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具的解析与规制论文[合集五篇]

第一篇：戒具的解析与规制论文

一、戒具的概念

戒具，又称警戒具，是指用于预防和制止监狱罪犯中某些危险行为发生的专门工具。依据现行法规，监狱使用的戒具包括手铐、脚镣、警绳等。

二、戒具使用的法律特征

1.使用戒具，是指监狱为了执行刑罚，对管理的相对人——罪犯，因其不履行其法定义务，或对监狱安全秩序以及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可能构成危害或罪犯本身正处于或将处于某种危害状态下，而依法强制采取的一种临时性人身约束和限制措施，使用戒具是狱政管理的辅助手段，也体现了刑罚的强制性和暴力性。

2.使用戒具，重在预防和制止危险，而不是为了惩罚罪犯，根据我国相关立法规定，以及从戒具的构造和使用来看，戒具是旨在防御，而不是对罪犯处罚的刑具。《监狱法》规定对罪犯处罚只有警告、记过、禁闭三种，明确将使用戒具排除在对罪犯惩罚的范围之外，体现了使用戒具的“非处分性”或“非惩罚性”。

3.使用戒具，是国家赋予监狱民警的一项权力，也是一种依职权行使的监狱管理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主动性的特点。虽然其和治安处罚中使用警械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相似之处，但其带有明显的刑事司法行为性质，如罪犯对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异议，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不能诉求司法审查解决。

4.使用戒具，是一种严格羁束行为，法律原则规定了对罪犯使用戒具的适用范围、条件、种类、程序、方法等，监狱机关和民警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必须严格受法律约束，只能严格依法实施，但监狱对罪犯适用戒具的种类和期限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

5.使用戒具，是一种即时直接强制措施。是监狱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时，在穷尽其他办法，但仍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国家刑罚执行权力的有效运转和监狱的安全稳定，依照国家法律，对罪犯人身当场采取的一种约束和限制措施。

三、我国戒具使用中的问题

(一)戒具使用的法律性质模糊

对罪犯使用戒具，是刑罚执行的一部分，究其法律属性，众说纷纭，有的基于刑罚执行是由法院发动的这一现实，认为刑罚执行是一种司法行为，刑罚执行权也隶属司法权，这是我国法律界长期以来主流观点;此外，《国家赔偿法》把发生在监狱机关的国家赔偿列入刑事赔偿，《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也规定监狱行为是授权刑事司法行为，这也为“司法权说”提供了法律依据支撑。有的认为法院作出判决是司法行为，但执行司法判决是行政行为，刑罚执行工作的性质属于行政活动，具有行政性质。还有的认为刑罚执行权本质属性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相结合的强制权，兼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两重属性，刑罚执行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司法行政行为”。

(二)戒具种类的不确定

严格来讲，戒具属于警械的一种，具体归为约束性警械范畴。但涉及戒具的种类和范围，目前各种观点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包括统一制式的手铐、脚镣和警绳，有的认为主要包括手铐和脚镣，1994年颁布的《监狱法》对戒具的种类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现在对戒具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规定应为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其55条规定：戒具包括手铐、脚镣、警绳，但由《细则》系原公安部制定，且等级效力不高，监狱在刑罚执行工作中一般不援用此法;此外，法律对戒具规格、重量、使用方式没有明确规定，既造成了基层民警使用上的困惑，也极可能侵害罪犯利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戒具也不断出现，其种类和性能等方面也有所发展，如约束衣、塑料手铐、电子镣铐等，但当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进行规定。

(三)法律依据冲突

首先，使用戒具条件情形不完全一致。在《细则》56条中，规定了使用手铐和脚镣的三个条件，在《监狱法》45条中，规定了可以使用戒具的四种情形，前法的规定具体明确，也更有可操作性;后法立法规格高，但却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原则性，如什么是暴力行为、危险行为以及什么是危险行为消失都没有明确具体内容，法律规定的不详尽，导致监狱民警在很多时候只能依靠经验和习惯来判断罪犯是否符合使用戒具条件，民警的自由裁量权无法受到约束，也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法律责任。其次，适用时间期限的条款冲突。《细则》规定：使用戒具的时间，除死刑待执行的犯人外，一般为七天，最长不超过十五天。而《监狱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使用戒具的期限，只是将危险情形消失作为停止使用戒具的条件，使用戒具的期限的长短完全取决于罪犯的危险行为是否消失，执行期限可以理解为既可低于7天，也可高于15天。《监狱法》是部门法律，是新法，《细则》是部门规章，是旧法，按照法律位阶效力来说，对戒具的适用时间期限应当依照《监狱法》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尚被许多人尤其是检察机关诟病质疑。

