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第一篇：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作者简介：林越，广东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理事、广州市法学会会员、广东省邮政储汇局高级经济师。

摘要：由于金融业具有高风险特征，完善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内容，本文分析我国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

关键词：和谐社会；防范风险；金融法的完善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的和谐，涵盖了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和谐社会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金融业必须具备审慎经营、安全稳健、有序竞争、良性发展等特征，而这一切的实现必须以完善的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法律制度作为坚强的后盾。

一、完善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法律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担负着货币供应、资金融通、资本形成、风险管理、支付服务等一系列特殊功能，其业务和影响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金融的稳定，关系到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内容。然而金融业是极具高风险的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风险史”金融具有高风险源于其基本特征：一是金融体系具有天然的脆弱性。（1）金融机构无不具有高杠杆经营的特点，亦即自有资本相对于总资本比例很小，这就意味着金融机构消化资产损失、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其有限。（2）金融机构特别是作为信用中介的商业银行，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借短贷长，扮演着流动性转换的角色。这种功能虽然于资金融通和资本形成极具价值，不可或缺，却不可避免地使金融机构陷入资产负债流动性失衡的困境。如果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失当，当宏观经济出现不利波动、市场信心发生动摇的时候，它就可能面临流动性危机，轻则蒙受损失，重则酿成倒闭悲剧。（3）金融业本质上是风险经营业。风险所在，也就是金融业商机之所在，它一方面要在市场中捕捉并承受，另一方面则要利用信息、技术和人才优势化解风险。成功的风险管理，可以为金融机构带来可观的风险收益，而失败的风险管理，则必然形成其相应的风险损失。（4）在高杠杆经营和资产负债流动性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市场信心是金融机构持续经营的先决条件。但是，市场参与者的自利性，市场透明度的严重不足，信息分配的不对称，常常导致市场对单个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发生崩溃。二是金融危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零星的、少量的、局部的金融机构危机，容易触发大范围甚至是全面的金融系统危机。当一家或少量金融机构爆发危机，社会公众可能对其他金融机构包括优质金融机构产生怀疑，甚至丧失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酿成金融恐慌；当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国际投资者将会减少或抽走投资，使其经济矛盾加深，陷入危机的可能性加大。三是金融危机具有严重的外部性。金融业因客户群体数量巨大及其本身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外部性表现得更为强烈、更加明显。如果再加上人为的道德风险等因素，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还会进一步加剧，其外部负效应也将被进一步放大，会形成高昂的社会成本。（1）危机金融机构的往来客户和同业，无论债权人或债务人，都难免遭受损失，债权人会丧失部分债权本息，债务人需要新辟融资渠道。（2）一定区域内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同类的金融机构，信用评价可能受到负面的影响，进而筹资成本上升，经营困难加大。（3）在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机能受损，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国民经济势必遭受破坏性影响，而与危机相伴的信用短缺现象，则会阻碍经济的复苏。（4）如政府处理危机不当，不能有效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威胁政局的稳定。（5）为处理金融危机，政府通常不得不负担巨额的财政支出，并因此而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我国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规范金融监督管理行为、规范金融经营主体和经营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基本金融法律制度。而在行政法层面上，又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约束金融监督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在民商法律层面，也有《票据法》、《担保法》、《公司法》等法律规范民商事行为。

但是，目前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在发展新兴市场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定的。面对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金融业自身创新动力的日益增强，现行的金融法律制度安排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着的金融业的需要。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协调有关。具体表现在：

一是有关征信管理法规的缺失，影响了征信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征信体系是为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建立的制度。随着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化，金融机构越来越需要依赖专门的征信部门或借助于社会征信机构，来加强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调查和分析。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未把征信体系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近几年，我国现代征信体系的建设开始起步。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由于直接涉及到公民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等问题，是一项法律性很强的工作。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由于尚没有一项法律或法规为征信活动提供直接的依据，由此造成了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上无法可依，征信当事人的权益难以保障，严重影响了征信业的健康发展，进而造成我国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处于较低水平。企业或个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存在多头骗款、资产重复抵押、关联担保等违规行为，未能被相关金融机构及时识别而导致资产损失，与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二是现行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严重滞后，非常不利于金融机构保全资产。企业破产法律框架下对金融机构债权人的保护程度，直接关系到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状况。当前企业破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企业破产法（试行）》、适用于其他企业法人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上述法律规定没有很好的体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就破产法中的制度构建而言，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破产管理人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现行破产法律规定的清算组制度弊病很多，在清算中往往漠视债权人的利益；就程序而言，现行破产法律在破产案件的管辖与受理、债权人会议、监督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不很健全，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法律对破产债权人保护的力度。作为金融机构债权保护最后手段的破产法律未能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就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不断形成和累积，面临的信用风险增大。

三是混业经营问题的法律制度存在空白，增加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潜在风险。近两年，随着金融业并购重组活动的逐渐增多以及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模式在实践中逐步被突破，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的因素。目前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模式，既有中信公司这一类的以事业部制为特征的模式，也有银行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这一类的以金融机构为母公司的模式，还有以实业公司为母公司下属金融性公司的模式。从母公司的视

角来看，上述金融控股公司提供的产品既涉及银行产品，也涉及证券产品。但由于对金融控股公司缺乏有效和全方位的监管，存在着金融产品损害消费者（投资者）利益、内部关联交易以及集团内一个公司的金融风险传导至其他公司甚至整个集团等诸多风险隐患问题。二是银行、信托、证券、保险机构在突破分业经营模式过程中，不断推出的各种横跨货币、资本等多个市场的金融产品或工具隐含的风险。如银行推出集合委托贷款业务和各类客户理财计划等等。由于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解决与金融控股公司有关的法律问题，金融机构开拓的新业务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潜在的金融风险必然要加大，并容易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扩散。

四是存款保险制度的欠缺，不利于有效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我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金融机构摆脱了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地位，获得了经营发展的独立自主地位，金融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长期以来由国家承担风险的做法使金融机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风险意识淡薄，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极易漠视风险的存在，加上体制转轨时期诸多因素使得我国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低下、银行呆账率很高，金融机构出现亏损，甚至严重资不抵债时有发生。

