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跨越发展动力机制探讨

第一篇：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跨越发展动力机制探讨

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跨越发展动力机制探讨

内容摘要: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不发展与欠发展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资源富集的贵州乌蒙山区作为国家能源原材料基地,长期以来发展动力单一,并且严重制约其比较优势的发挥,这使该区至今尚未脱贫。本文认为在全球产业转移与能源危机、西部深度开发与工业化背景下,通过充分利用区域发展的内外两大动力机制相互作用,以其自组织结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等动力子系统综合集成,形成强大合动力推进山区跨越发展。

关键词:欠发达 资源富集区 跨越发展 动力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研究,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以及生产布局学等相关学科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虽然单一动力对区域发展能产生一定的功效,但缺乏系统动力支撑使区域发展动力的系统与要素、市场与资源配置不合理阻碍区域经济健康运行。

资源富集而经济贫困的贵州乌蒙山区受历史、区位、观念等条件限制和发展战略影响,丰富的能源、矿产、生物、气候、旅游、文化等资源未得到科学有效地开发利用。与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总体小康水平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张小青,2007);但从发展成本、政府行为、外部辐射、制度、文化等多角度分析,又具有区域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巨大潜力。在全球性产业转移与能源危机,西部开发与脱贫发展背景下,以大规模能矿资源开发为载体,贵州乌蒙山区可通过内外部两大动力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强大合动力推进山区脱贫发展,破解学界所谓的“贵州现象”。

欠发达区域的发展“问题”再认识

欠发达区域通常处于能矿资源富集、生境脆弱的“老、少、边、穷”山区。受客观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人为主观的制度性束缚,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机制体制欠发育,发展动力不强、信心不足、机制不活、措施不力、方式不优等典型问题(郭金喜,2005)。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不发展是“问题”,发展慢了同样是“问题”。不发展易陷入贫困陷阱,形成“欠发达→贫困→人口超载→生境破坏→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发展慢意味着在宏观经济中错失良机,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无形中扩大了与发达地区乃全国发展差距。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全球性产业大转移,资源能源日益紧张与不可再生资源日益匮乏的危机中。欠发达的乌蒙山区在西部开发深度推进、产业调整与反贫攻坚的阶段,响应全球经济变化并作出相应调整。以国家能矿基地建设为载体,资源开发为突破,生态建设作保障,主动接受发达地区经济辐射、产业转移(张绪清,2009)。以大规模工业化为起点推动经济发展,加快工业文明进程。

由于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对资源的定价也就不同。区域富集资源保存完好,无疑给今后开发开放提供了广阔的时空领域。一方面,不仅可以吸收和引进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管理与经验;而且可以减少试错成本,有条件做到扬长避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另一方面,在同样的资金、资源、技术等条件下,区域不

仅没有技术范式与制度路径依赖制约,还有劳动力成本低的特点。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市场微观调节、区域中观协调、制度创新,调整与拓宽思路,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的科学路径。

乌蒙山区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分析

(一)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贵州乌蒙山区作为全国最大连片贫困带之一,涉及毕节地区、六盘水市、黔西南州普安共13个县(区)市,面积29379Km2,人口1000多万。区域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发展水平低下,贫困问题凸显。9个国家级贫困县244个贫困乡镇,至今仍有近80万人口尚未脱贫。由于扶贫体制不顺、发展机制不健全,形成“扶贫、脱贫、再返贫”发展的恶性循环。

从“三线建设”伊始,区域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普遍呈现“二、三、一”型。即工业不稳,农业超编,第三产业滞后。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粗放型开采,重化工业特征明显,产业同构与低度化问题十分突出。受市场影响,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张绪清,2009),“资源的诅咒”效应强烈。农业生产条件差,发展水平低下,农村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受交通、信息、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先天发育不良影响,第三产业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二)资源赋存:发展优势与潜力

区域能矿资源富集,煤炭保有储量436.5亿吨占全省84.8%,是江南最大煤炭基地。煤层气储量2万亿立方米,水能可开发储量451.9万千瓦,形成贵州西电东送“水火互济”的特有优势。重稀土矿储量144万吨居全国第二,泥炭146亿吨在全国同类资源中位列第十。作为全国三大磷矿基地之一,仅毕节就有14亿吨,占全省储量的53%。硫铁矿雄踞中国五大硫铁矿基地榜首;加上其它有色金属与化工原料独居配伍,为发展大工业提供了较佳条件。

这一国家重点开发的主体功能区,不仅是西部开发的主战场,贵州重点打造的煤化工、高载能、重化工业产业带,还是长江、珠江流域经济安全的生态屏障。基于资源赋存与国家能源战略地位,拟将区域打造成我国南方最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当前应借助西部深度开发的战略机遇,用活用足现有资源,一旦资源优势与发展机遇、文化与生态基因、发展惯性与经济因子耦合,将形成强大持久的动力推进山区历史性跨越发展。

跨越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系统综合集成(一)区域发展动力机制

区域经济跨越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发展动力由内外部两大动力系统交互作用、综合集成。从动力来源看,物质追求和精神满足构成主要的内部动力基础;市场需求、竞争、政府行为、科技进步等条件,及区域经济自组织能力则形成外

