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学历教育过度和专业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思考

第一篇：对我国学历教育过度和专业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思考

学历教育过度和专业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我国教育投资和就业市场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一方面，很多大学毕业生失业，据最新报导，上海的青年失业人群向高学历者蔓延的趋势正越演越烈，2001年全市失业青年中，大专占11.2%，本科及本科以上占2.3%。反映在企业用人上就是大材小用，高中生能干的活由大学生干，而本科生能干的活由硕士生和博士生干。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又招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过高的行业专用性风险降低了人们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据报导，杭州招聘数控机床技术工人10余场，月薪6000元，无一人应聘；青岛一企业招聘高级塑料模具工，开出16万元年薪的高价还招聘不到；据有关方面预测，广东省到2005年缺高级技工130万人。一方面，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才过剩，而且拚命往大城市里挤，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和内陆地区人才相对短缺，而且大有“一江春向东流”之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的很多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是由政府创办的，很多高等工科学校也是由政府创办的。学校领导由教育行政部门指派，教育经费由财政拨付，课程设置、教材教法和招生人数也由教育部门管理。教育决策和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会造成教育过度，尽管我们取消了国家分配，实行了自由择业，双向选择，但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管住了生产供给的一头，又没有激励，也没有办法掌握社会需求，更加剧了教育的结构性失衡，造成一些专业人材过剩，毕业后无法就业，另一些专业不足，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由于官办，国家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教育经费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由个人负担的教育成本相当于全部教育成本的1/3-1/4，于是出现了高学历热，大量资源投入价值不高的高学历教育，产生了教育深化过度的问题。一方面，MBA招生拥挤不堪，某校招收400人，报考的达5000人，另一方面，毕业后大材小用，高能低就。

其次，目前，由于户藉制度和农地制度，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再加上城市政府的就业歧视政策，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不仅城乡之间是分割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和农村之间也是分割的，虽然进城农民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但其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也是分割的。由于市场分割固化了不同城市之间就业机会和未来发展机会之间的差异，而大城市适合高学历者就业的机会多，未来的发展机会也多，很多大学毕业生都选择留在大城市，而不愿离开城市，因为一旦离开，就很难再回到城市。由于有太多的大学生，城市相对而言高端市场上就出现了拥挤现象，他们只好追求更高的学历以便在众多求职者突显自己。市场分割不仅造成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而且提高了流动成本，在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或者流动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劳动者倾向于在区域内寻找工作，于是就会出现某些地区高学历人才过剩的情况。

不仅如此，技能投资具有资产专用性，也就是说，一定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和一定的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人力资本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做他用，除非在转移过程中愿意蒙受巨大的价值损失或生产力损失。工人技能投资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虽然工人掌握了某种技能，但是企业内部并没有这种岗位或者这种岗位没有空缺，那么，工人的技能投资就不能提高他的边际生产力，从而提高他的劳动报酬。这就会降低工人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二是虽然工人通过技能投资提升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是，市场风云变幻，他所就业的企业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被迫裁员或破产，那么工人就有可能失业。如果企业外部存在很大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那么，上述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降低。在企业内部没有空位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的情况下，工人可以选择跳槽，到同一行业的类似企业就业，找到适合自己发挥技能的岗位。在企业裁员或破产的情况下，只要该企业受到的冲击不是行业性的，那么，工人可以在别的类似企业找到工作。但是，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情况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例如，在某个地区或某个城市，从事某个行业的只有一两家企业。在一家企业受到冲击的情况下，该地区可能就没有其他替代企业了。即使有，吸收能力也有限。因此，如果工人不能自由地跨地区流动，那么，工人的行业技能投资就会迅速贬值为零。他们要么失业，要么从非熟练工人重新做起。

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扩展可以减少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因为一旦受到冲击，人力资本拥有者容易在流动性大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相似的工作。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大大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业专用风险，提高人们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由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地域风险，可以部分解释我国大学生奇特的就业观。我国大学生择业时首先考虑的是城市，然后是单位，最后才是职业。而在国外，一般人们就业首先考虑的是职业，然后是单位，最后才是城市。

再次，现行官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制通常为三年，学习时间过长，专业设置过多过繁，学非所用，增大了教育培训成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出于所谓加强思想教育的需要，学校设置了一大堆政治理论课，老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由于市场需求不清，培养方向和目标不明，专业课设置也是应有尽有，特别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不注重职业培训和技术操作，一些学生毕业后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于是在大学扩招的冲击下，中等专业学校纷纷萎缩和关门，形成巨大的浪费。

最后，由于中等专业教育特别是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萎缩，进城农民工大都没有经过必要的职业技术培训，不能适应进城做工的要求，一些城市政府也以文化和职业素质要求阻碍农民工进城。如果政府能大力支持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进城农民工都经过一定的职业技术培训，就能促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篇：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湖北民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作者：胡江安

指导老师：祝涛

（一）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理论概述

1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

1.1人力资源

广义地说，人力资源是构成一国生产能力的重要资源，智力正常的人都是人力资源。它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们的总称，包括质量和数量方面的评价标准。人力资源的质量标准要求它的作用发挥必须是正向的、积极的，即能

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力资源的数量标准意味着这种资源的占有多寡是可以衡量的。具体到一个企业当中，人力资源是指经过开发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体力、智力和技能并有时效性的资源，是企业经济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经济要素，是企业拥有的在职职工队的总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已经证实，在一个企业当中，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和合理、科学地管理人力资源，这个企业才能蓬勃发展。

1.2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二三百年前，中西方许多学者在其著作中就涉及了有关于人力资本思想的阐述。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人群关系理论的兴起，打破了“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对人的基本看法，即把人看作是机器上加满了油的“齿轮”的“经济人”观点，提出人是“社会人”的科学论断。到20世纪50-60年代，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及“人力资本”概念被正式提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0年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196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出版了《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济分析》一书，成为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此后，“人力资本”这一概念广泛见于国际学术界，许多经济学家都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是为提高人的知识和能力所进行的各种投资而形成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过程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就其实体形态来说，人力资本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活劳动创造价值是在与非活劳动因素的结合中实现的，从资本形态来看，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其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在企业中，资本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的形式是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其中，人力资本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力资源不等于人力资本，人力只有经过培训，才能真正成为资本。它具有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所不具备的根本特征和独特功能，是一种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资本，是运用和经营其它一切资本的资本，是企业科技