三、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为指导，完善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

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正向前加速推进，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艰巨。由于金融行业固有的风险性质，金融立法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消灭金融风险，但完善的法律法规却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当前，要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为指导，进一步完善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形成金融机构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金融机构业务产品之间和谐的关系。

（一）完善监管体制，形成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协调的关系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法律手段的运用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的监管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金融监管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问题。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只是论坛式的，并不能有效解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方间的相互协调问题。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及金融监管难度的加大，我国必须将三大监管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问题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尽快建立三大监管主体间有效的相互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制度，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二是对金融监管主体的再监管问题。重权力、轻制约是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这在金融监管上则体现为立法对金融监管主体权力的规定较为全面，而对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却很少涉及，这就导致了我国金融监管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完善监管体系，核心是实现监管法治化。具体是指：第一，职权法定，即监管权的取得源于法律，监管者应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第二，程序法定，即监管权的行使应遵循法定且合理的方式、步骤、时限；监管权的发挥应贯彻公 开、参与原则，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第三，责任法定，一方面，监管职权与职责统一，法律赋予监管者职权，就是赋予其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监管者因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给相对方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应给相对方提供法律上的救济途径，以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四，体制法定，即金融监管权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之间科学、合理配置。

（二）坚持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利益、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取向，形成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良性的关系

一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自70年代以来，由于出现金融动荡不安的形势，不少西方国家纷纷以不同形式建立起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随着我国金融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很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二是尽快出台有关征信的法律法规。目前，信用风险仍是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贷款和投资活动要求金融机构对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的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因

此，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即信用风险。诚信是金融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完善立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企业和个人的各种信息必须进入征信系统，切实将诚信建设纳入法制轨道。三是要尽快完善《破产法》，根据《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考虑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

（三）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成金融产品之间互补的关系

1999年11月美国政府颁布了“金融现代化法”，废除了多年来主宰美国金融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标志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主流已经由分业经营转变为以全能银行为基础的混业经营阶段。全能银行可以提供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证券等多种金融服务，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早就允许银行混业经营了，待到日本、美国先后也跨出这一步之后，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分业经营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可是，按照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中国的金融机构必须严格区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一旦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人们就会发现被自己的商业银行法束缚着手脚的中资银行将很难同外资银行竞争。在这个问题无非有两种选择：第一，要求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也分业经营。由于外资银行已经完成了混业经营的整合期，即使他们在表面上挂出几块牌子，并不能在实质上削弱其竞争力。第二，在拖不住外资银行的情况下，只有给中资银行公平竞争的待遇，让中资银行也取得混业经营的自由。因此，立法机关适当超前立法，最终完成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立法，为我国实行混业经营提供国内法的依据，尽快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以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戴相龙主编：《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

［3］朱崇实主编：《金融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张忠军：《论金融法的安全观》，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第二篇：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法律制度的完善

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出席这次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举办的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本届论坛确定的主题“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我认为很好、很有意义。创新是金融业持续发展永不衰竭的动力，是金融业生命所系的必然趋势。无论是50年代以现代养老基金创立为起点的机构投资者的兴起，60年代信用卡的诞生，还是70年

代包括欧洲美元、欧洲债券在内的多项创新的问世，乃至80年代以后新一轮金融自由化浪潮中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混业产品的出现，可以说20世纪整个世界金融业兴衰得失的历史，就是一部金融创新跌宕起伏的历史。当然，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性，金融制度、机构、市场、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每一次创新，金融机构在获得丰厚回报、金融业在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中国金融业在创新过程中也不例外。因此，如何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实现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良性互动，始终是摆在监管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金融法律制度既是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关系进行规范和调整的制度安排，也是对金融监督管理者自身行政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制度安排。金融立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规范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强调对金融机构客户合法权益的保护，通过在政府失灵的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发挥市场在金融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实现金融管制与市场自律间的平衡和协调发展。有市场就会有风险，有金融市场就会有金融风险。因此，金融立法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和化解离不开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执行。这里我想就在金融创新这个大背景下，从完善金融立法这一侧面，谈一谈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问题。希望得到与会代表的指正。

一、中国目前的金融风险状况

金融风险作为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市场波动、汇率变动、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存在的在资金、财产和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有各种类型的划分。如经营性风险、制度性风险，宏观风险，微观风险等。巴塞尔银行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将金融风险划分为了8类，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法律风险等。无论按照哪种分类标准，总的看，近几年我国金融风险呈整体下降趋势，但潜在的风险仍然较大，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些风险不容乐观。我认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中有三类风险比较突出。

一是信用风险仍然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贷款和投资是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活动。贷款和投资活动要求金融机构对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的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因此，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即信用风险。在经营过程中，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及时界定发生问题的金融资产、未能建立专项准备金注销不良资产，并且未及时停止计提利息收入，这些都将给金融机构带来严重的问题。

从账面上看，近几年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趋于好转，不良贷款的绝对量和相对水平都呈现下降趋势。这与监管部门强化监管和金融机构自身深化改革、加强内部管理的努力分不开。但也要看到，不良资产的下降与我国新一轮经济扩张中贷款增幅比较大也有很大关系。例如，2003年和2004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新增贷款分别达到2.74和2.26万亿元。并且，相对于国际银行业的通行标准，目前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也仍然很高，2004年底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13.2；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未达到8的法定监管要求。

在对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状况进行判断时，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是近年来房地产贷款的大幅度增长。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房改有直接关系。我国的房改是上个世纪末启动并在近年基本完成的。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是房改后出现的新生事物。与传统的贷款相比，房地产贷款的收益比较稳定，银行发展这项业务的积极性很高。因此，房地产贷款增长速度快，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房地产贷款业务还没有经过业务开展时间和经济周期变动的考验。由于我国银行开展房地产贷款业务刚起步几年，所积累的数据尚不足以看出中长期的违约率水平；并且现在我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扩张期，经济景气的上升，也部分掩盖了房地产贷款业务隐含的风险。要知道，就像潮汐，经济景气状况总有发生变化的时候。一旦经济进入下调期，房地产贷款违约率水平可能就会上升。因此，不能对目前看似蒸蒸日上的房地产信贷业务过于乐观。在此方面，我们要吸取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教训。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银行呆坏账大幅度上升，并进一步拖累证券市场，再加上日元升值的因素，使得日本经济步入了长达十多年的低迷期。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一直非常强调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如果在这方面出现问题，不说十几年，就是只有几年的衰退期或低迷期，都将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除银行类金融机构面临很高的信用风险外。近几年我国证券类金融机构面

