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第一篇：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院庆人文讲座 2014年11月15日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http://blog.sina.com.cn/yuanweishi

中国只能够一步步地改革，要经过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够完成转型的历史任务。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时共存的。

在我看来，谈转型问题，离不开历史，有四个基本问题。

转型完成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首要的问题，否则后边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展开。关于“现代社会”标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不是宪政、法治，思想文化上是否多元。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005年，我提出一个观点，现代文明的标准就是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当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针对残酷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生存空间”的叫嚣以及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剥夺公民自由，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统治形式，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二战”胜利前后，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和新经验。《世界人权宣言》是由各国政府代表、学者、社会领袖人物共同商议出来的，包括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和民间学者代表，并经联合国大会批准。它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经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自那以后，所有的联合国人权文件及其他文件都贯穿这个精神。

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各国先驱一直为之奋斗的。不虞匮乏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为什么重要？因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加上遍布各大洲的战争、纳粹的种族屠杀、苏联的特务统治和大肃反，让这两点的重要性格外突出。所以，这“四大自由”是新的经验总结，是文明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准。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这四大自由，那社会转型就算是完成了，否则就还处在转型的进程中。

转型的障碍在哪里

一个国家能不能接受“四大自由”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如果能接受，那么转型的阻力在哪里呢？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反帝反封建。

说到反封建，从学术层面考察，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按照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标准，秦以后中国实行的不是封建制度——分封制。我认为准确的说法是宗法专制制度。

二是过去认为进行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主要内容是分土地。可是，土改后很久了，人们发现“反封建”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文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得到邓小平首肯的。

中国的土地状况非常复杂。不乏大地主的个案，但据1930年代的调查材料，全国46%的农户是自耕农，华北更高达67%，其中河北是72%，山东75%。[i]中国的地主绝大部分是小地主，人均占有土地10亩左右。“广东地主人均占地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占地大约7.5亩上下。”[ii] 多年来有“关中无地主”的说法。秦晖和金雁翻阅了关中地区的土改材料和其他档案，证实了这个结论：“无论从史料看，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地籍资料看，‘关中无地主’——自然是相对而言——并不是土改前与民国时期才有的现象，它至少已经存在二三百年了。”[iii]关中土地改革实际解决的是一些乡绅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压榨农民。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反封建”或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分田分地。民主革命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建立民主制度，确立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人要从原来的臣民变成现代公民。可以说，人的解放——保障公民的自由才是“反封建”的关键。

现在传统文化大热，讲中国传统文化何其伟大辉煌。但是，传统文化不应该是那些一厢情愿的“愿景”，不是时贤对儒家经典的随意解读，而应该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特别是儒家思想凝结为制度的实况。我赞同陈寅恪教授一针见血的论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三纲六纪”。唐宋的法典，大明律，大清律例，都贯彻了“三纲六纪”，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行为准则——固化了的制度。在思想文化上，儒家的建树反而不如道家或者是佛家。有人说，传统制度是“儒表法里”。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和社会的权威的瞿同祖教授的研究早就否定了这样的解释。他指出，法家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韩非子等法家，讲的可不是“人人平等”)；而儒家讲等级、讲亲疏，中华法系和传统社会的特点恰恰是后者。我认为中国传统制度的特点是“宗法专制”。

中国传统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西方的封建制度有三点不一样：首先，西方是长子继承制，而我们是平分的；其次，中国历史上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第三，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没有西方人身依附的农奴制。所以，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要解决社会自由、平等、发展问题，暴力土改、斗地主是没有用的，主要途径在发展工商业。我们讲台湾土改搞得比较好，那里地主的人身尊严不受侵犯，不斗地主；其次，财产权得到了尊重，政府用公有企业的股票收买地主的超标准土地，既解决了土地不均问题，又把资金转移去发展工业。

第二，反对帝国主义。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有没有经济侵略呢？当然有。19世纪的中国就很明显。它们打败了清政府，于是就要赔款，敲诈勒索。甲午战争，日本要我们赔付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这是敲诈。19世纪中国一共赔了多少钱？七亿两。其次，对外贸易的中的鸦片问题。鸦片战争后，鸦片进口增加了一倍，从年35000箱增加到72000箱，占到总贸易额的40%左右。此外，中国对外借债的利息很高。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压榨我们，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政府的信用很低。但是，经济发展很慢不能怪列强，而是当时的政府扼杀了经济自由。中国人一点也不笨，也有经商的才能，但很多行业政府不允许民间经营，因为担心民间经济壮大威胁了它的统治。这是中国历代王朝主流和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明清一直压制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海上贸易。郑和七下西洋为了显示天朝国威，到处施舍；招揽“蛮夷”来朝贡，慷慨赏赐；财政无法负担，不得不终止。为了阻止继续“下西洋”，后来兵部尚书刘大夏把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全部焚毁了。严格限制出海，导致倭寇横行。其实倭寇大部分(应该是“部分”或“小部分”)是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清政府继承了明代的海禁，甚至连国内贸易也禁止，从海上去直隶（河北）和奉天（辽宁）贸易就不批准（参阅拙著：《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第72-73等页）。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得不优待洋人；官办洋务运动；但对民间商务仍然掐得紧紧的，结果弄出了大批假洋鬼子，花钱雇一个洋人为企业代表。最害人就是搞官办企业。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几乎同时进行。但是，日本人发现官办企业是无底洞，利润没有，还要财政补贴，1880年前后经过激烈辩论，顶住“国有资产流失”等指责，毅然把官办企业卖掉，工商业大发展，财政收入增加。大清帝国却一条死路走到底，改为“官督民办”，依然逃不脱官府的干涉和官僚的勒索，私人工商业发展迟缓，财政必然困难，成为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改弦易辙，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发展起来。其实康有为、梁启超不是维新的首倡者，维新在甲午战败后已成为潮流。1898年戊戌变法搞坏了，康有为胆大妄为、冒险胡来要负很大责任。帝国主义不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历史也证明，市场领域，不要动辄讲反对帝国主义，着眼点应该放在扫除自由竞争的障碍。比如，当时的上海实际是经济特区，是中国金融中心，也是全亚洲的金融中心，东京、孟买根本就无法比；中国金融资本慢慢发展到30年代已经超过外资。竞争中中国人会慢慢取得优势，就好像香港最初也是英资占优势，后来华资一点都不比他们差，包括汇丰银行在内已经不是纯粹的英资。

