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佛教：末法时期的现状批评
末法时期现状批评 法王如意宝
一、对浊世众生的厌离
如今，一切安乐、寂灭的源泉---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已如西下的夕阳，快接近湮没了。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大部分的高僧大德都已圆寂，前往各自清净刹土。因而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孤儿那样，羁留于这个世间，哪里还知道要去追求解脱大道啊！此时正值释迦牟尼佛教法的末法时期，恰逢五浊兴盛，地处南瞻部洲的藏地雪域也在所难免。在看到野蛮无知与不修正法的人比比皆是后，我对此世间、世人生起了强烈的厌烦心。
无垢光尊者当年曾面对他所处的时世，唱出了一曲让每一个希求正法、希求真正高僧大德教诲的佛教徒都感到伤心难过的“厌离道歌”。在他的心迹表白中，尊者对末法时代颠倒错乱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最严厉的抨击，并因之而抒发了自己对乾坤混乱的时代与人的极端厌离之心。但我们心里都很明白，一个真正的大成就者，越是对愚痴的众生心生厌离，才越是会悲悯他们的愚昧无知。故而我们才体会得到，当年为什么尊者一边痛斥丑陋的人世百态，一边又会时常潸潸落下哀伤的眼泪。而七百年后的今天，人的品质就更加低劣了。据说现在在某地大成市和繁华区域，也常有歹徒出没。除去胆量过人和愚昧无知者以外，一般人外出时大多不敢携带过多现金。而原本为观世音菩萨所化之清净藏地，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真可谓满大地都充斥着蛮横无理、卑鄙无耻之徒。故而品行端正、如理如法维护生活的人，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依靠损害他人、欺骗掠夺等非法手段追求享乐的人却充满世间。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人在假冒僧侣，打着佛教的旗号来骗取他人的信任！对此，我无法不生起强烈的厌烦心。
末法时代，众生的发心多为恶念，所作所为也多为恶行，以此心行，能摆脱痛苦的当然也就为数不多。因为世人心念、行为之转变均需随顺外境，而冬夏更替、风雨不调，都可导致各种痛苦于瞬间生起。更何况现代人的贪欲之心又极为强烈，心中整日被痴暗、无明所笼罩，这又怎么可能让他们轻易生起善心并引导善行？对此，我也不得不生起强烈的厌烦心。
现在的世间人特别喜欢追逐低级而庸俗的时尚，将不合人伦的叛逆行为当作新潮处处标榜。因而，各个民族的优良传统几乎都被全盘抛弃，就连藏地的出家人也失去了以往的庄重形象，在家人更是不伦不类，在行为上光怪陆离、千奇百怪。本来，僧人在着装方面历来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本该身披袈裟、穿裙子、剃除须发等等，因为如理如法穿僧衣具有很大功德，这在律藏中均有明确记载。然而，现在的个别出家人，有些却上身穿着皮夹克，下身穿裙子，还浑身喷洒香水，真是不僧不俗，简直就是魔王形象！另据西藏以往的传统，身为一名密咒士，应当蓄长发、着白裙；而其他在家人也都没有穿长裤的习惯。然而如今的藏族男女，却一改以往的民族传统，都开始竞相改穿长裤了。
但是并非所有地方都如藏地一样，据我所知，有些国家和地区至今依然保持着着装上的优良传统。比如当年莲师和益西措嘉佛母经常闭关修法之处---不丹，其民族沿袭自古至今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不丹与西藏本属一个国家，近百年来才独立分化出去。那里的男人至今仍禁止身着长裤，所以当他们穿着裙子坐下时还会露出膝盖。而作为一国之主的国王，更是非常注意仪表风范。他日常起居时经常使用黄色披单，其他人则只能使用白色或者红色，绝不可上下错乱。另外除王妃以外，任何女人的头发也不准蓄过一定的长度。而且，即就是王妃偶尔在形象上略微打扮得西化一点，国内的群众便马上会议论纷纷、颇有微词......再回过头来看看今日的藏地，除了类似于色达这样的偏僻地区以外，几乎到处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所谓的新鲜事物可谓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许多单纯的藏民在汹涌的现代潮流面前开始无法抵御这些往日从未遇到过的诱惑，从而一改昔日的生活传统，也纷纷追求起新奇与怪异来，以至于最后连评议也变得不藏不汉，不纯不正了。短短十余年间发生的这些变化，的确令人难以接受。放眼环顾如今的整个藏地，且不说佛法的清净传承了，就是能够保持古代优良文化及生活传统的藏人都已是非常罕见。每当看到这些末法时代众生的丑陋形象，我就抑制不住要生起极大的厌烦心。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藏地的生活曾经与天界无别---夏天风调雨顺、秋天果实累累；人们的生活幸福美满---没有疾病，也没有烦恼。正如华智仁波切在《莲苑歌舞》中所讲的那样：整个大地美妙异常，到处充满了快乐！然而往昔的亭台楼榭，如今已不复存在。荒凉的大地上，猛兽出没、盗贼横行。人口倒是越来越多，但行持善法、佛法的人却越来越少。而且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在越来越旺盛的人类贪欲的掠夺下，正变得越来越匮乏。人们心中的快乐、自在、和谐正在被痛苦一点一点地慢慢侵夺......的确，如今众生的痛苦与烦恼实在是太多了，各种天灾人祸，以及内在的秩序紊乱、人性贪婪，导致众生共业往往以各种灾异的方式显现出来：春天反倒寒冷，夏天又遇干旱。秋天冰雹成灾，冬天大雪封山。如果身为农民，那真是要忍饥挨饿，食不果腹了。而牧民的牲畜也时常会遭到瘟疫与寒潮的袭击......但是，当某些人在贫穷与痛苦中苦苦挣扎时，另外的一些豪门富贾及达官显贵却又在穷奢极欲中暴殄天物。他们对待财物无比悭贪、执著，吝啬之心异常强烈。这些人非但不能对穷人进行布施，甚至对碰到的一些外出化缘的僧人也不愿提供帮助。更有甚者，有些不找出种种似是而非的借口，对出家人进行攻击和诽谤。诸如说什么现在宗教政策开放了，连出家人化缘的方式也开放了等等。这些人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如果你心有疑虑或不信佛教，可以直接声明，真正的出家人对此绝不会介意。反之，如若家中富有且条件许可，则当尽力供养僧众，如此则可为自己和家人培植不可思议的功德与福报。古代一位大德曾经说过：当乞丐或其他人前来化缘时，应当满心欢喜地尽快布施，哪怕只拿出一点点青稞也好，千万不要恶语相伤。按佛陀的教言，僧众肩负着引导众生走向解脱的重任，故而是众生殊胜的福田，每一个在家人都应把供养出家人当成是应尽的义务与光荣的职责。但由于贪著财物的缘故，如今却很少有人能这样做。面对着众生日益加重的物欲与自私心态，我不由得要生起强烈的厌烦心。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供养僧众的时候，哪怕所准备的财物极其微薄，也应选择一位具有法相的善知识当作供养的对境，而不要盲目相信那些心怀叵测的奸诈之辈。喇拉曲智仁波切曾经指出：福德浅薄之人即就是供养财产，也不会遇到真正的福田。此话十分有理，确是金玉良言。现代人往往是非混淆、真伪不辨，因而很难值遇真正殊胜的大善知识。这样，他们即便是想种福田也是枉然。因为以他们那没有智慧的凡夫分别念来观察，具有智慧、守持净戒，却又生活俭朴的出家人，往往要遭受这些人的贬斥；而对那些信口开河、妄说神通的虚伪狡诈之徒，他们倒会钦佩有加。这些人的见解如同猫头鹰的眼睛那样，永远也是见不到阳光的。
无垢光尊者曾经说过，一位公平、正直、内心中蕴藏有过人智慧的人，往往会遭受世人误解，被人讥谤为品格虚伪；而知足少欲的行者过着清贫的生活，大家又会认为他缺少福德；真正具有佛法修养的人，大众又经常以之为愚昧、软弱；如果你在如理如法地进行修持，众人可能会当你脱离现实、自命清高，从而产生重大的偏见。在这种种情况下，谁会成为这些颠倒错乱的凡夫的供养对境呢？无垢光尊者一语道破：恰恰是那些一心捞供养，根本不事修行的人们。的确如此，纵览当今时势，有些人表面上挂着堪布、阿闍黎的名位，声誉广大、名气远播，实则并不珍视佛法，只知追求世间种种妙乐享受，真正悲悯众生者实是寥若晨星。许多所谓的“高僧大德”往往皆是徒具虚名而已，这些人外著僧衣，道貌岸然，行为举止也似乎清净如法，其实他们的内心贪欲却像烈火一样炽盛---名声小的追求一般财富，名声大的追求巨额财富，这就是他们的人生目的！
但就是这些人在堂而皇之地夺取名闻利养，而普通凡夫也竞相恭敬、供养他们。这真是末法时代佛法的悲哀、僧众的悲哀、信徒的悲哀。
据《俱舍论》及其它一些论典的记述，要想证得真正的禅定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以这项条件来衡量当今的修行人，则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记得无等塔波仁波切有一次曾向自己的上师表白道：“在七八天内，我的相续中连一刹那的分别念也不曾生起。”而他的上师，至尊米拉日巴仅将之确认为一种欲界禅定而已。以无等塔波仁波切的修证与成就，他当时所达到的境界尚且如此，更何况现代的这帮整日起识造境之辈呢？社会是这样的喧嚣和浮躁，人们相续之中的烦恼与分别念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片刻也未曾停息过。这样的环境与心行让行者又如何能证得欲界以上的禅定呢？因此，我们应时刻审视自相续，看看是否存在片面追求神通而不重真正的修定、修慧的过患。如果存在的话，则应当痛下决心予以断除。
再来看看当今那些外出“弘法”之人的行为吧：他们动辄就自称为**或大成就者，借此欺骗众生、聚敛钱财；有些出家人则胡乱授记，利用打卦、占卜欺诳他人。不过他们的这种做法，却最易获取不事闻思、不重慈悲的“行者”们的首肯，因而用不了多久工夫，这帮“神人”们便会声誉鹊起。这些人的如此作为当然会种下地狱的种子，但他们却不自知这种种邪行有如此危险！
以上只是就某些方面痛陈了当今社会种种非理非法的现象，如果就佛法的整体状况而言，那没落的情形就更令人耳不忍闻了。以前，德格地方有过一位法王名叫单巴才让，他创立的佛法教规曾颇令世人瞩目。如今，这一切早已荡然无存了，就像逐渐远去的过去一样。受藏传佛教滋润的藏族人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在发生着或多或少、或迟或速的退化、倒退、堕落现象。
尽管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物质生活也相对富足，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佛教并不兴盛。而在法王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时代的藏地雪域，人们依靠殊胜的佛法而非发达的科技来治理国家，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过随着世事变迁，这些曾经有过的兴盛也渐渐地走向衰败。时至今日，人们大多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对高尚的行为不加以推崇，对卑劣的行径也不进行抨击。在一味畸形发展的科技催动下，精神文明反而在高度发达的物质世界中悄然失落了。
在赤松德赞和莲花生大师弘法利生的年代，世上存在着两种行为准则，即人规（世间准则）与佛规（超世准则），它们都是督促世人行持善法的社会道德规范。例如人规中规定：即便是在家人，也不可行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诸恶业，如有违犯，必将受到严厉惩罚。而今呢？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杀人的罪犯竟受到众生的敬仰；而寡廉鲜耻、利欲熏心之徒更是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备受世人拥戴；那么忠厚善良、奉公守法之人的境遇又如何呢？他们反倒会成为不适应这个社会的弱者，遭到大家的嘲弄---这种种扭曲的现象实在是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啊！
以往正法住世时期的藏地，无论白天、夜晚都非常安宁，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民安居乐业，到处都充满了祥和的气息。在松赞干布时代，每当新年来临时，从中原、尼泊尔等地赶来的八方使节便云集拉萨，游人商贾更是往来穿梭，热闹非凡。当时藏地所具有的这种凝聚力，无疑是靠佛法产生的向心力。但这些景观如今早已是时过境迁了，现在的藏区道路上，劫匪横行、危机四伏，人们担惊受怕、怨声载道；不仅如此，最关键的是，藏人的心中已渐渐抛开了神圣的佛法。如此发展下去，没有了佛法的熏陶与约束，藏人的将来更是不堪设想。看到这种令人痛心的变化，我能不生厌烦心吗？
古代的藏地民风纯朴，大多数人品行高尚，极少欺骗他人。如果做错了事，就会马上感到羞愧并立即忏悔。并且大多数藏人都非常讲求信誉，很多人为了恪守誓言，即使以付出宝的生命为代价也毫不吝惜。然而，现代人为了达到种种个人目的却可以不择手段，哪里还讲什么高尚人格、羞耻之心，又哪还有信誉可言？他们会因贪图一点蝇头小利就不借背叛亲人、践踏法律，这种无耻的行径实在令人作呕！
另外，古人对待给予过自己关心和帮助的人，大多心存感激、牢牢铭记。等到因缘成熟时，不论达官显贵还是山野村夫，都懂得“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今人非但不能如此，反而常常要恩将仇报。对于这种忘恩负义之徒我又如何能不生厌烦之心。
再从日常礼仪来看，以往人们在见面时态度温和、谦逊，言语礼貌周到，相互之间极为友善。现如今的人们即使本无仇怨，见面不久之后也会产生隔阂与不快，继而就生起嗔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已没有了感情可言，各个背后都怀藏有自己的利益目标与贪心。这样的利益冲突的结果，当然是使人们的关系发越发冷淡而僵硬起来，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了。也有的人在相识之初感情还比较融洽，但旋即反目成仇、互不往来，人与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因为今人的心胸过于狭隘，并且变化无端，导致人与人之间不能和合。明显的表现便是，目前社会上的诉讼案件变得越来越多！许多人甚至对自己的亲友也不能关怀照顾、慈心相待，性情暴躁得如同毒蛇一般。
这些人一般都是些不希求佛法，却贪念世间妙欲之辈。发展到极端，便会对自己的父母也忤逆不孝，经常令他们烦恼伤心。父母必须恭敬承侍，不能违逆他们的正当要求。如果对他们也生起所谓的“厌烦心”，那只能是无大悲的一种掩饰与借口面.些人连自己的父母也敢顶撞打骂，更谈不上好好瞻养，致使年迈的双亲衣食无着、流落街头，晚景十分凄凉。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某些败类竟因为家庭琐事，灭绝人性地残杀亲人，这样的衣冠禽兽实在是猪狗不如！
