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案看事实婚姻离婚与解除同居关系的区别

第一篇：从本案看事实婚姻离婚与解除同居关系的区别

从本案看事实婚姻离婚与解除同居关系的区别 来源：大律师网

[案情] 乙女（1968年生）与甲男（1954年生）经人介绍知道于1986年按乡村风俗举行了婚礼，乙女嫁到甲男家开始同居日子。后乙女将自个的户口迁往甲男户口所在地，两边于1991年生孩子一个儿子，于1995年生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后代均已落户，且在户口簿上挂号甲乙为，但两边一向未办理挂号手续。甲男有祖遗土木构造房子四间，1997年甲乙两边一同出资出力将其中两间撤除翻建为两间砖混构造房子，产权仍挂号在甲男名下。同居两边没有产业归属约好。2006年，乙女以两边豪情不好为由向人民法院切割同居时期产业并解决疑问，恳求判定将同居时期建盖的砖混构造房子两间归其一切，两个后代跟从乙女日子，费由其自个承当，申述案由清晰为：同居时期及后代抚育权胶葛，被告甲男辩论应诉亦以为与乙女系，并附和。经法院寻求后代定见，两个后代均表示情愿随妈妈一同日子。[疑问]

1、本案应按同居联系仍是按进行审理？法院可否依职权自动确定为现实婚姻？同居联系与现实婚姻的在诉讼权力上有何不相同？

2、确定为同居联系或现实婚姻联系对确定同居一同产业或现实婚姻有何影响？本案所涉房子是不是归于同居时期一同产业或夫妻一同产业？假如两边出资出力建盖的砖混构造房子并非将甲男的祖遗房子翻建，而是在甲男祖遗的空地基（具有团体）上建盖，该房子的归属又当怎么确定？

3、疑问怎么处理？ [争议] 对于第一个疑问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以为，本案男女两边在1994年2月1日前年纪均已超越成婚年纪，没有制止成婚的情形，契合成婚本质要件，依据《》解说一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则，应当确定为现实婚姻，按现实婚姻进行审理；

另一种观点以为，现实婚姻作为同居联系的一种特例，《婚姻法》解说一第五条的规则应理解为将同居联系确定为现实婚姻进行审理应契合主观、客观两个要件。（1）客观要件：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挂号管理条例》发布施行曾经，以夫妻名义一同日子的男女两边已经契合成婚本质要件；（2）主观要件：原告申述时恳求，或者原告申述时恳求免除同居联系而被告以为是现实婚姻恳求按进行审理，亦即最少须有一方建议按离婚胶葛进行审理。契合这两个要件，法院才干将同居联系确定为现实婚姻进行审理。本案中尽管原、被告之间的同居契合确定为现实婚姻的客观要件，但由于原告按同居联系申述，申述案由清晰为：同居时期产业切割及后代抚育权胶葛，被告也以为是同居联系，并按免除同居联系辩论应诉，明显两边均只把这一段日子阅历作为同居，主观上不肯作为现实婚姻对待，因而，法院不该自动将该同居联系确定为现实婚姻，而应直接按同居联系进行审理，并对后代抚育和进行切割处理，由于人民法院提倡和保护的是合法婚姻，对两边均不肯将同居联系上升为现实婚姻进行审理的，应当直接按其两边意愿免除同居联系，并处理后代抚育和同居产业切割疑问。

这篇文章作者附和第二种观点。

同居联系与现实婚姻在诉讼权力上具有很大的差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疑问的解说

（二）》第一条的规则： 当事人申述恳求免除同居联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因同居时期产业切割或者后代抚育胶葛提申述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以及《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成婚挂号而以夫妻名义同居日子案子的若干定见》的精力，当事人自愿免除同居联系并就同居时期产业切割及后代抚育胶葛提申述讼的，人民法院应当然附和免除并就同居时期产业切割及后代抚育胶葛进行审理。依照《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成婚挂号而以夫妻名义同居日子案子的若干定见》第七条的规则，对于不契合现实婚姻客观要件的同居联系，应一律判定予以免除，明显应当不答应原告撤诉；但对于契合现实婚姻客观要件的同居联系，在审理时期是不是答应原告撤诉及宽和，法令没有作出清晰规则，申述是原告的权力，原告请求撤诉及达到宽和也应当是被答应的。而现实婚姻则与挂号婚姻根本具有相同的权力和责任。