转型的关键是什么

真正要转型一定离不开三个关键。第一个是自由。

首先是经济自由。19世纪，中国转型困难的根源就是不给中国人经济自由。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手，但是他也有局限性：在一些行业搞垄断，民间不许办。例如，他在上海办纺织厂，就申请朝廷批准，不准其他人再办。张之洞看不过眼，说我也办一个，在他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在广东办，1889年调到武汉当湖广总督，就搬到汉口办。但他们都不允许民间资本办。

再看看现在，为什么中国自主品牌汽车那么落后？准洋人办了，但长期不准中国民营企业家办。为什么家电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因为开放和自由。自由、开放得晚的，就发展得慢。更麻烦一些是金融，到现在才真正开始准许民间办银行。其次是政治自由。创新的关键是思想要自由，不允许人们“胡说八道”一番，不支持讨论，小孩从小胆小怕事，就培养不出现代公民独立自主敢作敢为的精神。没有自由，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论断来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主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看看历史就知道，没有自由的地方就没有发展。

第二个关键是要稳定。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自由的是北洋时期，但是不稳定；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是民族主义极端势力。第三要融入世界。

路径问题：怎么转？

过去讲，转型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良。在我看来，中国转型只有一条路，就是在现有基础上改良，改革就是改良。革命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要求稳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多数人的意愿是努力改革和发展，改变落后面貌，别再搞什么革命。

改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可以从英国的历史得到一些启发。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后，18世纪有两大问题，国会选举一塌糊涂，议员席位可以买卖；二是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整个18世纪英国国内斗争很重要的就是反对政府压制人民。所以，自由没有那么容易得到。一直到19世纪，英国的言论自由才确立下来，而女性到1918年才有选举权；美国的妇女则到1920年才得到选举权。转型的历程是很漫长的。

而且，所有转型都必然伴有大腐败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也是转型的必然出现的现象。转型太难。中国只能够一步步地改革，还要经过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够完成转型的历史任务。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时共存的。我反对随意剥夺公民的自由，那是违法行为，是损害中国形象的蠢行。但要看到侵犯公民自由权利，随便一个国家历史上都有，必须经过反复博弈才能消灭这些黑暗现象。18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真正实现是实际人数高达千万的官员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大革命，是政府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大变革。推行肯定很困难。但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把这些纸上的东西变为社会的现实。这是早就应该进行的变革，不能再丧失时机了。

知识分子在当代要干什么事儿？2000年我就说做两件事，发财、发言。发财就是发展民间经济，为现代社会奠立牢固的经济基础。整个世界最可怕的是极端思潮，世界的发展最怕走错路，不要再搞革命，不要再整资本家，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或者变相没收。不能征收遗产税。一征收遗产税，资金会大量流失。香港原来征收遗产税，后来废除了。第二，不要效法某些国家搞高福利。贫富差距什么的不可怕，随着经济的发展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是应该的。但是，不要搞过份，要使大家有兴趣去竞争。发言是要以公民的立场批评监督，减少社会的黑暗面，不是等待天国的降临，而是积极参与到这个改革过程中去。

（本文根据作者演讲摘要整理，经作者审阅）

刊登于凤凰网《大学问》第187期（2015年2月12日）

[i]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2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北京版。

[ii] 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iii] 秦晖 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第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北京版。

第二篇：经济社会转型问题的调研

关于东莞经济社会转型问题的调研乘”改革开放”的劲风,东莞和东莞人,这个勇于开放而又敢干探索和实践的城市,以自己独特地视角和思维,凭借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经过20多年年均20%以上的高速发展之后，创造了东莞”一夜暴富”的”东莞 经济”神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极限“的.一个生命体的存在,就是一个有”极限“的过程,那么作为东莞这种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自然是已达到”极限”.2006年12月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在东莞举行的“东莞经济社会双转型高层战略研讨会”上说，东莞20多年的发展历史说明，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源自“双优势效应”，即同时具备国内格局当中的先发优势和世界格局当中的后发优势。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东莞的“双优势效应”明显减弱。东莞已经出现土地、能源、社会容量和环境容量4个方面均“难以为继”的局面。因此,东莞 自今年以来,只要我们打开报纸或电视等新闻媒体,映入我们眼帘和传入人们耳朵的最多的字眼和声音就是:”东莞将是全力以赴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大篇幅报道.何谓”经济社会双转型”,简单地说,就是东莞的经济模式, 要从过去的物业租赁型经济转向创业经营型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鼓励当地企业大力发展具有自主创新技术和自有品牌的企业，推动产业的升级转型;社会转型的总体方向，则是推动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把工业文明提升为城市文明。在2007年初举行的东莞第十二次党代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提出了“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建设富强和谐新东莞”的发展战略。其中在经济转型方面，要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外延型向集约型、内涵型转变，经济体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经济结构从外源型经济为主向内外源型经济并重转变，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走出去并举转变，产业结构从加工制造环节为主的纺锤型向加工制造与研发服务环节协调发展的哑铃型转变，资源利用从线型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未来东莞的发展方向,即将东莞大道建设成为总部经济长廊, 东莞市的城市未来发展定位是国际性制造业中心和区域性产业支援服务业中心。