(四)审批使用程序缺损

首先，审批使用程序规定简单。《监狱法》没有对戒具使用的程序作出规定，实际参照《细则》规定：即对犯人使用戒具，必须经监狱、劳改队主管领导批准。遇有犯人行凶制止无效等特殊情况时，应先加戴戒具，然后补报审批手续。但综观《细则》规定的程序，其操作流程、期限、步骤等仍不甚详尽，难以适应当前执法工作的要求。其次，审批使用重实体，轻程序。在对罪犯使用戒具的过程中，个别监狱民警甚至监狱领导存在忽视程序的思维，忽视程序的作用，把程序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认为程序的事可以变通或以后补正。缺乏程序的制约保障，执法行为很难公平公正，极可能对罪犯的权利带来侵害。再次，审批使用缺乏制约。对罪犯使用戒具的审批，目前缺乏事前制约措施，监狱一般通常的做法是：先由监区(或分监区)将罪犯违规事实和证据材料上报到狱政管理科并提出处理建议，再由狱政管理科审核后报分管副监狱长签字生效。在审批过程中，缺乏检察机关和监狱纪检部门的监督和制约，也没有作为中立“第三方”部门参与对事实的调查和认定，有失公正和公平。

(五)法律救济途径缺损

首先，申诉⑤没有实质意义。罪犯对被使用戒具不服，可以提出申诉，但是这种申诉没有法律依据，“我国目前的申诉制度虽然能为罪犯提供法律救济，但其并不是正式的法律制度。”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这种申诉的性质、范围、程序、步骤、时限予以规定，在使用时比较混乱，其本质只是一种申辩和异议反映，类似于信访，救济的效率不高，对保护罪犯权益没有大的意义。其次，复议权利无法行使。目前一般将狱政管理行为视为司法行为，监狱非行政机关，罪犯也不是适格的行政相对人，所以，罪犯无法按照《行政复议法》提出行政复议来予以自我救济。再次，排斥法院司法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保护人是国家关心的事项，法律的保护比个人的保护更有力”。但现行法律已明确否认罪犯通过司法诉讼救济的可能性。

四、我国戒具制度规范与完善的思考

(一)依法增加戒具的种类、明确戒具的适用条件

目前监狱所使用的戒具主要有手铐、脚镣、警绳等，其物理性和约束性较强，使用中容易对罪犯的人身造成损害，侵害罪犯权利，建议国家在修改《监狱法》或制定《监狱法实施细则》时，可以考虑将对身体致害性小，如约束带、电子镣铐等列入戒具范围。鉴于我国戒具的使用范围和条件规定比较原则，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和操作的情况，迫切需要对《监狱法》45条的规定的其他危险行为概念予以司法解释，明确使用戒具的范围和条件，以健全完善民警的执法标准，明确执法依据，确保监狱的安全和秩序。

(二)规范使用程序、制约民警权力的滥用

为避免监狱使用戒具的公权力的过度扩张和保护罪犯合法权益，应当通过立法完善以下使用戒具的程序：(1)启动程序：监狱机关在刑罚执行工作中，为制止罪犯违法行为、防止罪犯危险行为、避免危害行为发生或扩大的情况下，可以依法使用戒具。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监狱机关不得对罪犯使用戒具。(2)督促催告程序：监狱机关作出使用戒具决定前，应当事先督促催告罪犯应当履行义务，停止违法行为，经督促催告，罪犯现实危险性消除的，可以不再使用戒具。(3)陈述和申辩：应当允许罪犯的陈述和申辩;监狱机关必须充分听取罪犯的意见，对罪犯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罪犯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监狱机关应当采纳并中止执行，不因罪犯的申辩加重对罪犯的处罚。(4)审批程序：使用戒具前须向监狱机关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因情况紧急需当场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事后立即报告，并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相关手续。(5)执行程序：由具有执法权的两名以上监狱民警行使，必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和据以执行的经批准的法律文书，法律文书必须载明使用戒具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制作现场笔录，由监狱执行民警和被执行的罪犯签字确认。(6)告知程序：应当场告知罪犯使用戒具的理由、依据、救济途径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7)解除程序：使用戒具后，罪犯停止违法行为或现实危险性消除，以及使用期限届满的，应当解除戒具。

五、谨慎使用戒具，防止过度侵害

对戒具的使用应以科学、合理、有效为纬，确保监狱安全和秩序;以依法、适当、文明为经，保障罪犯人权，尽可能采取克制和慎重的态度。具体而言，对罪犯使用戒具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法定原则：按照《立法法》规定精神，对罪犯使用戒具的条件和情形必须由法律设定，应当通过法律来明确戒具的性质，种类和规格，使用条件、范围和期限等，以及戒具的审批程序、执行程序、解除程序和救济程序等。完善严密的法律依据，可以使监狱民警依法正确使用戒具，确保监狱安全和秩序、体现刑罚的严肃性，又能防止民警滥用权力、保障罪犯合法权益。

2.适当原则：对罪犯存在可以同时使用强制措施或规劝说服教育的两种可能性时，或可能适用数种不同强度的强制措施时，监狱应选用对罪犯损害最轻的的手段和方法;实施强制措施可能造成的损害明显与其追究的目的不相适应的，应停止使用戒具。

3、比例原则：使用戒具前，应当对监狱的公共安全利益和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进行权衡比较，两者之间必须合比例或相称，只有在公共利益大于或等于罪犯个人利益损害时，而且强制措施手段是必须的，具有不可代替性，才可以使用戒具。