对于第二个疑问，确定为同居联系或现实婚姻联系对确定产业有较大的影响。现实婚姻与经挂号的相同实行无约好条件下的法定夫妻一同产业一切制，如无约好，凡在婚姻联系存续时期获得的产业，只需不能证实是，均应确定为夫妻一同产业；同居联系其本质归于合伙，如无约好，虽在同居时期获得但挂号在一方名下的产业，只需不能证实是一同一切的，均应确定为个人产业。因而，本案中对于依然保留的两间土木构造房子，因属被告甲男的祖遗房产，是甲男的婚前个人产业，因而如今免除同居联系或离婚时仍属甲男的个人产业，这并无疑意。但对于通过翻建后的两间砖混构造房子，则有不相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为，该翻建房子是甲男与乙女在同居时期一同出资出力建盖，应归于两边同居时期一同产业；另一种观点以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子处理产业切割疑问的若干具体定见》（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日）第12条规则： 婚后8年内两边对婚前一方一切的房子进行过补葺、装修、原拆原建，离婚时未改变产权的，房子仍归产权人一切，增值有些中归于另一方应得的比例，由房子一切权人折价抵偿另一方；进行过扩建的，扩建有些的房子应按夫妻一同产业处理。新修订的《婚姻法》批改了满8年婚前个人产业转化为夫妻一同产业的规则，婚前个人产业不能随时刻而天然转化为夫妻一同产业，依据该条规则的精力，该两间翻建的砖混构造房子的产权应仍归被告甲男，比土木构造房子增值有些的价值为两人，归于乙女的比例由甲男给予抵偿。这篇文章作者附和第二种观点。假如两间砖混构造房子不是将老房子进行翻建，而是在甲男的祖遗空地基上建盖，则该翻建房子应归于两边同居时期一同产业。

对于第三个即后代抚育疑问，后代不管跟谁一同日子，抚育费均应由爸爸妈妈一同承当，这一点毫无争议。但对于应判定后代跟谁一同日子存在必定的争议，一种定见以为，本案男孩已达15岁，女孩已达11岁，均已归于约束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子处理后代抚育疑问的若干具体定见》（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日）第5条规则： 爸爸妈妈两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后代随父或随母日子发生争执的，应思考该后代的定见。，由于两个后代均表示情愿随妈妈一同日子，不肯与爸爸一同日子，因而，本案两个后代均应判归随妈妈乙女一同日子；另一种观点以为，鉴于本案男方年纪已较大（已达52岁），应思考爸爸的身份利益及将来的养老疑问，后代的定见只能作为参阅，不能彻底按后代的定见判定，应将男孩判归随爸爸一同日子，以便培养父子之间的豪情，推进如今抚育后代与将来爸爸妈妈的自愿性。[法院裁判]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也许法官思考到原告作为乡村妇女请人代书诉状，不很清楚按同居时期产业切割及后代抚育胶葛申述与按离婚申述之间的差异，因而法官行使释明权向原告阐明其两边的同居联系已契合现实婚姻条件，寻求是不是改变诉讼恳求为离婚，原告附和改变诉讼恳求为离婚，故而按现实婚姻进行审理，较公平地保护了女方的合法权益。审理中因原、被告两边自愿和洽，原告乙女请求撤诉，法院经审查后准许原告撤诉结案。

第二篇：如何认定和区别事实婚姻和非法同居关系

如何认定和区别事实婚姻和非法同居关系

案情简介

1998年1月17日，被告人宋某与胡某结婚，并生养二子。2000年2月16日，被告人龚某与王某登记结婚，并生养一女。两位被告人宋某和龚某是同村邻居，平时关系较好。2000年3月，宋某办了个电套厂，聘用龚某为采购员。后来，两个人关系暧昧，并发展到非法同居，导致两个家庭矛盾冲突。

2000年10月中旬，宋某为了摆脱现状准备回家，并将此念头告诉了龚某，龚某得知后欲自杀，宋某不忍心，经两个人密谋后，宋某带着龚某远到他乡朋友家，并谎称自己已与原妻离婚，龚某是新娶之妻。从此以后，两被告便公开以夫妻名义借住在宋某朋友家，共同生活两年零四个月，且生养一子。

2003年2月，宋某原妻胡某得知宋某和龚某下落，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宋某和龚某非法同居关系，并对两被告人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法院判决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宋某、龚某各自有配偶，却目无国法，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两年之多，并生养一子，破坏了双方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其行为已构成重婚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龚某有期徒刑1年；两被告人宋某和龚某的非法婚姻关系予以解除。

法律问题

1、如何认定和区别非法同居和事实婚姻关系及其引起的法律后果？

2、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和掌握当事人是否违背了一夫一妻的原则？法律评析

一、我国《婚姻法》现不承认事实婚姻，只要没有达到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就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不再认定为事实婚姻。即在本案中，两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属于非法同居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一般按下列原则办理：

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以前，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起诉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

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这里，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是在1994年2月1日颁布实施的。

2003年10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施行。但此条例删去了“监督管理”这部分内容。即删除了“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的部分规定。是否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又恢复了“事实婚姻”呢?答案是否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