而所有这些无不正应验了莲花生大士的授记：在末法时代，每个男女老少的心中都有一个恶魔，而且并不是因环境的改变才造成这种结果，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众生的行为自己趋向恶劣之故。进一步讲，以往不仅人与人之间，甚至部落与部落、国家与国家之间都能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如今的情形却恰恰相反：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之间都在爆发冲突，到处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所谓的和平年代也并不和平，即便是同一集团内部，其成员国之间也会因各 的利益矛盾而勾心斗角、暗动干戈。与此相应，社会上也很少有人能真诚相待，大多数人在相互交往中都是互相戒备、互相损害。整个人群中到处都弥漫着尔虞我诈、恶意中伤的氛围。对此，我也生起了强烈的厌烦心。
另外，古人的视野、胸襟也要比现代人开阔，绝不会因区区一叶或一利而障蔽视线。所以他们的举止超脱、豁达，甚至对怨敌也能够容忍。而今人则往往将芥子般的利益视若泰山，以至父子反目、师徒结怨。每当见到这样的恶劣行为，我就不禁生起厌烦之心。
以往在遭遇灾难之时，大家都能相互帮助、共度难关，并借此忏罪积福、清净业障。而现代人却因为种种理由，经常为一已私欲之满足而造下无边罪业。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贤善行为就像消散在天空中的云朵那样，已难寻踪迹。我对此也生起了强烈的厌烦心。
再从人格方面衡量，在古代，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的官员多得数不胜数，哪里像如今的藏地，能全心全意利益众生的人已如白日星辰般稀有难得。一些官僚为了达到小我之目的，往往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他们心中，除了装满个人私欲外，一无是处。唉！如今的人们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奔波忙碌，这个世界真是令人伤心难过。
更让人难过的是，现代人还时常口是心非，心中的真实想法与实际行动，往往与口头的冠冕堂皇背道而驰。比如有人热情地邀请你到他家做客，但内心却并不希望客人出现；当他很慷慨地声称要赠送别人名贵物品时，实际上却一毛不拔，吝啬透顶。每当我看到这些人间丑态，就不禁生起厌烦之心。
而古人无论面对任何人，基本上都能够平等、谦逊、虚怀若谷。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言行谨慎、恭谨行事。至于弟子在上师面前，那就更是毕恭毕敬，他们时时刻刻都想方设法令上师生起欢喜心。然而今人却勇于为少许利益就不顾因果，即使为此落得个身败名袭、恶行累累也在所不惜。
此外，古人也愿意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接受他们的忠告。今人却对这些逆耳的忠言无法容忍，只愿听到一片赞美之声。许多人一旦受到恭维，便如饮甘露，心中欣欣然忘乎所以。如此一来，自己对自身与周围环境的认识，便会距离事物的真实面目越来越远。我对此也不由得生起厌烦之心。
如果再从智慧的角度来对比，则古今之间的差距更不可同日而语。当古人对某件事物要作出判断时，他会首先依赖佛法的标准，其次才参照世间法。要知道，一个人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用佛法的智慧去观察和抉择，对一个人的人生与事业该是多么的重要！然而今人却盲目地听从自己的私心与他们的分别见解，更谈不上运用佛法。像这样连世俗生活的常识与道德都不具备的人，又怎能不造下无边罪业呢？我对此也同样生起强烈的厌烦心。
全知麦彭仁波切曾特别强调：无论我们从事任何事情，事先都必须运用智慧观察。如果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能力，那就应该向具有头脑的人请教，在权衡得失之后，方可付诸行动。对修行者而言，若欲成办某种事业，则一方面应在上师面前询问讨教，同时祈祷三宝加持；另外还要自己认真分析、反复思考，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只有这样，他的选择才会被称为明智，才能够避免自损损他。相反，如果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独断专行，不经观察就随意行事，那不仅所做之事很难成功，还会为自己带来无穷后患，并最终把自己导向痛苦之源，只落得个心中懊悔不已的结局。
同样的道理，国家大事如果不经过协商和研究，也会造成处理不当的后果，类似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随处可见。如果当权者唯我独尊，容不得他们的半点意见，那肯定会为其治下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由此走向衰亡的。反之，如果一国之君能够胸襟豁达、礼贤下士，处理问题的时候集思广益，则可成就许多利国利民的大事业，其国这会变得更加繁荣和昌盛。例如当初藏地在修建布达拉宫时，每天都有许多大臣聚集在一起周密策划、具体协商，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所以雪域藏地最为辉煌的宗教与艺术的结晶---布达拉宫，才经历了历史上的风风雨雨，至今还巍然屹立在世界屋脊之上，并时时散发出经久不衰的魅力！
以往的古人，正因为深解此中的奥妙，故而在行动这前无不深思熟虑、反复斟酌，以期达到最佳效果。今人却行为鲁莽、举止荒唐，处理问题异常草率，甚至连最基本的思考也忽略过去。这样的人，其所作为无异于愚痴之辈的行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事业则定难成功，日后肯定会追悔莫及。
今人不仅在人格、智慧等方面较古人卑下，若论及他们的本性，那除了“贪”字冠之外，更别无它种形容。现在的一些贪欲之徒，当他们不顾一切地攫取个人利益之时，那犹如饥饿的豺狼一般，根本不顾及他人死活的丑陋而凶残的面目，让我对之生起了强烈的厌烦心。
实际上，若要满足每个人的内心愿望，那你必须具有端正的态度和善良的心愿，并且在这样的前提下，如理如法地去行事，你的事业才会获得成功。否则，即便取得一些暂时性的效果，也不可能维持长久，一切终将付诸东流。无垢光尊者这样谆谆地告诫过我们，请大家一定仔细观察自相续，小心护持正念，谨慎地取舍善恶。
总之，末法时代众生的智慧实在是浅薄鲜少，其愚痴的行为如若广为宣说，两大阿僧祗劫也无法言尽！凡是听闻这些恶劣行为，且对佛法具有坚定信念的人，都应当对空上五浊恶世心生厌倦，进而远离尘嚣，前行寂静的地方去精进修持。
三、对恶性弟子的厌离
要修学乃至证悟大圆满，所有弟子必须依止一位具德上师，否则根本无有修成之处。而在依止上师的过程中，的确又会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我早年虽然追随过众多的善知识，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对藏地雪域的诸多大德具有强烈的信心，但因唯恐在依止过程中出现种种过患的缘故，故而已不敢再像当年那样前去求法。而我于下面将要讲述的种种过失，即是属于弟子眷属们的恶劣行为，希望你们能努力断除，否则就不可能从上师那里得到多少加持与清净传承。
有一些上师对无量众生发起广大菩提心，发誓饶益天边无际的一切有情。但怎奈现代人贪得无厌、欲壑难填。那些永不知魇足的弟子，对含辛茹苦传授给他们佛法，并且对他们施予财物的上师，非但不依教奉行，就连内心也生不起恭敬之意。看见这些世间叛逆，我只能生起厌烦心。
有些人初见上师时尚能生起无限的欢喜心，能将其视为真正的佛陀。然而为时不久之后，便将上师等同于凡夫，及至最终，甚至发展到见到上师就犹如面对怨敌一般，心生嗔恨且在言行上对上师大加贬损。对于这种现象，大家一定要提高认识：在你决定依止某位上师之前，必须对他进行详细观察。一旦确定要真正依止他，就应下定决心，始终如一地恭顺承侍，恭敬听闻教诲。如若中途背叛、诽谤污毁，则必定会违反密乘根本戒，以致招来堕入金刚地狱这等不堪设想之恶果。
虽然真正的具相上师会殚精竭虑地培养后学，并千方百计地用佛法的甘露，清洗弟子无始劫以来的障垢，他们传授佛法的恩德的确不可思议。然而，很多人对此却满不在乎。他们非但不能知恩图报，反而要颠三倒四地扰乱上师的心，这些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诽谤和损害上师，甚至连上师的眷属（空行母、弟子等），也无法躲避他们的打击和伤害。
有些顽劣弟子的相续中全无智慧，却竟然大言不惭地向他们传授教言。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他们便开始对自己的上师心存嫉妒，进而言语不恭起来。还有些人凭空就认定上师对自己不好，以为上师的所作所为全都在针对自己，因而只要受到上师的一点批评，就会暴跳如雷。其实，作为一名具有智慧的弟子，当上师指出自身的缺点时，应当心生欢喜，因为这才是上师对自己最为殊胜的开示。任何一位上师，除了向众生开显解脱道之外，都不能代替弟子清除他们自己的所有罪障，也无法将智慧直接转移到弟子的相续之中。释迦牟尼佛就曾对四众弟子指出过这一点，他说：“我如今已将解脱的大道开示给你们，而解脱与否就只能依赖你们自己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并精进修持妙法，不要对上师的批评产生任何邪见。要知道，离开上师的批评与指导，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菩提正道上迈出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前地步伐。”
还有些人经常在师徒之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试图造成上师与别的弟子之间的隔阂，以达到其个人的不良目的。如果这种人的阴谋得逞，那他必定会造下弥天大罪。
还有些业障深重的弟子，无论上师如何想尽办法对他进行福慧的各种饶益，也无法令其心生欢喜。例如某位上师共有十名弟子，当他对其中的一个稍显器重之意时，其余的九个则都会心生嫉妒，愤愤不平，尤其在尼众当中，这类事情会经常发生。比如当某位尼众对上师表露出较为坚定的信心时，其他人对她乃至此位上师就会另眼看待。甚至某位上师仅仅认一位尼古去烧一壶茶，也有可能使这位尼师遭到形形色色的诽谤。在这种嫉妒心泛滥的情况下，有的上师为了利益大众往往付出了毕生心血，但就因为这些区区小事而横遭诽谤，以致弄得名誉扫地，一生的心血都被无端践踏。
还有一些做弟子的，对待上师非但不能知恩报恩，反而恩将仇报。在他们的心目中，上师摄受自己不但没有功德，反而是一切过失之根本。如果哪一天上师对某位弟子说了一些不悦耳的言辞，或当面批评了几句，弟子就会忘记上师以往对自己的教言，甚至将昔日如海一般的恩德全部抛到九霄云外，心中只剩下对上师的憎恨与厌恶。这种品行低劣的弟子如何能不让上师生起厌烦之心？
另有一些人则口是心非，他们表面上称赞自己的上师睿智慈悲、人间少有，口口声声要将自己的身、口、意三门供养给上师，还说为侍奉上师宁可舍弃身命等等等等。然而如若窥其内心，就会发现这类人的相续恰恰与佛法势同水火，无法调和。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誓言正好背道而驰。别说为上师舍弃身命了，就连从内心赞叹上师的功德这一点都做不到。我想这些人无论出家还是在家，都是些舌若莲花的狡诈之徒。
而有些弟子就像吉祥天女身边的黑耳一样，烦恼特别粗大，其相续中的贪嗔痴一个比一个旺盛。他们将上师的教导弃之一旁，行为恶劣，意识鄙陋，只擅长以花言巧语粉饰己过。这些人经常夸夸其谈、言过其实，说什么自己正在断恶行善，修行已近超凡入圣。实际上他们时时处处都不察己过，还对别人百般挑剔、恶意中伤。这些人最喜欢的就是胡乱猜测别人，并擅长揭露阴私、诽谤金刚道友，总是把某男某女可能已经破戒了等非法言词挂在嘴边。如果严格要求自己，则每一位修行都应都每日三省吾身之过错，不应该、也没有时间去目睹他人的种种越轨、犯戒之行。否则，自己的修行境界又表现在哪里？
虽然有些人口头上懂得应取舍因果，但却从不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反而不知羞耻地踏上了奉行恶业的道路。例如初次受戒的人，一定要同异性保持距离，以便在心念尚不坚固的情况下能守持住净戒，但总有些人对此要明知故犯。还有些人经常要杀死老鼠和其他小动物，对此我十分担忧：假如连老鼠等小动物造成的所谓危害都不能忍受，如果有一天别人真的要砍断我们的头颅，那时我们又怎能处之泰然？此外，有些人在刚刚接触时，其留给人的印象往往貌似上根利器。但日久见人心，渐渐就会发现，这些人实则并非公正善良之辈：他们不能行持善法；又拙于处理人际关系；既不能摄受有缘弟子，也无法调伏广大众生。这些都是五浊恶世时期的弟子形象，看见他们我就会生起厌烦心。
有些人心中并无主见，一旦外界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惊惶失措、六神无主，其行为就像水中的浮萍那样，只会随波逐流，盲从他人。例如有甲乙两人同时前往拉萨朝圣，乙在中途改变了主意，想去五台山，甲便欣然同意；继而乙又要转道前往深圳淘金，甲也不假思索地愿意随同。像甲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人人云亦云之辈，也即所谓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只会像风向标那样随风摆动。
有些人对待财物贪心极大，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他们可以变得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口中全是些美丽的谎言。例如他在别人家里见到一只精美华贵的碗，就会想方设法地据为己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会对主人先花言巧语一番，诸如赞叹此碗做工如何精细、历史如何悠久之类。其次再恭维碗的主人豪爽大方、品格高尚。继而，他还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例证，用以说明自己同主人的关系如何亲密，犹如自家人一样。最后他就会信誓旦旦地立下誓言，说什么假如主人将碗赠送给他，他日后定会对主人全力支持，甚至为报深恩不惜赴汤蹈火等等。其实，如果你信以为真的将碗赠送给他，他立即就会将刚才所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哪里还谈得上报答恩德。
相反，如果有人急需一笔财物，被这种人得知后，则会千方百计从中作梗，大力阻挠。像这样的人，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会心怀狡诈、面目虚伪，进而采取不可告人的手段。当他们自己希求某些物品时，就对他人恭维赞叹。反之，别人得到了某些物品，就会立即心生嫉妒。
有些人还常常被毫无意义的事物吸引，无论善与恶、世间还是出世间的法门都要尝试一下，任何地方都要出入一番，甚至妓院、屠宰场和外道的法坛也不例外。还有人表面看来贤善、稳重，其实胸中颇有心计，其行为也是见风使舵、诡计多端，这些人的伪装术炉火纯青，简直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变色龙。在别人看来他是品格高尚、戒律清净的舍世者，实际上却常常揭露他人的疮疤，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离间、诽谤，制造种种矛盾。在其卑劣的本质，最终会渐渐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有一些人起初诚实可靠，但禁不住世事浸染，日久也变得心地恶劣。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末法时代众生的变化实在太快，今天还是忠厚善良之辈，明天就已变成了阴险狡诈之徒。