第二篇：赌球行为 赌博 刑法规制论文

赌球行为论文：论赌球行为的刑法规制

【中文摘要】足球比赛追求技术与速度的完美结合,激烈的身体对抗和瞬息万变的比赛形势使之与其他体育项目相比多了一份激情和悬念。然而,正是足球比赛的这些特性以及球迷队伍的庞大,让许多“庄家”看到了利益,小到国内联赛大到世界杯,“假、赌、黑”现象愈演愈烈。在中国,赌球行为亦是屡禁不止,这不仅是对广大球迷的欺骗和伤害,更是对中国足球文化的腐蚀。2009年,公安部痛下决心联合司法等部门进行足坛“扫黑”,上至足协高官,下至俱乐部球员,数十人将因为参与赌球面临刑事处罚。轰轰烈烈的“足坛反赌”行动受到了众多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的关注,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关于赌博罪的量刑原本就畸轻,如对赌球行为继续沿用这一条文,过低的犯罪成本必定无法遏制或者完全消灭赌球现象。因此,笔者建议将赌球资金达到一定标准以及赌球次数较多的参赌者列为赌博罪的犯罪主体,同时,通过刑法解释的形式在赌博罪刑罚基础上提高赌球行为的自由刑上限,并且规定从重处罚的情形加大财产刑处罚力度。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赌球概述。主要对赌球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以及赌球形成和日渐泛滥的内外因素进行分析,同时对赌球的社会危害性作简要论述。第二部分:我国现有立法对赌球行...【英文摘要】

【关键词】赌球行为 赌博 刑法规制 【英文关键词】

【目录】论赌球行为的刑法规制8-99-1010

摘要4-8引言第一章 赌球行为的界定9-14第二节 赌球成因分析10-1

2二、管理缺位10

第一节 赌球概述

一、利益诱惑

四、打

一、影响

三、立法漏洞10-11击困难11-12体育精神12罪1

3第三节 赌球的社会危害12-1

4二、败坏社会风气12-1

3三、诱发其他犯

四、流失大量资金13-14第二章 我国现行立法对赌球行为的规制及缺陷14-21刑法规制14-17

第一节 对各类主体参与赌球的二、一、对足协高层涉赌的规制14-1

5三、对球员、教练员涉赌的规制对俱乐部涉赌的规制1515-16

四、对比赛执法裁判涉赌的规制16

五、对聚众赌球者、赌球庄家的规制16-1717

六、对普通参赌人员的规制

一、犯罪主体范第三章 赌球行为定

一、不增第二节 刑法规制存在的缺陷17-

21二、量刑过轻19-21围过窄17-19罪及量刑建议21-28设新罪名21-2

3第一节 罪名方面21-2

5二、扩大赌博罪犯罪主体范围23-2

5一、提高自由刑刑罚上限2

5三、明确财产刑处罚标准

致谢31 第二节 量刑方面25-28

二、规定从重处罚的情形25-2626-28结论28-29

参考文献29-31

第三篇：特许、行政法与规制工具

特许、行政法与规制工具

胡敏洁

摘要：特许作为一种政府规制工具以及行政法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与一般许可具有何种区别以及在相关的法律规制上存在哪些问题，这些研究不仅可以充实行政法学的内容。同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这些事项，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这条规定为依据，社会中存在的大量有限公共资源，例如航空运输业、无线电频率使用以及城市水务、电力等领域，其利用与配置可设定行政许可。那么，这一领域的许可具有何种特点呢?其在许可过程中又会有哪些独特问题需要行政法学者关注呢?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简要描述与勾勒。

二、特许与一般许可的差异

以我们较为熟悉的大陆法系为例，一般而言，会在其行政许可法中将特许与一般许可作出简要区分。例如，日本行政法学中，认为诸如电力、煤气等运输业，具有高度的公益性。因此，此类营业活动应获得国家的特别批准并在实施过程中接受国家的业务监督。特许是对国民设定其原本不拥有的权利或权利能力的行为。德国行政许可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认为特许，即通过竞标程序授予申请人以独占性或者市场垄断性权利，特许合同条款中包含价格、质量等规制要求。授予程序的竞争性和行政规则要求统一于特许制度中。[1]当然，这是最为基本的一种概括性描述，下文将进一步加以概括。以下，我们大致将特许与一般许可的差异概括如下，从中我们可进一步发现特许存在的缘由。

1、作为基础的权利性质不同

这点正如前述，已有部分学者对此加以了讨论。例如有多位学者将我国的行政许可分为一般许可和特别许可。认为一般许可仅仅是对法律一般禁止的解除，而特别许可则是赋予相对人可以与第三人抗衡的新的法律效力的行为，是为特定人设定的新的权利和资格的行为[2]行政特许区别于普通许可的最重要法律特征是行政当局的申请人提供了一个完全的公法上的主体权利，例如建设一所医院，经营一个铁路企业。这种权利本来是为高权主体所承担的，并不为申请人所拥有的，所以特许是高权主体将自己拥有的权利的出让行为。特许不同于委托。特许是对权利的授予，许可和例外准许是对禁止的解除。他们之间只是在都需要得到行政当局同意的程序方面，有形式上的共同点。[3]例如驾驶许可、营业许可等属一般许可，而持枪许可、烟草专卖许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生产许可，都属特别许可。