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婚姻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可见，我国婚姻法律制度还是不承认事实婚姻的。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及其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是不承认事实婚姻的。只要没有达到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就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不再认定为事实婚姻。

综上所述，在本案中，被告人宋某和龚某是在2001年10月以后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而且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时，双方虽然都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但是他们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事实是发生在民政部1994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以后，所以，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告人宋某和龚某之间的同居关系不构成事实婚姻，而是构成非法同居关系。非法同居关系一旦发现，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必须一律予以解除，对当事人提出批评教育，并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对同居的当事人进行相应的制裁。

二、本案中，宋某和龚某之间的非法婚姻关系违反了一夫一妻的原则。

在本案中，宋某和龚某之间的非法同居关系之所以是非法的，是因为他们两个各自都有配偶，违反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原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关系是男女两性基于爱情的结合，爱情具有专一性和排他性，必然要求一夫一妻的结合。我国婚姻法，把一夫一妻作为婚姻家庭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一夫一妻制的贯彻受到了切实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妇女的解放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更是为一夫一妻制的真正实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

按照我国《婚姻法》所确定的一夫一妻原则，任何人都不得同时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配偶，有配偶者在婚姻终止之前不得再行结婚；不符合一夫一妻原则的不予办理结婚登记；重婚不具有婚姻效力。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一夫一妻原则在我国人民的婚姻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这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但是也要看到，这方面的一些违法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有的过去已被消灭的丑恶现象，在一些角落里又重新出现。如现今“包二奶”的风气越来越严重，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已经严重的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这种丑恶的行为应当杜绝和打击。

在本案中，被告人宋某和龚某，各自都有配偶，二人又形成非法的夫妻关系，违反了我国《婚姻法》中所确立的一夫一妻制原则，因而其婚姻关系是无效的，人民法院判令予以解除他们之间的非法关系是正确的。

同时在本案中，宋某和龚某，都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且自己也有配偶，二人还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构成了重婚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重婚行为问题的批复》规定表明，重婚是有配偶的人再与第三者建立夫妻关系。有配偶的人和第三者如已举行结婚仪式，这固然足以构成重婚；即使没有举行结婚仪式，而两人确以夫妻关系同居的，也足以构成重婚，例如两人相互间是以夫妻身份相对待，对外也以夫妻自居的，即应认为是重婚。这说明，已有配偶的人再与他人，或者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有夫妻关系的，同样构成重婚罪。因此，在本案中，宋某、龚某各自都有合法婚姻，却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一起，且生养一子，虽未登记结婚，但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人民法院依法对于两被告的判刑处罚是正确的。

第三篇：从本案看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与事实婚姻的冲突与解决

从本案看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与事实婚姻的冲突与解决

伍兴发 李圣阳

案情：

1985年农历4月，原告王某、被告吴某经人介绍相识谈婚。1986年3月7日，原告王某用王某某的户口证明，以王某某之名与被告吴某登记结婚。同月9日，原、被告按当地风俗举行了成亲仪式，开始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原、被告先后于1998年3月25日和1990年9月10日，生育男孩吴甲、吴乙。因家庭经济拮据，原、被告经常发生争吵。加之原告常年外出务工，对家庭和小孩缺乏照顾，被告多次殴打原告，更加深了原、被告间的隔阂，以致难以维系正常的家庭生活。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同居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尽管客观上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由于未依法取得婚姻登记机关的确认，双方形成的关系是事实同居关系。被告已由婚姻登记机关以签发结婚证的形式确认其与王某某建立有婚姻关系，该结婚登记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和宣告无效，应具有公信公示的法律效力。原、被告虽然同居时间在1994年2月1日之前，但根据法律规定，双方也不能形成事实婚姻关系，因为事实婚姻的构成要件中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是没有配偶者，而本案中，原、被告同居时，被告已领取有其与他人的结婚证，是有配偶者。综上，原、被告的同居关系，依法应予解除。小孩吴乙随被告共同生活更为适宜。故判决解除原告王某与被告吴某的同居关系;非婚生男孩吴乙随被告吴某生活。

评析：

骗取登记的婚姻，除法律明确规定的几类为无效外，其效力如何，以及在审判实践中如何处理与事实婚姻并存的问题，困扰司法界数年。在婚姻法修改之前，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曾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可谓简单易行。但是，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删除了以上条文，对欺诈类婚姻没有作出规定，登记机关也没有了宣告婚姻无效的权力，使得这类问题异常复杂了。据新华网转载的9月6日楚天都市报文章《湖北女子身份被人冒用结婚民政局称无法撤销》称，湖北未婚女青年高源(化名)由于自己的身份信息被一亲戚冒用登记结婚而未能与未婚夫领到结婚证。4年来，她来回奔走在当地派出所、民政局、法院和政府部门，想撤销亲戚骗领的结婚证，获得与未婚夫结婚的权利，但当阳市民政局以于法无据为由不予撤销原结婚证。以此可知，上述问题已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法律界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一、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的效力