“大环境决定小格局”，因此，在东莞这片土地上作为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粗放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企业来说，企业必须升级转型，加快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并转”、高新技术产业和适度重化工业“两翼齐飞”。

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产业都具备升级转型的能力，它们会受企业本身的能力（比如财力）和个体的发展方向和对市场营销的定位等方面的制约因素，而选择和确定企业的经营战略。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一些企业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大环境下，毅然选择了“迁徙”，以此求得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这对于企业本身来说，未免是一种悲壮之举，但这又是大势所趋。这是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必然的产物。

以鞋业制造业为例，纵观世界鞋业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世界鞋业生产基地，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转移到了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到了日本韩国，20世纪80年代栖身中国台湾，90年代在中国大陆。而当你仔细审视这个发展脉络，你会发现它与世界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历程何其相似，或许这又赋予了鞋业一层更深的内涵，它代表了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缩影。因此，作为曾经在东莞生存并成长了相当长时间的制鞋业来说，在这样的大势背景下，究竟该往何处去呢？或者说该往何处去才能让企业达到永久生存和长足发展呢？是往中国内陆地区“内移”，还是往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外迁”呢？

综观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正以“快速，稳健”地经济增长幅度上升，而“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政策环境，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吃了“定心丸”。如今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鞋业中心，全世界70%以上的鞋子在中国出产，中国的鞋业业已形成四大产业集群，广州东莞产业群、温州台州产业群、泉州晋江产业群、成都重庆产业群，四大产业群环环相扣，串起中国鞋业的黄金链条，奠定中国在世界鞋业中的霸主地位。而这其中的广州东莞产业群则占据整个中国鞋业的半壁江山，东莞在中国乃至世界鞋业的地位不言自明。因此，“总部经济”模式正是未来东莞的发展大势。作为对中国的政策环境，政务环境，金融环境，人文环境等都已驾轻就熟的东莞企业来说，选择往中国内陆地区“内移”，当为明智之首选。正如美国波音公司，其总部在美国，但其零配件却来自世界各地，这是产业转移的范例。东莞的鞋业企业在东莞对鞋产品进行贸易交易，研发和营销，深加工，生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而将处于产业链条下端的低附加值产业向内地转移，完整地产业键就此生成，而内陆地区纵横交错地高速公路，快速铁路与航空水运形成的“立体交通”与沿海地区有效地实现了交通键接，进而加快了出口“海洋运输“的效率。因此，东莞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是对制造业企业的一次整体提升，尤其是对于鞋业企业这样的高消耗，低技术含量的制鞋业企业来说。因为内地更加优惠的投资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充足的劳动力为他们解决了最为根本的后顾之忧。

因此，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制造业企业又一次求得更大发展的时代契机。

第三篇：社会转型中的老年婚姻问题

社会转型中的老年婚姻问题

徐勤

原载：中国社会工作，1998，3中国正在处在社会经济转型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引起社会经济领域的深层次变化。与此同时，人口形势也在发生深刻转变。人口年龄结构即将进入老年型。家庭结构由多代大家庭向核心小家庭的演变，代际分离。生育率的下降与寿命的延长，夫妻两人共同生活的时间不断伸展，空巢期日益成为生命周期中的重要阶段。研究老年人的婚姻生活成为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

一、老年婚姻的现状

1、婚姻对老年人家庭生活及对社会的意义

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安排、收入来源、生活服务、精神慰藉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仅在城市中建立。对于一些没有退休金的城市老人和广大农村老人来说，尤其是老年妇女，配偶的收入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

配偶是老年人生活上的主要依靠对象。成年子女的工作忙，又有第三代需要照料，老年父母很难依靠他们照顾，因此，多数老年人生病时，配偶往往扮演了照料者的角色，其中，大多数情况下是低龄老年妇女照料较高龄男性老人。

良好的夫妻关系是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进入老年期，家庭的经济收入、环境、个人的生理及心理均发生了变化，影响夫妻之间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需要夫妻两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创造温馨的家庭小环境。在空巢阶段，老年夫妻间的感情变得具有特殊的价值。夫妻恩爱，感情融洽，相互勉励，有利于身心健康。

现代化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增大，流动频繁，子女难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料老年父母。老年夫妻之间的相互照料提高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的自立程度，减轻了子女养老的负担，使年轻一代以更饱满的精力与充裕的时间投入紧张的社会工作之中，无疑有助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2、老年婚姻具有丧偶多、关系稳定的特点

据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中，从未结过婚的人占1.7%，有配偶的占67.3％，丧偶者占30.4%，离婚者占0.7％。与成年人相比，老年人婚姻特点是：从未结过婚的人少，离婚者比率低，丧偶率高。

进入老年期，人口的死亡率升高，造成许多老年人由此失去配偶。老年人中，终身未婚的人很少，离婚者的人数也寥寥无几，表明中国老年人在年轻时普遍结婚，婚后夫妻关系稳定，这具有传统文化的特点。多数老年夫妻的关系比较好，夫妻恩爱，生活幸福。1988年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调查表明，有配偶的老年妇女中，夫妻关系一直很好的占84%，没有很好时期的尽占2％。

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存在性别差异。由于男性老年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因此，女性老年人口的丧偶率（41.7%）高于男性老年人口（18.5%）。结果，男性老年人的有配偶率（77.4%）明显高于女性（57.8%）。丧偶对老年妇女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老年妇女问题伴随着配偶的离去而突出。一般来说，配偶的收入是女性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当配偶去世，她们就不得不依靠子女。然而，子女对她们的帮助往往不同与配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女的觉悟。在感情方面，配偶的作用也是子女无法替代的。