部动力。在内外动力牵引、推动下,不断克服发展阻力,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一般情况下阻力越大,发展越慢并处于下滑状态。当阻力等于动力时,发展停留在某一阶段;一旦借助外力推动,突破阻力障碍,区域经济将获得较快发展。

1.内生动力机制。首先,西部开发深度推进。区域自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伊始,历经80年代攀西——六盘水开发区建设,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使国土资源综合开发逐步走向深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激发了西部人的梦想与发展激情,使他们更坚定大开发的信心与决心。西部大开发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战略,国家实施战略的决心不动,政策不改,支持力度不减。伴随深度开发的惯性运动,将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大跨越发展。

其次,心灵诉求。长期以来,由于受恶劣环境与发展条件的制约,乌蒙山区人民饱受贫穷落后困扰。在各民族兄弟内心深处,一直有强烈的脱贫渴望与迫切发展的心灵诉求。在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的激励示范与带动下,乌蒙山地区期盼通过跨越发展摆脱贫困束缚,以改变乌蒙人贫困的现状。最后,脱贫发展的内在动力。面对资源富集而经济贫困的乌蒙山区,乌蒙人在为“手捧金饭碗而讨饭吃”的尴尬局面反思,为富集资源发挥经济价值和效益思考,更为区域经济全要素发挥最佳效益找寻出路。

2.外部推力机制。第一,经济全球化。全球化使国际分工、地域分工及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与精细,区域一体化日益明显。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大批产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作为发展最快、极具潜力、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经济实体,必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首选场所和目的地。经过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沿海发达地区民间资本积累不断增加,产业机构高度化,大量的民间富余资本和制造产业开始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第二,全球产业转移。全球能源危机背景下借助西部深度开发,承接发达地区产业、技术及资本大转移,以此推进产业调整、升级与转型。通过内外经济要素相互渗透,宏观与微观紧密结合,培植区域煤炭、电力、建材等优势制造业。形成以生态农业、绿色产业、重化工业等优势产品为主干的产业体系、生产基地、技术条件、企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全面整合资源,发展更多更好的差异性优势产品。第三,企业发展行为。“嵌入式”的大工业开发,不仅加快了区域现代文明进程,而且由当初的“飞地”效应逐步转化为适应性生存。一方面,现代与传统产业交融中诞生的新企业极具竞争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现代企业植入型发展没有受到太多的制度与技术障碍,爆发出强大的学习力、创新力、复制力及拓展力。

第四,政策完善与体制保障。国家发展战略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西部开发、新农村及和谐社会构建不断取得新进展。硬件上,水陆空立体交通运网、管道、水电、信息、科教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加快物质流、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形成。软件上,生态补偿、扶贫救济及惠农政策实施,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机制体制将为区域发展提供保障。

(二)区域发展动力系统集成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由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推动的过程,而是由内外部两大动力形成的自组织动力、技术与制度创新动力、文化动力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诸要素协同和耦合,形成“合动力网络”(尹庆双,2006)。突破单一要素对区域发展动力作用的有限性,使动力系统模型内各子系统相互协同作用,产生新的动力结构和系统合动力,提高动力系统模型的效率,以强大功能推动区域快速发展。

1.自组织结构动力系统。经过大规模工业开发,乌蒙山区经济社会运行呈现出稳态的自组织结构。区域经济的自组织结构动力系统,其涨落力、协同力、复制力、循环力、催化力、结构力等相互作用,使区域经济系统内部的组织过程在内在机制驱动下,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不断地降低自身的熵含量,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精细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有序度,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不断地完善,从而不断提高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谷国锋,2008)。外部经济要素的嵌入,打破区域经济系统内部原有结构稳定性并促使新的有序结构建立。

在内外动力相互作用和触发过程中,乌蒙山区的煤电、建材、冶金、化工、生态等产业诞生、成长,并不断自我复制、交叉。通过竞争与协同,形成以能源、重化工、药材、生态、旅游等主导产业为主的参序量,区域经济优势与产业特色进一步明显。

2.技术创新动力系统。受利益导向,各级政府、大中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技术、制度等技术创新构成要素综合作用,形成发展强大的技术推力、市场拉力、扩散力等。许多科技人才服务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发挥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功能并及时地植入经济领域,加快了最新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的速度,铸就盘江煤电、瑞安水泥、首钢水钢、六枝工矿等一批著名的工业企业集团。在众多企业开发、利用、复制下,先进技术的创新扩散,产生了强大的乘数效应、增数效应和优化效应。

3.制度创新动力系统。区域制度创新构成要素中,制度安排与变迁、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及交易费用等相对较低。约束力、竞争力、合作力、引导力、政策力等动力表现不够明显,易克服技术范式障碍与制度约束。客观上,为新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广阔的实践领地。

凭借国家能源原材料基地、生态基地建设,以市场机制进行优势产业培育,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通过吸收先发地区的管理经验,拓宽发展思维与创新能力,引导物资、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汇聚。探索“基地——品牌”机制,形成建材、煤电、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品牌。创新性地实现优势产业与主导产业协同,并由“极化”向“扩散”转化。