2、特许与一般许可的目的不同

通常而言，特许往往通过拍卖、招标等方式，选择最适合者进入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特许的目的在于考虑服务提供的质量及其价格，往往针对的那些资源稀缺或具有垄断性的行业，更多集中于对企业及其经济活动的规制。一般的事前许可其目的往往在于做出某种条件规定，以使被许可者能够满足某些提供服务或者产品的最低标准，[4]其更多的适用于社会性规制领域，例如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等设定的许可，其目的一般在于消除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由于规制目标不同，使得一般许可的发放，往往只需要符合基本的资质要件即可获得相关许可。而在涉及到城市水、电、道路交通运输等方面的许可时，则往往在于通过竞争机制的引入，提高服务质量。例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中规定：“本办法所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市政公用事业投资者或者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某项市政公用事业产品或提供某项服务的制度。”从这条规定的陈述中，我们也可看出特许与一般许可在政府规制目的的选择上具有不同特点。

3、特许与一般许可存在的领域不同

尽管，我们不能从领域中直接判断该领域存在的许可为一般许可还是特许。但是，我们可以对此问题加以反向的思考，即大体上，特许与一般许可所存在的领域具有怎样的差异。

从目前我国特许存在的领域来看，其主要存在于有限公共资源的配置、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垄断性企业的市场准入领域。例如，城市供水行业及污水处理行业中存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制度。自然资源领域中涉及到的资源开发许可证，如林木采伐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捕捞许可证、野生植物采集证等，均属于特许。大体而言，特许存在的空间往往为(1)自然垄断行业，例如传统的网络型公共事业领域;(2)高科技稀缺领域，例如广播频率的分布领域。(3)过度竞争领域，例如航空线路的分布以及城市公共交通路线的分配。这些领域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范围大体一致。但行政许可法中的规定为“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这种表述使得实践中可能使特许的范围扩大，将可充分竞争的行业纳入特许范围，人为制造新的垄断。[5]

仅仅在那些有自然垄断和资源稀缺特征的公用事业产业部门，政府特许经营的使用才可能是有效率的。除此之外的很多领域，则可能为一般许可存在的空间范围，这些领域往往因缺乏垄断性与资源稀缺性而成为可充分竞争的行业，进而不应简单的适用特许模式。此外，即使在一个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公用事业产业部门中, 如城市供水、供气、供热等，我们也有必要去区别那些有自然垄断特征的部份(如城市管网)和没有自然垄断特征的部份(如水厂和造气厂)。[6]

4、特许与一般许可的程序具有差异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涉及到有限公共资源配置的许可往往会采取招标、拍卖等市场化方式展开。尽管，是否都需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公共资源配置需要加以进一步的考量。但是，实践中，有限公共资源的配置、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垄断性企业的市场准入领域往往涉及到特许权的竞标及拍卖程序。

经济学家对特许投标有着专门的论述。较为经典的代表为德姆塞茨，他提出利用特许竞标来提高政府管制的效率，其含义是在自然垄断的产业或业务中让多家企业竞争独家经营权，按照一定的要求，由报价最低的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7]一般而言，招标主要是针对比较复杂的标的要求，如既要求价格因素，又需考虑商务(包括实力等)技术等方面要求而言;而拍卖程序往往通过指投标者直接向销售者报告各自的估价，然后再根据拍卖规则选择谁是赢家及其支付的价格。也就是说，拍卖中最主要靠的因素是价格。拍卖的参与者事先必须承诺提供普遍服务、相互接入、不转卖等责任，才能取得竞标的资格。对于一般许可而言，由于其往往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产品质量等往往具有固定的标准或资格要件，因此其往往不能也需要采取招标、拍卖形式，一般而言其程序为，申请人申请、审查以及核发许可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采取招标与拍卖方式的领域就一定为特别许可。例如，出租车牌照的拍卖、城市户外广告设施的拍卖等，从表面上这些领域也采取了市场化的拍卖与竞标方式，但是否又能因此认为这是特别许可呢?笔者在此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对于户外广告设施以及出租车牌照而言，这原本并不一定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更不一定居由垄断性。因此，此处的拍卖或招标更多的仅是一种市场调节的手段而已，是否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市场配置的目标，仍应谨慎考量。

5、特许与一般许可的事后监管力度不同

对于特许而言，由于其往往涉及到有限公共资源配置等领域，这些领域往往具有相当的公共利益考量。这就使得特许之后，政府规制的重要内容为企业履行协议的情形。例如，公共服务的质量、收费标准以及是否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例如，市政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权被赋予之后，要在主管行政机关监督下连续不断的为公民提供良好稳定的服务，而且中止或停止营业，必须事先得到主管部门的同意。这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在水务领域，政府确保水务特许经营企业能不中断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普遍服务，对实施特许经营的水务措施予以维护，保持设施的良好运转。同时，政府需要制定保证不会因特许经营企业擅自停业、歇业而影响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临时接管应急预案，并保留在必要时收回自己经营的权力和能力。[8]对此，行政许可法中也有相关规定。

对于一般许可而言，例如驾驶许可、营业许可，此类许可之后，政府规制的更多内容在于是否符合资质要件或者某种最低要求，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或个人是否遵循了必要的行业规定及其标准。如营业许可中，政府往往重点监管其经营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有违法经营等情况。