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源泉。

1.3人力资本的主要特征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人力资本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与其特点密不可分的。一般来说，人力资本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3.1依附性

与物质资本不同，物质资本所有权既可属于个人，也可属于家庭、社会或国家，但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并不能与其载体分割，依附于活生生的人而存在，且以具有劳动能力的年龄为条件。幼儿时期的人，不具有人力资本；人老了，其“资本”便渐渐消亡；人死了，资本便不再存在。

1.3.2时效性

人力资本是以人口自身的再生产为存在方式的，当人的自身生长到劳动人口年龄时就可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去，但人的生命周期是有限的，人力资本如果不能及时地被利用，或者是不能适时适当地被利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降低或丧失其作用。因此，人力资本的长期闲置和用非所长等都是极大的浪费，这种损失往往是无法弥补的，而对个体而言，人力资本的耐久性不能超过人的生命周期，因此，在年轻时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从获得的人力资本中受益的时间较长。

1.3.3可变性

人力资本的价值量永远处于变动之中，在通常情况下它是不断地进行多次投资的结果。主观上，努力学习，积极实践，在潜心钻研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其价值量就会不断增值；反之，就会贬值。客观上，人力资本的价值量随着社会的需求力度而沉浮，当简单的重复劳动被高新技术的机器取代，初级人力资本价值必然降低。

1.3.4外在性

外在性是指某个变量的变化不仅影响其自身，而且还同时影响到其他变量。人力资本具有内部与外部两种效应，即每一人力资本的提高都直接引起产出的提高，如受教育多的工人生产率与收入较高，也能获得更多的其他非经济性收益；同时也引起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如受教育多的工人还能提高其他人的生产能力。

1.3.5可投资性

只要人具有从事生产、经营及公益事业的本领，就可以随时投入，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与时代进步有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会带来人力资本的投入更为广阔的空间。人力资本越充足，就越会促进科技进步，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曾指出：“一个人口较多的国家有可能筹集足够的税收和人力来从事巨大的创造知识的工程，比如太空旅行。瑞典的人均收人比苏联（前苏联）高，但苏联如果只有瑞典那么大，就或许不能向月球发射飞船。结论：假设其余情况相同，则较多的劳动力总会使发达世界的技术进步更快。”这正是人力资本可投资性的有效说明，这对有7亿劳动人口的我国来说，是应该借鉴的，只有重视人力资本，才会推进现代化进程。

1.4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1.4.1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依据

一、人力资本投资思想与理论的萌芽

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对劳动的研究当中，尽管还没有明确提出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概念，但其思想与理论的萌芽已经显而易见

了。最早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思想萌芽的亚当·斯密，曾这样写到：“学习一种才能，须进学校才能学到，所费不少。这样花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富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富的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同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者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这是因为劳动者人数的增多和高度密集，可以形成一定的新增生产率；而劳动者所受的基础与专业教

育越多，则可以提高文明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将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花费在教育与培训方面的费用总和称为“累积资本”，受过教育与培训的人的工作报酬，不仅包括劳动的一般工资，而且还应包括培训时所垫付的资本的利息，因为教育培训是资本。

19世纪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也提出了知识与组织是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最有力的生产力；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应该把知识和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来看待。马歇尔还特别论述了教育对劳动质量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教育可以开发人的智力，教育投资的作用，不能只看它的直接投资，而要看其给劳动者带来的能力和劳动力利用的机会5。

二、马克思对于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理论的贡献

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研究过人力资源管理以及人力资本等问题，但他关于劳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却构成了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

首先，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他认为，人在生产过程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因为人的劳动不同于其它任何形式的生产要素，劳动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他还特别强调了劳动对人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曾指出：从直接生产的观点来考察，充分发展个人就是生产“固定资本”，而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类自身。实际上，马克思的观点已经蕴涵着人力资本的投资及其形成过程。

其次，马克思提出人的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他指出，复杂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具有较高的价值”。

第三，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力的价值构成理论。他认为，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中包括恢复体力和智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维持家庭及子女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以及教育和培训劳动者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三、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主要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科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教育与培训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舒尔茨在1960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作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就职演说，指出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资本投资的作用，因而他主张大力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20世纪60年代以后，丹尼森、贝克尔等人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标志着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正式形成。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创立，再次将对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并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这一理论的重大现实意义，产生了良好的实践效果。随着20世纪60--70年代人们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完善，人力资本理论也向更广泛的研究领域扩展，并且形成多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其中，许多经济学家和各类科研院所致力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大大地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

1、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与范围。

2、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所有增加人的资源从而导致未来货币和物质收入增加的活动。即为提高人的素质所进行的投资，包括对人的体力、智力和能力等方面的投资，其投资范要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学习、医疗保健、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等方面的费用支出。

2、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即“投资人”比“投资物”更合算，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持久。特别强调了教育培训在人力资本投资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教育是重要的资本形式，人接受了教育就会拥有这种资本，而拥有了这种资本才具有使人力资本增值的前提。

（二）我国国企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人力资本投资呈现弱化趋势

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额下降；多数企业在职工培训上只有象征性的投入甚至根本没有投入；许多企业的职工教育机构被撤并，场地被挤占，人员被分流„„上述现象，都是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呈现弱化趋势的具体体现。

二、投资管理方法不科学

有些国有企业在主观意识上已经重视到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管理方法，管理制度未及时跟上经济形势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没有统筹规划，对人力资本的输入、使用和维护均不科学。加之国有企业经营者和管理人员的素质令人堪忧。国有人力资本投资管理、策略上的种种失误导致其投资收益率偏低、缺乏发展后劲，而经济效益恶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引起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资金匮乏和人才外流，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意义

1.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一部分：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理论概述。首先就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等相关概念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简要阐述了人力资本的五个主要特征，同时还指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的上述特征，才使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们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完善，人力资本理论也向更广泛的研究领域扩展，许多经济学家和各类科研院所致力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大大地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第二部分：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证分析。通过分析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入手，指出其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存在如下问题：投资总量严重不足、投资管理方法不科学、投资浪费现象严重及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将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归纳，指出现阶段国有企业人力资本中呈现出来的投资不足，投资收益率偏低等特点是困扰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第三部分：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对策研究。首先，本文对于造成国有企业上述诸多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国有企业经营决策者自身的投资短视行为和长期以来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是造成国有企业经营决策者观念滞后的主要原因；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贷款困难、资金短缺，导致人力资本投入资金的匮乏，以及现行管理体制对于企业在用人和分配方面的制约，是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的现实困难；而人力资本投资特性，包括投资收益的不对称性、收益的滞后性、长期性和难以评估性和风险性，也给国有企