4.文化动力系统。如果说自然资源是大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那么知识经济时代是由以自然资源为主向以知识和技术为主的方向发展,文化则是可持续发展与创新的潜力所在。乌蒙既是古“夜郎”文明故地、古人类发祥地,又与现代文明交融于一体。既有以资源获誉的“西南煤海”、“中国凉都”、“洞的世界”等自然景观;又有以智慧与汗水铸就的“毕节试验区”人文景观。不论是山地文化、城市文化、红色文化,夜郎文化原生态再现还是从文化激励力、导向力

和凝聚力对区域经济的催生与牵引看,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必将催生强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

结论

区域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由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单要素推动的过程,而是由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复杂的多要素与系统综合集成共同作用的结果。欠发达乌蒙山区要尽快脱贫,须抢抓全球产业转移与西部深度开发的战略机遇。以优势资源开发为载体,利用发展动力支撑,形成强大合力推动山区跨越发展。参考文献:

1.郭金喜,杨雪萍.欠发达区域跨越式发展的五个维度[J].商业研究,2005(19)

2.张绪清.从深化资本市场谈资源富集区的跨越发展[J].商业时代,2009(27)

3.尹庆双.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社会环境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谷国锋.基于动力系统模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8)

5.Kronenberg Tobias.The Curse of Natural Recourc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J],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04

6.H.haken 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Non-Equilibrium Phase Transi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 in Physics Chemistry,and

Biology,Springer-Verlag,III,1983

第二篇：资源税改革与我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研究

资源税改革与我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研究

谢美娥 谷树忠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101）

摘要:本文阐述了我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区域特征，分析资源税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的有关影响，进而以榆林市为例，剖析现有资源税缺陷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的负面作用，最后提出促进这类区域发展的若干资源税改革建议。关键词:资源税;改革;欠发达地区;资源富集区;榆林地区;区域发展

欠发达资源富集区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区域，资源富集而经济不发达。资源税是以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的一个税种，因此资源税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影响重大。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准备进行新一轮资源税改革，其改革结果将直接影响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发展。为此，本文深入分析了资源税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若干有益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的资源税改革建议。1资源税改革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关系

1.1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区域特征

资源丰度（abundance of natu-ralresources）是用来表明一个地域单资源税改革与我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研究元所拥有的某种自然资源的总量及其与可比地域相比较的状况，或一个地域单元所拥有某种自然资源中可利用品位或高品位资源所占比例的一个概念[1]。欠发达资源富集区是指拥有较高丰度的自然资源但经济暂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一类区域，如陕西的榆林地区、新疆的阿克苏地区、内蒙的鄂尔多斯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等。欠发达资源富集中区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经济不发达，区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区域财政收入困难，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资源丰富，产业结构以农业和资源采掘业为主;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中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强度大，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等。

1.2资源税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影响

我国资源税制度始于1 9 8 4年，1994年在原有资源税上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我国第二代资源税，也就是现行资源税。现行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1.2.1资源税有助于缓解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财政收入紧张局面

目前，我国的分税制税种划分中，资源税作为一种按品目划分的共享税，除海洋石油税收归入中央财政外，其余资源税收入归入地方财政。虽然资源税在我国税制体系中一直是个小税种，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几乎可67以忽略不计，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财政却有一定影响。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资源绝对数量大或经济品位高，其资源税收入相应较高，又直接归入地方财政收入，因此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紧张的窘境。

1.2.2资源税有助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资源开发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资源富集区由于资源开发规模大，其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程度也很高，而我国资源富集区又主要分布于生态脆弱的中西部地区，因此在资源开发中保护资源就显得更加重要。资源税可以约束资源开采者的行为，如资源税的征收可以与资源开采率挂钩，限制其浪费资源的行为，因此资源税具有保护资源的作用，有助于维护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资源环境基础。

1.2.3资源税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资源税可以调节企业级差收入，促进不同区域的同一类型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另一方面，资源税的转嫁有利于调节不同区域的利益分配。资源税是比较容易转嫁的税赋，特别是在政府放开价格管制情况下，适当提高资源税有助于提高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财政收入，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1.2.4资源税有利于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

在现有分税制体制下，陆上资源税属于地方税种，资源税收入归入地方财政;资源税作为国家资源有偿使用的形式，增加资源税就提高了资源有偿使用的地方分成比例。由于财税体制的原因，以及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国有企业众多的特点，这些都不利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如国有企业的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全部归入中央财政，增值税的75%也归入中央财政，地方只拿了小头，而地方却要承担资源开发留下来的地质塌陷、环境污染等后果，因此中央和地方在资源开发利益分配上存在一定冲突。所以，资源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中央和地方在资源开发上的利益矛盾。