3、老年再婚的崛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老年人再婚增多，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人们称老年人再婚为“黄昏恋”。老年人再婚在西方社会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而在中国，考虑到老年人婚姻的背景，就不能理解这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中国这一代老年人出生在旧社会，不少人是包办婚姻。据中国五城市调查，1937以前结婚的妇女，由父母包办婚姻的高达54.7%，而1977年－1982年结婚的年轻妇女的这一比例只有0.9%。老年人再婚是老年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观念转变的结果，是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如今再婚使老年人真正享受婚姻自由，可称得上是第二次解放。再婚是许多单身老人的理想。老年人再婚后增添了生活的乐趣，增强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不少老年人感觉精力倍增，心情舒畅，有“返老还童”之感。通过重建家庭，再婚夫妇可以解决双方的某些实际困难，满足生活需要。老年再婚于社会也有益，它不仅可以减轻子女对父母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负担，同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孤寡老人的社会问题。老年人再婚对家庭与社会的特殊作用使得这一问题受到社会的积极肯定与支持。

二、老年婚姻生活中的问题

老一代人的生育率高，平均有四、五个孩子，甚至更多。如今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离开父母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父母的寿命日益延长，以亲子为重心的家庭生活模式正在向夫妻重心转移。然而多数老年人对不断延长的夫妻生活缺乏足够的认识，面对婚姻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束手无策，难以应付，产生了许多烦恼。

1、夫妻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尽管中国老年人的婚姻生活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比较稳定，但是，是否属于高质量的生活就很难说了。在老年期，夫妻各自的性格、心理、生理、爱好、以及生活习惯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夫妻关系既存在正面影响，也存在负面影响，对夫妻关系产生离心力的作用。

(1)男女不平等

目前，许多大城市的年轻夫妇的夫妻关系趋于民主型。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很普遍，从买菜、做饭、到给孩子洗尿布、喂牛奶、抱孩子等传统上认为是女性的事务，如今男士们也承担起来。夫妻之间相互关心，相互体贴，有事共同商量，彼此自由、平等。老一代的夫妻关系则多数还是属于服从型。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走来的一些男性老人头脑中“大男子主义”思想还很强，他们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女性老人处于服从地位。家庭大事多由男性老人一个人说了算，很少与妻子商量。在“男主内、女主外”传统思想指导下，认为家务劳动都是妇女干的。担负过重家务劳动的老年妇女失去了大量的休闲活动时间，有的甚至操劳过度。还有男性老年人认为自己过去赚钱养家有功，家庭生活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不顾妻子的利益和要求，经济上对自己大手大脚，而妻子用钱则斤斤计较。他们要求妻子完全服从自己的意志，稍不如意或有不同意见就大喊大叫。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主

义思想残余严重影响了老年妇女的生活质量和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往往是夫妻之间发生冲突或矛盾的根源。

(2)婚外恋扩展到老年人领域

一提到婚外恋，人们总把眼光投向年轻一代，如今，婚外恋也闯入了老年人的生活领域。尽管为数不多，但很值得注意。大量事实表明，婚外恋对家庭生活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家庭一旦出现婚外恋，夫妻关系受到威胁，严重的导致夫妻离异。婚外恋往往有家庭内部原因。

·由于工作环境、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的不同，夫妻两个人在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差距不断扩大，相互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使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升高，满意度下降。

·夫妻双方的闲暇生活没有什么内容，夫妻生活单调，家庭生活缺乏活力。

·大多数老年婚姻稳定，这就导致人们对老年婚姻关系产生误区，以为老夫老妻了，一切无所谓，忽视爱情的继续培育，因某些小事出现裂痕，发展成危机。

·夫妻之间缺少感情交流，心理上逐渐疏远，产生隔阂，使双方都感到压抑，致使一方到外面寻找精神寄托。

·夫妻的性生活失调。许多老年妇女认为性生活是年轻人的事，往往忽视丈夫的需要，引起丈夫的不满。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所谓的“婚外恋”纯属无中生有。现代化社会人们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人与人的交往频繁，异性接触也随之增多。个别老人出于心理或生理上的原因，严格限制配偶与异性的正常交往，动不动将怀疑对方有婚外恋，结果影响了夫妻感情。

(3)离婚现象初露弥端

近几年，伴随着青年离婚的增多，老年离婚案件也出现增多趋势。离婚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有的家务事处理不好，夫妻双方不能协调合作，矛盾发展下去，最后破裂，分道扬镳。

·有的人因为退休、疾病等原因心理没有调整好，与对方发生冲突，为摆脱烦恼而要离婚。

·有的婚姻基础薄弱，属于维持婚姻。由于外来各种诱惑，爱情转移，夫妻感情恶化。·有些人赶时髦，后悔当初思想太保守，想趁有生之年，尽快弥补年轻时没有浪漫情调的缺憾。他们在家中无事生非，制造事端，迫使对方离婚。

·夫妻性生活不和谐。有的老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性功能，过量服用性兴奋剂，引起夫妻性欲差异扩大。因男方要求过高，女方难以接受，导致感情破裂。

·再婚老人婚后的夫妻感情不错，但由于双方子女的利益发生冲突，老人解决有困难，协调无效，夫妻生活受到子女的严重影响，难以为继，不得不分手。

2、老年人再婚

(1)再婚阻力

家庭和睦、夫妻恩爱是多少丧偶老人所盼望的生活。但是，当无配偶老年人迈向再婚道路时，普遍感到这一步障碍多，难度大，以至于单身老人实际寻找伴侣的不多，而犹豫徘徊的不少。千百年来“从一而终”、“女不嫁二”的封建传统思想，对老年人再婚形成巨大精神压力。在农村，老年人再婚的阻力更大。如果老人提出再婚，便会遭到各种议论，评头评足，甚至流言蜚语，压得老人抬不起头来。老年人再婚不仅遇到来自社会的阻力，也还遇到来自自身的阻力。许多老人，特别是老年妇女认识不到婚姻自由是他们的权利，对自己的再婚举动是否会得到家人和周围邻居的理解与支持而忧心忡忡。他们有慑于外界舆论的压力，不到万不得已，不敢公开自己的想法。目前，子女反对构成老人再婚的最大障碍，其中既包括认识问题，也包括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例如，有的人怀念已故的父亲或母亲，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有的人认为父亲或母亲再婚外人会笑话，丢自己的脸面；有人担心家庭财产外流，失去或减少遗产继承；有人不愿意失去一个廉价劳动力或可观的收入来源，甚至再增加一份供养负担。