业人力资本的投资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对策与措施方面，本文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强调要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通过建立、健全人力资本投资的考核、激励机制，并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性投资，力图使得有限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获得尽量大的收益，以及创建学习型组织，从而使企业的人力资本得以保值、增值，提高职工人力资本存量和综合素质等

2.研究意义

现代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企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应当加强对人力资的投资，切实把握人才资本投资的方向和重点，获取高效能的投资回报。在我国，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的整体实力虽不断增强，但国有经济的滑坡及国有企业长期大面积亏损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原因究竟何在因此，在现阶段，针对我国的国有企业展开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方面的探讨，将更具研究价值和深远影 响。

（三）主要创新之点或试图突破的难题

1、本文在分析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所存在问题的原因时，不仅从国有企业自身所处的主、客观环境进行分析，而且还就人力资本投资自身所具备的原因分析，力求以全局性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2、本文在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对策研究时，引入了一些目前较为先进的管理理念，如创建学习型组织，竞业避止等；

3、本文结合了国内外企业经过实践证实收到较好成效的方法：如采取竞业避止等手段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从而使本文提出的对策措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四）写作提纲

一、文献简述

1.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理论概述

2.我国国企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二．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证分析

三．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1.企业决策者的观念滞后

2外部因素的影响

3.对策及措施研究

参考文献

1、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

2、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

3、安应民：《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管理》

4、吴国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5、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

6、江洪明：《跳槽与反跳槽》

7、冯子标：《人力资本运营论》

8、何承金：《人力资本管理》

9、廖泉文：《人力资源管理》

10、窦胜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11、徐颂陶：《中国人才战略与人才资源开发》

12、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13、李玲：《人力资本运动与中国经济增长》

14、朱巧玲：《从加入WTO谈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财贸经济》

15、胡凤玲：《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6、李宝元：《人本方略—新世纪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可持续发展》

17、吴德贵：《知识经济挑战人才开发》，《中国人事报》

18、尔东：《我国企业人力资本的现状分析》，《市场报》

19、韩汉君：《世界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上海经济研究》

20周亚新：《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弱化的原因及其对策》

第三篇：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内部投资的影响

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内部投资的影响

刘斌 商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2012210869

一、引言

随着行为公司金融的发展，基于“管理者非理性”的假设下的行为财务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管理者非理性，尤其是过度自信偏差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在近几年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大都基于一个“管理者是完全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的假设，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在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往往表现为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低估失败的可能性，这种心理就是本文所研究的过度自信的心理。

过度自信的心理在管理者中很是常见，而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中更为常见。投资作为公司财务的重要决策之一，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重要前提。管理者由于自身过度自信可能会造成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的现象，从而使企业的投资行为异化。因此，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对投资的影响，从而揭示管理者非理性和企业财务决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有必要的。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我国国有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投资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管理者是否存在过度自信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的表现有哪些？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来进行解答。对于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来说，企业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内部的资本投资上，因此，研究其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内部投资的影响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意义的。

通过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的研究，还有助于将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知识联系起来结合运用到实际的企业经营管理中，识别并且防范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降低过度自信对企业的决策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的国有企业作为我国企业的一个特殊群体，正处于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其经营管理问题更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因此，本论文以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内部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是有现实意义的。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最先起始于Roll（1986），他首次把过度自信引入公司财务。他第一次注意到了企业管理者的“自以为是”这一影响因素，并且分析研究了管理者的“自以为是”在企业并购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Heaton（2002）的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乐观的管理者会因为认为资本市场低估了他们的公司股价减少要通过外部融资进行投资的项目；同时，乐观的管理者高估了公司投资项目的收益而投资过度。

Malmendier 和 Tate（2003）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当过度自信的企业管理者可以自由支配企业内部资金时，将会做出过度投资的决策。

Gervais（2003）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将比风险规避的理性管理者更快接受公司的投资项目；Goel 和 Thakor(2007)认为中等程度的过度自信减少了投资不足的低效率，高度的过度自信引起了高度投资。

Glaser，Weber 和 Schafers（2008）研究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对投资-自由现金流的敏感性越高，这种情况在融资约束较为严重的公司中会更加明显；Hackbarth(2009)认为管理者适度偏差可以改进投资者的福利

综上所述，国外的研究者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融资行为以及并购行为等的影响。

（二）国内文献综述

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现实表现及其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其研究表明：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员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特征；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与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且投资的现金敏感度更高。

王周伟（2006）研究发现，经理人适度自信对公司投资起到适度的推动作用，从而部分消除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投资不足”问题，随着财务约束的不同，经理人自信对投资的推动作用具有“U”形曲线效应。

叶蓓、袁建国（2008）研究发现，管理者信心、企业投资和企业价值之前存在显著的反馈关系，管理者适度自信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但是超过一定限度后对其有不利影响。

姜付秀、张敏、陆正飞等（2009）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扩张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企业财务困境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的总投资水平、内部扩张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当企业拥有充裕的现金流时，正相关性较大；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外部扩张（并购）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而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行的扩张战略会加大企业进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内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理论基础之上，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我国公司的财务行为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与实证研究。但是我国学者的研究大多研究的是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高度自信对财务决策行为的影响，很少有学者对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这一特定群体进行研究。而且我国学者在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指标上采取的衡量指标不一致，导致其研究结果不协同。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H1、管理者过度自信会降低投资效率 H2、管理者过度自信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和投资水平的衡量指标

过度自信的概念源于心理学，在心理学中被定义为一种校准偏差，是人们关于一般知识问题的概率判断常常以某种形式校准错误，这种校准都偏高。过度自信通常被定义为：人们在决策中总是倾向于过高估计自己的判断力和决策力，进而忽视客观情况变换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行为偏差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四种：过度狭窄的置信区间、自我归因偏差、控制幻想和过度乐观。