本案原告王某以欺骗手段获得登记的婚姻，无论是从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是违法的，应属无效婚姻。首先，它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和结婚的法定条件，是违法民事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婚姻法》第五条规定“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原告王某为达到办理结婚手续的目的，以王某某的户籍资料办理结婚登记，王某某完全不知结婚之事，更谈不上有结婚的意愿。因此，从实质要件看，缺少意思表示这一最基本的要件，不可能构成民事法律行为。从形式要件看，《婚姻法》第八条规定“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而本案登记在结婚证上的王某某与吴某并没

有共同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结婚登记。国外不少国家对这一形式要件规定尤为苛刻，只要双方当事人没有同时到场，婚姻无效。这样，它既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又不符合结婚的形式要件，当然属于不法婚姻。上述条文均使用的是“必须”“应当”，属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遵守即不发生法律效力。另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与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该种民事行为从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而不是自法院宣告之日起无效。中国人大法学院龙翼飞教授认为虽然婚姻法第十条仅规定了无效婚姻的四种情形，但其无法包含所有无效婚姻的情形，故不应做狭隘理解。法官在审理欺诈类婚姻确认之诉时，应充分运用民法和婚姻法原理，准确分析案件的性质。浙江江山等一些地方法院已受理了假冒他人身份证领取结婚证的案件，并最终判决这类欺诈婚姻无效。

二、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与事实婚姻并存时应如何处理

目前，主要有三种做法。一种是在处理事实婚姻案件中，直接认定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无效，对事实婚姻视同有效婚姻。一种是中止对事实婚姻的审理，由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待撤销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后恢复审理。还有一种是对骗取登记的婚姻采取承认其法律效力的态度，而对事实婚姻则采取否认态度，认为骗取登记的婚姻未经撤销或宣告无效，法院不能审查其效力。本案即采取这种做法。第一种做法优点与缺点同样明显。其好处在于能够减少当事人的讼累，也没有后顾之忧。不利之处在于对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未经审理即认定无效，无充分法律依据。第二种做法比较稳妥，既尊重了行政行为，又遵循了现行法律规定，其突出的缺点是有可能使案件无限期搁置起来，如前文提到的那位可怜的女士，为了结婚奔波四年，这代价也太大了。最后一种做法也能够减少当事人的讼累，而且，显得机灵多了。但是，尚有后顾之忧。一方面婚生子女变为非婚生子女。此外，假如，骗取结婚登记的另一方事后提起宣告婚姻无效之诉，势必使本案变成错案。又或者当事人一方因意外死亡，另一方受利益驱动，也可能提起

宣告婚姻无效之诉，然后申请再审。这就使得判决处于不确定状态，也使原本尊重法律、尊重行政机关的权威的初衷难以真正实现。

笔者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借鉴第一种和第二种做法的有益经验，并引入诉讼第三人制度，可以更好地实现司法为民的功能。其理由如下：

一、结婚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是一种能产生身份上的权利义务的特殊民事行为，仍应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结婚登记也不是行政许可，而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相对于婚姻登记来说，结婚民事行为是基础，如果该民事行为是无效的，登记行为自然无效。与此极为相似的是，抵押合同与抵押权之间的关系。抵押权的取得以抵押合同的登记为必要，未经登记，则不享有抵押权。但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查明抵押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而认定无效，抵押权自然丧失，债权人不得以抵押登记未经撤销而主张仍享有抵押权。如果认为行政行为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非得先由法院认定抵押合同无效，再由债务人提起撤销抵押登记的行政诉讼，必定是劳民伤财，而且，行政诉讼的结果未必就是抵押登记被撤销。因为抵押登记审查抵押合同是进行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所以，从行政诉讼的角度看，行政行为不一定具有撤销的理由。此外，行政行为撤销还受时效限制，一旦时效超过，债务人就不可能胜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42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起诉期限视具体情形为三个月或两年或五年，只有涉及不动产时，才为二十年，过期不予受理。因此，那种认为“从1981年起登记(结婚)的，结婚许可是行政机关专有权力，法院不能在结婚登记未撤销时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①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十分有害。结婚登记不是一种行政许可，而是一种行政确权行为，确认结婚双方存在夫妻权利义务关系。所谓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准予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之规定，行政许可一般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到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结婚行为似乎没有涵盖在内。男女结合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发展的基础，因此，结婚可以说是天赋人权，无须得到许可。世界上许多国家，婚姻实现了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二是在审理事实婚姻案件中，毕竟还存在对骗取结婚登记婚姻的效力的认定问题，该认定直接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司法的权威角度出发，法院应通知第三人参与诉讼。如果第三人也对骗取结婚登记的事实没有异议的话，法院可以直接认定该婚姻无效。有异议的，法官应及时进行释明，建议由当事人另行提起确认婚姻无效之诉，中止本案的审理。登记婚姻及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均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第四篇：事实婚姻与“重婚”关系之探讨