(2)“短、平、快”现象

人们发现，在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老年人出现再婚热之后，随即在老年再婚中出现了“短、平、快”现象，即：认识时间短、婚后感情平淡，离婚快。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婚前双方了解不够，感情基础不深。

·老年人再婚比青年人新婚难度大得多。老年人长期形成的性格成为定势，难以调适。·双方结婚目的不一，也是造成离婚快的原因之一。丧偶老年妇女再婚会更多考虑对方的经济状况，如收入、住房等。男性老年人中，以“找个老伴照顾我”为婚姻目的的大有人在。由于双方的目没有实现，引起矛盾和冲突。

·再婚老人的经济关系比较复杂，处理不好导致离婚。

·作为爱情基础的性爱问题常常被忽视，老年人本身也难于启齿。结婚后，当一方对方性爱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不再愿意将婚姻再维持下去。

·还有一些因素干扰老年人的再婚后的婚姻生活，如有的人不能正确处理对方子女关系等。

三、建立新型的婚姻生活

1、转变夫妻关系模式

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是老年人晚年生活追求的目标，也是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新型的夫妻关系强调自由、平等、民主。这一特征由现代化生活方式所决定。婚姻和家庭的道德强调爱情和婚姻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强调男女平等原则。夫妻两人在家庭生活中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应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相互尊重，相互体贴，相互协调。提高对夫妻关系不良因素的认识和心理承受力。对婚外恋，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及时调整双方的关系，努力消除产生婚外恋的原因。

2、家庭的重建

再婚是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一个现实需要，但是，老年人再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究竟是再婚好，还是不再婚好，不能一概而论。社会对老年人再婚应采取的态度是，一切取决于老年人自己。老年人愿意寻找新的伴侣，家庭和社会都应给予老年人再婚以支持，创造条件

为单身老年人牵线搭桥，消除对老人再婚中阻力。老年人不想再次结婚，社会也不勉强。对待老年人再婚，基本原则是：积极、谨慎、稳妥。

中国老年父母的婚姻受到来自子女的巨大影响，源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独特的代际关系。中国老年人对子女的高度依赖性决定了子女对父母再婚的高度相关性。可以预料，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老年人的经济自立程度逐步提高，下个世纪的老年人解决再婚问题要比现在的老年人容易得多。

3、正确对待婚外恋和离婚

毫无疑问，婚姻要讲道德，反对那些喜新厌旧，另找新欢的婚外恋。然而，婚外恋是一个感情问题，对此只能因势利导和软处理，简单地进行道德评判是不适当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把离婚看作是不道德的行为。离婚难造成了大量低质量、高稳定、凑合型的婚姻模式。改革开放促使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变化，人们要求通过离婚的方式尽快结束“凑合型”婚姻，寻找有真正爱情的婚姻生活。1980年9月，中国新《婚姻法》公布为离婚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不容忽视的是，离婚中存在不道德现象。有些人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将生活的困难和感情的痛苦留给他人。这种离婚对家庭和社会的安定都是不利的。因此，离婚现象具有两重性，任何简单肯定或否定的论断都是偏颇的。

4、迎接挑战

社会急剧转型期间，老年婚姻生活既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份，又要接受当代的新思想、新观念。一方面，老年人要继续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道德水平，提高家庭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要用新的价值观对待夫妻关系，建立新型的夫妻关系。现代的婚姻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维系，需要通过爱情、性爱和文化修养增加夫妻之间的向心力。老年人需要继续社会化，需要不断的学习，学会处理夫妻之间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处理再婚中的问题。夫妻之间的有些冲突或矛盾是由老年期生理及心理变化引起的，因此，老年人应掌握一些老年学的知识，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当代中国老年人经历了传统与现代不同的社会模式，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给老年人的婚姻生活带来种种问题。时代向老年人的婚姻生活提出新挑战，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提高对社会转型的适应能力，这不仅是老年人的课题，也是社会的课题。探索新型的老年婚姻生活有待于个人、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展望21世纪，中国老年人的婚姻生活将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第四篇：笛卡尔四个问题

一、笛卡尔的方法论

笛卡尔哲学体系的建立主要依靠他的方法论，通过方法论，他摧毁旧经院哲学体系的基础，建立了理性时代的规则。

1、普遍数学原则

笛卡尔坚持统一的科学馆，认为所有的科学都统一于哲学。而科学的统一性并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方法，哲学首先要研究科学方法。他认为数学方法是普遍适用的一般方法，笛卡尔认为应当寻求一种包含古代几何和当代代数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缺点的方法，即“普遍数学。

（1）数学的一般特征有二，“度量”和“顺序”，普遍数学把数学的最一般特征运用到其他学科上，这两个特征运用到更大范围时需要从哲学上加以界定，使他们获得更普遍的意义。数学上的度量是量与量之间的比较，在数学以外的领域，我们就可以把度量转化为不同对象之间同异的比较。（2）科学研究的顺序有两种：一是从简单到复杂的综合，一是从复杂到简单的分析。在数学中，研究对象是同质的，这两种方法是可逆的。但是在形而上学的领域中，终极原因是无限的上帝，被造的事物是有限的，原因与结果不同质，不能直接推到，因而形而上学不能直接诉诸于终极原因，需要通过分析方法寻找确定的第一原则，在运用综合推导出确定的结论。这就与笛卡尔德另外一个原则相关联。