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财务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采用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量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管理者的相对薪酬

我国上市公司中获得的数据都是从年报中披露的，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企业管理者薪酬在年报中只能披露前三名的董事、监事及高管的薪酬合计和企业全部的董事、监事和管理者的薪酬。根据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利用这两者的比值来表示企业最高层的相对薪酬。我们将企业的管理者看作一个集体，在集体中薪酬最高的三个管理者的相对薪酬可以反映出他们在这个管理集体中的地位，一般越重要的管理者得到的薪酬越高。而其在管理者薪酬中占的相对比例越大，这样的管理者往往会更加容易过度自信。

2、高管人员对其所在公司的持股状况

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提出以高管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是否变化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由于高管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因此持股的高管人员暴露在公司特定风险中，如果不是自信未来公司股价将上涨，也不会表现出相当一致的持股数量增加特征，因此他们将持股增加且增加原因为非红股和业绩股的高管人员视为过度自信。在此基础上，叶蓓、袁建国(2008)沿着这一思路，认为管理层（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过度自信同样可以用年末所有管理者持股总数量是否增加来衡量，这种方法操作比较简单，但忽略了单个管理者一次交易量过大影响持股总量增减方向的情况。

3、盈利预测偏差

这种方法是由我国台湾学者提出的，使用CEO盈利预测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他们认为如果管理者对未来收益过度乐观，从而产生过度自信，那么他们更可能提供一种超过实际水平的盈利预测。在此基础上，余明桂等人（2006），王霞、张敏、于富生（2008）等学者使用相似的方法，根据大陆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是否变化来判断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这种方法运用比较普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企业预测的业绩报告在执行中可能会有一些时间差，因此用它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差。

4、消费者情绪指数

消费者情绪指数这一衡量指标多用于国外的研究。国外的一项针对消费者的调查研究中，他们通过被调查的家庭对当前的经济环境、经济预期以及个人满意程度综合扁成一个指数，我们将它称作消费者指数。这种方法在国内并不适用，因为消费者的预期和管理者自身的心理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我们无法用消费者的预期来衡量管理者是否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

5、媒体的报道

该方法是指用外界传播媒体对CEO的评价作为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指标，Malmendier和Tate（2005）曾运用这种方法衡量CEO过度自信。但是在国内，一般来说媒体的报道太过于主观，我们不能把媒体工作者的主观评价运用于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因此，这种方法一般在国内不常见到。

6、企业景气指数

这种方法在国内有一定的应用，余明桂等人（2006）曾提出使用此种方法来衡量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企业景气指数是国家统计局根据企业家对当前企业经营状况的综合判断和对未来发展变化的预期而编制的指数。该指数每季度披露一次，其表现形式为纯指数。以100为临界值，从0-200取值。大于100表示企业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乐观，小于100说明企业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悲观。实证研究中学者通常使用行业指数来表示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即以四个季度的企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但是由于企业景气指数是分行业发布的，难以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因此用它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也是有一定误差的。

7、CEO实施并购的频率

通常在企业的并购行为中也能反映出管理者自信程度。有些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他们自以为有超出常人的能力，更能完成高难度的工作，例如企业的并购重组。而且在并购过程中，管理者通常认为自己可以胜任这个并购项目，这种心理往往导致高估了并购价值从而使得企业遭受损失。因此，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相对于一般管理者来说，往往倾向于大的并购事件，但是其效果又不如人意。

财务理论中投资包括了“金融”和“经济”两个重要含义，其中金融意义上的投资主要是指证券投资活动，经济意义上的投资主要是指实物资产的增加。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经济意义上的投资即实物资产投资占据支配地位。因此，该文章所研究的投资主要指的是将资金放于生产经营性资产的实物资产投资活动，本文主要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投资效益的最终体现为企业价值的增加。

（三）、变量的设计 本论文选取变量如下：

1、解释变量

过度自信是一种心理特征，因而很难直接标定。鉴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和数据来源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企业高管前三名的薪酬与企业所有高层的薪酬之比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因此本文选择用“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制和/所有高层的薪酬之和”来表示管理者过度自信，用OC表示。该值越高，说明管理者越过度自信。另外，我们把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用OC*CF表示，用来分析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与现金流之间的交互关系对投资水平的影响。

2、被解释变量 投资效率

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我们无法获得每一个投资项目的具体收益，所以我们用每股收益来衡量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企业价值，我们用每股收益来衡量企业的价值。每股收益用EPS表示，它是公司某一时期净收益与股份数的比率。

3、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

一般来说规模大的企业相对于规模小的企业来说经营更加成熟，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我们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表示，企业规模用Size来表示。（2）每股现金流

每股现金流用CF表示，它代表样本公司分析的每股现金流，是样本公司经营净流量与公司期初总股本之比，表示扣除经营期内公司折旧和摊销以及付现成本后管理者可支配用于新项目的自由现金流。（3）托宾Q

托宾Q可以用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机会，通常企业的投资机会对投资决策产生正的影响，我们用市场价值除以期末总资产来衡量。（4）企业成长性

我们用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企业的成长性，一般认为成长性高的企业会进行更多的投资，这里我们用本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计算。企业成长性用Grow来表示。（5）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我们用Profitability表示，它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利润率越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企业经营的盈利能力我们通过净资产利润这项指标来表示。（6）管理层持股比例

管理者持股比例我们用Ownership来表示，即管理成年末持股数量占企业总股本的百分比。

（四）、样本选择以及模型构建

本论文选取了国有控股比例在50%以上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来自于2008-2011年，都在2007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CSMA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色诺芬数据库。对样本的选择原则如下

第一、剔除金融类及房地产类上市公司

第二、将原始样本中的ST类和PT类上市公司剔除 第三、将研究期内相关数据不全的企业剔除 第四、剔除高管薪酬披露不完全的企业

剔除完后，一共筛选出180家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进行样本分析，并且我们选取了2008-2011年的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具有时间的跨度和代表性。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描述性统计

相关性分析 回归

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常量)OC CF Size Q Grow Profitability Ownership OC*CF

a.因变量: Invest

标准 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t Sig.a

CF Size Q Grow Profitability Ownership OC*CF

a.因变量: EPS

五、结论与建议

第四篇：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学分析

内容摘要 ： 由于资源不足、政治权利不足等原因造成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严重贫困，并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所以，加大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由于投资主体的成本收益不同，使得投资个人和地方政府投资乏力，对此，本文认为，在前两种投资主体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成为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主体。