2现有资源税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存在的矛盾分析—以榆林市为例 陕西榆林市具有典型的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特征，煤炭、石油、天然气、盐等资源富集，被誉为我国的“科威特”。目前已发现8大类49种矿产，储量占到全国能源矿产总量的1/3，相当于陕西全部资源潜在价值的95%，我国资源潜在价值的30%左右。同时，榆林又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均GDP长期低于陕西省和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表1 “十五”期间榆林市人均GDP状况及其比较（单位:元/人）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2002、2003、2004、2005和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3、2004、2005。

2.1资源优势不能转化成财政优势

我国资源税税率低，征收范围窄，仅限于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七类产品，因此资源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一直比较低。西部地区是我国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据测算，水能蕴藏量占全国的82.3%，煤炭资源地质储量占全国总量的21.9%，石油储量占全国总量的38.6%，天然气储量占全国总量的21.9%[2]。自1999年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的资源得到不断开发，资源税的总收入也在不断增长，但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并不高（见表2），这说明西部的资源优势远远没有变成经济优势和财政优势。

表2 1999～2004年资源税在西部12省（市、区）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5年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2003年榆林市的石油资源税由每吨8元提高到12元，2004年煤炭资源税由每吨1.5元提高到2.3元，2005年天然气由每千立方米10元提高到12元，同年石油资源税由每吨12元提高到28元。“十五”期间，因资源税提高就累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1.9亿元，占“十五”期间榆林地方财政收入总和的2.6 0%[3]，也高于资源税在1999～2004年中任何一年占陕西省财政收入的比重。这说明正是资源税制度的原因，使得资源税收入在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高。但从另一方面看，西部地区资源富集，在今后随着资源开发规模扩大和税制的完善，资源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将会上升。2.2不利于资源环境保护

资源税设计的初衷之一就是保护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然而，由于资源税设计不合理，无法有效地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这在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表现更为突出。榆林就是国内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该区处于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鄂尔多斯草原的过渡地带，土壤抗蚀能力很低，植被矮小稀疏，降雨少而集中，水土流失严重，而这里的煤层埋藏浅，易开采，资源开发很容易使地表植被迅速受到破坏，水土流失加重。

征收范围过窄，不利于资源的全面保护。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资源开发初期往往无暇顾及资源环境保护，许多项目的开工上马忽略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致使许多不在应税范围之内的自然资源如水资源、草地资源受到破坏。榆林市在资源开发初期也出现这种情况，只顾采掘，没有充分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了较严重的资源环境后果，特别是在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方面。在榆林神府矿区一期建设期间，平均每年增加土壤侵蚀量880万吨，增加进入黄河泥沙786.8万吨，二期工程建设平均每年增加3 634万吨，增加进入黄河泥沙量1232.2万吨[4]。征税依据不合理，破坏资源行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根据1994年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资源税课税数量以销售数量或自用量征收。由于课税数量只与销售量或自用量有关，而与资源开采方式、开采数量无关，这导致矿山企业为节约成本，普遍挑选容易开采的、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开采。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煤矿的回采率平均只有35%，一些乡镇煤矿回采率仅为15%。资源浪费现象在榆林地区也不例外。榆林石油采收率仅7%，远远低于25%的平均水平[6]。在当地煤炭开采中，吃肥丢瘦、采厚弃薄、挖浅甩深、采大弃小等问题严重。据调查，拥有最好的煤田、设备和技术的神东公司的煤炭回采率不到30%，地方煤矿仍采用原始落后的采煤办法，回采率不到20%。同时，大矿超设计能力开采更造成资源服务年限急剧缩短，生态环境破坏加重。如神华大柳塔煤矿设计生产能力为600万吨/年，但目前的实际生产能力已达2 200万吨/年，资源的服务年限由108年锐减为37年，造成采空陷区和植被破坏成倍扩张[5]。税率过低，刺激了对资源的过量开采。我国目前资源税税率过低，而近年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很快，生产者的利润空间不断扩大。例如，2004年榆林地区的煤炭资源税由1.5元提高到2.3元，但是煤炭资源税额仅占当地煤炭售价的2%，占港口交货价不到1%，无法有效起到遏制资源过度开采的作用[6]。

2.3税价比例失调，资源属地利益得不到保障

由于财税体制原因，资源富集区利益在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受到一定损害。在欠发达资源富集区，中央大型国有企业所占比例一般比较高，这对地方财政收入不利。因为，增值税、所得税是我国的主体税种，在现有财税体制下，增值税是一种共享税，75%归入中央财政，而中央企业所得税全部归入中央财政，这样，中央大型企业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远不如地方企业。而且，由于一些资源如油气资源是高度垄断的，归属中央部委管理，地方的干预程度相当有限，许多资源是以初级产品形式输出，留给地方的增值税就很少了，但是地方政府却要承担资源开发留下来的负面后果。如神华集团是榆林市影响巨大的国有企业，2005年其煤炭产量占榆林市煤炭总产量的1/2左右，按现有财政体制，增值税部分中央、市、县级次分配比例为75%:12.5%:12.5%。2003年神华集团在榆林神木县境内实现增值税6.2亿元，但按照级次比例分配后留到神木县的部分只有0.77亿元，占神木县财政总收入不足1/8。企业所得税中，2003年神华集团在神木县境内仅生产环节的利润就达10亿之多，按企业所得税率为33%计算，地方每年应得3个亿，但因现行财税体制的原因，地方实际上一分也得不到。