2、思想原则

笛卡尔按照先分析后综合的顺序，建立了四条方法论原则：

第一，绝不接受我没有确定为真的东西；第二，把每一个考察的难题分析为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当的、圆满的解决为止；第三，按照顺序，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第四，把一切情况尽量完全的列举出来。

上述四条原则不难理解，即说明了分析的必要性，分析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要尽可能细致，直至可以圆满解决，而其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完全的真理。

3、普遍怀疑的原则

笛卡尔确立了以上原则后，有由于梦境而引发了他对现有一切知识的怀疑。他认为一定要重建知识，必须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笛卡尔德怀疑方法是普遍的：

首先，周围世界是感知到的对象，感觉的不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周围的世界时不可靠的。

其次，就是我们对于自己身体活动的感觉好像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在梦境中我们的感觉也同样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不知道如何区别梦中的感觉和清醒的感觉。

最后是数学的观念是简单的，而且是清楚明白的，好象永远不会有错，因为无论是现实还是梦境，2+3永远等于5，正方形永远不会有四条以上的边，但是在笛卡尔看来这种看起来不会虚假的东西也只是未经推敲的假象而已。这里笛卡尔假设了一个邪恶的精灵，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对象至于我们的心灵之中，但这并不是思想的产物。就好像一直以来，哲学家对数学基础的追问：数学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有无外部原因？有无客观事实与之对应？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此自身基础不稳定的数学不能成为第一原则。

笛卡尔的怀疑方法属于分析的范畴，通过这个普遍怀疑，他确定可“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则。

二、“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体系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

（1）根据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原则，分析考虑一切可能性原则后，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性“思想对思想自身的怀疑”。笛卡尔认为思想可以怀疑外在对象和思想之内的对象（数学的知识等），却不能怀疑自身，即思想在怀疑时，可以怀疑一切思想的对象和内容，到那时对于“我在怀疑”这个事实却不能怀疑，负责一切怀疑边不可以成立，就是说怀疑本

身不能怀疑。（2）“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分为两部分：“我思”和“我在”。“我思”就是思想的活动，包括一切意识活动，无论理性的、感性的还是情感的，更重要的是它属于没有内容的纯粹活动，否则它也就成了可以怀疑的了。“我思”是以意识活动为对象的自我意识，即反思的意识。思想的活动就是反思的活动。（3）思想的主体与反思的主体是一个主体，主体就是实体，“故”并不是实体之间的因果联系，而是本质与实体之间的必然联系。从逻辑上说也不表示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我思”是该实体的本质，“我在”是该实体的存在。人们只能通过属性来认识实体，实体的特殊属性就是它的本质。“自我”就是这样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4）“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它的意义就在于确定了一个“自我”思想实体，下一步便是从这个唯一确定的命题推导出其他确定的知识。这需要从自我思想领域过渡到思想之外的领域，需要克服不同性质之间的隔阂，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公共标准。笛卡尔诉诸于他已确立的第一原则，认为“自我”观念本身就是一个标准,即一切象自我观念那样明晰的观念都是真观念。因此笛卡尔建立了一个一般的规则，就是：我们极清楚、极明白地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这一规则的建立是笛卡尔方法论的转折点，使他能够从分析过渡到综合并用这些复杂的标准衡量那些对象，并将那些曾经被怀疑的观念再次确立为真观念。

三、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笛卡尔生活在基督教的传统之中，因此他理所当然的肯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清楚、明白上帝的观念，但是“上帝”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笛卡尔所要证明的。

（1）笛卡尔说“上帝”观念具有无限的完满性，而“自我”的观念只有悠闲地完满性，从自我的有限性不可能产生出上帝的无限性，理由是原因的现实性不可能小于结果的现实行，这种因果的比较虽在中世界已经出现，但是把它运用于上帝观念与这一观念的比较，笛卡尔是第一人。根据这样的因果观，“无限完满性”的观念只能是“无限完满性”的现实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必定有一个无限完满的上帝存在，他把关于自身的观念赋予人类，产生出关于“上帝”的天赋观念。（2）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是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的新版本，他们都是从“上帝”观念的绝对完满性推出上帝的客观存在，但是安瑟尔谟认为绝对完满与客观存在之间有逻辑必然联系，因此可以从前者推出后者；笛卡尔则认为二者是因果关系，有结果追溯到原因是从简单到复杂的综合。（3）“我思故我在”到“上帝存在”完成了两个不同性质对象系列之间的跳跃。我思是单纯的思想原则，上帝存在是终极原因。从思想的第一原则到上帝存在的论证建立了从主观到客观的过渡。从上帝这个终极原因出发，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确定性也就有了保证。

四、物质实体和身心二元论

（1）笛卡尔对于实体的定义是：“一个不依赖其他任何事物而自身存在的东西。”那么严格的说只有上帝才是不依赖于任何东西的存在，上帝是唯一的实体，但实体是个多义词，他可以在相近的意义上运用于不同的对象。在与实体相近的意义上，心灵和物质也是实体，因为除了上帝之外，它们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东西而存在。按照笛卡尔的原则我们只能通过属性认识实体，思想和广延使我们所熟悉的无处不在的输习惯，因此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上帝是实体只是一个存在论的设定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2)根据实体的定义，心灵与物质都是不依赖与它物的存在，它们也不依赖于彼此的存在，思想和广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思想没有广延，广延没有思维，这样笛卡尔得出了二元论：“心灵与物质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两个实体，他们之间没有相互作用。认识两个实体的组合：身体是物质，自我意识是心灵，这就是“身心二元论”。按照二元论的原则，身体和心灵不相互作用。