事实婚姻与“重婚”关系之探讨

———兼议民刑“重婚”之关系

吴爱辉

一、问题的提出

重婚罪罪名直接来源于我国刑法第258条的规定“:重婚罪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按刑法传统理论,重婚罪的犯罪构成四要件中,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均易把握,理论和实践中不易出现歧义,而客观方面却是理论和实践出现纷争最多之处。按我国刑法的规定,重婚罪其客观方面包括两种情形,一为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的情形;二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即相婚者与有配偶者形成共犯的情形。最初的立法(1979年刑法)其初衷是把这两种情形规定为重婚行为并加以刑事处罚,1997刑法也沿袭这一做法,但实践中重婚情形的复杂远远超出立法条中文义解释所涵盖的范围,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事实重婚。按照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事实重婚是指有配偶者与他②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情形。那么,刑法第258条所指的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包括了两种情形:一是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登记结婚,通常我们称之为法律上的重婚;二是虽未经登记,但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称为事实上的重婚。但无论是法律上的重婚还是事实上的重婚均属于前后两次或两次以上婚姻关系的重叠,(为表示方便,笔者仅讨论两次婚姻关系重叠的情形)由于婚姻关系既可以由男女双方经过婚姻登记而形成(称之为法律婚姻),也可以以男女双方以夫妻名义共③同生活而形成(称之为事实婚姻),将二者排列组合应有以下四种情形:其一为前后婚姻均为法律婚姻;其二为前一婚姻为法律婚姻,后一婚姻为事实婚姻;其三为前一婚姻为事实婚姻,后一婚姻为法律婚姻;其四为前后婚姻均为事实婚姻。根据刑事立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重婚罪仅包括前两种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即前一婚姻为法律婚,后一婚姻也为法律婚的情形,刑法界几乎达成共识认为该行为构成重婚罪毫无疑问,对于第二情形,前一婚姻为法律婚,后一婚姻为事实婚而构成重婚罪,实际上是通过司法解释将刑法第258条条文中的“结婚”一词作了扩大解释,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属于除登记结婚外另一种形成婚姻关系的方式。对于后两种情形能否构成重婚罪在刑法界则争议很大,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1、事实婚姻为无效婚姻,其形成的婚姻关系自始不受法[1]律保护,因此不能成为重婚罪的客体。

2、根据我国事实婚姻的有关司法解释,我国已经不再承认事实婚姻,因此前后两个事实婚姻,均不受法律保[2]护,当然也不构成重婚罪。由于刑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对“配偶”、“结婚”作任何说明,而且相关的司法解释前后矛盾,民事规范和刑事规范、行政规范也不一致并缺乏必要的逻辑连接,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均造成很大混乱,但上述争议的根源在于对事实婚姻的不同认识。

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事实重婚的准确把握必须要借助于婚姻法中关于事实婚姻的基本理论知识,只有在对事实婚姻制度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认定重婚罪。本文将从事实婚姻的概念与事实重婚的认定之间的关系;民法中的重婚与刑法中的重婚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阐述,以厘清理论和实践中对因事实上的重婚所引起的罪与非罪的认定所产生的困惑。

二、事实婚姻概念与事实重婚的认定

事实婚姻的概念在不同的教科书中有大致相同的表述: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3]结合。或表述为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而于1994年1月31日以前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亦认为是夫妻关系,被有条件[4](P.131)地确认为事实婚姻。上述概念都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中对事实婚姻定义的注释。该意见指出“: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按照此概念,事实婚姻的成立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主体须是无配偶者;

2、主观上具有目的性,即有共同生活的目的;

3、客观上具有公开性,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同;

4、须欠缺形式要件,既没有办理登记。至于事实婚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我国的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司法解释中却承认了其效力,并经历了一个从[5]承认-相对承认-不承认-相对承认的过程。但历届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解决同居男女双方的离婚纠纷,规制符合法定条件的同居的男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若符合法定的条件被认定构成事实婚姻,则男女双方就具有了婚姻的效力,和经过登记的婚姻的效力无异。司法解释以及理论上对事实婚姻的认定,都是从同居的男女是否具有婚姻的效力的角度而言的。它们强调要构成事实婚姻须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仅欠缺形式要件而已。笔者称此角度界定的概念为狭义意义上的事实婚姻。实践中恰恰是这种狭义意义上的概念是造成认定事实重婚困难的主要障碍。