临的信用风险也日益突出，相当部分证券公司的资产质量低下。最近已发生多起证券公司因资不抵债被接管的案件，中央银行不得不为此动用再贷款偿还被接管公司对个人债权人的债务。所以，我们对金融业面临的信用风险始终不能掉以轻心。信用风险仍然是目前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

二是操作风险多发是我国金融业风险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界定，金融机构面临的操作风险：一是来自信息技术系统的重大失效或各种灾难事件而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二是源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金融机构对各种失误、欺诈、越权或职业不道德行为，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而遭受的损失。从近几年我国金融业暴露出的有关操作方面的问题看，源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机制失效而引发的操作风险占了主体，成为我国金融业面临风险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对近两年金融机构发生的各类案件分析表明，所造成的损失主要来自于由管理层腐败、内部工作人员违规行为以及金融诈骗等。

近来金融系统尤其是商业银行各类案件频发，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银行深化内部改革，强化对业务运作流程的监控，造成过去隐蔽较深的案件较为集中地暴露所致，但无论是陈案还是新发，都反映了我国金融业中操作风险相对较高的事实。这与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战略目标极不相符。不断暴露出的操作风险，不仅使金融机构遭受了巨大财产损失，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誉。如最近金融系统暴出的几个重大案件，都对我国金融业在国内外的信誉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是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新的不稳定因素。近两年，随着金融业并购重组活动的逐渐增多以及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模式在实践中逐步被突破，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的因素。目前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模式，既有中信公司这一类的以事业部制为特征的模式，也有银行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这一类的以金融机构为母公司的模式，还有以实业公司为母公司下属金融性公司的模式。从母公司的视角来看，上述金融控股公司提供的产品既涉及银行产品，也涉及证券产品。但由于对金融控股公司缺乏有效和全方位的监管，存在着金融产品损害消费者（投资者）利益、内部关联交易以及集团内一个公司的金融风险传导至其他公司甚至整个集团等诸多风险隐患问题。二是银行、信托、证券、保险机构在突破分业经营模式过程中，不断推出的各种横跨货币、资本等多个市场的金融产品或工具隐含的风险。如银行推出集合委托贷款业务和各类客户理财计划等等。

人民银行最近防范和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践表明，跨市场金融风险有上升趋势，尤其表现在以实业公司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所实施的资本运作方面。由于横跨产业和金融两个领域，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多个金融部门，资本运作形成了“融资——购并——上市——再购并——再融资”的资金循环链条，运营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由于起点和终点都是金融部门的融资，一旦资金链条断裂，各金融机构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如不久前所谓几家某某系出现的问题，不仅众多股票投资人受到伤害，造成股市的波动，而且相关金融机构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已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

勿容置疑，目前金融创新正在成为金融业谋求发展、增加效益、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但是，在金融外部生态环境和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模式正经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与金融创新有关的新产品和新业务在各金融机构之间也带来了风险的相互传递。这里需要关注的一个案例是委托理财业务。这也正是目前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大力拓展的业务。尽管不同的金融机构对于委托理财业务有不同的称谓，也有不同的业务规则，但“委托理财”中的“财”既投资于股票市场，又投资于外汇市场，还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委托理财业务或产品属于一种跨市场的金融产品。从最近处置部分高风险证券机构的案例中发现，证券公司从事委托理财业务所导致的巨额亏损，正是导致这些机构资不抵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证券公司广泛参与了货币市场，证券公司的风险无疑会传递给其他市场参与者。这里当然不是要否定委托理财业务，而是想从这一个侧面说明，各种跨市场的金融产品所隐含的金融风险，正实实在在地来到了各金融机构面前。

二、从金融法制的视野看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

我国金融体系中各种高风险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环境的变化，金融体制的不适应，监管手段的落后，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是造成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高风险的原因。对此，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有过很多研究和分析。这里，我着重从金融法制的角度，具体谈一谈我国金融风险尤其三大风险比较突出的原因。

我们知道，金融法律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调整着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金融法律制度除了规范法律关系这一功能外，还具有惩罚、鼓励或禁止、引导等多种功能，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可期待的利益或可预期的损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规范金融监督管理行为、规范金融经营主体和经营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基本金融法律制度。而在行政法层面上，又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约束金融监督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在民商法律层面，也有《票据法》、《担保法》、《公司法》等法律规范民商事行为。

但是，也应当看到，目前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在发展新兴市场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定的。面对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金融业自身创新动力的日益增强，现行的金融法律制度安排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着的金融业的需要。尤其是需要跳出金融的框架全面审视我国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法律生态环境，同时强化对金融创新（包括体制创新、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等）的法律关系研究。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一些高风险尤其比较突出的三类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协调有关。具体表现在：

一是有关征信管理法规的缺失，影响了征信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通俗地讲，征信就是收集、评估和出售市场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征信体系是为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建立的制度。随着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化，金融机构越来越需要依赖专门的征信部门或借助于社会征信机构，来加强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调查和分析。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未把征信体系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近几年，我国现代征信体系的建设开始起步。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由于直接涉及到公民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等问题，是一项法律性很强的工作。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由于尚没有一项法律或法规为征信活动提供直接的依据，由此造成了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上无法可依，征信当事人的权益难以保障，严重影响了征信业的健康发展，进而造成我国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处于较低水平。企业或个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存在多头骗款、资产重复抵押、关联担保等违规行为，未能被相关金融机构及时识别而导致资产损失，与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二是现行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严重滞后，非常不利于金融机构保全资产。企业破产法律框架下对金融机构债权人的保护程度，直接关系到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状况。当前企业破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企业破产法（试行）》、适用于其他企业法人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上述法律规定没有很好的体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就破产法中的制度构建而言，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破产管理人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现行破产法律规定的清算组制度弊病很多，在清算中往往漠视债权人的利益；就程序而言，现行破产法律在破产案件的管辖与受理、债权人会议、监督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不很健全，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法律对破产债权人保护的力度。作为金融机构债权保护最后手段的破产法律未能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就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不断形成和累积，面临的信用风险增大。