第五篇：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目录：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二、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2.从夫妻看黄碟案看行政执法中的道德法律化

3.从遗赠情人案看司法审判中的道德法律化

三、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摘要：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笔者从三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从军人刘波的父债子还案中，看出不合法的债务不应该由其子女负无限连带责任，虽然舆论支持刘波的行为，但是法律角度上他不应去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义务；从夫妻看黄碟被警方拘捕案中，对执法依据是道德还是法律产生了疑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与道德存在了冲突，但是道德观念不应该代替法律规定，成为执法的理由；从全部财产遗赠情人，而被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判为无效的案件中，对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断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由此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了置疑。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准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断。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如果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法理学》 孙国华主编

《民法学》 王利民主编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

（二）》 梁慧星著

《道德不应成为法律的藩篱》 寿新宝　张贤海著

《法律的道德化：中国法治的一种自然的冲动》 耕　农著

德治与法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如周朝的“明德慎刑”（即提倡德教，慎用刑罚）到大唐律的“依礼制律，礼刑合一” 尤其是《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德礼之用”就很鲜明地证明了一点：道德是法律的实质渊源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法的渊源如宪法、法律法规等，笔者认为是法的形式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只不过是中国整个伦理化传统的一个部分而已，只是这种历史传统的一个寄托而已。

当然，对于社会的道德体系的构建与宣扬，这种传统也许很好，但对于法律就不尽然。笔者认为，一种严格的技术化操作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法治最初作为一种统治方式被提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客观性，而伦理性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伦理性操作（这个事件中更重要的体现是后者）则会在根本上触动这种客观性。如果不是德作为法治的补充而是法成为德治的工具的时候，当人们以一种道德标准来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时候，法律的技术化操作就不再被需要了，法治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在这样一种传统中，人们运用法律需要的不是职业的法官、律师以及其他种种操作人员和操作程序，而是一个道德上的权威，而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实践，这种实践使得中国的法治始终走不出困境。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何谓“道德”，按照《辞海》的解释：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民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关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法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是明确、肯定、普遍的行为规范，一般以宪法、法律、法规等具体形式加以表现。道德不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较笼统、概括和抽象，没有确定的成文形式，大多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中。

两者调整范围和内容不同。法是调整人们某些行为的规范，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道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都加以调整，所调整的范围也广泛得多，其内容主要是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

两者实施方式不同。法主要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道德则依靠人们内心的信念、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教育的力量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神的影响保证实施；

两者发展前途不同。阶级意义上的法随着阶级的消灭终不复存在。道德在阶级消灭仍存在并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过：“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因为法律是刚性的，是理性的，是通过法律条文形式表现出来（我国不同于适用判例法的英美

法系国家，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道德通过法律表现是正常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是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研究者、实践者（如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都把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无论是追究、辩护或者分析判断都会把道德通过法律的正常表现而混淆一同。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化

由此道德法律化成为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表现。笔者从以下3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二、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几千年来，“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儒家文化中最关键的是“父为子纲”，父子之亲为最高。因此子（女）有对父（母）的债务负有无限连带偿还责任，以为“孝道”。

最近中央一家权威的电视台在它的收视率很高的节目中，说了这样一个“父债子还”的故事：现役军人刘波，得知自己的父亲因为赌钱输掉了五万余元，为偿赌债，贪污十几万元。刘波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动员自己的父亲坦白，使父亲认识罪行，接受制裁，减轻自己的罪责。然而，父亲有五万多元赃款无法退赔，这个沉重的债务就背在了刘波和他的母亲身上。刘波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千方百计地筹钱，但是仅仅靠他的努力，就是节省再节省，也达不到还清“父债”的目标。刘波的亲人不忍这一家人吃糠咽菜，刘波的战友和部队领导不忍刘波忍饥受饿，都慷慨解囊，无私捐助，但还是凑不够这笔“债”款。刘波毅然走向血站，决定卖血还债，只是由于不符合要求，才没有用自己的鲜血来为父亲还债。刘波终于偿还了父债，父亲也随之减刑。

笔者认为按照民法规则，债务未经合法转移，只能由债务人自己承担，他人没有为其承担债务的义务。债务人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债务人的亲属，没有经过合法的债务转移手续，没有义务为债务人承担债务。任何人将他人承担的债务强制或者半强制地让不是债务人的人来承担，都是违法的，其中也包括债务人的亲属。

即使是那些所谓的“退赃”，也只能是犯罪人自己承担退赃的义务，其他人无论是其亲属还是亲属的朋友、同事和战友，都没有义务为他人的犯罪行为退赃。强制或者以其他任何理由“引诱”他人为犯罪人退赃，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刘波正是这样。他父亲的贪污所得，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在其父犯罪的时候，刘波还没有工资收入，只是在部队服役的一个战士。这些都排除了刘波为其父退赃的可能性——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为其父退还赃款，负担“父债子还”的义务。

还要说明的是，追赃是为了挽回国家的损失，但应当依法进行，不能为了使国家挽回损失而使人民遭受不应有的痛苦。如果不惜以人民以“血”的代价，以各种不正当的理由来挽回国家的损失，那肯定是违背国家法律宗旨的。

2.从夫妻看黄碟案看行政执法中的道德法律化

据《华商报》载，2002年8月18日晚，陕西省延安万花山派出所民警接到一居民张某家中正播放“黄片”的举报，几名民警前去调查，发现张某家中仅夫妇二人，电视已经关闭，民警要求夫妇交出“黄碟”，双方发生冲突，一名民警手部受伤，当事者也因妨碍警方执行公务被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

