合多方面考虑，方案产生得非常慎重，由于修改的内容意见不统一，本希望在2000年提交草案，2007年就出台修改内容，结果导致延期出台；从内容上看，本次修改的内容较多，解决了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使刑事诉讼法的内容更加完善；从意义上看，此次的修改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适应经济日益发展的中国国情；从修改的方式看，此次修改采取了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修改方式，较之1996年修改也有本质的区别；从修改的动因上，本次修改是理论界、实务界强烈呼吁而进行的修改。
（二）新刑事诉讼法有利于规范公安机关执法活动，有利于尊重保障人权的规定，向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完善侦查程序的同时，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规定，完善了辩护、证据、侦查监督等制度，这对公安机关的人权保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在执法办案中，要正确处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做到二者兼顾。既要准确及时打击犯罪，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又要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依法行使侦查权，认真落实人权保障的各项要求，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二、公安机关在法制建设上举措和成绩：
近年来，基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基本价值追求，公安机关尤其是铁路公安机关多年来扎扎实实做了不少工作，发生了可喜变化。在打击犯罪方面，大力加强各项基础工程建设、情报体系建设、信息化建设，多渠道破案追逃、路地协作等办案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拐”、“打炒”、“打假”、“治安大清查”等专项行动，赢得了广泛赞誉。在保障人权方面，公安机关大力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出“理 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牢固树立“忠诚、为民、廉洁、公正”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完善执法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开展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改造，加强教育培训考试，强化执法监督管理，加大执法公开力度，专项治理非正常死亡和违规扣押财物等问题，公安民警的执法观念、行为、方式方法发生很大变化，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断提升。
三、为适应新刑事诉讼法，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公安机关需要加强：
（一）新刑诉法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等方面所做的修改，迫切要求侦查工作进一步向精细化、专业化和规范化转变。公安机关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侦查工作模式和工作机制，才能适应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跟上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步伐。
辩护制度和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程序的完善以及当事人、辩护人对超期羁押等行为申诉权的增设，需要公安机关办案过程更加公开、开放，更多地听取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的意见，广泛接受各界的监督、建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和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确立，要求公安机关把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贯穿到侦查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减少对口供的过分依赖，依法全面收集证据，防止“重破案、轻取证”的做法。强制措施适用条件和程序的修改以及人民检察院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要求公安机关切实提高侦查效率，坚决杜绝超期羁押，防止不必要的羁押。侦查措施的补充、完善，特别是将技术侦查措施写入刑诉法，要求公安机关更加重视实施科技强警战略，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不断提高侦查办案能力。
（二）修改后的刑诉法对侦查工作的软件、硬件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各项措施。
要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管理，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完善个案监督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引导、监督民警严格依法办案；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应用，利用执法现场记录仪、全程录音录像设备等手段，对接处警、讯问等重要侦查环节同步录音录像，提高侦查效率和侦查能力，实现对侦查过程的全程即时监督；进一步加强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改造，按照执法办案流程，科学、合理设置办案区，规范民警的执法行为；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推广、学习借鉴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有效带动公安侦查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法律的修改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刑事诉讼法的本次修改很好的适应了当前时代和环境。公安机关当主动适应新刑事诉讼法，加强公安法制建设，夯实公安基层基础，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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