三、特许的法律规制

由于行政法中的特许，其往往存在于某些特殊的领域之中，每一领域都有其相当独特之处。例如，水务、煤气等领域属于需要网络来提供传输的基础设施，属于网络型公共事业，由于此类领域所独特的自然垄断及其规模经济特征，使得其在规制方式的选择上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因此，分析其中的实体问题具有相当的难度。而出于行政法学研究的视角，也缺乏足够的智识与能力去描述实体中存在的问题。此外，对于政府而言，其对于特许最重要的规制是通过程序而实现。特许也被恰当的认为是一种程序，既包括授予特许权的措施的设计与运作，也包括特许管理规则之下的监督、谈判与制裁，其中寓藏着充足的裁量余地。[9]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法及其它法律法规发挥着重要的规制功能。因此，笔者试图对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出发，对其中政府可能起到的作用及其法律法规的规范功能作一大致描述。而由于对特许而言，其往往借助一定的契约，即特许契约而实现，其中很多问题也是以合同为中心而展开的。

1、招标与拍卖方式的选择与程序设计

正如上文所言，招标与拍卖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前者往往针对较为复杂的标的要求，既要考虑价格因素也要考虑综合的技术要求;而后者则往往主要考虑价格。由于两种规制方式的不同，使得在选择招标与拍卖方式中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如何设计合理的竞标机制进行市场化选择，是管制理论研究与实践领域中的最大难题之一。如果竞标机制设计不好，未必能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出最合适的被许可人。而对于拍卖而言，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如何避免幕后交易以及事先底价的确定等，同样存在若干问题。

一般而言，招标程序适用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大体包含招标、资格预审与投标、评标与公示与签署协议四个阶段。一般情况下，此种程序以相对人的申请为前提。只有当相关企业提出相关申请之后，才涉及到后续程序的展开。这一申请，往往也对行政机关规定了一定的作出决定期限。如果认为企业不符合申请资格，也应当说明相关理由。以上是对于招标投标程序的简要描述。招标程序的关键在于确保竞争过程以一种公平和透明的方式进行并且接受监督，并采用明晰的评标程序，以确保要求的质量能够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公平对待所有潜在的签约者，以确保投标活动不会使任何一个签约者处于不利地位。

对于拍卖而言，由于其往往更多的考虑价格因素，因此在拍卖程序的设计中最为核心的在于选择恰当的价格。近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拍卖市场实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重塑竞争性基础设施产业(电信、电力、天然气、交通等)、配置公共稀缺资源以及增加财政收入渠道。特许经营权采用拍卖方式出让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政府制定相关规定实施。特许经营权的拍卖由政府授权机构委托依法设立的拍卖企业进行。一般而言，拍卖程序为发布拍卖公告--竞价--确定最终买受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签署协议。例如，浙江瑞安市以拍卖的方式将旧城区的燃气特许经营权拍卖，凡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拥有《城市燃气企业资质证书》或《城市燃气企业试运行证书》的瑞安市企业均可参加。对于拍卖程序而言，最重要的在于拍卖主体，特许权中往往为各级行政机关及管理部门，要求其应合理确定标底，应注意拍卖前买受人与拍卖人之间的合谋行为。此外，拍卖结果及其过程都应公开化。

2、特许合同的内容

一般而言，经过拍卖、招标投标程序之后，即涉及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许合同签订，这也便成为政府后续程序监管的重要依据之一。由于特许存在的领域往往关乎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对企业而言也涉及到更大的成本与风险。因此，特许合同的谈判过程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实践中，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果政府与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者不能达成协议，政府可能会转而与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进行谈判，以此类推。

一般而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同应当做到：使企业按商定的条款，对提供合同上规定的服务承担义务;给企业以项目的独占权以及使工程得以实施的各项许可;如果需要的话，由政府或政府机构承担根据商定的条款购买项目产品或服务的义务。而更为具体的，我们可以以《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为例，对此加以大致的了解，即“特许经营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项目名称、内容;(二)特许经营方式、区域、范围、期限;(三)是否成立项目公司以及项目公司的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东出资方式、出资比例、股权转让等;(四)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标准;(五)投融资期限和方式;(六)投资回报方式以及确定、调整机制;(七)特许经营权使用费及其减免......”等。当然，特许合同的内容，很难用一种固定的合同模式或者固定的合同条款来确定，因为各种项目千差万别，合同内容和条款一定也千差万别。例如，由于所在城市不同、涉及领域不同、规制目标不同等，这都使得特许合同不可能存在某种固定的格式。

而在特许合同之中，政府与其他签订合同的私人一样需要受到约束，一旦合同执行中出现了问题，政府可能会像私人一样被起诉。而当对合同执行所获得的收益进行分配时，政府也可以作为所有者具有获得收益的权利。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政府从权威的源泉与法律权威的享有者，转变为市场合同的缔结者，在维持整个经济生活中所有公私合同制的稳定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3、特许合同的年限