有些弟子自以为非常伟大，遇到具有功德的人也会嗤之以鼻、不放在眼里。这些人处事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对于别人的恩情却从来不能铭记在心。甚至还有人恬不知耻地到处宣扬，说什么上师对自己的恩德渺小，自己对上师却具有广大的恩德。如此夸耀自己的功德，真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
虽然有些弟子表面上称赞少欲知足的生活态度，但真正遇到穷困潦倒之人，或者生活窘困的行者，就会讥讽、毁谤。虽然有些人表面上对人间富贵不以为然，可是一旦遇到衣着华贵、锦衣玉食的富贵人家，又会嫉妒、羡慕。
还有很多弟子并不具备自知之明，自身的行为已经非常恶劣，却还要向他人传讲教言，通过自己所谓的好心肠去指责别人。这些人连最基本的功德都不具备，又有什么资格劝告其他的修行者？
有些人虽然与上师结下了极为深厚的法缘，也在身边恒时依止，但却因为其相续中未对上师生起真正的信心，再加上外缘的干扰，便忍不住要屡屡毁谤上师及其眷属，以致最终连密乘誓言也已毁坏。
就我本人而言，九岁亡父，十八岁亡母，同父母在世间相处的时间没能超过二十年，一起共处的时间就更短了。而我同大家的师徒关系，有的则已长达二十多年。即使在朝拜五台山（八七年）之后来到学院的，也比我同父母共处的时间还要长。并且我对自己的弟子们也已传授了《佛子行》，乃至无上密乘的诸多法要。即使抛开这些，仅就世间意义上的师徒关系而言，世人尚且知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出家人当然更应该做恭敬承侍上师的表率，千万不可随意诽谤，即使上师真的存在过失也不可妄加指责。如果有人来到上师面前，讲述他人对上师的信心和恭敬之处，对于这种行为，大家都应当学习。作为合格的弟子，也不应要求上师只是眷顾自己，疏远他人。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大家对上师身边的侍从也不要不以为然。不过，虽然末法时代的众生热衷于谈论他人的是非短长，但经过我的仔细观察，建院二十年来，还没有谁在背后议论过我，这一点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虽然上师用佛法来饶益众生，但仍然有一些弟子会阳奉阴违，并暗中批评、损害上师。例如有人对上师的言教并不信服，说什么：“这些话虽然是我们上师亲口所讲，但其观点却是错误的。”也有人说：“我们的上师如今已经老朽了，整天糊里糊涂，脾气古怪，变得十分不近人情。”甚至还有人说：“上师在经堂里面讲法的时候，由于错误连篇，故而我在下面感到十分羞耻，所以就用披单将头蒙上。”像这样的诽谤上师一定会有很大的过失。当年我在石渠求学时，也曾听到个别弟子暗中诽谤托嗄如意宝。像托嗄如意宝这样的如来正等正觉也会遭到诽谤，更何况其他人呢？！所以作为弟子，对上师一定要观修清净心。即使上师在课堂上讲话较多，时间也比较长，也不能心生厌烦。因为上师面对数以千讲的僧众，即使其中只有一个人行持非法，也不得不在课堂上加以纠正。同时，上师将每一个弟子都应作自己的儿女一般看待，并且时时为大家宣讲佛陀的种种教言。所以作为弟子，也应将上师看成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
还有一些弟子言行不一，当上师想要离开他们，去其他地方时，他们会热情地劝请上师留下。一但上师果真留下来，他们自己又会离开上师。另外一些人则不能长期在上师身边依止听法，而是心神不定地四处乱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行踪难料、神出鬼没。
在我们身边，还有人为道友胡乱授记，劝人家不要闻思，到其他的什么地方闭关，说什么只有如此才能遣灭灾障，消除罪业。实际上，我们每天所修的法要都相当殊胜，如若依靠这些不能遣除违缘，利用其它方式就更是痴心妄想。因此这种人并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其行为轻浮如同飘鸿，终日随波逐流，是真正的疯狂者。
不过，无论怎样，我对大多数弟子是不会真正生起厌烦心的。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乃至所有眷属，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令人不解的是，有些弟子总喜欢吹毛求疵，他人无论从事任何事情，他们都会站在一旁指手画脚，横加指责。尽管有时别人的行为已经非常如法，他们却仍然要无事生非、鸡蛋里面挑骨头。例如当他们精进修持善法，猛厉行持菩提大道的时候，必然会舍弃一切世间八法。于是这些人便在背后悄悄议论，指责他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没有处理世间事物的能力，除了清净戒律以外，一无所长，因而非常可怜！与此相反，如果那位修行人稍微随顺世间法，这些人也同样会做出激烈的反应，讥讽他人情练达、老于世故，终日沉醉于世间八风，像狗那样对任何人十分亲热！这些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他人生起欢喜之心，于身边的事物也永远不会满意。无论别人对他如何随顺，都只能得到他们的闲言碎语，遭到他们的诽谤。
当今的世人就是这样，即使是对众生具有无边利益的事情，但只要损害了他的一己私欲，他也会认为做这些事有很大的过患，因此别人做这些事情的功德在他们眼中也必会成为心头刺。这些人将自己的过失看成别人的过失，自己的缺陷当作他人的缺陷，就像《格言宝藏论》中举出的例子那样：天生一只脚的“真达”人，见到两只脚的同类，便会讥讽嘲笑。不过让人悲哀的是，这世上又有多少个这种倨傲无礼的浅薄之徒啊！
末法时代的众生的确十分恶劣，大多数忙于指责他人，却不知省察己过，对于别人饶益众生的事业，不仅不能随喜赞叹，还冤枉妒忌。在背后议论他人的是非短长、说三道四，当面却点头哈腰、阿谀奉承，实是末法时代众生的拿手好戏。
有人对上师三宝并不具备信心，也无法同旁人和睦相处，他们平日常常议论他人过失，而自己之身语意三门则远非调柔。当上师和道友好心相劝，希望能对他们加以帮助时，这些人非但充耳不闻，反而振振有词，甚至反咬一口，指责上师和道友的诸多过失，借以挑拨是非。这些人对很多道理本来十分清楚，却仍然在他人面前装腔作势。这些虚伪之人的虚伪行为，实在令人作呕。另外有些恶劣之人，其贪婪之心就像破旧的房屋，即使天天维修也会漏水。当别人怀着慈悲之心帮助他们时，他们却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例如某些乞丐今天得到一百元，明天就希望别人能施舍一千元，否则心中就会十分失望。同样，上师对弟子越是慈悲，弟子对上师的要求也越多。一旦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心生怨恨，在外面为上师造谣生事，像这样的弟子真是不可雕琢的朽木。
而上师对弟子所作的殊胜开示，弟子也往往当作耳边风，似乎这些珍贵的教言就像是一碗毫无味道的面粉。他们不喜欢选择能带来人生究竟利益的甚深佛法，却热衷于捞取有漏财富和世间人的稍许赞叹。这些弟子对施与无上法要的上师不能知恩、报恩，反而对给予财物的人唯命是从。还有些弟子认为自己能够在上师面前听闻佛法，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上师应该对他感激不尽。否则离了像他这样的弟子，上师从哪显现其生存价值呢？这样的念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如果上师没有讲经说法，有些弟子会不厌其烦地再三请求；一旦上师大慈大悲开始宣讲，弟子又误认为上师在指责自己。按道理讲，上师在开示的时候的确要经常揭露弟子的诸多过失，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弟子会生起嗔恨之心，以致对这些殊胜的教言不能接受。一般而论，虽然上师已成就与佛陀无二无别的果位，但在显现上，他们针对弟子越轨行为的揭露又往往不留情面，很少采用温和婉转的语气。其实，这并非是上师言语粗鲁，更不是上师以嗔恨心训诫他的这帮弟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上师的语气不够严厉，他的批评又怎能引起弟子的足够重视？其教诲又怎能真正融入弟子的相续之中？所以，这样的教言才是解除弟子陷于痛苦轮回的甘露良药，才是帮助弟子走向暂时与究竟解脱的路途指南，也才是殊胜难得的金刚语。
作为真正的金刚上师，是不应随顺弟子的烦恼与一切顽劣陋习的。
然而,有些弟子却总是认为上师对他怀有偏见，进而处处挑剔、百般刁难，这些人的所思所想可谓愚痴之极。那些真正头脑清楚、具有智慧的人绝不会这样理解问题，更不会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怀疑上师的动机，而是对上师所有的言传身教全部接受。只有那些根基恶劣的弟子，才会将上师最殊胜的开导当成毒药，认为上师对己不满、处事不公，一门心思想着要离开这位处处与自己“为难”的上师。
总而言之，末法时代的众生烦恼重重，无论上师怎样说、怎样做，都很难使他们得到满足。但是作为弟子，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特别加以警惕：如果上师针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教诲，一定要对此生起欢喜心；如果上师所批评的人与事与我们无关，那么我们也不必对号入座、自寻烦恼。这正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作为弟子不能正确面对上师的批评和开导，那么在表面上恒久依止上师又有什么意义？
有些人因宿世业力非常深重，他们对上师的言行举止总是不能如法领会。每当碰到上师讲经说法时，他们往往不愿听闻，却傻乎乎地希望去搞什么闭关修行；一旦上师让他们闭关专修，他们则又跑到上师面前去请求宣讲佛法。因此我在这里郑重地劝告大家，千万不可让此等过失也在自己身上出现。每当我们要听闻佛法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随意中断传承，否则将产生巨大的过患；而在闭关专修期间，也不要前往没有实际意义甚至存在危险的地方，否则修法一定会遇到障碍。
虽然有些上师以其深广的智慧传讲显密经续和论典，对法与非法辨析得清晰透彻、条理分明。然而，当他依据诸多经典、教言，来宣说各种宗派的不同观点和究竟密意时，其座下弟子对上师非但不生恭敬，反而生起邪见。他们会诽谤上师所讲内容过于繁杂；或自以为是地认为上师是在以嗔恨心批评其他宗派等等。反之，上师传法时如果没有涉及任何宗派之争，只是尽心尽力地宣讲自宗的种种见解，这帮弟子则又会指责上师教授的内容过于平淡，因而会生起傲慢之心，认为自己的上师学识平庸。
例如上师传授《佛子行》时，很多人认为自己已听过不只一遍了，于是对闻法生起了极大的厌烦心。对此，我倒是要问一下，如果你确已通达《佛子行》的所有涵义，那么对于一切显现都是自心，心离一切戏论，一切皆不作意等等，这些大中观、大手印、大圆满的究竟密意，又到底理解到什么程度？可怜的是，如果我们一深入观察便会发现，这些人往往好高鹜远、目中无人，自以为对佛法甚为精通，其实却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也不了达。假如有人向他们询问离戏、离四边的究竟含义，他们也无法解释。即便如此，他们却还是要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上师广讲佛法达过繁琐。如果上师真的以较为简略的方式宣说教言，他们仍然会没有耐心去谛听。这些自高自大、傲慢无理的人，总以为自己的能力已超过了上师，因而对无论古代的高僧大德，不是如今仍然健在的一些具德**、堪布们的教言，都不愿听闻。这些恶劣弟子的心相续当中，已经被邪念和分别念牢牢占据了。
这些末法时代的傲慢众生，口头上都会高谈阔论一些所谓的高深见解，心中也会轻视上师针对他们实际根器所传授的相应佛法，只知梦想获取甚深法门。其实他们连大的前行部分都尚未通达，既没有积累足够的资粮，又缺乏对上师的坚定信心，又怎么能理解大圆满的见、修、行、果？又怎能真正体悟法界本性？
这些人始终不能满足于已经领受的法要，但这并非出于对佛法的真诚希求，而是出于个人的狭隘贪欲。他们没有耐心听闻《入菩萨行论》和一些简单的大圆满法教授，也不能依教修持，实际上早已舍弃了佛法的无上甘露。像这样的弟子，终日觉湎于顽固的分别念中而能自拔，即使上师付出再大的努力，传授再深的窍诀，他们也不可能有所领悟。例如有有曾经在上师面前祈求听受《大圆满心性休息》，当上师满其心愿传讲一遍过后，他们的相续中便生起了种种邪见，诸如认为此论过于简单了，如果上师再次传授，自己就不愿意重复听闻等等。其实这些人绝非真正的行者，对他们来说，任何法要都会显得过于简单，因而都不是实修的法要，最终都应该舍弃。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密乘行人，那么再简单的法要也会被他们视为珍贵的法雨甘露，因而无论怎样都可借此实际修持。
有些人在没有得到所要求的佛法之前，会以种种伪善的面目在上师面前祈请，并且立下种种坚决求法的誓言。结果时隔不久他们就违背、践踏了当初的海口，这种人最终的下场，我们大家也就可想而知了。例如有人曾经发愿要诵满七亿遍文殊心咒，结果一年当中只念了百万左右，以后就全盘放弃了。也有人发愿在上师身边依止六年以上，结果六天之后他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人实际上非常可怜，也非常值得同情，因为他们若是在不违犯戒律的前提下，能够遵守誓言，那肯定会在获得究竟智慧等诸多方面为他们的今生来世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他们对自己誓言的毁坏，他们本应得到的功德不仅付之东流，还违犯了密乘根本戒，并由此种下了堕落地狱的种子。当然，在修学佛法的芸芸众生中，能够坚守誓言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往往是些人品比较可靠、性格较为稳重的人。越是值遇违缘的时候，对待誓言的信心也就会越加牢固，因之而使其修行之境界突飞猛进，蒸蒸日上，这种情况以往也曾屡屡发生过。
还有些人于世间、出世间所求甚多，结果造成诸多繁杂、心绪散乱、顾此失彼之恶果，以至最终落得个一事无成。据说有的出家人在还俗成家之后，身心经常陷于日常琐事当中，家庭不和，终日以吵闹度日，其生活状况相当窘困和无奈。因此，当我们作为出家人坐在黄金宝座上的时候，最好不要自己跳入还俗成家的粪坑里。
如今有些弟子总是行踪不定、四处漂泊，在上师面前连一个清净的传承也来不及听完，就急急忙忙地想要离开；另外有些弟子则忙于耕田种地、商贾贸易等琐碎杂务，身心浸淫在世间法当中，一丝一毫也没有想到过要出离尘世；还有些弟子自己不能恒久地如法修持，却妄图一步登天，想在刹那之间就精通所有显密教法，这种念头真如痴人说梦一般。实际上，一个人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毕生心血才能精通某个法门。即使是理解《俱舍论》中的一个颂词，也付出很大努力，更何况要在很短时间内掌握诸多甚深法要！这些弟子不知道自己根基下劣，在连“欲界”、“所得”等最简单的名词也无法理解的情况下，还不虚心听受上师的教言，那他们何时才能通达佛法大义呢？说他们对佛法一知半解都已是过誉之辞，他们于佛法简直就是一无所知。有些弟子还不能保守秘密，他们会将刚刚听受过的甚深教言四处宣扬。如果上师对此加以制止，他还会心生嗔恨，甚至口吐污言秽语对上师进行辱骂。这些可怜的狂妄之徒，随着他们听闻的教法日益增多，他们的相续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化。尽管佛法的甘露终日都在清洗着他们的灵魂，其烦恼却仍然非常粗重，顽劣的性格也一如往昔。