目前新《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与现行企业破产法律相比较，新《企业破产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一方面拓宽了现行《企业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将所有企业法人都纳入其中，另一方面充实了关于破产程序中实体问题的规定，从破产程序的各个环节和层面大大提升了破产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程度。但是，在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利益的破产债权清偿顺序和破产条件这两个焦点问题上，草案的规定仍不尽完善。在债权清偿顺序方面，草案采行了职工劳动债权优先于有抵押、质押的债权的规定；在破产条件方面，草案将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和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并列为破产条件。这无疑会对金融机构债权的保护产生消极影响。

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物权，直接后果是银行债权追索难、不良资产回收率低，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债权人消化不良资产的能力弱化，形成金融风险的诱因。同时，对担保物权保护的漠视会破坏基本的法律规则，冲击经济主体对于担保制度作为最后一道保护措施的信任。法律也是一种信仰。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最缜密、最系统的法律也会变成一张白纸。而过于严格的破产条件使得债权人不能及时、有效地提出债务人破产的申请。将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规定为破产条件，往往会使企业已经不可救药时才能使其进入破产程序，这会错过对企业实施重组或和解的机会，同时这也错过对金融机构债权人利益实现最大化保护的机会。

三是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刑事责任追究法律制度的缺陷，不利于防范金融机构在操作经营环节出现的风险。操作风险多发是目前我国金融业风险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这其中又以金融诈骗行为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最大。从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件看，当前我国金融诈骗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提供虚假信息而进行的金融诈骗。例如信用证诈骗、票据诈骗等。二是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通过有意提供虚假财务资料为企业的利益骗取资金。这类欺诈的特点是，行为人陈述的资金使用目的是真实的，即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将资金据为己有的目的，但行为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资金时，有意提交虚假资料，从而误导银行的决策偏差，骗取金融机构的资产。并且实施金融诈骗行为的主体往往是单位，而不是个人。目前涉及金融机构的欺诈大部分是第二类。我国《刑法》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有明确规定，但对上述第二类欺诈行为，《刑法》中并没有明确，对此只能通过《合同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另外，一段时期以来，在金融行业特别是证券业和信托业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挪用客户股票交易结算资金、信托资金等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而且也给金融机构本身带来巨大风险。但现行《刑法》对挪用资金罪的规定并不能满足现阶段打击上述行为的要求。《刑法》中关于挪用资金罪的规定，仅适用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的行为，而不适用金融机构挪用客户资金、资产的行为。对上述欺诈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缺乏刑事威慑力，无疑对降低金融机构在操作经营环节出现的金融风险，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是相关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制度的缺失，放大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潜在风险。前面曾提到，目前跨市场的金融风险的增加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对这些新的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从法律制度方面及时进行规范有关。例如，对实际已形成的各种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似乎《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都与其有一定的关联，但上述法律又都不能完全解决对它的监管问题。在金融业务方面，对最为活跃的跨市场金融产品——各种委托理财产品，目前银行、证监、保险监管部门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别进行监管，但缺乏统一的监管法律制度。由于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解决与金融控股公司有关的法律问题，金融机构开拓的新业务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潜在的金融风险必然要加大，并容易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扩散。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承受的这种跨市场风险，实际是一种法律风险。

三、下一步金融法制建设的取向

当前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正向前加速推进，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艰巨。由于金融行业固有的风险性质，金融立法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消灭金融风险，但完善的法律法规却是缓解金融机构过度冒险，减少制度性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也是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必要基础。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推动有关金融立法工作。包括：尽快促成《征信管理条例》的出台；积极参与并关注《企业破产法》和《刑法》条文的修改；认真配合做好《证券法》的修订；抓紧起草《反洗钱法》；进一步研究金融机构退出、存款保险、金融控股公司立法、资产证券化、委托理财等方面的法律关系问题。尽早出台这些法律法规以及实施细则，改善金融市场重要法律法规不健全，某些重要金融活动无法可依的现象。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彻底清理我国金融法律制度，该立法的立法，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

从长远看，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既要在金融立法方面下功夫，也要在金融执法方面强化执法的严肃性，真正做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就金融立法而言，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树立科学的立法价值取向。不同的金融发展阶段有不同的金融立法价值取向，现阶段的金融立法价值取向应当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体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把金融立法工作的重点放在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金融创新法律关系、提高金融监督管理的协调性和有效性以及充分利用市场自律监管上来。具体而言：

一是金融立法要有统筹、科学和全局的眼光。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都已经进入了改革攻坚阶段，原来采取的单独推进的改革策略已经难以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需要。金融立法也应当围绕这一转变，确立统筹规划、科学立法的思维。具体而言，对于金融市场应当通过立法手段逐步推进金融市场的统一和整合，对于同质的金融产品按照相同的监督管理规则约束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保证不同的市场在其基础设施方面，如发行、登记、托管、结算和清算规则方面的基本统一。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要按照功能监管的思想，用统一的规则去规范其机构创新、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行为，同时要强化金融风险信息在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间的共享和流转；而对于支撑金融发展和改革的其他法律制度，则应当按照既保护债权人又保护债务人的原则进行系统修改，《刑法》的修改则应当与时俱进，强调对单位犯罪的刑事制裁和对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

二是要坚持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利益、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取向。保护金融机构存款人、金融产品投资人的利益永远是维护金融机构信誉的重要因素。当前应当强调对于基础金融法律关系的研究，同时做好金融创新产品的法律关系的规范，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许可金融机构推出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对于投资者知情权、收益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要尽快完善《破产法》，根据《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考虑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同时应当尽快建立健全金融安全网制度，制定包括《存款保险条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在内的金融法律制度。