关 键 词：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中央政府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

WangYingMei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Of PLA, 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shortage ofresource andpolitical right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to cause the shortage of human capital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Increasing the input of the human capital is the key to help the country area overcome the question.But ,because the investment subjects are different ,the remarkable different will exist in the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the human capital ,therefore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country area and individuals lack the motivation and capability i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for this reason ,the article think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become the main subject of investment of country female in china.Key words:Country femaleHuman capital investmentThe central government

一、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贫困的恶性循环

不同的资源供给，可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发展的支持，也可以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发展资源普遍相对不足的今天，资源拥有状况将形成一个群体发展的约束与支持。从两性间的资源配置来看，尽管农村妇女在社会变迁中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源，但比较男性而言，女性的发展资源拥有量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稀缺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因而，同农村男性相比，我国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化。

1、政治权利贫困。经济贫困是社会权利贫困的表现和反映，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即是社会权利的贫困。据考察，社会权利的贫困就是指一批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无法享受社会和法律公认的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政治、教育、健康、名誉、休闲、被赡养、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利，而且由于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或剥夺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困。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尤其缺 1

乏性别意识保障，无法满足为贫困女性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尤其是处于更弱势的女童要求。因而，权利不足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女性陷于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2、社会资本贫困。贫困不仅源自缺乏、剥夺和排斥，而且深受特定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在中国尤其如此。“除经济因素以外,造成农村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以及其它所出现的导致家庭不稳定的诸因素。” [1]中国是社会关系十分通达的社会，谋求建立有质量的社会关系网络被人们当作占有社会资源、获取发展机会的主要捷径之一，关系网络也因此转化为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本，并对资源分配产生影响。所以，在社会发展中处于性别弱势缺乏有效社会关系资本支持与保护的农村女性便会容易陷入贫困或者继续在困境中挣扎。

3、心理素质贫困。在调查中发现，女性农民大多缺乏主体意识，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感情脆弱，适应能力差，出门在外谋取没有保障的生活，很少有满足感和快乐感。所以，大多数农村妇女对外就业缺乏动力和信心。

4、能力贫困。目前农村女性人力资源数量丰富,但大多没有技术专长，素质不高。“小学以下文化占52 % ,初中文化占36 % ,高中文化占10 % ,大专以上文化占2.0 %。妇女文盲半文盲占文盲总数的61.2 %。在辍学、失学儿童中,女童占60 %以上,妇女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6.8 年。”[2]并且农村女婴的死亡率高于城市、患生殖病农村成年女性较多，很多农村女性还存在衣食不足、营养不良等问题,甚至一些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整体素质严重不足。

总之, 通过上述对我国农村女性贫困根源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心理和人文素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如下的贫困恶性循环:“权力贫困、社会资本贫困、主体动力不足→文教落后、医疗条件差→人口素质低下→能力不足→从而陷入“贫困陷阱”。此循环中的人口素质低下即是人力资本贫困。从其所处循环位置上看，也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贫困处于核心地位。

二、人力资本投资是我国农村女性“脱贫致富”的关键

在上述 “贫困恶性循环”图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缺乏是导致贫困循环最为核心的因素。因此，在当前我国“增强全社会的社会性别意识”,“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大好环境下，在相对政治权力和传统性别观念都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若要使农村女性尽快摆脱贫困,除了要继续加大物质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其人力资本的投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于1960 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建立。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健康以及个人和家庭根据工作机会变化而发生的迁移等。他把人力资本投资描述为“通过增加人的资源而影响未来的货币和物质收入的活动”,他认为国民收入的某些重要增长是由于增加了教育投资这种人力资本而造成的。同时他利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源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 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比率高达33 %，这充分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针对一些经济学家将传统农业落后状况归咎于农民缺乏理性的生产、投资和市场的观点,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因为农民缺乏理性的意识,而是因为在传统农业中缺乏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以贝克尔、墨非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理论, 该理论的核心是以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贝克尔、墨非等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人力资本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会产生“杠杆”的作用, 即用较小的人力资本可能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效果, 这种杠杆原理可以通过资本投资原理中的杠杆系数来表现人力资本的收效或损失：

收益变动率(P1-P)/P

人力资本杠杆系数=收益变动率

投资量变动率

(P1P)/P

(I1I)I

P/P

I/I =即DHL =

其中, DHL—Degree of Human Lever为人力资本杠杆系数;P1、P 分别为报告期收益和基期收益;I1、I分别为报告期投资额和基期投资额。可见, 人力资本投资即个体的人力资源增加, 将提高人力资源对信息、知识、技术的获取、运用和转化能力, 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带来社会经济的增长。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妇女占整个妇女人口的70 %以上,随着农村劳动方式的变化,妇女已占农业生产劳动力的60 %以上, 农村妇女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加大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入已引起我国学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根据鹿立的山东农村女性教育收益实证研究[3]，“农村妇女技术培训对提高农村妇女收入和弥补以往农村妇女教育投入不足的作用是巨大和深远的，其后发效应将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凸现，农村妇女技术培训目前在山东经过几年努力己深入基层，形成制度，见到实效，如泰安郊区，自1995年泰安市妇联实施每年组织万名农村妇女科普培训的‘万名工程’, 以农函大为依托,“九五”期间共培养5 万名农村妇女函大生, 46200 名妇女获得农广校、农函大毕(结)业证书, 2 万名妇女获绿色证书, 8000 名妇女获农民技术员职称, 80% 以上妇女劳力掌握两项以上实用技术。截至1999 年末全地区各乡镇共成立‘三八’科技致富协会88 个, 专业技术研究会121 个, 建立各类‘妇’字号基地90 个, 科技示范基地60 个。目前全村550 户农户, 已建大棚180 个, 这些大棚80% 以上以妇女为主进行管理, 年棚产值平均1万元以上。技术培训带来的增收实效和‘全新’的劳作方式(‘全新’是对十分闭塞的农村妇女而言),还深刻触动了千百年来忽视农村女性教育和技术培训的传统社会规范, 尤其是深刻改变了农村女性自身学技术学文化的自我意识。”