很多人都读过《百业经》和《入菩萨行论》，尤其通过对《百业经》的学习，大家应该对因果轮回都已产生坚定的信解。但事实上许多人却早已忘记了它的内容和教义，因而为所欲为地随意享用常住财产、讥毁大乘僧众，或做种种与此类似的恶行。这些行为如今可谓比比皆是，真令人目不忍睹！或许很多人对《百业经》的记忆，仅仅停留在莲花根比丘前往妓女家中之后，成就阿罗流果位等有关男女情感方面的故事层面上，而对其他的有关因果报应的公案都已忘失殆尽！作为在人世间辗转漂零的芸芸众生，如果对轮回之苦痛不能产生畏惧，其出离心又从何谈起？既然连出离心都不能具备，大乘菩提心就更是无稽之谈！像这样恶劣的修行人，无论他们怎样向别人夸耀自己的功德，事实上他们也始终会流转在无尽的轮回当中，而无有解脱之时日。
虽然上师已经将许多道理阐释得十分清晰、透彻，但很多弟子由于我执过于深重，他们仍然会紧紧抱着以前的种种邪见而不肯放弃，即便是释迦牟尼佛和诸多先圣的殊胜教言，也不能对他们产生任何触动。
还有的人虽然已皈依佛门，身处佛堂之中，却仍然坚持行持非法。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那当很多僧众聚集在经堂之时，那种情形就会与大城市中的商场、剧院无甚判别了：人人都在谈论有关世间八法的话题，到处也都是一派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景象。此外，有的人在听法和念经时也说些同佛法无关的绮语，这样做的过失可谓非常之大。还有人虽然已在之处安顿下来，但其心绪却始终也不能随之沉静。他们或为建造房屋而积累木材，或为修理厕所而堆砌石头，几乎每天都在为个人的琐事东奔西跑。长此以往，其出家人的身份能否保持得住也未可知。总而言之，这些人所要处理的杂事总是很多，心经常流于散乱，其所谓的修行又怎能不招致失败呢？
还有些居住在寂静之处的人，虽然没有为琐事东奔西跑，并且也发愿要尽其一生精进修持。但实际上他们仍终日处于懈怠和放逸之中，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无数个白昼与黑夜。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修持过哪怕一点一滴的善法，只是自欺欺人似的伪装出修行的样子而已。
有些人平时就不喜欢闻思修行，经常四处游荡。即使他们在某个地方暂时安顿了下来，也不可能安安静静地守在自己的房间里诵经、修法，而是终日都要跑到他人家中喝茶、聊天，仿佛自己天生就是一名外交专家。
当年我在石渠县江玛学校修行的时候，堪布扎若身边有一位名叫托尼基比的扎巴，他经常都会跑到根桑的家中玩耍。有一次扎若堪布对托尼说：“是不是你的家中生长着荆棘丛，而根桑的家里却有棉花，所以你被荆棘刺得不能呆在家里，只好到根桑的家中躲避？”如今的许多人就像这位名叫托尼的扎巴一样，他们无法安守在自己的家中，而是一会儿到商店里面东瞅瞅、西瞧瞧，一会儿又跑到其他什么人多的地方闲逛。当别人问起时，他们还要为自己的行为掩饰和开脱，谎称在家中修持时头脑有些昏沉，故而出来散散步，让脑子清醒清醒。这样的理由说起来的确委婉动听、冠冕堂皇！其实只要略微动动脑筋，即可拆穿他的谎言。试想一下，如果真是为了让自己的头脑得到清醒，那就应当前往寂静清幽之处，怎么反而会跑到喧闹的场所凑热闹？这样一来，岂不是令头脑更加混乱吗？所以，作为修行人应当尽力避免这些恶习，应该像释迦牟尼佛在教典中指出的那样，平日里应当呆在自己家中，不可东游西逛。否则，肯定会对自己乃至他人的修行造成极大障碍。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充分说明了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朋友的重要性，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有意无意之中，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如果一个人身边的朋友都是些正直、善良之人，那他本身一定会朝着良好人格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同邪恶狡诈之徒朝夕相处，那么自己的品行也定会渐渐随之下降，而造下许多恶业。以上这些道理，都是就世间的普通人而言的，作为修行人，在这些方面就应更加注意了。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是些清净戒律、精进修行的金刚道友，那他们对我们本人的修持一定会带来种种好处，其他修法的善缘也会逐渐增上。否则，如果经常同懈怠懒散，甚至违背誓言的人相处，我们个人的修行境界则必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并且违缘重重。因此，我们仅仅通过观察一个人身边道友的优劣，就可以大概推断出此人内心智慧和品行的高下。然而适逢五浊恶世，大多数人对真正的金刚上师和如法行持的密乘道友并不愿过多接触，倒是如蝇逐糜一般反而要与恶人为伍。如此一来，他们所结下的善缘将越来越少、恶缘会越来越多，故而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的世与出世间利益，都如同走下坡路那样越来越暗淡无光。
很多学佛的人，对世间的有漏财富比对甚深佛法更为执著。上师苦口婆心地为他们所传讲的殊胜窍诀，他们只当作是耳边风，丝毫也不重视。自己天天处在散乱的红尘滚滚这状态中，对具有意义的事物和甚深佛法提不起半点兴趣，没有一刹那的热情，更谈不上依从上师的言教去实际修持。
这些浊世众生不净粪般的恶劣习气，无论如何也宣讲不完，每当我看到他们那些对修行人来说可谓令人胆战心惊的过失，我都感到此身像处于烈火中一般痛苦难忍。对于这些弟子，即使上师付出再大的努力，为他们宣讲多少佛法以及世间道理，想方设法去饶益他们，并护持其身心，使他们都能早日解脱，都不可能令他们的相续中生起片刻的欢喜心。这些人实在是不堪造就，如果他们对外境的贪婪之心得不到控制的话，他们将永远无法得到究竟的利益。因此，如果现在该我们独处静修，那我们应立即前往寂静的山林，在尽可能远离人群和闹市的地方独自观心。
还有些弟子对自己正在听闻的法要总是感到不满，当上师从人身难得等共同加行开始传授时，他们往往认为这些道理太过简单因此不愿听闻。如果上师传讲到不共之无上大圆满的修法，他们又会觉得艰深晦涩，难以理解。总而言之，无论给他们传授什么样的窍诀，他们也不会高兴。这些低劣的众生真是令人无法忍受。
从实际意义上讲，如果我们在短暂的即生当中，没能度过生死轮回的大海，那么将来也很难获得解脱的机会。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在着手，立即修持能够得到究竟利益的殊胜妙法，不应再继续荒废时光、空虚度日。所谓“当下速修犹太迟”，如果继续听任日月荏苒、时光蹉跎，及至死到临头之际，那我们一定会感到回天无术、追悔莫及。
第二篇：佛教所谓末法时代几个很重要的法门
佛教所谓末法时代几个很重要的法门
佛教所谓末法时代几个很重要的法门消业第一
金刚萨埵法门金刚萨埵佛尊因地时曾发如是大愿：「愿我未来现证佛果时，若有众生虽已造五无间罪、毁坏誓言，但只要闻我名号、作意于我、念诵百字咒王，则一切罪障皆可无余清净，愿我住于破戒者前，令其一切罪障悉皆清净，此愿不成，誓不成佛。」
现今金刚萨埵已因圆果满、业尽情空，成就无上正觉，这说明往昔大愿已圆满实现。所以念修金刚萨埵本尊心咒定可清净无边罪障。
有续部中云：「仅念诵一句金刚萨埵心咒，亦是对自己的极大护持，而且剎那获得殊胜悉地。」
另有续部云：「若能如理念诵十万遍心咒，即可清净毁坏根本誓言的重罪。」
不退第一
极乐世界法门 五浊修行多退转。不如念佛往西方。到彼自然成正觉。还来苦海作津梁。凡夫若得到西方。旷劫尘沙罪消亡。具六神通得自在。永除老病离无常。十恶五逆至愚人。永劫沉沦在久尘。一念称得弥陀号。至彼还同法性身。
翁嘛呢呗美吽
利众第一
六字真言法门若善男子、善女人念诵六字大明咒，会具无尽才能。智蕴会净化。会具有大慈、大悲力。日复一日修持，六度将会圆满。谈到成就，会达到世间君王的地位。不会退失菩萨境。将会在最高的真实圆满悟境中，显化证觉。念诵六字大明咒与不断持诵者，将具有功德。念诵它，所有如恒河沙众诸佛现前集会。
千万胜佛在善男子、善女人每一毛孔中现身。住在此境中，哦，善男子、善女人，你会获得如意宝。善哉，善男子、善女人，你们的子孙也得度。善男子、善女人，即使你胃肠中的寄生细菌，也会成为不退转菩萨。他们向你献上感恩。
除障第一
普巴金刚法门在这末法时期，群魔飞舞四起，大威力普巴金刚针对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法。普巴金刚为一切诸佛菩萨事业之化身，亦为一切诸佛菩萨事业之总集。举凡任何世间法和佛法修行之一切障碍，若能勤修本尊法轨、礼敬供养本尊虔敬向其祈请加持庇护，一切障碍恶缘危难无不净除，更甚者，能迅速去除一切恶业疾病，包括精神心理之病苦、恶神精鬼魔障，以及世间事业诸般不顺衰败，均得大力庇护眷顾，现世更得八胜德，即吉祥、长寿、无病、有权、富有、闻名等。如能深具信心、如法精进修持普巴金刚，就能获得究竟普巴金刚的成就。
疗愈第一
药师如来法门 药师法门是一个在末法时期特别能为修持者带来无边利益的一个法门；文殊菩萨在二千多年前，为了末法时期的苦难众生之利益而向世尊本师释迦牟尼如来求请，佛陀就开示了药师七佛的法门，并言明于末法期间，众生若能依止药师七佛，便能智根具足，最终证得佛法之心髓，同时亦能得到世间之种种利益。
由于五浊炽盛，新型的疾病出现，病征也改变了，医生很难认知新的疾病，也不知道如何治疗。这些征相正如莲花生大师一千多年前，所预言的一样。
因为众生的心更堕落，一切也都更加堕落。食物和药物的力量减退，甚至咒语的力量也削弱了。所以现在修本尊法，都必须比以前持更多的咒。不过，基于药师诸佛往昔许诺的力量，实际上药师咒在浊世反而更有威力。这是很有必要持诵药师咒的理由之一。
咐嘱第一
地藏菩萨法门地藏菩萨受释尊之咐嘱，特别在释尊圆寂后至弥勒如来降生成道前，无佛住世之时代，担当起重要的角色，广摄有情归于正道。地藏菩萨自从发心修行以来，已经历无数劫，其功德智慧，早已与佛相同；但是由于他的大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渡尽，方证菩提；即使尚余一个众生还未解脱之前，菩萨也决不成佛。
求福第一
准提菩萨法门
一时薄伽梵。在名称大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与大苾刍众并诸菩萨。及诸天龙八部前后围绕。愍念未来薄福恶业众生。即入准提三摩地。说过去七俱胝佛所说陀罗尼准提功德聚。寂静心常诵。一切诸大难。无能侵是人。天上及人间。受福如佛等。遇此如意珠。定获无等等。
方便第一
弥勒菩萨法门
十方净土各有殊胜，弥勒净土却是殊胜中之最殊胜，方便中之异方便；因为弥勒净土是为一生补佛处，未成佛之前俱皆住生于此净土，世尊未成正等正觉佛果之前，亦是住生于此净土之中，因而弥勒净土谓之生补佛处；智慧如世尊尚且如此，众生求生于此净土之间，岂能不谓最为殊胜。而求生此一净土可带业往生，不用急断根障，岂能不谓最为方便。弥勒净土之殊胜，在于彼处是有其时间性，乃在彼土天寿四千年而已，不若他处净土无其时间性。凡诸有情求生得至弥勒净土，悉皆可以增上而出离，完成初心而至修持等觉，再伴随弥勒菩萨下生阎浮提，龙华三会中共成无上正等正觉。求生弥勒净土，虽未能在净土中的修行得正觉究竟，但却能在兜率陀天的四千岁天寿间得等觉菩萨果，而伴随慈尊再下阎浮提，共成无上正觉。因而弥勒净土之究竟与否，关键则在伴随慈尊下生共成佛果，虽未在弥勒净土成就佛果，却可在伴随慈尊下生之时必定成佛。
一、弥勒净土因在欲界天，与阎浮提同属一地，因此距离不远，愿力容易契引摄纳，不论慈尊之愿海或是众生之愿力几乎无所阻隔，就可融汇，这就是近。
二、何谓简易？末法时期众生既是智慧不比前人差，为何根器差？那就是末法时期人心功利；况且置身于一个紧张又竞争的社会之间，对修道发心怕不能吃苦，发愿又怕失落既得，因此浮浮沉沉于轮回苦海之中。因此只要从闻见慈尊而心喜而膜拜而持念（念），如此发心成愿力，融入慈尊愿海，种下无数劫以来佛缘之契机，再于日常中量力行持佛规礼节，律戒六事，每天并不须要时时刻刻而行，只要每天的空闲时间记得行持，累积不断，那么绝对可以上生弥勒净土，这就是简易。当然如果有人空闲时间愈多，精进修持多分，当然可以高阶上生。
三、求生弥勒净土是智慧。所谓智慧，即是能够把握此一异方便之法门。弥勒净土与各方净土最大不同，即是它处于我人所生存之空间，不似其它各方净土是在阎浮提距离恒河沙数遥远之地，求生彼处之行者在人间行持之精进与方便之处当然各有殊胜；但弥勒净土即是以众生根性染着之中可有归止，以凡夫根器求生净土再精进修行，达成莲花化身，脱胎换骨，迈入究竟境界；因为凡夫之行持，不易摆脱凡俗根性，唯有先仗托外力离开阎浮提，使凡俗根性去掉一层束縳，再增上出离心，精进修持，如此更胜在轮回中寻觅机缘，因此是智慧的精进。
在弥勒净土修行四千岁等于阎浮提五十六亿年。在弥勒净土虽仅止等觉境界，但是在阎浮提却未必能够修成等觉境界；而且在弥勒净土有保证，那就是到了弥勒净土，保证能够修至等觉境界，而到了等觉境界，保证能够伴随慈尊下生阎浮提，龙华三会之下共成正觉；换言之，弥勒净土不是究竟之处，但却可以保证成就究竟佛果。扩展阅读:什么是“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是佛教中“正法时代、像法时代、末法时代”三个时代之一，说的是佛陀教法的“法运”，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种教育的影响力。“正法时代”——本师（我们世界的根本老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教育，他以身作则，为人演说（演就是做出来，说就是说明解释），所以这种教育准确。佛灭度后，有他的弟子在，佛的教育还是相当的准确，这个时代就是正法时代。“像法时代”——佛走了一千年，佛的弟子也走了，佛法教育继续传承，然而不可避免地，误解开始越来越多，但在这个教育系统中，大部分还是正确的，这就是像法时代。“末法时代”——佛法教育还是继续在流传，不过佛陀走太久了，修行证果的人也渐渐减少，误解曲解佛陀教法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学生都得不到真正的佛法教育，故说末法时代，万人修行，罕一得道。
按佛经上说，释迦牟尼佛的整个法运是一万两千年（多数持此说），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影响力，可以影响一万两千年。
真如本性（法性）、应化身佛（释迦牟尼佛）、佛法是不同的概念。我们说的佛法是有法运的（影响力），一万两千年。衍生佛法的本质——法性（真如本性）是不生不灭的，下次机缘（条件）成熟，会再衍生出来。
法身佛和法性是不生不灭的，因缘成熟，法身佛会应化到世间，救度众生，缘尽了就示现灭度，下一尊佛缘成熟时应身的是弥勒佛。
第三篇：第十课 隋唐时期的佛教美术
第十课
隋唐时期的佛教美术
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隋唐时期佛教美术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
隋唐时期佛教美术的艺术特点 授课过程：
社会历史背景
从隋代581年建国开始到唐代907年灭亡，300多年间是封建社会繁荣的阶段，隋代建国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接受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而取得了统一，社会向前发展为唐代打下了基础。唐代开国以后吸取了隋代灭亡的教训，调整了一些政策，唐初的一些皇帝都是非常具有政治才干的，所以在100多年中取得了社会长期的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国家富足，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少数民族关系密切，文化交流也非常平凡。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取得了唐代美术辉煌的成就。唐代美术成就为各方面，在绘画方面，题材表现有了多方面的发展，虽然是以人物画为主，如有初唐时期的阎立本为代表的表现重大政治题材的人物画，盛唐时期以吴道子为代表的富有民族风格的宗教壁画，中晚唐时期以周肪为代表的表现宫廷妇女精神状态的侍女画，何以盛唐以李思训、李召道为代表的青绿山水画，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以及以韩干为代表的鞍马画，在花鸟画方面唐朝已经走向独立。为五代、两宋花鸟画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第一节