对于特许合同而言，设定恰当的年限相当重要。期限过长，可能会使新的符合资格的企业难以进入市场，造成新的垄断。例如，在《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草案)》起草阶段，与会代表大都认为50年太长。有代表提出，目前各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年限通常都不超过20年，深圳在水务经营权年限50年的规定明显太长，有点不负责任。《条例(草案)》应增加相应规定，对经营年限进行限制，特别是在目前深圳还没有经验，且政府监管能力较差的现阶段，尤显重要。代表甚至提出，“签一个合同，把子孙时代的都给卖了出去”。此前，关于梧桐山隧道签订的五十年经营权，至今仍为深圳政府的一大悬而未决的难题。

一般而言，通过长期合同，政府可以实现提供服务的稳定性，时限长易于鼓励投标与刺激投资。而较短的特许经营期限，会挫伤投标人投标的积极性，使得特许经营者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率。例如，某一特许经营活动至少需要五年才能收益，如果特许年限仅仅为三年，这将没有足够的时间获得相应的回报。但是，短期合同的优点在于契约内容可以有更强的专属性，更易于执行;并将现有权利人的优势降到最低，并代之以强调竞争以及执行中规制机构的杠杆作用。[10]确定特许合同的年限，这一般属于行政机关的裁量范围，可以由其确定合理与恰当的期限。

4、特许合同的解除、变更与信赖保护

通过特许合同，可以为社会不断提供质量可靠的产品与服务。这种状况的维持需要特许人不能随意解除合同。因为，一旦这种合同被解除，将给受益人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无法实现预期的经济目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制定特许合同时，便往往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往往与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利益相关联。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作为特许而言，行政主体除经公共利益需要或其他特性条件可以解除合同之外，一般情况下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许可。但是，对于特许经营者而言，也往往被要求负有持续提供的义务。例如，根据《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责任，科学合理制定企业生产、供应计划以及组织生产，履行经营协议，为社会提供足量的、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等。因此，解除特许协议往往也设定了一定条件。特许协议的解除，政府应以书面形式告知特许经营者，并召开一定听证会，以充分听取特许经营者的意见。同时，应充分考虑原获特许经营权企业的合理利益，当特许期间因政策改变严重影响企业预期利益的，企业应该可以向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补偿申请，并获得相应的补偿。

四、结语

作为政府规制的一种方式或工具，特许在当下社会背景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特许推动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缩影，也是契约型安排在行政法中兴起的缩影。[11]特许契约运用于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正在取代传统的命令控制规制方式以及官僚机构条款。在这种变化之中，公法的价值与规范被逐渐运用于契约关系的治理之中，特别是如何设计公开透明以及公平合理的程序方面，行政法学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借助美国行政法学者弗里曼(Jody Freeman)的观点，尽管契约作为行政法与规制工具其危险不可否认。但不可避免在公私法混合的领域，契约为我们展示了政府治理的有效工具以及一种潜在的更富力量的责任体系。这将促使法律研习者去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不能回避的公法规范与私法契约规则的交融。[12]

本文的研究也正是在这种关怀下展开的，旨在对特许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某些共性的描述。我们仅能概括性的认为，作为行政法中的一种特殊许可方式，尽管特许存在的领域有限，但往往关涉到企业的利益，尤其是大企业的利益，进而关涉到公民的基本生活。这就使得如何运用特许合同调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特许制度的重要目标。而基于特许合同中行政机关与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如何设计良好的监管程序也是特许制度中的重心所在。但是，正如文中所提及，特许制度基于不同的产业特征与领域特征，做出某种更为细致的分析亦非常重要。“在这个契约型政府的美丽新世界里，行政法学者必须加倍努力，这样他们的呼声才能为人知晓。”[13]更多的课题恐怕还需在今后研究中加以深入。

第四篇：信息信用与规制

信用、信息与规制

――守信/失信的经济学分析

于立丁宁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中国现实经济中的广泛存在的失信现象，从经济学特别是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信用的性质，失信的种类与原因，防止失信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制。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从信息的角度分析信用问题是个很好的视角。

关键词：信用信息不对称信用机制信用规制

一、信用的基本概念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信用和中国经济发展”。首先，应该对会议关键词“信用”有所界定。从信用体系上说，有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狭义的信用指的是银行或金融信用，因此信用的英文词Credit又指“信贷”。1 广义的信用还有“信誉”（reputation）、“诚信”或“信任”（trust）、“声誉”（prestige）等涵义，甚至还与“道德”(moral)、“伦理”（ethics）有关。通常，人们所说的信用含义相近，但往往有所不同。本次会议的邀请函中，将会议主题译成“Trust and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即把“信用”译成“Trust”，也是明显的一例。

信用本身是个中性词，与其对应的褒义词是“守信”，贬义词是“失信”。守信是指信守合同、履行承诺、努力工作、不偷懒、不说谎等行为。失信则表现为说谎、违约、欺骗、赖账、造假、缺斤少两、偷懒等行为。

在涉及信用的交易活动中，行为主体至少包括双方当事人（授信方与受信方，贷款方与借款方，买方与卖方，雇主与雇员，作者与出版商，原告或被告与律师，规制者与被规制者，等等），往往构成具体的委托－代理关系，有时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一定是单向的，也可以是交互的。