如前所述,所谓事实重婚是指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情形,它是与法律重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如果按狭义意义上的事实婚姻的概念以及构成要件而论,有配偶者显然不能构成事实婚姻,既然不能构成事实婚姻,意味着没有第二个婚姻关系的存在,没有第二个婚姻关系,当然就谈不上有婚姻关系的重叠,既然没有重叠的婚姻关系,哪有重婚可言呢?但在刑法中涉及重婚罪的认定时,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做出与事实婚姻的认定相矛盾的司法解释,指出“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处罚”。显然狭义意义上的事实婚姻的概念与事实重婚的认定发生了冲突。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25日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的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

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根据上述规定,可以说,我国自从1994年2月1日以后不再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但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的规定来看它,它调整的是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男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情形,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意味着同居的男女一定是没有配偶者,显然该司法解释仍然站在狭义意义上的事实重婚的概念的基础上规范同居者的法律后果。基于此认识,自然就可得出前一婚姻为事实婚姻,后一婚姻为事实婚姻或法律婚姻不可能构成重婚的结论,因为事实婚姻既然不被我国所承认,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双方没有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二人之间也没有产生法律所认可的婚姻关系,既然没有产生婚姻关系,无论后一婚姻形态如何,当然不会出现重婚了。这暗示着自1994年以后,一人可以同时与数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不构成重婚了,从刑法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显然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不为我国的一夫一妻制度所容忍。

如何解决上述矛盾,笔者认为认定事实重婚应采广义意义上的事实婚姻概念。广义意义上的事实婚姻是指指非法律上的婚姻,乃本于现实所自生的结合关系,无须要求具备婚姻的实质要件即不问其实质要件是否具备,只要未进行结婚登[6]记就已构成事实婚姻。按照此概念事实婚姻,既包括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仅欠缺形式要件的事实婚姻，还包括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均不符合的事实婚姻。根据此概念事实婚姻的主体既可以是无配偶也可以是有配偶者。如果我们采用广义意义上的事实婚姻概念,那么有配偶者与他人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也构成事实婚姻,显然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理所当然构成重婚罪。就不会出现“一个有配偶的人,未经结婚登记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他在民事上无婚可离,在刑事上则有婚可重,实在令[7]人匪夷所思的困惑了。因此笔者认为在认定事实婚姻能否构成重婚时采用广义的事实婚姻概念更为科学和合理。事实婚姻的广狭二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从事实婚姻的成立要件立论,只要男女双方有婚姻合意,有共同生活的事实,而且在社会上具有公示性并为人们所认同就成立了事实婚姻。而后者是从事实婚姻的有效要件立论,除了男女双方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外还要具备结婚的形式要件。前者为事实判断,后者为价值判断.其次,从刑法的角度讨论重婚行为时,除了从狭义意义上的事实婚姻的角度来认定重婚行为外,还需要从广义意义上即站在事实层面考察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能抛开客观事实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仅从婚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角度加以分析。

三《民法》与《刑法》对重婚的不同理解

如前所述,刑法中的重婚来源于刑法典25条的规定,是一罪名的叙述,在认定是否构成重婚罪中考虑了主客观因素,而我们将之与民法中的重婚相比较时,须抛开主观因素,仅从客观方面入手即行为着手,因此刑法中的重婚是指重婚行为把握刑法中的重婚涉及到如何理解“配偶”“结婚“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民法中的重婚按通说是指两个及其以上婚姻关系的重叠。传统观点认为须已经有了一个合法的婚姻关系,又有了一个婚姻关系。民法中的重婚涉及到如何理解“婚姻关系”。将“配偶”“结婚”“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婚姻关系”放在同一语境下分析,不难发现刑法中的重婚与民法中的重婚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有配偶者又结婚的必然又形成了婚姻关系,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必然形成一个婚姻关系。对它们的理解都可以放在事实层面或价值判③断层面来理解。笔者以民法中重婚中的“婚姻关系”为例加以说明:若站在事实层面的角度,婚姻的实质是指一男一女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两性结合,一男一女共同生活是婚姻最本质的内核而站在价值判断层面来讨论,婚姻的本质是其合法性,是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一男一女互[4](P.25)为配偶的结合”。与此相对应,仅从事实层面的角度而言,婚姻关系既可以通过法律婚也可通过事实婚(包括未赋予法律效力的事实婚姻)而形成。而从婚姻的合法性-婚姻的效力的角度来分析,婚姻关系只能通过法律婚或被赋予了法律效力的事实婚而形成。按照前者的立论,重婚可以由法律婚和事实婚相互排列组合而形成,如前所述,有四种情形。而根据后者立论,重婚只能由法律婚或具有婚姻效力的事实姻而形成。