隋唐佛教美术的产生发展背景
佛陀在世时曾禁止任何形像的偶像崇拜，当时的佛教徒为了思念释迦牟尼佛，只用隐喻的法轮、足印及菩提树来代表佛陀说法、住世与成道，我们看到早期印度的浮雕，都没有直接出现佛陀形像。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小乘教义盛行的时候，佛教文化是朴素的，和早期基督教以及历来的伊斯兰教一样，是反偶像崇拜的。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国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希腊文明经西亚传入印度,造就了印度犍陀罗艺术，将佛陀塑造成具有希腊化的艺术风格。人称犍陀罗也是中国佛教雕塑的源头。（犍陀罗又作健驼逻、干陀卫。意译香行、香遍、香风。位于今西北印度喀布尔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犍陀罗国的领域，经常变迁，西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时，它的都城在布色羯逻伐底，约在今天巴基斯坦白夏瓦东北之处。）
有人将佛教美术分为三个体系:①早期以佛塔的营建和崇拜为主体。佛像还仅集中于释迦佛，佛教题材以本生图、佛传图为主，一般在内容上比较简单。②以佛像为主体、以诸佛以下诸尊的形像的制作和崇拜为中心而展开的大乘美术。③密教美术。从7世纪起开始在印度出现,其中的一支迅速从中国传到日本，又扩展到印度尼西亚；另一支从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后，与当地原始钵教融合，发展为独特的喇嘛教美术（亦称藏传佛教美术）。从题材来看，中国的佛教美术可分为：菩萨像、明王像（在密宗中，明王像是佛、菩萨由于大悲而示现的威猛忿怒像）罗汉像、高僧像、天龙八部像、佛传图（表现释迦牟尼佛一生事迹）、本生图（表现佛前生事迹）、佛经变相（将佛经内容图像化）、佛教故事图、水陆画（佛教举行法会时悬挂的条幅式绘画）、供养人像（供养人即捐资开窟造像的“功德主”）等13类。（刘晓路，“佛教美术 ”）
中国佛教美术（Buddhist art in China）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古印度别称），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 在东汉永平年中，当时的楚王英盛斋戒之祀，尚浮图（佛陀旧译）之仁祠，可见楚王已信奉佛教。此记载透露出佛教已经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比明帝夜梦金人早得多。传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白马寺乃佛教传入我国后官办的第一座寺院，被中外佛教界誉为“释源”、“祖庭”。”。“释源”即佛教之发源地，“祖庭”即祖师之庭院。据《魏书•释老传》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其旁有天竺国，一名身毒（即古印度），始闻有浮屠之教。”张骞是西汉武帝时著名的外交家，这条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又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世界上的宗教，后来逐渐重视用艺术形式来宣传教化，尤其是美术。由于佛教重视造像，所以在中国又称为“像教”，在世界三大宗教(此外还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美术中，佛教美术的历史最长，在雕塑和绘画方面的成就最大。佛教作为东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宗教，更是重视美术的教化作用。梁慧皎《高僧传》即云：“敬佛像如佛身，则法身应矣。” 我国较为可靠的佛像，以四川彭山东汉崖墓陶制摇钱树座下一佛二菩萨、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两窟东汉崖墓内的三身石刻佛像为最早。贺云翱教授则认为，一直到三国之前，中国未出现独立供奉的佛教造像也是迄今为止众所周知的事实，目前可以说，除西域之外，中国最早制造独立供奉佛像的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已经出土的这类资料有3件，一件出土于鄂州，一件出土于南京，一件旧藏于故宫博物院，专家推测其出土于浙江境内，它们均为瓷质的佛像。
佛教传入，引起了我国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此前的美术创作基本上是由工匠（画匠）完成的，而此后则出现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士大夫画家。孙吴的曹不兴，两晋的张墨、卫协、顾恺之、戴逵、王广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的绘画，尤其是佛画的创作在当时就令人瞩目。晋明帝司马绍以帝王之尊于宫内乐贤堂画佛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美术的发展。而建寺造像、依经图变以求福报的民众心理则为佛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契机。此后，画家与工匠（画匠）的结合，为工程浩大的造像艺术，如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的开凿及装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佛教美术的繁荣，正是在一大批专业画家和无数工匠、画匠的共同努力下，才取得了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的伟大成就，成为光辉的艺术典范。唐代是我国佛教的黄金时代，无论在佛教思想或佛教艺术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北宋时，佛教绘画在画坛中的地位仍十分崇高。宣和时期(1100-1125 年)所编集的《宣和画谱》，将徽宗朝内府所藏魏晋以来的名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析为十门，并特别将道释画冠於十门之首，推崇这些作品「禀五行之秀，为万物之灵。」 该书卷首说：「画道释像与夫之风仪，使人瞻之仰之，其有造形而悟者，岂曰小补之哉。」 元代以后，文人画兴起，大部分的画评人认为道释画乃出自工匠之手，乏善可陈，道释画的地位遂日渐衰微。佛像的造像虽有《造像度量经》，但过去却从来不会有统一的佛、菩萨的形象。今日华夏，许多地方大修寺院，但所供奉的佛教雕塑，大同小异，而且匠气太重，在艺术上并多少无可观之处。大江南北，除古代石窟和墓葬外，在新修庙宇中，能使游人驻足的佛画，更是鲜见。
第二节
佛教美术的分类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佛教绘画早于佛教雕刻。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一、佛画
三国时曹不兴，善画人物，与晋顾恺之、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曹不兴学绘佛像后,或绘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所作大佛像有的高达5丈,气魄恢宏,庄严妙相,仰之弥高,令人肃然。世传曹不兴绘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曹氏以“佛画之祖”载于画史。顾恺之也善画佛像。相传他２０岁左右曾为南京瓦棺寺绘壁画募得巨款的故事。他在庙里用一个月的时间闭户画了一幅维摩诘，画完之后，要点眸子，乃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人施舍五万，第三天的随意。据说开门的一刻，那维摩诘像竟“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在梁代，张僧繇也以善画佛像名世。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有力的推动者。武帝崇信佛教，凡装饰佛寺，多命他画像。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他因来自中亚的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华民族风格。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
隋唐时期，是我国人物画的顶峰。盛唐时期的吴道子，最擅长道释人物画。他集诸家之大成，为古代佛画第一人。他一生单是寺观壁画即作三百多堵。《唐朝名画录》说他在长安景云寺画《地狱变相》，竟使“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而畏罪改业者，往往有之。”其感染力可想而知。佛教对于中国绘画，有很大的影响，以唐代为最深。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佛画，有两句卓见，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说：“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他对于佛画的色彩与线条，有很深的理解。“曹衣出水,吴带当风” 也即是指吴道子等人对古代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中国自有图画以来，是先有人物画，次有佛像画。最初山水不过是一种陪衬人物的。到了后来，山水独立成宗，文人便以为南宗山水为画的正宗，连北宗也被摒斥在“画匠”之列，不只是将人物佛像花卉，看作别裁异派，甚至也认为是匠人画。到后来，曹、吴之作不可见，而一般画人物的，又苦于没有学问，不敢和山水画争衡，所以一天一天地衰落下去。到了敦煌佛像人像被发现之后，这一下子才知道古人所注意的，最初还是人物而不是山水，才把人像画的地位提高，将人物画的本来价值恢复。
二、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 130窟和第 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窗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由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指描绘净土佛菩萨、圣众及种种庄严施设等，以呈现净土景象之图像或雕刻）。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绘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间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三、雕塑
佛教美术在雕塑方面，也有其伟大的创造。中国的佛教美术以石窟艺术为代表。中国是世界上佛教石窟艺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在佛教东来的通路上，经过新疆维族自治区时，遗留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经过甘肃河西走廊时，遗留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而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磁县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万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不能备举。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也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云岗佛像归纳有三式：
一、为伟丈夫形，束发怒目，与犍陀罗式相近，惟衣服稍异，著法自身后分披两肩；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渐成风气﹐遂有佛像的创作。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又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是一块表现释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赠花园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其後表现佛从诞生﹑布道说法到涅盘的浮雕渐多﹐并有圆雕佛像出现。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於马尔坦﹐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神态肃穆﹐颇具佛教精神。桑奇大塔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呾叉始罗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贵霜王国首都富楼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二、形像柔和优美，有笈多式衣褶；
三、效中土（古代中原地区）贵族形。其中以第二式为主。龙门佛像亦可归为二式：
一、以柔美胜，容颜丰满，与唐人画像一般趋势相同（奉先寺像）；
二、以雄伟胜（香山寺像）；但第一式最通行。
盖我国习俗不同，佛像避讳裸体，所注意者仍在颜部，而偏重于女性的优美，文字记载亦悉以丽质或丽像形容之，以与印度佛像贵在全裸表白相好者比较，固大有差别矣。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纻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莫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1996年10月在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最惊人的发现是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这批造像数量达二百余尊。主要为北朝作品。像身多有贴金绘彩，其中有数件石像施以彩绘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分外引人注目。台北故宫《雕塑别藏展》中也有数件是出自青州的作品。青州附近临朐县也曾出土成批造像，应属同一体系。目前对这些造像的整理与深入研究还在进入之中。