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于张某的行为是否违法都展开了讨论。从法律技术上讲，对于一个行为是否违法的争论应当是一种法律解释的争论，包括对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效力以及内容的分析解释，比如对于可能涉及此种行为的《刑法》及其司法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以及公安部的“除六害”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效力以及相关条文进行分析和解释，从而维护民警的行为或以之对抗。

但事实上笔者看到的持“违法”观点的执法者和讨论者更多进行的不是一种法律解释而是一种道德评判，比如说有律师认为“淫秽光碟本身就是国家明确规定的非法物品，不应流入社会特别是家庭中，所以，以任何形式贩卖、传播和观看淫秽物品都是违法行为，即使是夫妻两人在自己家中观看也不例外，公安部门有权查处和没收该光碟并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作出批评教育或相应的治安处罚”，违法结论已下却没有任何具体条文与条文和事实之间的逻辑推理，很明显带着“应然”成份，撇开张某的行为是否违法这一问题不谈，而是将法律进行道德化的解释和适用。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对肯定人性化的，即尊重个人的权利，法律是对其权利的保护和对侵犯权利行为的制裁，这当中包括了保护个人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的最重要的原则。当然，法律禁止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本案中张某夫妇，看黄碟既没有聚集他人一同观看，也没有传播散发黄碟（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就此而言，张某行为并不触犯法律，作为一名有完全民事、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并且已经结婚，有足够的判断能力。观看所谓的黄碟，没有造成法律或者其他道德观念禁止的行为后果的话（如淫乱活动），认定违法犯罪是很牵强的。这是道德被法律化而侵犯公民权利的明显例子

3.从遗赠情人案看司法审判中的道德法律化

四川省的蒋伦芳与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彬于1963年5月经恋爱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1996年，黄永彬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学英相识，此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其居住地周围群众也都认为二人是老夫少妻关系。2001年初，黄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的房产所获款的一半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总额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学英所有。2001年4月20日，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0）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2001年4月22日，黄永彬因病去逝。黄永彬的遗体火化前，张学英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公开当着原配蒋伦芳的面宣布了黄永彬的遗

嘱。当日下午，张学英以蒋伦芳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泸州市纳溪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并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驳回原告张学英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后，张学英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由于本案涉及问题的独特性，一度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南方周末》和央视的《今日说法》等媒体也对其进行了报道。结果在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在法学界也激起了较大的争鸣。虽然参与争论的各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二奶”张美英是否有权取得她男友黄永彬遗赠给她的财产。综而观之，对本案形成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法律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对婚外同居人所作之赠与或遗赠”应被视为一种典型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遗赠人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其和原告张学英，即本案中的受遗赠人，从1996年以来长期进行非法同居，违反了《婚姻法》第1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3第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是，属违法行为，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把其遗产赠与原告张学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因此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无效。

另一种意见认为，死者黄永彬立遗嘱处分其合法财产以及第三者张学英积极主张自己受遗赠的权利，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社会公德的体现，因此，都应该等到我们全社会的尊重，当然也应该得到作为社会正义体现的法院的尊重，所以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还有一种折衷意见认为，遗赠人将全部遗产赠与同居之第三者，完全无视与其有合法婚姻关系长达三十年之原配妻子之存在，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与普通人民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驰，如法院判原告胜诉势必产生负面导向作用，但若完全否认遗赠人遗嘱的效力，将其财产全部由被告法定继承，亦有不妥，最好的办法是法官应平衡双方利益，追求具有“社会妥当性”的判决结果。

以上观点从道德与法律相联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自有其道理。不管三种意见各自基于什么理由得出什么结论，它们都不同程度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不当，即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断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使得本案的法律问题不能得到顺利解决，引起较大争议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解决本案法律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分析清楚遗赠人本身的行为性质，厘清道德与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廓明法律与道德在本案中的各自作用与地位，不能简单地用道德的喜好来取代对法律是非的判断。

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是于法有据的法律行为。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即是说国家对私人的合法财产无论在其生前或死后都是一并依法进行保护的，保护其充分地享有与行使对其个人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作出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接着，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又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因此，本案中的黄永彬的遗赠是依照我国《宪法》、《民法通则》、《继承法》等法律而定的，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而且他所立遗赠的形式也是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所以笔者认为：黄永彬的用遗赠方式将其合法财产遗赠给原告并不违法，这是一个设立财产权利转让的单方意思表示，属于法律行为。他暗地里包“二奶”，把遗产赠给其“二奶”却是另一回事，即为事实行为。法律应当对人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的行为进行判断，而不是对一个事实行为进行判断，否则，会本末倒置。以“社会公德”作为断案依据，是在以道德的名义进行审判，法官在这里不是成为护法使者，而是成了道德卫士，法院也成了道德裁判所。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死后的意志应得到法律的认可与支持，受遗赠人张美英的财产权利也应该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护，而不是以社会公德作藉口，对死者的意志和生者的正当权利要求漠然视之，置之不理。因此，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三、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3个案件中，我们看出：道德标准已经过多的干涉了法律领域，道德标准甚至已经替代了法律逻辑，这与其说是法治的人性化，不如说是法治的一种潜在危害。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民众对于辛普森案件的态度真是值得国人咀嚼和反思：辛普森被法官宣判无罪之后，美国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但审判是公正的。”因为从道德的角度，辛普森杀妻行为是真实的、辛普森是有罪的；但是法律的公正并不是单纯的实体意义上的公正，因为法律的公正还包括形式（程序）上的公正。有句法律谚语：“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证据是真实的，但是取得证据的形式是违反法律规定，“树是毒的，结的果也就是毒”。

法律与道德最根本的区别也就在此，法律与社会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

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的标尺，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异质的地方，如两者产生的条件不同和所属的范畴不同。法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制度范畴，从制度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范畴，从观念上规范人们的精神和行为。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准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断。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如果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作者：金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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