资源税对地方财政贡献有限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量计税，而不是从价计税，因此地方不能分享资源上涨带来的红利。以石油资源税为例，榆林地区直到2003年资源税税率才由8元/吨提高到12元/吨，2005年进而提高到28元/吨，而目前的原油市场价达2 000多元/吨，是1993年的4倍多，虽然石油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也有所上升（国内原油平均生产成本已达到600～800元/吨），但与2 000多元/吨的油价相比，石油生产已经从微利变为暴利，石油资源税率实际已下降至6‰左右。即使在2004年7月1日进行调整后，我国原油资源从价税率也仅为1.5‰，仍然远远低于10%的全球平均水平，实际上美国的石油资源税每吨已超过130美元。

3促进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发展的资源税改革

3.1结合资源富集优势，充分发挥资源税潜在的地方主体税种功能

针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资源富集的特点，应通过资源税制度的改革，变资源优势为财政优势和经济优势。首先，在中央授权的范围内，给予欠发达资源富集区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考虑到我国自然资源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不平衡的特点，中央不宜完全放开资源的税收立法权，但可本着事权和财权相对等的原则，对于一些非战略性资源给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其可以根据区域内的资源特点，制定一些符合本区域发展的资源税政策，同时真正担负起本区域内资源保护环境、环境治理等职能。其次，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当今资源价格放开，资源税税负具备转移的条件，可以适度提高资源税税率。最后，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把目前未列入征税范围的水资源、草地、森林资源等可再生资源也列入征税范围。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到，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用在消费性支出方面，为了使欠发达资源富集区不受到“资源的诅咒”，建议规定资源税的使用方向，如资源的培育、环境的治理、人才的培养、技术的革新等有助于提高区域竞争力等方面。

3.2进一步完善资源税的设计，加强资源税保护资源环境的功能

我国人均资源少，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突出，这一弱点决定了保护资源环境是我国一项长久而严峻的任命。如果说对排污征税是在资源的使用环节，运用税收手段促进资源的节约使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那么资源税就是在资源生产环节，从源头上防止资源的滥用和浪费，而且极其有必要，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资源。因此，资源税保护资源的重点在于通过科学的设计，使我国有限的自然资源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利用。从目前的情况看，对可再生资源扩大征收范围，把目前未列入征收范围的水资源、草地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也纳入征收范围，对于不可再生资源，要完善计税依据，促进资源的节约开采。例如，把资源税的税率、应税数量与回采系数、地质储量、是否超采、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地质灾害的发生次数相挂钩，提高矿山企业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3.3重视资源属地的利益和其区域特性，完善分税制改革

欠发达资源富集区长期担负着保障国家资源供给的任务，但在资源开发的同时，却承担着环境被污染等后果，国家需要给予资源属地一定的补偿。通过改革资源税，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区域财政困境，但从长远来看，却不是解决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财政困难的根本办法。因为:第一，资源税的多少受区域资源数量的限制，而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其资源再怎么“富集”也是有限的，何况过度开采资源还潜伏着环境生态危机;第二，区域的产业结构以重工业居多，其特点就是有机资本构成高，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进项扣除，重复征收严重，这不利于矿山企业的技术改进和扩大再生产，对于提高区域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当不利;第三，从所有制上看，国有企业所占比重高，而且由于其技术较先进，就业容量有限，在经济上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联系不紧，同时国有企业所得税一律上交中央，对财政收入增长不利。国家应高度重视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资源开发强度大、环境破坏严重、经济不发达等问题，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资源属地的自我积累再发展，就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在资源税改革以外，应采取更强有力的财政措施促进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发展。如增值税转型，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提高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分成比例；中央企业所得税改按隶属关系增收为属地增收，再按比例上缴中央财政;在资源跨区域使用中，改革营业税按营业地点征收的规定，提高资源输出区的分成比例等。

参考文献: [1]孙鸿烈.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M].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2]魏后凯.西部开发战略:以资源换资金、换技术[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0,(2):3～6.[3]贺引忠.榆林“十五”财政工作实现大跨越发展[EB/OL].[2006-01-18].http://www.xiexiebang.com/admin/pub_newsshow.asp?id=1008207&chid=100055.[4]李孝廉.榆林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和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分析[J].陕西环境,2000,7（4）:17～20.[5]刘颖红.榆林开发忧思录[J].中国改革,2004,(9):47～49.[6]郝亚雄.合理开发秦晋蒙能源金三角的思考[EB/OL].[2005-05-24].http://www.xiexiebang.com/admin/pub_newsshow.asp?id=1005592&chid=100055.