三是要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取向。在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立法方面，要强化商业银行、券商和上市公司等经济主体在建立完善的、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机制，强调金融机构的自律作用，保障金融机构在经营中的自主权，并注意为金融机构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四是要坚持培养全社会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法治意识的取向。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要在全社会大力普及宣传金融法律知识，并在全社会真正树立金融法治观念。在加强金融法治意识的过程中，要重视全社会信用观念的建立，要培养公众和投资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合法投资观念。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项俊波副行长2005年4月26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举办的“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的发言整理）

第三篇：防范金融风险的法律制度研究

关键词: 金融风险 防范 法律制度

内容提要: 金融风险问题是我国金融业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防范风险关键在于规范和加强金融管理，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要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主体债权债务处理的相关法律制度、防范金融衍生品交易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刑法中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相关规定及央行的金融协调监管法律制度。

中国金融行业存在的新风险主要表现是：违规操作衍生交易，资产效益低下，呆帐坏帐率偏高，金融诈骗严重、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炒作、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等。审视现有金融新风险隐患的成因，除了体制的不健全外，关键是相关法制不完备，甚至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美国金融危机通过美元汇率的传导机制对世界产生严重影响，我国某些金融机构在资金、财产和信誉等方面同样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

对我国目前存在的金融风险新现状的制度分析

防范风险关键在于规范和加强管理，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从而加以防范可能出现的新风险和相关问题，因而，有必要从完善金融法律的视野来研究防范金融新风险的相关问题。

不良资产核销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不良资产成扩大趋势。某些具有国有性质的单位无节制地创造贷款条件向金融机构贷款，增加基本建设投资，无形中增加了无力偿还的债务，例如现有的高校债务。这些债务人单位的领导人普遍认为，我们借国家的资金用于投资单位的基本建设形成了国有资产，是国有资产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其形成的债务，应该由政府出面核销。银行对企业的不良贷款是我国目前金融风险中最主要的因素,除银行自身原因外,企业有意识拖欠银行债务（即道德风险）的影响更大。不良资产的形成之初没有相应的有效的监控制度，形成之后的责任追究更无法律依据。最后买单的是政府，例如相当部分证券公司资产质量低下，中央银行不得不为此动用再贷款偿还被接管公司对个人债权人的债务，而最终买单的其实是纳税人。

不动产抵押贷款制度不严格导致金融资产严重贬值。为了增加自己的业务量，提高自身的收益，部分商业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往往出于对潜在利益的追逐，不仅放宽对借款人信用和还款能力的考察，而且放宽借款人审查标准，甚至发放“零首付”贷款，而将抵押物作为还款的主要来源，无限制地扩大抵押贷款规模，严重忽视贷款质量、资产流动性和抵押物变现问题，从而间接地承担房地产开发中的风险。而抵押担保的债务人不能按期还贷，即所谓“断供”现象不断蔓延，银行不得不通过行使抵押权处置不动产，但这种法律权限在现实中的行使增加了难度①。由于要求处理的时间短暂再加上银行当初办理贷款考虑的是抵押物的实物价值问题，所接受的抵押物大都是个性化而非标准化的产品，加之抵押物评估的价值损失、不动产市场价格可能走低的变动，抵押物难以按抵押价值变现。这些资产由于银行不能再投资改造和市场变现等方面的困难，正日益演化成无法收回的坏帐。

金融风险监管协调机制的缺陷导致信贷资金安全性严重降低。我国金融已经形成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监管体制，而综合金融越来越成为金融经营的发展趋势，彻底、纯粹的分业监管体制将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由于流动性过剩的存在，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形下，经常发生“游资”在股市汇市与银行间大搬家的情况。社会游资使用者、所有者极易

利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进行内部操纵和炒作，由于利益的驱动，股民企业、机构和个人将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投入股市汇市，威胁着银行长期信贷资金安全。国际金融市场汇率变动频繁，特别是日元与美元汇率近年波动剧烈，有的金融机构受自身投资利益最大化的驱动，没有及时把握时机去调整债务结构、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直接影响外汇资产及负债的市场价值，使拥有大量外汇资产和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面临严重的资产贬值风险。部分行业企业由于汇率的影响受到了严重打击，对外贸易的经营利润严重受损，偿债能力急剧下降，导致银行信贷资产风险迅速加大。

金融衍生品风险防范机制缺陷导致金融风险的负面作用进一步放大。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品市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整个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合理地发展与运用金融衍生品市场，同时也应该认清金融衍生品本身所蕴涵的传播与放大风险的负面作用。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一个灵活性较大而透明度不高的市场，处置不当便会产生巨大损失，引发市场连锁反应，甚至酿成危机。当前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提醒我们，必须谨慎对待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理地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需要的法律环境与市场环境。

完善防范金融风险的法律新思考

市场法律体制的不完善，国际金融形势的巨大变化，金融管理体制的滞后性，监管协调法律制度的缺失，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是造成我国金融体系存在高风险的原因。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尤其是要从完善金融法律制度的角度采取相应的新措施。

完善金融市场主体债权债务处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国家立法机关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的商法体系，确立金融机构商业主体的法人地位。实现金融信用的契约化、规范化和严肃化，确保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信用履约关系能够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必要时，可通过法律的强制执行来实现金融机构的债权。建立金融机构呆账备案和贷款责任追偿制度，对有意不履约或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应制定严格的法律处罚规定（包括追究个人责任），以便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建立金融机构呆账备案和贷款责任追偿制度，创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依法明确企业产权，明确由法定债务人履行规定的偿债义务，防范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对不良资产的核销问题，采用“贷款损失允许核销、账销案存、保留追索权”的法律制度，保留对一切债务人（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未偿债务的追偿权。通过制定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法，明确防范处置的权利义务主体范围，明确防范的基本原则、法律措施以及法律责任等。建立金融风险的吸收与转移制度，这一制度应由对市场非法进入者及违规者的清理与处罚、金融机构重整、金融机构的接管与兼并、金融机构的破产及其存款保险制度等内容构成，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和消化金融风险。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相对人市场退出法律制度，建立企业的破产重整制度。允许给予企业在重整期间一定期限和相应额度的免税机会，促使其尽快复苏，使社会经济安定免受影响，同时国家通过法律途径对企业重整活动积极干预，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