按照传统观点,民法中的重婚是指已有了一个合法的婚姻关系,又有了一个婚姻关系,前一个婚姻关系是从婚姻的效力立论,后一个婚姻关系则是从事实层面立论,不考虑后一婚姻关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即不管后一婚姻是法律婚还是事实婚均可以构成重婚,都是婚姻关系的重叠。如果前一婚姻关系没有法律效力,无论后一婚姻关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都不能构成重婚。有学者认为:前婚为法律婚,后一婚姻为事实婚姻构成重婚,而前一婚姻为事实婚姻,后一婚姻为法律婚姻不构成重婚,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违背了法律逻辑,但笔者认为,设立重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一夫一妻制度,维护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关系,因此,在考察两个及其以上的婚姻关系时,前一婚姻关系则必须要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即使为事实婚姻,如果被赋予了法律效力,同样不容侵犯。如果不从婚姻关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立论的话,仅仅从事实层面来判断是否形成婚姻关系,那么前一婚姻为事实婚姻,后一婚姻无论为法律婚姻还是事实婚姻均可构成重婚,显然违背了法律的旨趣,也导致人们观念,行为准则的混乱.一个按法律指引的脚印行走的人(指后一婚姻为法律婚姻,前一婚姻为事实婚姻的情形)却被认为构成重婚,显然不可思议。与之相反,后一婚姻关系则不能从婚姻关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立论,只能从事实层面加以考虑,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首先,相对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前一婚姻关系而言,后一婚姻关系无论是法律婚姻还是事实婚姻均没有法律效力,因此没有必要强调后一婚姻关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无论何种形式的婚姻关系，只要在实质上违反我国的一夫一妻制度危害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前一婚姻关系就应遭到法律的,否定。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前一婚姻，为法律婚姻、后一婚姻为事实婚姻或法律婚姻可构成重婚;前一婚姻为事实婚姻,后一婚姻为法律婚姻,则承认后一婚姻的效力,自不构成重婚。

如果从刑法的角度来理解重婚,笔者认为仍应遵循上述民法认定重婚的规则,因为无论是民法还

是刑法,认定重婚的目的一致,都是要保护我国的一夫一妻制度。二者最直接的目的都是维护具有法律效力的前一个婚姻关系,否定后一婚姻关系。值得着重说明的是,前一婚姻为事实婚姻,后一婚姻为法律婚姻不构成重婚的理由有二:从民法的角度来看,后一法律婚姻具有合法性,与前一事实婚姻相比效力优先;从刑法的角度来看,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已经矫正,具有阻却违法事由,因此不能以重婚论。

但对于前后婚姻均为事实婚姻能否构成重婚,民法和刑法对此的认识出现了差异。按上述民法理论,由于前一事实婚姻没有法律效力,不具有合法性,自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后一婚姻无论是法律婚姻还是事实婚姻都不会构成重叠的婚姻关系。但从刑法的角度,笔者认为前后婚姻均为事实婚姻则可构成重婚。针对此情形不能运用上述民法的判断规则。虽然刑法中的重婚和民法中的重婚二者的根本目的相同,但二者的立法宗旨略有差异,而且各自所调整的对象、范围也不相同,刑法中的重婚其落脚点在于这类行为是否具有需要运用刑法加以调整的程度社会危害性,而民法中的重婚其落脚点在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重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而言,前后婚姻均为事实婚姻,本质上破坏了一夫一妻制,此类行为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所以笔者认为,此种情形可以构成刑法中的重婚,而站在民法的角度来讨论,即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由于前后事实婚姻没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没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合法权益需要保护,因此不能构成民法上的重婚。

四、结语

综上所述,探讨刑法中的重婚行为时,通常要以民法中的重婚认定规则为基础。民法中的重婚与刑法中的重婚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二者相互对应,共同构筑了保护我国一夫一妻制度的法律屏障。但毕竟民法与刑法的有各自的调整对象和范围,二者分别为独立的部门法,彼此的侧重点有较大差异,刑法中讨论重婚是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为落脚点,而民法中讨论重婚则以维护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关系,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落脚点,因此在针对前后婚姻都为事实婚姻时,民法和刑法在认定是否构成重婚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针对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在理论和实践中争议较大的事实重婚其主要症结在于一是对事实婚姻概念采狭义意义上的,二是考虑是否构成重婚时,局限于前后的婚姻关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三是没有把民事领域中的重婚和刑事领域中的重婚的关系界定清楚。

1994年12月14日最高院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中,明确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发布)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重婚罪定罪处罚。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事实婚姻,如未做特别声明,是指从婚姻的自然属性或称之为事实层面的角度加以

界定,不涉及它们是否具有法律效力。②1994年12月14日最高院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中,明确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发布)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重婚罪定罪处罚。③本文所指的法律婚姻和事实婚姻是从婚姻的自然属性的角度加以界定,不涉及它们是否具有法律效力。④事实层面是指婚姻的自然属性,即男女双方的同居生活的事实状态。价值层面指婚姻的社会属性即男女双方的同居生活,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为社会所认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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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谈谈现阶段事实婚姻、解除非法同居案件审理之易难点