根据苏群、刘华对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4] “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极其重要的因素。通过边际分析得知，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和具有小学文化的人相比，受过初中和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的人的外出概率有明显提高，其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外出就业的机会相应增加17.84个百分点，高中及高中以上 则多出15.42个百分点，两者外出就业机会相应增加额度均大于15个百分点。”“同时说明对农村而言，加大九年基础教育事业的实施力度，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推广，将更加有助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

笔者根据多年的调查进一步得知，沿海农村女性和内陆农村女性在经济收入、家庭地位、外在气质和生育孩子等生活观念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她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效应也存在很大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不同，也就是人力资本储备和增量不同。

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我国农村女性生活水平、远离贫困的关键。人力资本的投入可以从根本上打破农村女性贫困的恶性循环,并形成以下效应:加强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出生率下降并新生儿素质相对较高、融入城市率相对提高→收入增加→社会生活丰富、人文素养提升→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中各投资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分为个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为主体的三种投资形式。虽然目前理论界更倾向于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中个人投入的份额, 因为，对于个人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个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都相当大，个人理所当然应当负担一部分成本，这一观点和“市场机制”的内容基本相同，其核心乃是“谁受益谁付款”这一原则。但对于我国农村女性,其偏弱的经济和社会现况决定了当前个人和地方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投资乏力,加大中央政府在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仍是当前提高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方面。

1、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从理论上讲,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投资方式。但在现实中, 农村地区相对贫穷,广大农民投资子女的资金有限，低层次的农业生产方式使现代化科学技术得不到应用与推广，教育投入能为个人带来追加收入的经济现象在农村地区还没有充分体现；还有，妇女有照顾家庭和小孩的特殊责任，大部分妇女只能就近从事非农业劳动，即使外出打工也一般选择离家较近的区域。而且多数妇女的打工经历发生在结婚之前，婚后，她们一般不能自由地外出打工。并且女性农民大多感情脆弱，适应能力差，缺乏外出打工的动力，因此，孕育下一代的生理特点、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太大也阻碍了农民个人对其本人的投资力度。同时,我国目前仍存在的“城乡二元分制”、“男女村民二元分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分层,使得农村地区转移出去的女劳动力不能与城市女市民享受同工同酬的公民待遇,并且在教育小孩、生育保障等方面仍会受到不公平待遇。这些现实都降低了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广大农民个人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使投资收益小于投资成本，因此,无论从经济能力上还是从动因上,目前我国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具备以私人投资为主导的条件。

2、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地方政府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由于作为一级政府组织既有一定的财力权力同时又财力权力有限，再加上其视野及其关注问题角度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同样从动因上和能力上都会存在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乏力问题。可以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从短期来看,若地方政府专设款项加大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影响了对男性劳动力的投入，另一方面，使一部分女性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有所提高,那么这部分劳动力为了能够获得更高收入往往很可能会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机会，这样,对于作为投资主体的当地政府，从短期来看,在损失了稀缺的人力资本的同时,并没有获得投入成本的补偿。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劳动力转移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从地方政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转移出去的女性劳动力从

长期上看会为地方政府带来“资本回流”和“智力回流”效应。因为虽然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女性更有机会和能力迁移到外地打工，但又由于她们天生就负有抚育小孩的责任和照顾父母的义务，且怀旧心结较重，她们进城打工大多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如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达到一定年限之后，就会回家（如到结婚年龄）。所以，女性外出打工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回流, 既包括物质资本回流, 即大量汇款流入农村, 也包括人力资本回流,即在外流动的女性民工形成回乡创业群体。尽管回乡投资并不是回流的主体, 但回乡创业者的女性总数也不容忽视。许多女性打工者返回农村, 把打工的积蓄、熟练技能和市场阅历用于经营特色农业、创办乡镇企业和商业, 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村外出女性劳动力通过资本回流效应和流动示范效应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由于人力资本与收入的正相关效应,也必然促进农村女性对自身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这样，循环往复。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资本回流”和“智力回流”毕竟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是否回流（如在城里结婚定居）以及回流率是多少也是一个未知数。同时,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其效果具有迟滞性和间接性,且不易测定和考核，加上干部任期制的缺陷 ,往往会促使权力有限的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注重短期收益,而对见效相对较慢的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往往不予关注。因此，作为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往往会得出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小于投资成本的结论,同时更由于受有限财政实力的约束,地方政府同样从动因上和能力上都会存在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乏力。

3、中央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既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又是收益主体,不存在投资主体和收益主体的不对称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通过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促进农民阶层性别平衡流动、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减少社会问题，并且女性人力资本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并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溢出效应。从长远看, 众所周知，女性人口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下一代乃至全民族素质的优劣。因为女性肩负着人类自身生产、哺育和教育下一代的重任，是个体接触社会的起点，在农村尤其如此。因为农村的生活水平较低，住房较差，可供利用的传媒较少，接触的环境有限，母亲和子女在时间和空间是最接近的人，也是最亲近的人，所以母亲的知识素养、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对子女的知识构成，性情品性的培育、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作用十分显著。因此可以说，加大农村女性群体人力资本投入，对提升我国人口整体素质，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公正，整合社会资源都会起到极大的作用。还有，从本质上说，由于生理原因而增加的农村女性就业成本，并非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毕竟怀孕也好，分娩、哺乳也罢，都是人类自我繁衍、延续必不可少的生理基础。换言之，是女性以她们的身体承担、维系着最主要的人类存续责任。显然，女性为这种责任而付出的代价，不能由她们独自“埋单”，社会、政府都有义务给予分担、补偿。而且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关键是在知识、信息、科技上的差距，本质根源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因此，作为我国劳动者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女性劳动者，如果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就等于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启了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对推动社会的向前会起到加速度的作用。而且从现实上看，我国中央政府在降低农村女性就业成本的制度化建设方面，同发达国家比较，在很多方面确实还差距很大。因此，责无旁贷，我国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并成为其主要的投资主体。