完善防范金融衍生品交易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由于商业银行大量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因此必须对信用风险加强规避与管理。银行可以通过与交易对手签订净额结算协议，将全部交易的正向价值和负向价值进行抵消，得出一个净额价值，以该净额价值作为双方需要支付的金额。设置净额结算条款的目的就是要降低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有了净额结算条款，银行只需承担净额的支付风险，银行在从事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应当通过与其交易对手间的双边或多边的支付净额结算协议来降低信用风险。同时，银行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合约条款中加

入一些附加条件来降低信用风险。

完善刑法中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相关规定。我国《刑法》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有明确规定，但对上述欺诈行为，《刑法》规定并不明确。如一些单位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通过有意提供虚假财务资料为企业利益骗取资金。这类欺诈的特点是，行为人陈述的资金使用目的是真实的，即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将资金据为己有的目的，但行为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资金时，有意提交虚假资料，从而误导银行的决策偏差，骗取金融机构的资产。对此，只能通过《合同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现行《刑法》对挪用资金罪的规定并不能满足现阶段打击上述行为的要求。可以对《刑法》中关于挪用资金罪的规定作如下修改：挪用资金罪不仅适用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的行为，而且适用金融机构挪用客户资金、资产的行为。

完善央行的金融协调监管法律制度。目前，主要应对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制定统一的标准，强化对金融机构资本状况的监管，避免和防范因法律规定的疏漏和不协调造成后患。要针对短期资本具有的较强趋利性、投机性、变现迅速性等特点实施流动方向、流动总量、流动动机重点监控。配合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取向，积极引导资金合理流向、改善投资结构。央行审慎监督制度的法律法规应重点完善金融稽核协调监督业务审计制度、外资金融机构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制度及其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和规则②，对非现场稽查和现场稽查的内容、程序、协调监督、后续监督、处理反馈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实现金融协调稽核监督的规范化、法制化，切实保障监管质量，堵塞风险漏洞。（注释:

①彭勇：“深圳楼市‘断供’：金融危机下的陷阱”，《半月谈》，2008年12月。

②吕忠梅，彭晓晖：“金融风险控制与防范的法律对策论”，《中国大学生网》，2008年9月24日。

《人民论坛》2009年第27期

第四篇：完善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

完善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下。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要全面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首先，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最大限度的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对和谐社会中的不许和谐因素坚决予以消灭。

其次，要强化执政理念，注重社会公平。强化对权力、机制运行的监督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责任制度。建立健全针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体系。科学有效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努力缩小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减少由此产生的利益矛盾。切实有效地拓宽和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制度作风。让官员真正做到深入基层，关注民生，了解民情，切实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为此，要建立健全社情民意收集和反馈制度，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反映问题的有效渠道。

再者，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培育民间组织功能。社会组织是联系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是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要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建立分类别或分区域的组织渠道，让他们能够通过组织化的声音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让社会能够倾听到他们的心声。

最后，要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行而有效的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针对各种分裂势力要坚决予以致命性打击，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构建和谐社会任重而道远，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通过行而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体制，一定会促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局面。

第五篇：完善社会救助构建和谐社会

完善社会救助 构建和谐社会

——2005年社会救助实践与研究的新进展

洪大用

2012-10-23 20:48:31 来源：《东岳论丛》(济南)2006年3期第22～26页

【作者简介】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

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通过对2005年社会救助实践与研究的总结，提出应当反思社会救助实践与研究中的6个关键问题：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保障的公平性问题、社会初次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社会救助的积极取向问题、政府救助与社会互助的平衡问题、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问题、社会救助与社会建设问题。换句话说，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中，应更加关注社会救助六大原则的确立和应用，这些原则就是社会救助的公平原则、最少原则、积极原则、平衡原则、整合原则和配套原则。

【关 键 词】社会救助/社会建设/研究与实践/2005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06）03—0022—05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推动和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提供了重大机遇，但是，对实践中的社会救助工作而言，也可以说是提出了重大挑战。2005年，全国民政系统积极贯彻中央精神，抢抓机遇，应对挑战，着力推进社会救助工作，使我国社会救助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社会救助的相关研究也成为热点，正在逐步深化，一个面向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正在构建之中，这样一个救助体系的形成无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

一、2005年社会救助工作稳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城乡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已经初步形成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以及其他社会救济等为基础的社会救助框架。整体上讲，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在保障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社会救助也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加速改进和完善。

2004年12月29日，民政部李学举部长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2005年民政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初步建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要以建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为重点，完成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各项救助制度的建立、完善、配套和衔接，力争90％的省份、70％的县（市）初步建立起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要以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重点，将各项为民解困工作落到实处。要大力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

2005年7月4日，李学举部长在全国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社会救助体系是国家为保障城乡特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帮助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特殊困难而建立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和保证制度实施的体制、机制、组织网络、物质技术条件等因素的有机整体。要针对一些领导重视程度不够、配套制度欠缺、财力支撑不足、工作管理多头、工作体制不顺、工作机制不活、工作力量薄弱、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大力改进工作，加快推进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在民政部的大力推动下，2005年社会救助工作稳步发展。上半年，各项救助资金增加，整体救助面扩大。其中，救灾支出17.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2％；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9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3％；农村定期救济支出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6％。农村共有1434万困难群众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济，比上年同期增长16％。截止到2005年8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2184.2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552.4万人，农村居民传统救济对象918.3万人，救灾、城镇低保、农村低保、农村定期救济支出达到173亿元[1]。

2005年，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逐步推进。2004年，有14个省（区、市）以党委、政府的名义出台了加快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文件。在此基础上，2005年又有一些省份出台了相关文件，例如甘肃、内蒙等地。

2005年，全国有更多的地区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在2004年8省（市）、1206个县（市）的基础上，又有陕西、河北等省出台了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有关文件。