四、藏传佛教美术
藏传佛教或称“喇嘛教”，有人指出应称“藏语系佛教”。我国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流派,主要包括唐卡、壁画、雕塑、堆绣、建筑装饰图案彩画与酥油花等。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藏传佛教艺术继承西藏本土的传统技艺，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有其自身的仪规,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藏佛教造型艺术。西藏佛教艺术造像众多，从释迦牟尼到西方之圣，从普贤、文殊、观音到密教的本尊、护法，形形色色，千姿百态。藏传佛教传播的地域很广，杭州是藏传佛教元代在内地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为元大都（今北京）。杭州飞来峰的石刻是藏传佛教在江南保存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雕造精美的藏传佛教石刻真迹。藏传佛教在江南其他地方也很多见，但是关于藏传佛教艺术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藏传佛教美术作品常给人威慑骇怖的宗教视效，塔尔寺酥油花则恬静优美,佛容亦似乎很适合用酥油来表现,这是真正的肤如凝脂,用美学取代神学,藏传佛教故事由此美丽如花,纯洁如脂,清香如酥。
佛教虽起源于印度，然使佛教酝酿、发酵、挥发成一最精纯，且又超脱于印度式佛教，成为世界各人类精神信仰上永不终止的佛教世界，是中国大僧，使佛教达于文明的极致点，同样地，中国大僧致力于佛教美术的创作表现，是世界第一的；而其留存下来的美术遗例作品，不论其数量与品质，也是世界上最丰富且又最精致的（林保堯语）。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总之，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流而不是源。因为早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华美术的成绩便己斐然可观。而佛教东传之后，给中国美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题材和风格，不唯使中国美术得到迅猛发展，且佛教美术自身亦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枝奇葩。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可以称作佛教美术时代，这个时期为我国留下大量珍贵的艺术瑰宝和遗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万分珍惜这份不可再生的珍贵遗产。现代人们也希望塑造出既符合佛教教义，又体现出时代特征的佛教造像作品。
第三节
隋唐的宗教雕塑
一、龙门石窟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他组织修建僧庙、寺院。在此前后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一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神奇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创建。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十三公里处，它同甘肃的敦煌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古代佛教石窟艺术的三大宝库。龙门石窟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直至北宋。
龙门石窟地处中原，是外来佛的教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土壤之中的丰硕成果，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完整体系的集中表现。因此，龙门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中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
龙门石窟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大型石窟群，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大小窟龛两千多个，佛塔七十余座，造像十万多尊，碑刻题记两千八百多块。
魏窟——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500-523年北魏宣武帝、北魏孝明帝连续开凿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石阳洞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80万以上，还开凿了药方洞和北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孝文帝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列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门石窟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像。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三十五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
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就是古阳洞，它开凿于公元493年，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是北魏太和十七年，正是北魏王朝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年。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以南。窟内所供奉的主佛是佛祖释迦牟尼，南壁的大龛有释迦多宝并坐佛，在佛教中又称“二佛并坐”。南北两壁上下各有三列佛龛，每列分别为四个相互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大龛。
释迦多宝龛的龛楣上雕刻着一套完整的佛传故事，表现了悉达多王子成道的过程。
古阳洞中大小列龛多达数以百计，不但佛教故事最多，龛上图案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华丽，严谨完整，丰富多彩。
石窟中的佛像都是信徒们所奉献的，每尊佛像上都记载着敬奉者的祈愿经过。从这些造像铭中可以看出，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宾阳三洞。
宾阳中洞所供奉的是三世佛。主佛两边各有两个弟子和菩萨侍立，左边是迦叶和文殊菩萨，右边是阿难和普贤菩萨。佛和胁侍面相都清瘦略长，衣纹折叠规整而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点。
宾阳中洞顶上雕莲花宝盖和十个迎风飘拂的伎乐供养天人。洞口的内壁两侧是大型浮雕，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像》四层。龙门石窟不少洞窟中都有礼佛图，以宾阳中洞的为最佳，但是已经被盗往国外。
在北魏晚期还开凿过一些很有特点的洞窟，如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公洞、魏字洞等。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药方洞，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大量古代的药方而得名。洞中雕刻的一些药方，还能治疗现代人所说的疑难杂症，比如治疗消渴，也就是糖尿病。这些药方比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还要早。
北魏王朝在洛阳龙门开窟造像活动的终结是以宾阳中洞的停工为标志的。
随着北魏王朝的灭亡，龙门石窟的开凿趋于衰落，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唐王朝建立，唐代从开国到盛唐的一百年间，龙门石窟迎来了历史上开窟造像的第二次兴盛时期。
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与她长期有洛阳有关。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共用了四年时间。二菩萨70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石窟中称第一。其中，武则天曾捐出脂粉钱二万贯以助建。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唐代开凿的第一个洞窟是位于龙门西山北端的潜溪寺。
这时正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建立的时期。唐代开窟造像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虽然石窟造像属于佛教艺术，但它跟政治紧密相连。从龙门许多唐代石刻造像中，还可以窥见武则天一步步走上女皇宝座的踪迹。
万佛洞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专为唐高宗、武则天及太子诸王做“功德”而开凿的功德窟，也是以唐朝宫廷大监姚神表和内道场智运禅师等为首的一批御用僧尼，奉命集体为唐高宗及武则天发愿雕造的。
在武则天当皇后期间，特别迷信弥勒。为此，她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惠暕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
龙门石窟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形最大，形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的要数奉先寺主尊卢舍那大佛了。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四十米的露天大龛。这里共有九尊大型雕像，都是依山凿石而成。
奉先寺的主尊是卢舍那大佛。大佛通高十七米多，仅耳朵就有一米九。在佛经中，卢舍那是佛在显示美德时的一种理想化身。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唐高宗及武则天亲自经营的皇家开龛造像工程，工程设计和施工是由高宗亲自任命制定。为此，武则天曾经与咸亨三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而当地更是传说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化身。卢舍那佛被赋予了女性的形象：面容丰腴饱满，修眉细长，眉若新月，眼睑下垂，双目俯视，嘴巴微翘而又含笑不露，她庄重而文雅、睿智而明朗。
龙门石窟在唐代的造像与北魏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唐代的造像题材中弥勒佛的造像数量仅次于阿弥陀佛，释迦却显著减少，菩萨中以大势至、观世音为最多。
在艺术上，唐代的圆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纹更加流动飘逸，力士夜叉浑身肌肉突起，即符合解剖的原理，又适当加以夸张，充满雄强的气势和向外迸发的力量。它们在借鉴外来雕刻的同时，还吸取了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手法。
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二个高潮结束于公元705年前后，这一年武则天退位，同年去世，龙门石窟的弥勒造像也就日见绝迹了。而龙门石窟的辉煌历史，也伴随着弥勒神灵的消失，从绚烂的顶峰跌落了下来。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长宽各30余米。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位时期，于公元675年建成。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而力士像就更动人了,大家会看见他右手叉腰，左手合十，威武雄壮。那样子生动极了.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的，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那样子你看了也会害怕三分,可能是金刚力士在怒视着偷盗他的贼人,这一尊尊佛像惟妙惟肖.龙门石窟中的洞也很著名.龙门石窟保留著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堪称为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
二、莫高窟彩塑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座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沿革概述】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让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隋唐时代在经历了延续约 3个半世纪的分裂和动荡以后，重新得到统一和安定，进入一个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从而促使雕塑艺术的发展出现新高峰。经过隋和初唐的过渡阶段，融会了南北朝时北方和南方雕塑艺术的成就，又通过丝绸之路汲取了域外艺术的养分，雕塑艺术到盛唐时大放异彩，创造出具有时代风格的不朽杰作。最具时代风格的作品，首推帝王陵墓前那些气势雄浑华丽的大型纪念性群雕。晚唐时期，由于王朝统治的衰微和经济的凋敝，雕塑艺术也失去发展的势头，丧失了原有的风采。
隋唐雕塑作品的题材，主要是陵墓雕刻、随葬俑群、宗教造像，也有供玩赏的小型雕塑艺术品，如儿童玩具等。此外，用于建筑或器皿装饰的工艺雕塑，也有精美的作品。
隋唐雕塑的题材、技法和风格,特别是宗教造像,对日本、朝鲜等国的古代雕塑有很大影响。