在涉及信用的交易过程中，通常要有合约（contract，或称契约、合同），但这种合约可以是正式的（有正规标准合约，甚至经过公证）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口头或默认）。一般而言，非正式合约不具法律效力，但无论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不发达国家，都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合约。而且通常是非正式合约引起更多的信用问题。

在中国现实经济中，失信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是出现了信用危机，与此有关的市场秩序比较混乱。虽然问题比较严重，但如果把信用概念理解得过于宽泛，或者模糊不清，成为一个“大筐”，很可能于事无补。本文讨论的重点是企业信用，但又不同于狭义的银行信用，因此可与信誉（reputation）同义。就企业信用与个人信用的比较而言，由于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一次性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机制2，是信用的载体，而个人信用一般不具 本文的相关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辽宁大学经济体制比较研究中心的资助。并且经过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讨论。Credit还可指学位教育中的“学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另一个与此有关重要论点是，任何一项信用机制或规制政策，如果不是“纳什均衡”，则很难是有效的。

备这种性质，所以企业往往比个人更可信。

二、信用的性质

说到信用，人们首先容易想到的是道德。道德当然很重要，但道德问题主要属于社会学

3伦理学、宗教和社会哲学的范畴。本文探讨的主要是信用的经济学性质。

1、信用是一种无形资产

信用是一种无形资产，它有如下特征（1）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企业、商号或品牌等信用载体；（2）由于信息的传递过程，建立信用或信誉往往需要逐渐形成。另一方面，虽然不守信的坏名声也要有个信息传递过程，但通常是“下坡路好走”，因此短期行为者与失信的相关度较高；（3）信用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分离。如担保公司为某个企业做担保，后者实际上在使用担保公司的信用，当然也需要付费。麦当劳及其它的连锁经营也是同样道理；（4）衡量信用价值的难度主要取决于获得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因此有关的市场机制和法律设计就十分重要。

2、信用的外部性

分析企业（当事人）选择采取守信或失信的行为特征不能就事论事。引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externality）概念分析信用问题，可使人得出新的启示。

当事人选择守信或失信行为，不仅会对自身产生后果，还会给他人（外部）带来效应。例如，在一定条件下，当事人的守信行为可能会对其他当事人产生“正面”影响，引起别人的效仿，结果有利于形成大家都守信的社会环境。反之，在一定条件下，当事人的失信行为可能会对其他当事人产生“负面”影响，引起恶性循环的社会效果。“三角债”现象就是突出例子。

一般情况下，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守信行为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奖励，即企业（当事人）的守信收益小于社会的守信收益；而能够产生“负面”影响的失信行为又得不到必要的惩罚，即企业（当事人）的失信成本小于社会的失信成本，这样就会产生信用市场运行中的“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信用市场失败”的结果便是守信行为倾向于减少，而失信行为倾向于增多。这可能是中国目前失信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因此，往往需要（广义的）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恰当的规制措施进行干预。这是本文后面章节的话题。

3、信用与交易成本

从社会的角度看，守信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相反，如果失信较为严重，交易者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有关的信用信息，同时采取各种手段来防范失信行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根本上依赖于信用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计划经济主要靠行政命令，市场经济首先要靠信用，法律或必要的行政手段只能是辅助性的。虽然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rule of law）4 经济，但一个社会或国民经济的运行，如果事事都靠法律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能够勉强运转，交易成本也必然过高。反过来就是说，必要并且有效的法治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保证一国经济的运行效率。简单说，信用与法治既有相互替代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3 亚当·斯密的名著之一是《对国民财富之性质与源泉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另一名著是《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发表于1759年，早于《国富论》15年。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在斯密看来，道德或信用与经济人假设是不矛盾的。钱颖一曾明确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法治”，一是“以法治国”（rule by law），二是“依法治国”（rule of law）。（钱颖一，2000）

三、失信与信息不对称

对中国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失信行为，光“骂娘”是远远不够的。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信用问题，有关信用的经济学研究近一、二十年来取得了很多新的重大成果。守信或失信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往往是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因此，对信用问题必须进行“理性”的分析。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发现，现代经济学中比较适合分析信用问题的是信息经济学。（Molho，1997）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问题。如果信息对交易各方都是对称的，则交易各方可以通过签订完备合约（complete contract），减少甚至杜绝失信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可把失信分为两类。

1、第一类失信：隐藏知识

不对称信息可分为两类，并从而产生两类“失信”。第一类是“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或“隐藏知识”（hidden knowledge），即有些信息只有一方当事人知道，另一方不知道。例如贷款合同中的借款方过去有过违约的“前科”，但银行对此并不了解。简单地说，“隐藏知识”就是“说谎”（Lying）。在信息经济学中，将此现象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亦称“签约前机会主义”（precontractual opportunism）。

“逆向选择”最初起源于保险业，后来扩展到许多其他行业。保险公司面对的投保者中，有些人投保前（签约前）已经患有严重潜在疾病，但由于这些人掌握“私人信息”或“隐藏知识”，结果是恰恰是这些人的投保动机最高。这种现象对保险公司而言，则是一种与其意愿相悖的“逆向选择”。“逆向选择”的前提是“隐藏知识”，最早是由阿克洛夫（Akerlof，1970）在“柠檬市场”（market for lemons）5问题中提出的。该篇论文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贡献。