2005年，城市低保制度进一步完善，操作规程更加细致，分类施保的地区增多。一些地区在促进低保对象就业方面作出了努力，一些地区尝试救助低保线上的边缘人群。例如，杭州市将所有人均年收入在低保标准100％—120％之间的困难家庭和家庭成员中有年自负医疗费4000元以上，家庭年收入减去自负医疗费后人均年收入在低保标准120％以下者，以及家庭成员中有就读于全日制高等院校且家庭年收入减去高校学费后，人均年收入在低保标准120％以下者，全部纳入帮扶救助范围，由民政部门统一发放《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

2005年，灾害救助更加规范。灾民救助全面实行《灾民救助卡》管理制度。上半年，全国共发放1549.4万张灾民救济卡，救助灾民4552万人。根据国务院2004年审定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民政部按照灾害损失情境，将应对自然灾害工作设定为四个相应等级，明确规定了应对不同等级自然灾害的工作规程。

2005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逐步深化。各地在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改进救助管理工作。

2005年，医疗救助工作进一步加强。8月份，民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民发［2005］121号），要求针对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各地工作进展不均衡，一些地区工作进展缓慢，医疗救助资金筹集不足，资金供需矛盾突出，一些地区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政策不公开、管理不规范问题等，进一步推动农村医疗救助工作。

二、2005年社会救助研究不断深化

整体上看，2005年，实际工作部门和学术界对社会救助的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社会救助研究正在成为研究热点之一。从中国民政论坛（2005）收到的论文看，在救助福利类的93篇论文中，关于社会救助的论文有46篇，约占50％。在学术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关于社会救助的研究论文、调查报告，甚至也有专门著作出版。

一些研究者从我国改革以来贫困形势的演变出发，论证了加强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比如，有学者认为，尽管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改善了居民生活，但是并没有消除贫困。当前贫困形势出现了以下特点：从社会成员普遍贫困到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从绝对贫困为主到相对贫困为主，从农村贫困突出到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从区域性贫困到阶层性贫困，从社会分割性贫困到社会转型性贫困，从暂时性贫困到持续性贫困。新的贫困形势表明，单纯靠经济增长是无法解决贫困问题的，必须完善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社会再分配体系，特别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2]。

一些研究者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研究了社会救助的重要性，指出社会救助是保障公民权利、协调社会利益、体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融合、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一些研究者就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说，有的学者将社会救助体系直接等同于社会救助的制度安排，指出“社会救助体系是在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程序给予款物救济与服务，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3]。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社会救助体系是指支撑社会救助制度并确保其有效运行，以满足救助对象需求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观念主张和资源、制度、组织、人员、程序、技术安排，它内在地包含各项具体的社会救助制度，但决不仅仅是这些制度的总和”[2]。有很多学者对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救助体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可能的模式与路径。这些研究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设是有重要启示的。

一些研究者对现行社会救助制度实践中的新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说城市低保制度实施中的没有预期到的后果、城市低保标准的制定和调整、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援助对策、农业县（区）城市低保问题、城市救助管理制度实践中的恶意求助问题、流浪儿童救助管理问题、农业税全免后对农村社会救助的影响、农村低保的操作模式问题、乡镇贫困问题、医疗救助的落实问题、利用保险公司和保险机制进行城乡困难群体医疗保障问题、社会救助与慈善福利事业的结合问题，等等。这些研究无疑对改进和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研究者还对一些特殊对象的救助问题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比如说河南省民政厅杨文涛先生撰写的“河南省艾滋遗孤救助政策分析”，就是很有分量的论文。该文阐述了河南省艾滋遗孤救助政策出台的特定环境，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河南省艾滋遗孤救助政策的特点及其与现行社会福利政策的差异，并对艾滋遗孤救助政策的立意、遴选、执行、结果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提出了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体系相连接的思想。

一些研究者对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救助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不能纳入社会救助体系是对现行社会救助制度的重大挑战。大体上，研究者提出了社会救助覆盖农民工的三种模式：一是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二是建立农民工相对独立的社会救助体系，三是将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救助体系。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救助研究中，来自美国的一种所谓“以资产为本”的理论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发展中心主任迈克尔·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教授。该理论的核心思想集中体现在该教授1991年出版的《资产与穷人——美国的一项新型福利政策》一书中，这本书今年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

“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主要是相对于以前基于收入或消费而制定的社会政策而言的。这种理论认为，关注穷人的收入或消费只能改善其当前和近期的状况，无法激励并促使穷人自我摆脱贫困，只有帮助穷人积累具有长期和多种效应的资产，才能真正改善穷人的境况。目前，这种理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所试验，但是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学者主张在中国应用“以资产为本”的理论，建立穷人的个人发展账户，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帮助穷人积累有效资产，从而促进穷人持续地摆脱贫困状况。这种观点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应该注意到，它在中国真正付诸实践还有很多障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试验。

三、社会救助实践与研究的反思

整体上看，我国社会救助实践与社会救助研究密切联系、互相促进，呈现出了良好的互动关系。研究者的很多问题直接来自实际工作，研究者的很多研究成果也直接服务于实际工作。

但是，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反思并关注目前社会救助实践与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保障的公平性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很明显，这里的“公民”是指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权利保障是有差别的，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社会保障要明显优于农村居民所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几近于无。即使是在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保障方面，我们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有别的情况。一方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没有建立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制度体系。

为了促进在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保障方面的公平，我们要高度重视社会救助的城乡统筹问题。因为，社会救助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重要制度。为了促进社会救助的城乡统筹，我们应当强调各级政府在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同等责任，我们需要突破农民有土地提供保障的错误观念，需要加速推进城乡一体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事实上，由于农业比较收益的持续下降、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市场化和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土地和家庭对于农民的保障作用已经明显衰减，对于农村贫困居民提供制度化的社会救助已经迫在眉睫。而一些地区的试点表明，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完全可行的，在财政上也不会增加过大的压力。当务之急是总结经验，广泛推行。

第二，社会初次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我们应当注意，造成目前社会分配严重失调、贫富差距过大、需要救助的对象较多的原因，既有再分配方面政府职能不足的一面，更有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初次分配的不公平的一面。