四、简要结语

加大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虽然是使农村女性和农村地区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但由于个人和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中投资主体和收益的不对称,使得农村女性处于极为边缘化的发展地位。为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和和谐发展,中央政府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干预和调控，在前两种投资主体不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情况下,成为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主体。关于在投资策略的选择上，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一是要建立健全有性别意识的农村女性教育保障体系。农村女性教育经费应有财政统一管理、统一使用,做到专款专用,防止被随意截留、挪用,同时把实现义务教育制度落到实处,并纳入法制轨道,减少直至消灭新的文盲、半文盲。罗尔斯在著名的《正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所有的社会需求都应该实行平均分配，除非某些不平等分配“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会成员”。[5]二是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加大农村女性保健投资力度。国家应为完善农村女性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进一步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建立针对农村女性卫生保健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大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健全生育的社会保障和补偿机制，启动对育有女婴家庭给予一定补助工程。三是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农村女性心理疏理工作，强化农村女性主体意识。四是要加大农村女性迁移资本投资力度。要成立引导和吸引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专门机构。为她们提供各种信息、技术培训，社会保障、住房供给、子女上学、法律保护等等服务，使农村女性人才市场层次化、网络化，从而形成农村女性人才的对流。因为只有当女性农民工稳定下来之后，她们的家庭才能真正地融入城市，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工人和市民，才能使社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注释：

[1]莫格哈登，《贫困女性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2000，P32－33。

[2] 何新芳，《论农村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4期，第43页。

[3]鹿立：《山东农村女性教育收益实证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年第5期，第42－43页。

[4]苏群、刘华：《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第42页。

[5]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M].译林出版社。参考文献：

1．(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2．贝克尔： 《人力资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 秦元芳、张亿钧：《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问题探索》，2005年第10期。

第五篇：对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现象的研究

MPAcc教育中心

（东北财经大学MPAcc个人作业）

对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现象的研究

作 者 课程名称年 级

金融市场与金融研究

2010级

2011年2月

任课教师 学 号对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现象的研究

一、我国股市过度投机行为概述

在经济危机后，反思回首2008 年，我国证券市场经历的那场惨痛股灾。上证综合指数从6124 点的高点一路下滑，跌至1665 点，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暴跌73%，给我国股民带来了莫大的损失。2009 年在国际大背景下，我国股市又一路攀升，摸至2009 年8 月4 日的3478 点，实属罕见。事实上，造成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原因错综复杂，各种体制缺陷、“大小非”解禁、上市公司治理等等问题尚存，但是股民的过度投机值得探讨。投机，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投资行为，不同的只是它的投资周期较短，且承担风险较大。股市中的投机行为伴随着股市的存在而存在，使得市场上存在着群体非理性倾向，盲目入市、缺乏基本的股票市场投资及企业财务知识，仅凭一时冲动或他人一面之词买卖股票，追涨杀跌，非但不能给带来应有的收益，反而会增加损失的风险。而这些投资者，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造成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直接推手。投机行为是指根据对市场的判断，把握机会，利用市场出现的价差进行买卖从中获得利润的交易行为。股市中的投机行为伴随着股市的存在而存在，然而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市场上存在着群体非理性的倾向，成熟市场非主流的股市投机行为在我国开始演变为一种群体的市场投机行为。投机行为是一个难以准确定性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股票市场指标以及投资者投资行为的方式来加以衡量。

（一）股票市场指标

1、股指的大起大落以上证指数为例，从开盘的100 点，在经历了多年的不到1000 点与2000 点左右的来回波动后，在2007 年10 月一飞冲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6124 点，但却又在短短一年内再度跌破2000 点，而后在大环境下，2009 年上涨了一倍。事实上，纵观近20 年上证指数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比较大的涨跌幅。毫无疑问，中国股市过于的频繁的暴涨暴跌现象，说明我国经济和股市的协调发展已经偏离了理性的轨道，而过度的投机性，是股市大幅波动的原因之一。

2、换手率指标 换手率指标。“换手率”也称“周转率”，指在一定时间内市场中股票转手买卖的频率，是反映股票流通性强弱的指标之一，其高低是衡量过度投机的一个标准。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纽约证券交易的年平均换手率约在20-50%之间，即股票2-5 年转手一次，这就是说，绝大部分是持有两年以上的投资者。即使到了格林斯潘所谓出现了“非理性狂躁”的1999 年，也只有78%，即使年换手一次，也还是做一年以上“长线”的人占多数。而2000 年在我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平均换手率分别是499%和503%，即上流通的每一张股票平均每年转手5 次以上，停留在每位购股人手中的平均时间不过两个半月，足见我国股市有着过度的投机性。我国股票市场中散户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些使得我国股票市场上的个股的换手率指标相对于其他发达国际成熟市场要高出很多。

3、市盈率指标

市盈率是指股票市价与每股收益之比，通常用来作为比较不同价格的股票是否被高估或者低估的指标。美国的传统产业未超过20 倍，而日本泡沫经济年代60 倍市盈率导致了90 年的大崩盘。反观中国，在股市达到6000 点峰值时，市盈率最高达72 倍，远远超过全球主要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水平。个股方面，某些股票的市盈率高达10000，有其原因是其有可忽略的每股收益水平。这些超过合理市盈率值的情况反映出中国股市存在严重的投资泡沫问题。

（二）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方式

1、“羊群行为”倾向

“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信息不对称下，行为受到外在影响，不考虑自己拥有的信息的行为。我国证券市场中，散户的“一夜暴富”的赌徒式心态充斥着整个证券市场，人们为了获取利益甘愿超越制度与道德约束。正是因为证券市场上的羊群行为使投资者的买卖行为和证券价格变化具有联动性和趋同性，从而导致了我国股市中个股价格变化和市场指数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同时引起大量的“跟风”行为，也形成了“追涨杀跌”的过度投机行为，增加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

2、投资者的群体非理性

众所周知，机构投资者往往持股时间较长，会更多的、更细致的对股票的内在投资价值做分析，因而是股票市场的稳定力量。在西方较为成熟的股市中，机构投资者占参与群体的绝大多数，因此它们的市场更稳定。在我国目前虽已有50 亿运作较为正规的投资基金，但其相对于1 万亿流通市值和沪深两市200 亿左右的日成交额，依然显得不足。至于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和其他的机构资金目前还没有迹象说明其在大举入市参与投资，可以说机构投资者的不足使我国股市缺少了重要的稳定力量。