第三篇：重构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重构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9月30日印发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指出：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并列出了“十大配套政策”，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制度，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全面解决农民进城落户所要面对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同时要求不得强行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转让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或将其作为进城落户条件。这将有利于重构城镇化动力机制，加快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健康发展。

城镇化是农村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和工业化发展相辅相成，互促共进，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虽然滞后了两个半世纪，但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却很快，2015年达到56.1%。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城镇化的质量较低，大量农业人口转而不移，进城务工却没有迁移户口，以农民身份从事产业工人的职业，所以目前亟待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以提高城镇化质量。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不高，之所以出现质量和数量不协调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传统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这就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提高质量，重构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着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1亿人”进城问题。

从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看，农业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推力，农业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产业，随着其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升，使得更多的农业人口得以从传统生产中解放出来；工业是城镇化发展的拉力，农业人口进城首先要有就业岗位，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自身及其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否则将无法立足，所以工业的加快发展为城镇化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和生活生存支撑，成为拉动农业人口进城的巨大动力。服务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这是因为，随着科技进步和工业效率的提高，工业就业岗位会相对减少，但同时经济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升级，服务业加快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从而为城镇化人口提供更加充足的就业岗位，使得城镇化得以继续。当城镇化率达70%以上，就进入相对稳定期。

实际上，在三次产业发展作为基本动力推进城镇化迈向高级阶段的过程中，不同国家都出现过不同的问题，比较突出的如拉美国家由于城镇化快于工业化导致的“贫民窟”问题、农业发展滞后问题等。我国的主要问题在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以至于曾经出现“民工荒”，产业工人供给不足。近年来虽然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不断缩小与工业化的差距，但由于城镇化人口地域转移滞后于职业转移，自然的农民身份和职业的产业工人身份集于一身，大量城镇化人口没有解决城镇户籍问题，处于城镇挣钱乡村消费、闲时进城务工忙时返乡团聚的“两栖”状态，导致城镇化质量大打折扣，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潜力、拉动经济增长引擎的功能作用难以最大化地发挥出来。这实际上反映了城镇化的基本动力机制在新形势下出了问题，必须审时度势，适应新形势重新构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从城镇化的推力看，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极大释放，大量农民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解放出来，加入到进城打工的大潮之中。但农民为什么转而不移？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存在着极大的预期利益，预期利益使得农村居民愈来愈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以及基本农田的基本划定，农村宅基地的潜在价值不断提高，预期收益成攀升趋势，而目前农村宅基地的确权工作并未最终完成，宅基地不具备进入市场的条件，使得当下宅基地的市场价值大打折扣，所以农村居民根本不愿转让宅基地进城；另一方面，通过城乡挂钩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建设用地或者由农用地变性的城镇建设用地的出让收益，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分配比例长期以来严重偏低。未来随着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改革的推进，势必将大幅度提高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分配比例，其预期收益将是可观的。当然，随着农业地位的提升，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的收益也不断攀升，农民也愈来愈不愿意放弃土地的经营权。因此，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大幅提高农业集体和农民在农业建设用地出让中的分配比例，构建合理公平的农村土地利益分配机制，把农民合法预期利益不折不扣地交给农民，并以此形成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动力，真正使农民心甘情愿、无牵无挂地从土地上解脱出来进城成为市民。

从城镇化的拉力看，工业和服务业作为城镇化的拉力，拉动农业人口进城务工提高了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但却难以使更多的农业人口既转又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进城成为市民得到的收益要大大低于付出的成本。突出表现为，城市难以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一方面，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城市人满为患，政府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不断扩大对教育、医疗、体育、社保的投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需要问题，相对于不断爆棚的农业转移人口，教育资源短缺导致“大额班”矛盾不断加剧，医疗资源不足问题比较突出，社会保障资金不足无法做到均等化全覆盖，生活的高成本低收益使得不少人放弃进城成为市民的念想；另一方面，不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财政困难难以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也不高，加上城市建设水平较低，产业承载就业较差，农业转移人口缺乏进城成为市民的意愿。因此，要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除了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推动创业创新，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进一步增强传统拉力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科学合理的系统规划，统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公共服务供给，形成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新动力，重构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拉力机制，并以此为新时期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第四篇：改革增动力发展新跨越

改革增动力 发展新跨越

——宽甸景区资源整合旅游发展情况介绍 宽甸位于辽宁东部鸭绿江畔，东与朝鲜隔江相望，边境线全长216.5公里，县域面积6193.7平方公里，是我省最大的少数民族边境县。

域内山峦叠嶂，森林茂密，江河纵横，气候宜人，风光秀美，已建成旅游景区10处。其中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3处，国家3A级旅游景区1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处，省级风景名胜区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处；省级森林公园3处；正在开发建设的景区4处。旅游开发总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占旅游规划区总面积的32%，先后获得过“辽宁省旅游强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中国最美生态休闲旅游名县”、“中国十大休闲小城”等荣誉称号。

省委、省政府对生态突出、旅游资源集中的宽甸高度重视，明确提出要把宽甸打造成“辽宁生态旅游第一县”，并批复宽甸为“辽宁生态旅游实验区”。宽甸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在县委十四次全会和县两会上确定了“生态立县、旅游强县”发展战略，开始做大做强生态旅游大产业，建设美丽宽甸，推动县域经济实现转型突破、绿色发展。