比如说，由于公民的劳动就业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失去了通过就业实现自我保障的机会；比如说，在就业竞争中，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的尊重和保障，通过就业获得的实际收入比应得收入要低，从而导致自我保障的能力较弱；比如说，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基本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从而不能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在竞争起点上的公平，由此造成了不平等竞争，使得一些社会成员无法公平地通过市场机制获得自己的利益；再比如说，由于公权介入市场，权钱交易现象严重以及垄断利益的作用，导致市场竞争的失序和不公正，也妨碍了很多人通过市场竞争获取利益。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作为实现初次分配之重要机制的市场，目前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有向“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迹象。这样一种状况加大了社会救助制度所承受的压力。

前几年，在推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时候，民政部门由于所谓“应保未保”问题受到社会上的一些批评。比如说，一些地方计算所谓“虚拟收入”的做法就被认为是错误的做法，妨碍了居民接受救助的权利。的确，当居民实际生活陷于困境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作为主管救助工作的民政部门都应该先将他们纳入救助制度覆盖的范围。但是，救助之后还是应该深入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大量社会成员陷入困境，落到所谓“最后的安全网”上来？在这些人陷入困境的过程中，肯定是有些制度安排不足或者制度安排失效的。一些地方计算“虚拟收入”实际上也是有其道理的：这些收入本来是人们应该得到的，比如说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金、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等等。如果这些收入都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社会救助制度就将不堪重负。

为此，我们在完善社会救助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完善初次分配的市场机制，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和公正，以便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功能，使市场经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使在市场竞争中跌入社会救助范围的人最少化。今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当把维护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应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第三，社会救助的积极取向问题

我始终认为，社会救助不能使救助对象边缘化、耻辱化，不能实际上维持或“制造”一个最低收入阶层，而是要使受助者享有必要的尊严，能够借助外力摆脱贫困。为此，需要转变传统的救助理念，变消极救助为积极救助。

我所说的积极救助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那些必须依靠救助才能生存的人，应当惜尽政府之责，传递仁爱之心，关心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而不是沦为被动接受施舍的对象；二是对那些尚有脱贫潜力的人，一定要注重其能力建设，努力增进其自我摆脱贫困的能力，最终实现助人自助。

具体到实际工作，积极取向的社会救助主要体现为以下五点：一要改变救助工作者对于受助者的对象化态度，加强施助者与受助者的互动，促进受助者的社会参与；二是要适当丰富救助项目，不能把救助工作理解为简单地提供现金或物质支持，要拓展有助于受助者社会参与和社会竞争能力提高的服务项目；三是要允许受助者在一定的范围内积累资产，不能简单地把赤贫作为接受救助的前提，不能使受助者面临100％的收入税而失去增加收入动机；四是提高社会救助工作人员素质，提升社会救助的专业化水平；五是鼓励专业社会工作者和非政府组织介入社会救助事务。

第四，政府救助与社会互助的平衡问题

社会救助实质上是指：当社会成员由于各种原因陷入社会生活困境或无法伸张其权益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向其提供现金、物资或其他方面的援助与支持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旨在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社会救助内在地包含了政府救助和民间互助两个部分。

然而，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社会救助几乎就是不能实现的。这与西方一些国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说明我们国家“社会”的发育还不是很健全，公民的互助意愿还有待增强，互助机制还有待完善，互助水平还有待提高。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的力度是一个重要方向。可以说，一个社会中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程度不仅标志着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且明显影响着社会救助的实际效果。因为，政府救助除了在提供资金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外，其他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没有发达的社会互助作为依托，单纯的政府救助很难满足救助对象的实际需要，很难实现助人自助。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救助与社会互助的适度平衡。

第五，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问题

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应该是一个有机整合的体系。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现行社会救助制度是在不同时期，由不同部门，为了因应不同的社会需求，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因此，各项制度之间缺乏有机整合，事实上还构不成体系。这种状况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明显妨碍着社会救助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切实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不相称。在一定意义上讲，能否在新的形势下促进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加速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一项考验。

我们认为，近期一个很迫切的任务是推动社会救助立法，这是促进社会救助整合的重要基础。从国外经验看，社会救助立法在社会保障的各项立法中是予以优先考虑的。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所依据的还是各种“条例”、“决定”、“通知”和“办法”等，没有一部明确、统一的法律。我们建议尽快出台《社会救助法》，对社会救助意义和地位，社会救助的理念和原则以及社会救助的主体、对象、类别、标准、程序、机构、人员、管理和资金来源等等进行明确规范。

此外，我们认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应以面向全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着眼于不断完善这项制度。在此基础上，努力在救助内容上做到普遍性救助与专项救助相结合、现金救助与服务提供相结合；在救助方式上做到常规救助与临时救助相结合；在救助管理上做到部门主导与部门联动相结合；在救助主体上做到政府负责与社会互助相结合。

第六，社会救助与社会建设问题

完善的社会救助不仅意味着社会救助制度设计的全面、合理、协调与整合，而且意味着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和运行有着适宜的社会环境。这样就涉及到社会建设问题。当然，社会救助也可以说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因为它体现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心与支持，有助于促进社会团结，防止社会分裂。

但是，社会建设的内容更为广泛，其中很多方面直接影响着社会救助体系能否良性运行。比如说，社会利益的协调、社会事业的发展、民间组织的培育、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公众参与的促进、法制建设的加强，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做得好，社会救助就有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救助对象的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救助对象也更有可能参与社会、融入社会。如果这些方面做得不好，社会救助制度也就不能发挥最佳作用，甚至出现种种问题。在此意义上讲，构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就不仅是一项局部的、部门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全局性的、整体性的社会建设工作。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在完善社会救助中推动社会建设，同时又在推动社会建设中完善社会救助。

总结起来讲，以上对社会救助实践与研究的反思，事实上涉及到社会救助需要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公平原则、最少原则、积极原则、平衡原则、整合原则和配套原则。笔者认为，今后在研究和实践中，应更加关注这些原则的确立和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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