陵墓雕刻 唐朝皇陵的陵墓，主要集中分布在陕西省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6县,在18座陵前至今都保存有大型陵墓石刻群，可称为唐代大型纪念性群雕的艺术宝库。最初的高祖李渊献陵和太宗李世民昭陵的石刻（见昭陵石刻），由于处于王朝初期，尚未形成制度,故与以后诸陵不同。献陵的四门各有1对石虎,内城南门以南排列石犀和石华表各1对,造型浑厚,雕工古朴。昭陵原只置有李世民生前所骑 6匹战马的浮雕像，习称昭陵六骏。马的姿态或伫立、或缓行、或急驰，仅“飒露紫”一件上有人物浮雕，为唐将丘行恭为其拔箭的情景。雕工精细，形体准确,造型生动,是初唐大型浮雕的代表作。此外，在司马门内还有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间所立的14尊蕃酋像。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开始，陵前石刻形成制度，内容按性质不同分为6类，即①狮子,②石人、石马和马□，③翼兽和北门6马，④蕃酋像，⑤华表,⑥碑石、无字碑及述圣记碑。其中蕃酋像只有少数陵前置有。其排列位置以乾陵为例，除内城四门各置 1对石狮和北门置有6马（今仅存1对）外，其余石刻都排列在南面第2、3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驼鸟各1对,石马及马□5对,石人10对，还有无字碑、述圣记碑和蕃酋像61身。石刻组合制度化，气魄雄伟，与建筑群相配合，形成肃穆、庄严、神圣的气氛。中唐以后，泰、建、元、崇、丰、景、光、庄等8陵的石刻,因安史乱后,唐王朝政治、经济日趋衰落,因而无法与盛唐石刻相比，制作粗疏、体态无力、线条松散，渐失原有的雄伟风格。晚唐的章、端、贞、简、靖5陵，虽仍保持着墓前石刻群的设置，但体态瘦小,雕工粗率，显示出衰微破败的气氛。至于创造唐代陵墓雕刻的艺术家，因系当时身份低下的匠人,姓名多不可考,仅在献陵的石犀上，留有题铭,为“武德拾年(627)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这位小汤二，是唯一留下名字的唐陵石刻艺术的作者。
唐代顺陵天鹿之一
随葬俑群 主要是陶塑，也有一些瓷塑、泥塑、木雕和石雕。陶俑中,除一般陶质或施彩绘外,也有釉陶俑。特别是这一时期创制出一种三彩俑，器表施有黄、绿褐、蓝、黑等彩釉，胎色有红、白2种,其烧成温度较瓷器略低，以釉色绚烂多变而受人喜爱（见唐三彩）。隋至初唐的俑群中，人物形态的塑造处于由南北朝向盛唐的过渡阶段，还常常显露出北齐、北周时期形成的地方特征。镇墓武士俑仍继承着以前的按盾伫立的姿态；镇墓兽姿态呆板地蹲坐在地上；侍女长裙曳地，面容呆滞，缺乏生气。盛唐时期，俑群的塑造风格一变，人物形体趋向肥满丰腴，造型准确，姿态传神。镇墓武士改作天王状，全装甲
第四篇：员工犯错时5大高效批评法
员工犯错时5大高效批评法
作为一个高效的管理者，最困难的部分是向员工传达你的批评。如果你太严厉，他们会有情绪上的抵触，也不会听你的。如果你太含蓄，他们又不把它当回事儿。
批评某人或某人的工作之前，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问自己，真的有必要吗?要决定你感觉需要说或做的事情，真的能保证得到改正。你的员工是否只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做事，但效果是一样的，甚至会更好?职业教练和《华尔街职业生存指南》的作者Roy Cohen说到。
如果批评是正当的，使用这5种方法，让你批评的要点可以起到作用：
让他们自己承认错误
如果你通常是一个和蔼的人，可能倾向于把批评蒙上赞美的外衣。但是如果你和一个防御型的人打交道，这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策略。不要试图营救他们，让他们自己处理这个情绪，直到承认他们的错误，《经济衰退证明自己》(Recession Proof Yourself)的作者Elizabeth Lions如此说。
知道他们是如何对待批评的
我再说，不同的个性需要不同的方法。如果你的员工当中有一个超级敏感的灵魂，当你提出批评时，要使用相应的方法。要知道在团队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当他们非常在意的时候，要谨慎地给出直接的反馈，因为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内疚并打消他们的积极性。面对这样的人，说的越少越好。Lions如是说。
在给出你的反馈之前，要问问题
对于经理来说，仅凭印象和假设的信息来源是不足够的。相反，在你给出反馈之前，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比如，如果你在没有处理好客户的要求上，给予某人一些反馈，你可以问一些，关于他们希望在互动中实现什么的问题。他们当时认为客户真正要求的是什么?他们是如何作出决定的?咨询公司Essex Partners的合作伙伴Deb Busser建议说。你要假设他们有最好的意图大多数人对此的回应要比完全的攻击好得多。
要使用分辨力
没有人喜欢受到批评，尤其在公开场合受到批评更是一种羞辱。任何一个在公共场合接受批评的人，将会只关注他的尴尬，而不是信息。相反，要让这些互动在私底下发生。这可以让你和你的下属，进行更加开放和真诚的讨论。Career Woman，Inc的创始人Lisa Quast如此说。
避免使用“但是”
这个词通常用来连接一个赞扬和一个批评，因此使批评和赞扬都变得无效。执行教练Susan Steinbrecher给出了这么一个例子：玛丽，你的工作干的很出色，但是你不能再迟到了。他建议改为：玛丽，你的工作干的很出色。我们注意到这周你迟到三次了，你还好吗?这句话更加直接，更加真诚，很可能会产生一个诚实和富有成效的回应。
第五篇：魏晋至隋唐时期几个佛教故事的历史化
魏晋至隋唐时期几个佛教故事的历史化
王青
内容提要 魏晋至隋唐正史中的很多记载往往源于佛经中的虚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被本土化之后，载入这一时期的正史。论文举出一些个案，如王戎识果、陶母剪发待宾、武后驯马等著名的史实都不是他们本人的行为，很可能是本人或记录者对佛教故事的转述或模仿。
关键词 佛教故事 魏晋南北朝隋唐 历史化
在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之间从来不存在一条绝对的鸿沟，两者之间往往互相转化。正史中的人物事迹经过演变与夸大，成为故事与传说的主角和情节，而故事与传说经过不断流传演变为历史，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佛教故事与历史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转化关系。一方面，佛教将历史传说化、神话化。如印度的某些先王事迹首先演变为民间传说，然后，又被佛教所吸收，成为佛教的本生故事，这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顶生王本生”、“大善见本生”等；另一方面，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中一些故事被充分本土化，进入历史，成为中国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一种情况，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陈寅恪先生业已指出过的曹冲称象故事[1](p157-162)。此事最早见载于《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明显是一个印度民间的智慧故事①，后来被《苻子》采用，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在《苻子》中这个智慧人物尚没有落实具体的人名，只是说“朔人”，但文中的另一个主角则演变为燕昭王——一位古代的真实君主。这个变化有着很好的分寸把握。它具备了故事历史化的动机和端倪，但尚未完全历史化，我们可以说是故事演变成了传说。当此一故事的主角落实为曹冲，并进入正史之后，它也就彻底演变成了历史。如果不是眼光敏锐的学者的揭示，几乎为所有的人相信。
中国史官向来有“实录”的优良传统，但也必须承认，要做到完全真实的记叙也绝非易事。各种原因使得史官有意无意中在历史中杂糅了神话、传说、故事等种种非真实的记载。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对本朝君主的神化是史官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连“成一家之言”、言论不完全受官方控制的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也不能例外。而在神化方式上，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具有不同的手段。季羡林分析中国史书中对于帝王异相的描述就经历了种种的演变。《史》、《汉》、纬书与三国两晋南北朝诸史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中的关于帝王异相的描述，如“垂手过膝”、“顾自见其耳”、“齿白如玉”等异相，显然不是帝王形象的真实记载，而是佛教“相好”(世尊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观念影响下的附会[2](p91——100)。这种编造是史官自觉的、有意识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采信了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类似情况史官并不自觉，是无意识的，也就更难发现。上文所说的曹冲早慧故事及华佗神医故事就是典型例子。在中古历史中，类似情况尚有许多，而且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下文我们就来揭示一下中国史籍中一些颇有影响的记载的印度渊源。
一
印度故事进入中国史籍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主要情节基本不变，只是将人物、地点以及重要背景本土化，演变为本土传说。这些传说通过杂史、笔记等记载后，喧腾众口，然后为史家采信，进入正史，成为史实。《世说新语·雅量》篇，记载了王戎七岁时的一段轶事：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此事刘孝标注引《高士传》即已记载，至唐朝又被收入《晋书》，成为官修正史中一段著名的早慧事迹。实际上，此事源自于印度的智慧故事。《本生经·愿望品》第五十四个故事《果子本生因缘》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意)：
菩萨前生是商队主，一树果实长得很诱人，但他禁止商队成员去吃，指出这是一棵毒树，因为：“此树不难攀登，离村亦不远。树上有佳果，圆熟累累无人摘。由此我知道，这定非好果树。”[3](P225)这个故事在《本生经》中并不是只出现一次，第八十五个本生故事《有毒果本生因缘》与此也约略相似②。很显然，这是后人将佛教的智慧故事附会在了王戎身上，并被不太慎重的史家采信，最终完成了从故事传说到历史事实的转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这样的早慧故事是非常之多的，光是《世说新语》中记载儿童的条目就有67条之多，而这其中大部分是成人化的早熟、早慧故事③，那么，是不是这一时期我国士大夫的智力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呢？显然不是，因为按照常识，人类智力的发展只能是逐渐进化的。既然智力水平没有跃进的可能，这一时期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早慧故事，而且基本上集中在少数几家高门大族的子弟身上呢？很显然，这是后人夸饰、附会的结果。在高门士族垄断一切资源的门阀社会，士大夫的门生故吏、子弟亲属乃至社会上的其他好事者为了种种目的，编造、附会、增饰他们的事迹。现在我们知道，佛教传说为这种编造、附会与增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东晋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故事，即陶侃母亲“剪发待宾”。《世说新语·贤媛》篇载：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
刘孝标注引《晋阳秋》、又引王隐《晋书》都载此事，可见极早进入史书。湛氏因此事又被收入《列女传》，其影响进一步扩大，甚至成为当地地方风物传说的一部分。据《舆地记胜》卷二十三载：
饶州延宾坊在萧家巷，世传为陶侃所居。《陶侃传》：孝廉范逵尝过侃，仓卒无以待。其母截发得双髢，以易酒炙。乐饮极欢，故后世以延宾坊名之。
后世不少戏曲、小说都以此为题材，如元曲中有秦简夫《剪发待宾》一戏。但我总觉得此事不太合情理。首先一点，再穷，也不需要“斫诸屋柱，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这显然有夸张的成分。第二，更为关键的是，截发待宾也是佛经中常见的一段故事。《经律异相》卷四十五引《十卷譬喻经》卷三“长发女人舍发供养佛”载：
昔有一女，端正绀发，发与身等。国王夫人请头发，与千两金而不肯与。见佛欢喜，愿设供养，请其父母乞为呼之。父母言：“家贫无以饭之。”女言：“取发直以用供养。”父母白佛，愿佛明日暂顾微饭。女割发与王夫人，夫人知其悬急，但与五百两金。女取金买食，欢喜无量：“悔昔悭贪，今世贫穷。愿令我后莫值此苦。”女见世尊，金光五色，照其门内，头面著地，绕佛三匝。头发还复如故。
以后此女得到荣升忉利天的果报。《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一记载此事更为详细： 城中有一婆罗门，是尊者故旧知识。家有一女，仪容端正，美色超绝。发彩光润，无与比者，因此立名，号为妙发。有音乐人从南方来，见女妙发头发奇好，诣婆罗门所，告言大婆罗门：“此女头发是我所须，可卖与我，以一千金钱用酬价直。”婆罗门答曰：“婆罗门法不应卖发，何故汝今作非法语？”彼不遂心，默然而去。後於异时父便命过。母闻圣者大迦多演那与五百人来至此国不远而住，为夫新死心怀忧慼，闻尊者来，更加思念，掌颊而住。其女妙发见母忧愁，问其所以：“母今何故以手掌颊，怀忧而住？”母曰：“圣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旧知识，今来至此。汝父身故，家复贫穷，不得一中供养，故我怀忧。”女曰：“若尔乐人买发，酬直千钱，可取其价，以充供养。我发後时更复生长，愿母勿忧。”母闻语已，知有净信。诣乐人所告言：“仁者，我女头发仁先求买，酬直千钱，必其须者，可还前价。”答言：“老母，当时我等要须此发，今乃无用。若其出卖，可取半价。”答曰：“任意。”即便酬直，取发将去。尔时尊者行至其城，於一静处安心而住。婆罗门妻诣尊者所，顶礼足已，白言圣者：“行途安不？我夫在日，与尊者相识，幸见慈愍。明日午时，受我微请。”尊者曰：“我众极多，卒何能济？”问言：“圣者，众有几多？”答：“有五百人。”报曰：“甚善。”尊者默然。尔时老母知受请已，礼足而去。即于家中办诸供养。类似事件发生在印度是合情理的。因为印度、西域风俗，男子截发④。而印度的戏剧历史悠久，演员基本上是男性，很多场合需要男扮女装，因此有制造假发这一产业，所以，印度女子的长发能卖出好价钱。而在中国不论男女一律蓄发，假发的需求量并不大，因此头发的价值远低于印度，陶侃母亲的长发是否能卖出酒炙的价钱，是令人怀疑的。我怀疑根本没有此事，只是后人利用佛教故事解释陶侃为何能出身贫穷而得居高位。即便有，陶母的这种行为似乎也是受了佛经的影响。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有个故事：