2013年4月，县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成立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景区资源管理局和鸭绿江山水旅游实业有限公司，全县大旅游发展体制初步形成。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 作”的模式，对天华山、黄椅山、花脖山、青山沟四个国有景区和河口一个民营景区进行整合，由鸭绿江山水旅游实业有限公司统一规划建设、统一经营管理、统一对外营销，探索一条旅游产业集约化经营、集团化发展、科学化管理的新路，使宽甸各景区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大量地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宽甸旅游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全县旅游体制改革后，严格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实施的“生态立县、旅游强县”发展战略，以新的经营理念指导全县旅游发展，牢固树立“全县旅游一盘棋”的全局观念，按照“四统一”工作原则，着力提升旅游经济质量。一是统一规划。景区资源整合后，委托高资质的规划院所承接宽甸旅游总体规划、黄椅山景区详细规划、县游客中心规划等，并结合小城镇建设编制青山沟景区游船码头、休闲广场等控制性规划，将宽甸各景区将实行“联合汇编”，抱起团来谋发展。二是统一建设。景区资源整合后，改变各景区多年无力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通过多方筹措资金、整合资源加大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各景区道路、旅游标识、游船码头、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和景区环境卫生、绿化、美化等有了根本的改变。三是统一经营管理。景区资源整合后，对所属的景区进行科学经营管理，与各景区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完善各种制度，加强门票管理，各景区统一实施电子票务系统，并制定统一价格政策、统一门票减免政策，严格减免票程序，并统一对各景区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服务规范的培训和“诚实守信”教育，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向管理要效益，向服务要口碑，服务质量和人员素质明显提高。四是统一对外宣传。整合各景区资源、人力，组建专业的营销团队，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各方联合、市场化运作的宣传促销工作新格局。通过广告宣传、网络营销、自媒体推广、网络电子票销售、设立沈阳营销中心等多渠道营销平台，激活省内外客源市场。同时针对各景区不同特点，分季节策划桃花节、油菜花节、消夏文化节等节庆活动，以点带面、以节促旅，使宽甸知名度空前提高。五是统一包装文化旅游产品。景区资源整合后，为打造新的旅游亮点，依托宽甸浓郁的民俗风情，结合各景区的地域特点，合理布局，统一包装文化旅游产品。对青山沟大型满族风情歌舞《八旗山水谣》演艺项目全面提质升级，并全力策划打造黄椅山火山实景演艺项目和筹备打造一台体现边境风情的朝鲜族文艺节目，为游客奉献异域风情的艺术盛宴。

2014年是景区资源整合后的第一个年头，通过优化结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走产业集群发展道路，景区效益取得明显的增加。2014年前7个月，整合后的五大景区旅游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80%,景区经营收入同比增长近1倍，全县旅游初步呈现出快速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新发展、新突破。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将始终贯彻“生态立县、旅游强县”的发展战略，抓住创建“辽宁生态旅游实验区”和国家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政策，以发展旅游大产业为支点和撬动点，推动全县旅游又好又快发展。一是改革促旅，进一步创新旅游管理机制与工作机制。健全旅游发展组织架构，优化全县各景区组织管理架构，加强对景区的组织领导，探索针对各景区旅游工作考核机制；创新旅游投融资机制。整合景区国有资产，以鸭绿江山水旅游实业有限公司为主体，统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开发；创新培育旅游新业态。以养生养老、文化创意、乡村体验、主题游乐等旅游新业态为重点，强化与旅游的有效融合，使之成为宽甸旅游发展新亮点。二是规划引旅，强化旅游综合协调发展。在发展定位上彰显旅游休闲体验，基于转变发展方式和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把宽甸建设成为特色凸显、品牌突出、绿色低碳、幸福和谐以及旅游休闲理念、产品、营销、服务接轨国际的旅游集聚区。为逐步实现这一目标定位，按照“规划主题化、建设精品化、定位休闲化、接轨国际化”的要求，高起点、高标准编制各景区及生态实验区概念规划，修编完善全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逐步形成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实施的局面；在空间布局上强调旅游协调发展，按照大旅游、大产业、大发展的要求，突出要素集聚和产业融合，邀请业内专家编制《宽甸旅游试验区概念性规划》，统筹谋划旅游业发展。强调规划的统一引领与各功能区块功能定位互补的和谐统一，整合区内边境、民俗、乡村、购物等元素，促进宽甸旅游空间布局从分散向集约转变；在目的地建设上，充分体现边境、生态、休闲旅游元素，把旅游融入 全县城乡发展，按照旅游休闲目的地的要求改造建设市政设施，与“生态宽甸”、“美丽乡村”等载体有效融合，整治城乡环境，力争“建一物添一景”。树立“全域化旅游”理念，依托旅游交通主干道，串点成线，串线成片，努力打造旅游大景区。三是项目强旅，实施一批旅游相关重大项目。加快旅游综合交通构建，以构建大旅游交通为目标，加快推进各景区连接线及呼吁国家投资建设河口至振江环鸭绿江沿线观光公路，着重加强各景区内旅游公路建设，着力提升全县各景区的可进入性。以旅游项目建设为重点，加快实施一批具有全局影响的旅游重大项目，如县游客中心和各景区游客中心项目、黄椅山旅游综合体项目等。加快景区标准化建设。大力推动4A级景区建设，完善休闲和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加快景区管理制度和标准化建设步伐，争创国家A级旅游景区品牌。加快旅游产品开发，重点开发乡村生态、购物体验、养老养生、文化创意、主题游乐和度假休闲等旅游新业态、新产品，推出系列旅游产品与线路，实现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变。四是营销扬旅，努力营造旅游发展良好氛围。构建科学高效的营销体系。强化旅游营销工作的协调统一开展，每年组织策划旅游市场开发方案，开展专项旅游宣传活动，有针对性的组织开展重点区域促销活动，进行旅游品牌塑造。培育精品旅游线路。整合推出“边境生态游、乡村体验游、养生休闲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加强与省内和吉林旅游城市的互动，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通过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实现游客数量倍增、旅游收入倍增、旅游产业对财政的贡献率倍增；实现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康体养生、会议会展旅游多元发展的新跨越，实现由省内重点旅游城市向全国知名旅游城市的新跨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利用粗放型向绿色生态集约型的新跨越；把宽甸打造成“辽宁生态旅游第一县”、“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内知名生态旅游示范区”、“ 中朝边境旅游聚集区”、“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旅游产业带动县域经济绿色发展的先试先行区”。