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中指出：“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案件，……在一定时期内，有条件地承认其事实婚姻关系，是符合实际的”。但《意见》第6条提出“审理事实婚姻关系的离婚案件，应当先进行调解。经调解和好或撤诉的，确认婚姻关系有效，发给调解书或裁定书，经调解不能和好的，应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对调解和好的事实婚姻，在审判实践中不存有矛盾。对调解不能和好的事实婚姻，却很难操作。现从二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根据《意见》第1条规定：“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前，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起诉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从年龄结构上来讲，现行起诉到法院的，如年龄已在35岁以上，不存在非法同居关系，都是事实婚姻关系，对这类案件，比较容易操作。这类事实婚姻关系案件，诉讼到法院来的年龄较大，其子女基本上都已成家立业，或与父母分开居住生活。法院处理的重点在解决双方的矛盾，完全可以参照《婚姻法》来处理。法院调解、判决很少涉及到子女抚养问题。正因如此，双方当事人对“离婚”容易形成共识，矛盾较少，法院易于作出裁决。这类事实婚姻关系形成，双方在一起生活在15年以上较长的时间，在群众中、亲友中都认为他们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即使双方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经村干部、亲友、邻居做工作后，又能重归于好一起生活，避免了家庭破裂。但这类案件，一旦诉讼到法院，依据《意见》第6条规定，调解不能和好的，则要调离或判离，没有回旋余地，就往往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如：我们在审理罗某诉郭某“离婚”一案中，双方年龄均在六十岁以上，矛盾的根源主要在于罗某经常晚上外出整夜不归，和别人通奸。周围群众都知道这件事，对罗某不顾家、违反道德的行为很有意见，但谁也不好讲。郭某知道后，苦劝罗某改邪归正。罗某不但不听，反而诉至法院，要求“离婚”。法院为此多次做罗某工作，进行宣传教育，但罗某执意要求“离婚”。法院在调查了解、征求村干部和子女意见时，都希望法院判决他们不准离婚。但由于罗某与郭某“结婚”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故只能按事实婚姻关系处理，受《意见》第6条限制，法院不得不判离。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明明是罗某的过错，法院还支持她“离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意见》序言中指出，“……在一定时间内，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是符合实际的”。1956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字第11633号）给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复涵第1条指出：“当一方提出离婚时，双方都已达婚龄，其婚姻关系应予承认，并作为离婚案件处理”。这两条规定，实际上是给法院在审理这类事实婚姻关系案件时，行为灵活掌握的原则。但《意见》第6条规定，事实婚姻，调解不能和好的，应调离或判离。笔者认为，这与序言的精神相矛盾，不应有这种绝对条款，这样不利于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处理。如前面案例，法院完全有理由不支持罗某的诉讼请求，判决不准离婚，才能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根据《意见》第1条规定：年龄在35岁以下起诉到法院，有二种情况：一是事实婚姻关系；二是解除非法同居关系。但不管是事实婚姻关系还是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在实体处理上相当困难，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财产分割问题。这主要是婚后与父母未分家，对房产问题很难协商解决。一种情况，婚前原先没有房屋，但在一起共同生活超过8年；二是在一起生活后与父母共同建造的房屋。依据有关法规，应作为共同财产处理。因此，不把房产问题首先解决好，案件就很难处理下去。是否先中止“离婚”诉讼，等析产后再恢复“离婚”案件审理？那么，由谁提出诉讼，先要求析产？

2、子女由谁抚育问题。前面所述，这类“离婚”案件年龄在35岁以下占多数，一旦“离婚”必将考虑重新组合家庭问题，小孩带在身边就形成负担，故法院在实体处理时，往往出现双方都不要子女。有的一方为了达到不“离婚”的目的，故意不要小孩，有的知道这类案件非判离不可，机时坚持不要子女。子女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则法院就不可能轻易下判，而导致案件审限拖长。

3、子女抚育费如何给付的问题。小孩确定由谁抚育，抚育费如何给付，也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这主要基于一旦“离婚”后，一方很可能外出打工，没有具体地址，居无定所，下落不明，抚育费就落不到实处，当事人很明白这点，法官心中也有数。所以一方往往要求另一方一次性给付抚育费，而另一方一是确实无能为力，二是也不同意一次性兑现。调解也好，判决也好，很难保证一方能按期履行，给付抚育费。即使当事人申请执行，也会由于出现种种原因，导致抚育费落实难，当事人对法院很有意见。现在有人提出对小孩抚育费，要有担保人，一方当事人无法查找或不履行时，由担保人代为履行。从法律角度讲，是否可行，有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