3、政策依赖强烈

在我国，利好政策的颁布导致在相当长的交易周期内投资者交易频率明显上升，加剧了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倾向，而利空政策出台却相反，表现出较强的过度恐惧心理。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有现象，即所谓的“政策市”。在这种背景下，众多投资者的正确的投资理念不仅没有树立，反而异化，其投资策略表现为“政策性套利”。这种政策依赖加强了证券市场中个体投资者的投机倾向，在股市不同时期坚信政策的力量，这时他们会以一种投机的心理进行交易，增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

4、普遍具有处置效应

处置效应，即投资者愿意卖出当前盈利的股票并继续持有亏损股票的心理倾向。在我国过度投机的证券市场中，处置效应的研究反映了我国个体证券投资者的损失厌恶倾向，这削弱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股票未来收益状况的客观判断，从而产生一种完全投机的心理。我国个体证券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比机构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更强烈，在个体证券投资者处理套牢股票的方式上，选择不断补仓拉低价位的投资者数量非常少，往往持股不动或者“割肉”出局。

二、我国股票市场过度投机的原因分析 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的诱因是多方面的，其既有市场客体方面的原因，也有市场主体方面的原因：

（一）政策构建不合理

就我国而言，无论是法制的构建还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力度都是比较全面的，也正因如此造就了我国的“政策市”，股市受国家政策变动的影响非常大。我国股票市场投机过度，其中的一个根源就在于政府在与股市有关的方方面面中往往没起到合适作用。首先，我国建立资本市场的目的本是要确立依靠市场机制来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的机制，可是在实践中，仅只当作给国有企业融资、解困的工具；其次，政府的超经济干预使我国股市成为政策市，一级、二级市场的政策干预，都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调控方式，这使股票市场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导致股票价格大起大落。最后，各种法规、制度还不完善，对股市进行宏观驾驭的经验和技巧还不成熟。不仅如此，政策行为的巨大强制性，反而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客观上使投机行为更严重。

（二）法人治理结构处置不善

长期以来，产权虚置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有效性的低下。因为缺乏人格化的产权主体来行使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就难以根据经营的要求对经理层进行选择、监督和评价，也就难以建立起对经理层的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大多我国上市公司将股票市场当作一个圈钱的工具，忽视了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长期生存能力。而高溢价的发行更加地主张了这一点。同时，公司信息披露不严肃，导致投资者信息获取不充分。信息的披露务求严肃，务必准确、公正、及时，但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存在很多问题，往往报喜不报忧，或者虚报利润，隐瞒亏损等等。

（三）投资结构不合理

在西方较为成熟的股市中，机构投资者占参与群体的绝大多数，通过精心投资分析，是股票市场的稳定力量。我国虽有较为正规的投资基金、保险基金等等，在政策的制约下，仍使我国股市缺少稳定力量。与此同时，我国的大部分投资者投资水平不高，大多处于非理性状态，缺乏投资的必要知识准备以及投资风险意识，股民的素质不高，大多处于盲从或者跟随状态。这些与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一同导致了我国的过度投机。

三、如何治理我国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 治理股市过度投机就是要增强市场投资性，抑制市场投机性，增加市场的确定性因素，减少市场的随机性因素，使市场的投资性和投机性保持均衡、使确定性和随机性保持均衡。具体说来，笔者认为主要应有以下措施：

（一）构建合理政策

首先，我国也不断的颁布了有关证券方面的立法，如《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等等。然而，我国现行有关证券方面的法律均缺乏应有的操作性，在实际交易中未能得到严格的执行，如上市审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等。其次，我国政府要转变自己的职能，让市场正常地发挥它的调控经济的功能，实现其自身的资源优化配置，应建立起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行政管理机构，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再次，加强对于银行资金的监管力度，在当前的情况下，管理部门应该坚持并加强证券业与金融业分离的制度，确保市场秩序的稳定的同时，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最后，建立多角度、全方位的法律监管体制，需要严格的事前行政监督、事中行政监督和事后惩处监管模式，从而保障投资人的权益。

（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1、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推进国家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

可以通过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信托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先实现国家股和法人股自由流通，并在适当时机对个人投资开放。机构投资者是集中分散资金进行专家投资的专业性投资组织，其投资在于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通过推动国有股份在投资银行、信托基金等机构主体间的流通，既能从根本上明晰企业产权边界，又能使机构投资者按股份多数原则影响企业经营行为，保证了机构投资者收益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2、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

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以有利于促进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在市场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中，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需要借助法律救济手段来实现，其中，异议股东股份价值评估权制度为中小股东提供了一种在利益受到潜在威胁时自由退出公司契约的机制，是一种富有效率的手段，应当成为我国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建设的重点。

3、强化会计信息披露与监管。

按照信息披露为本、市场化监管的理念，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强化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标准，规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加强一、二级市场联动监管，切实改进拟上市公司现场核查。改革上市公司审计体制，进一步改进中介机构监管。

（三）正确引导个体投资者行为

1、改变投资者结构，发展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大众化的间接证券投资工具，通过发行基金单位或股份的形式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汇集起来，交由专业管理机构管理，按照风险规避原则进行分散化投资，从事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有价证券投资。因此，我们需全面的发展基金业，同时必须加大基金方面的立法力度，加强对基金方面的行政监管、自律监管以及法律监管。

2、提高个体投资者素质。

非理性行为使个体投资人追涨杀跌，为了避免非理性投机行为的危害，应该引导个体投资者不断学习和实践，避免自身认知偏差与决策失误。从大量心理研究的结果看，人的认知偏差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是可以得到有效纠正的，个体投资者作为弱小的群体，在资金、信息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券商各营业部应注重引导其学习，提高素质和分析思辨能力，方能有效减少非理性群里的危害。引导教育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在产生交易动机中，要抑制过度投机的动机，防止“羊群效应”；坚持证券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进行交易时，对于“处置效应”要计划止损点并坚决执行等等。

四、结束语 投机是股票市场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是市场参与者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而过度投机是投机者非理性行为因素受到激活后产生的偏离理性轨道的行为。在我国这样一个不成熟的股票市场上，由于政府监管的失灵，公司治理结构的故有缺陷以及投资者非理性的投机，使得成熟市场非主流的股市投机行为在我国开始演变为一种整体的市场投机行为。因此，重构完善的公共政策，优化现行的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造就理性投资者，是当下我国股票市场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便是不惑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