魏徵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徵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徵闻之，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上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之，问焉。遽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
到了南宋人笔下，此事的主角换了宋仁宗。吴曾《能改斋漫录》载： 仁宗尝御便殿，有二近侍争辩。仁宗问之。甲言贵贱在命，乙言：“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书数字藏于内曰：“先到者，保奏给事有恩推劳。”封闭甚严。先命乙携一往内东门司；约及半道，命甲携一继往。无何，内东门司保奏甲推恩。问之，乃是乙半道伤足，甲遂先到。帝叹曰：“信有命哉！”
曾敏行《独醒杂志》同记此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已经指出此两事同为一事，而清人周亮工更进一步指出，《金史》中海陵闻二卫士争富贵在天，还是君赐，也是同一事迹的演化。然而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原始出处并不在中国本土，《杂宝藏经》卷二“二内官诤道理缘”早就载有这一故事，其云：
昔波斯匿王，于卧眠中闻二内官共诤道理。一作是言：“我依王活。”一人答言：“我无所依，自业力活。”王闻此已，情可于彼“依王活”者而欲赏之。即遣直人语夫人言：“我今当使一人往者，重与钱财、衣服、璎珞。”于是寻遣“依王活”者，持己所饮余残之酒以与夫人。尔时，此人持酒出户，鼻中血出，不得前进。会复值彼“自业活”者，即倩持酒往与夫人。夫人见之，忆王之言，赐其钱财、衣服、璎珞。还于王前。王见此人，深生怪惑，即便唤彼“依王活”者而问之言：“我使汝去，云何不去？”答言：“我出户外，卒得衄鼻，竟不堪任；即便倩彼，持王残酒以与夫人。”王时叹言：“我今乃知佛语为实，‘自作其业，自受其报’，不可夺也。”
《大庄严论经》卷十五与此略同。这实际上是一个流播全世界的故事。在波罗的海各国和爱尔兰甚至墨西哥的坡怯拉塔(应该是来自于西班牙)流行的故事题目为《一个乞丐信上帝，另一个信国王》(One Begger Trusts God, the Other the King)。说是国王把两个面包给两个乞丐吃，想念国王的乞丐得到的那个面包中有金子，而乞丐预先并不知道，他们互换面包以示命运光顾信赖上帝的人。这一故事在AT分类法中属于类型841。汤普森说，作为教谕故事，它主要在中世纪文学和东方文学中流行[4](P170)。
这个例子能够较为典型地说明一个外国故事如何经过漫长的本土化过程而进入正史。可以看出，在故事演变为历史的过程中，记录传闻轶事为主要内容的笔记小品起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
二
第二种情形是正史中的人物转述、引用佛教的故事或语言当成自己的故事或语言，由于讲述者有意无意地隐瞒了出处，记载者习焉不察，真把它们当作本人的事迹与语言。例如《北史》卷八十九《艺术上·綦毋怀文传》载：
綦毋怀文每云：“昔在晋阳为监馆，馆中有一蠕蠕客，同馆胡沙门指语怀文云：‘此人别有异算术。’仍指庭中枣树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其实数。’乃试之，并辨若干纯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剥数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实。” 这一神奇数术被綦毋怀文说成了亲身经历的真实事迹，实际上，这也是源自于印度的神奇故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三：
(阿难陀)著衣持钵入室罗筏城乞食。时有一婆罗门，于中路逢阿难陀，作是念云：“我先闻此沙门乔答摩弟子，善能占相。今应试之，为解不解。”便问阿难陀曰：“今此路傍胜叶波林凡有几叶？”阿难陀报曰：有如许百如许千如许万如许拘胝。报已便去。时彼婆罗门即於林中取一把叶数之，知有七百七十七叶，弃之林外，默然而住。時阿难陀乞食已，复还归来，由於旧路。彼婆罗门问曰：”圣者，今此林中凡有几叶？”报曰：“前者有如许百千万拘胝，今者欠七百七十七叶。”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此书译为汉文迟至唐朝，但在印度编订成书大致上是在佛灭后三百年左右，也就是说不晚于公元前三世纪。这一传说本来大约也是民间故事而被佛教采用。綦毋怀文的话倒是很真实地表现出方术之士大言欺人的职业习惯⑤。类似以佛经语为己语之事更为著名的是《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则天后圣历二年”所载的武则天的自叙：
他日，顼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饫闻之，无多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騣，肥逸无能调逸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檛，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
武则天的这番壮语并不是她本人的发明，《法苑珠林》卷四十八《诫马部》第二引《中阿含经》云：
佛告调马师：“聚落主。汝以几种方便调伏於马？”马师白佛言：有三种法调伏恶马。”“何等为三？”“一者柔软，二者粗涩，三者柔软粗涩。”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种方便调马，犹不调者当如之何？”马师白佛：“有不调者便当杀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⑥
同卷引《法句喻经》云：
佛问象师：“调象之法有几？”答曰。“有三。”“何谓为三？”“一者刚鉤鉤口，著其羁靽。二者减食，常令饥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铁鉤鉤口，故以制强口。由不与食饮，故以制身犷。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⑦。”
此事又见于《出曜经》卷十九：
马调御者，如彼调马人，见恶马悷不调，著之羁靽，加复策捶，然后乃调，随意所如，无有疑滞。
毫无疑问，武则天看的并不是《中阿含经》、《法句喻经》或《出曜经》的原文，她看的是道士所编撰的《法苑珠林》，因此才有“调马”与“调象”之间的混淆。但《法苑珠林》成书于总章元年(668)，武则天做太宗才女是在637-649。这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武则天属于双重欺骗，她根本没有在太宗时期说这话，她是临时编造故事以威胁吉顼。如果这样，拿此事来论证武则天年轻时即如何果断有见识乃是大大的受骗了。第二、我们看到的资料不完全，武则天另有所本。第三、史家有误记之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一种可能。《宋书》卷八十九《袁粲传》记载，袁粲曾经对周围人说：
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如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袁粲用这个寓言来表达他愤世嫉俗的心情。但这个寓言也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同样来自于佛经，在道略集《杂譬喻经》的第十七个譬喻故事：
外国时有恶雨，若堕江湖、河井、城池水中，人食此水，令人狂醉，七日乃解。时有国王，多智善相，恶雨云起，王以知之，便盖一井，令雨不入。时百官群臣食恶雨水，举朝皆狂，脱衣赤裸，泥土涂头，而坐王厅上。惟王一人旬不狂也，服常所著衣，天冠璎珞，坐于本床。一切群臣不自知狂，反谓王为大狂：“何故所著独尔？”众人皆相谓言：“此非小事！”思共宜之。王恐诸臣欲反，使自怖惧，语诸臣言：“我有良药，能愈此病。诸人小停，待我服药，须臾当出。”王便入宫，脱所著服，以泥涂面。须臾还出。一切群臣见皆大喜，谓法应尔，不自知狂。七日之後，群臣醒悟，大自惭愧，各著衣冠而来朝会。王故如前赤裸而坐。诸臣皆惊怪而问言：“王常多智，何故若是？”王答臣言：“我心常定，无变易也。以汝狂故，反谓我狂。以故若是，非实心也。”此故事又见于《经律异相》卷二十八引《杂譬喻经》卷四[5](p73)。与綦毋怀文、武则天有意识作假不同，袁粲不像在剽窃，因为平日闲谈不需注明出处，但记载者却把它当成袁粲本人创作的故事而载入正史。
三
第三类是受佛经故事的启发，经过二度创作，由此完成外来故事本土化的过程。这类方式最为普遍，乃是吸收异域文化的通常途径。由于经过了二度创作，与外来故事之间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往往很难判断它的真正渊源。下面提出的几个例子只是作为讨论。《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末传》曰： 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明帝的这个回答十分巧妙，用诗歌评论的语言来讲叫作“物我交融”，既是说鹿，也是喻己，“宛转附物，怊怅切情”。甄后赐死是在黄初二年(221)，此时明帝只不过15岁⑧，宽泛的讲，这也是一个早慧故事。然而，鹿母的爱子之情打动了猎者的“鹿母本生”故事是佛教中最流行的故事之一，它出现在各种不同的佛经中，并有专门的经籍讲述这个故事，那就是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鹿母经》。在此经中，佛陀述说其前世为鹿母时，生有二子。一日，鹿母不慎落于网中，因对其子关爱心切，故而向猎师请求允准其返所，将二子安顿妥当，即还来就死。后鹿母如言赴约，猎者为鹿母之笃守信义所感，遂释放鹿母归去，并告请国王，令禁狩猎，王亦感于鹿之仁义之行，终禁杀猎⑨。曹叡的进言太巧妙，不像是在当下情景的临时应对(大部分切合当下情景的妙语往往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我以为这是后世好事者的编撰，而他们编撰的灵感则来自于当时深入人心的佛经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载：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余嘉锡指出郝隆此举颇类似边韶的一句妙对[6](p803)。《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边韶传》载：
韶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
两者都是炫耀腹中藏书之富，然而第一个作类似炫耀的是一印度人。《大智度论》卷十一《释初品中·舍利弗因缘第十六》载： 是时南天竺有一婆罗门大论护师字提舍，於十八种大经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头上戴火，以铜鍱腹。人问其故，便言：“我所学经书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鍱之。”
此事又见《法句譬喻经》卷三《奉持品》第二十七。边韶、郝隆是自己独立创造，抑或受佛经影响，确实不易判断。实际上，类似二度创作之后的作品，应视之为本土产品，已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了。
前人早已经指出《晋书》喜欢采用小说家言，现在看来，在中古时期的很多历史记载中，这一现象还是比较广泛的。因此，我们在运用中古正史材料时，有必要作审慎的考辨。
注释：
①直到今天，“巧称象重”故事依然在印度民间广为流传，并被附会在不同的智慧人物身上。广为人知的异文是《商人的儿子》，收录于王树英等编的《印度民间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和雷东平等编《印度民间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此一本生故事有数种汉译，重要的有夏丏尊1944年根据日译本的转译和郭良鋆、黄宝生直接根据巴利语文本的译文。后者收录于《佛本生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此故事也收录于雷东平等人编译的《印度民间故事集》(云南出版社)及王树英等编的《印度民间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然而，一本将“菩萨”(梵语bodhi-sattva，巴利语bodhi-satta)译成了“波提萨多”，一本则译成了“鲍提·瑟得沃”。③见朱立《〈世说新语〉中的儿童形象》，打印稿。这一时期早慧现象的普遍性又可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④《魏书·西域传·康国》载：“丈夫剪髪，锦袍。”《大唐西域记》说是象主之国，“断髪长髭。”；黑岭已来，“断髪裂裳。”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载罽宾、犯引、吐火罗、波斯、大食以及安、曹、史、石骡、米、康诸国，“并剪鬚髪。”
⑤前人说，南北两史出，余七史几废。总体而言，南北两史的水平较其余诸史高，但就此事来说，《北齐书·方伎·綦毋怀文传》就没有记载，不知是李百药识见高于李延寿，还是掌握史料不如李延寿丰富。
⑥此事不见于今本《中阿含经》，载于《杂阿含经》卷三十三。
⑦《法句喻经》即晋代法炬与法立共译的《法句譬喻经》，此事见于卷三《象品》第三十一。
⑧曹叡生年有三说，此从陆侃如的考证，见《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⑨此经有详略两个版本，《佛说鹿母经》较详，《鹿母经》校略，均收于《大正藏》第3册。
参考文献：
[1]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A].陈寅恪.寒柳堂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季羡林.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传说与印度传说[A].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3]夏丏尊译.小部经典·本生经[Z].蓝吉富.大藏经补编(第六册)[Z].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4]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5]张友鸾.古译佛经寓言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转自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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