第五篇：小县大城：欠发达地区跨越发展的“云和模式”

小县大城：欠发达地区跨越发展的“云和模式”

2001年，云和县委、县政府就制约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认识到城市化滞后，资源配置分散，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各种问题的总根源。据此，提出了实施“小县大城”发展战略，以科学编制规划勾画“大城”，从调整城乡关系入手，以城市化带动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优化组合，进而推动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走出了一条欠发达山区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子。

一、“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取得的主要成效

经过近10年的探索与实践，“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引领云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增强，城市框架快速拉开，县城“四横五纵”道路框架基本形成。二是综合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木制玩具、金属加工两个主导产业并驾齐驱的工业发展格局初步显现；效益农业快速发展，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第三产业加速发展，生态旅游业逐步兴起。三是统筹城乡发展成效显著。以产业和人口集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通过深入实施“康庄工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名农民下山转移”、“万名农民饮用水”等工程，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使村容村貌发生明显变化。四是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科技发展步伐加快，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教育均衡发展得到积极推进。文化、广播电视事业取得新进展。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完善，国民健康素质和卫生保健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二、深化“小县大城”发展战略的主要举措

1、以发展大城关来突破县域经济增长。一是做大做优集聚平台。坚持把拉开城市框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县城的集聚能力作为做大县城的核心举措来抓，增大县城容量，优化人居环境。二是做大做强产业支撑。围绕打造“一城三基地”，大力推进产业化进程，为推进城市化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2、以创新体制机制来破解各种发展难题。创新城乡一体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全面梳理依附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不平等待遇，逐步消除体制性政策障碍，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和外来人口本地化。深化农村土地和山林管理改革，积极推进经营权依法流转，让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规模化经营。

3、以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一是深入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不断提升农民就业技能和整体素质，加快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二是深入实施“万名农民下山转移”工程，采用自建房式下山、公寓式下山、资金补助式下山等多种转移方式，鼓励和引导高山远山区、库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的农民向县城、中心镇、中心村集聚。三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来提高留守农民的收入水平。立足本县的自然资源优势和传统产业基础，大力发展食用菌、云和雪梨、名优茶、板栗、有机鱼等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

三、“小县大城”发展的基本经验

1、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互促共进是加快产业和人口集聚的有效平台。我县在实施“小县大城”发展战略的全过程中，坚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同步推进，在发展新型城市化的同时，依托新型工业化，加强木制玩具特色工业园区建设，促进产业的高度集聚发展，解决了2万多下山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避免了其它一些地方曾出

现过的农民进城后因无就业岗位而重返农村的现象，实现了新型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新型城市化提升工业化的良性循环。实践表明，欠发达地区只有通过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步推进，才能加快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化传统农民为现代产业工人，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变迁。

2、加快构建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机制是推进城乡统筹的根本路径。我县实施“小县大城”发展战略，根本目的在于缩小城乡差距、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差距、农民与市民的差距，推进城乡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在实施“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我县不仅没有忽视新农村建设，反而以城市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出了一条带动农村发展的城市化之路。它表明，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面貌、增加农民收入、让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等，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3、完善创业、就业环境是实现农民转产转业的根本措施。我县在工业化初期就努力将人口、产业向县城集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走的主要是“离土又离乡”、到城镇就业安家的道路。它避免了“离土不离乡”道路所产生的农村工业规模不经济、粗放型发展问题；防止了“离土又还乡”道路所产生的农民奔波于城乡之间生活的状况；也消除了“离土走他乡”道路所产生的本地产业空心化、发展动力不足的隐患。我县以工业园区建设为载体，制定相关扶持和引导政策，全县90%的工业企业集聚在县城发展，其中约1/3集中于工业园区，成为进城农民转产、转业的重要产业支撑，为城市化提供了坚实基础，从而最终实现了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较高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