2、第二类失信：隐藏行动

第二类是“隐藏行动”（hidden action），即签约时双方都了解有关信息，但签约后有一方可以利用对方不了解的签约后信息，采取“偷懒”或“不尽力”行为，给对方带来损失。简单地说，“隐藏行动”就是“欺骗”（cheating）。在信息经济学中，这类失信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亦称“签约后机会主义”（postcontractual opportunism）。

“隐藏行动”最初也起源于保险业。在保险合同签约之后，比如投保房屋险的投保者，则会缺乏动力去消除火灾或其他隐患，因为反正可以得到补偿。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则面临着投保者“隐藏行动”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具有广泛意义的“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理论就是与此有关的重要理论。委托－代理问题一般表现为委托人（雇主、授信人）无法观察代理人（经理、受信人）的行为，如努力程度和是否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等，代理人利用其信息优势，可能做出与委托人利益相悖的行动。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委托人可以很好地控制代理人的行为。但由于信息不完全，因而代理人就有可能采取“隐藏行动”。

虽然我们可以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分别讨论，指出其特点和危害，但上述两类失信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有时会同时出现。

另外，中国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强取豪夺”型的“失信”现象，如“赖账不还”等属于“明着骗”，则远远超出了信息不对称，“隐藏知识”、“隐藏行动”的范围，已经达到了“明目张胆”、“明火执仗”违法的程度。有时现实经济中的失信程度已经达到了信用危机或失信5 “柠檬市场”有人译为“次品市场”。Lemons的文中之意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实际交易中的物品或服务达不到表面所示的质量水平，而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对此不能完全了解。因而，一般意义上的“次品”不能准确表达原意。

泛滥的程度。

四、防止失信的机制

既然上述两类“失信”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而且通常难以通过法律手段来完全消除，就要求采取其他有效手段，“对症下药”。因此，顺理成章地就需要设计出相应的制度或机制。这里主要讨论的是防止失信的市场机制，但实际上市场机制也要以必要的法律为基础，特别是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有时所谓的“行业自律”或市场自发惩罚的作用是有限的。

1、针对第一类失信的“信号传递机制”

对于“逆向选择”，重点在于建立“信号传递机制”，尽量使交易各方的信息对称起来。例如，通过“信用评级”，签约前对交易对象的信用情况有个大概了解。又如，当对交易对象的信用了解不够，又不值得花过大代价去掌握时，可通过担保机制，由信用较好的第三方出面担保，也是比较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这样，“信用等级”和“担保”发挥的正是“信号传递机制”的作用。“抵押”也是与此类似的“信号传递机制”。

2、针对第二类失信的“信用激励机制”

对于“道德风险”，重点在于建立“信用激励机制”，一方面使守信者得到奖励，同时使失信者得到惩罚。从社会的角度看，有时允许当事者获取一定的“信息租金”(information rent)或“守信奖金”（credit reward）也是必要的。比如有的企业通过长期的诚实守信行为，使其产品品牌有所升值，以至于形成较大程度的“产品差异”，6 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能够在质量、性能相同的情况收取高于同行的“价差”。这种现象不能视为不公平，甚至应该给予鼓励。现实中，Sony系列产品几乎所有品牌的价格都高于其他企业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大连市百货大楼“不满意就退货”承诺，虽然增大了营销成本，但多年来企业从价格或其它方面得到的回报，也使企业具有了长期竞争能力。企业理论中的“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也是这样一种激励机制。（Molhol，1997，p139）

对于守信行为，仅有正面激励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否则也会产生“逆向选择”。在设计对失信行为的综合惩罚机制时，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失信行为的“期望成本”一定要大于失信行为的“期望收益”，这种“期望成本”就是“平均惩罚力度”与“被惩罚概率”的乘积。低于此标准的“惩罚”就会成为实质性的“鼓励”。当然，这种惩罚既包括法律意义上的，也包括市场自发意义的上。大家可以亲身感觉到，中国现实经济中对失信行为的惩罚还远未达到这一基本标准。

3、两类失信并存时的“应变机制”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信号传递机制”与“信用激励机制”是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失信问题的主要手段。实际上，二者之间也能够相互促进。例如，本来主要是用于减少“逆向选择”的快速的“信号传递”（如媒体“曝光”，列失信“黑名单”），往往会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现象的发生。反过来。本来是为减少“道德风险”的行之有效的“信用激励”，通常也有利于减少“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

既然现实中两类失信可能同时发生，并且相互作用，那么就启发人们探索能够同时防止两类失信的机制。这里以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出版合约为例加以说明，其道理也可用于说明发明家与产品推销商、歌星与唱片公司或规制机构与公用事业部门等类似的委托－代理合约关系。（Molhol，1997，p163）

在作者（委托人）与出版商（代理人）之间的合约关系中，作者可能对其作品的潜在销售额缺乏了解，出版商具有私人信息或隐藏知识。同时，出版商也需要一种动力去促销，如6 “产品差异”（product differentiation）是产业经济学或产业组织学中的重要概念。（于立、王询，1996）

果没有这种动力出版商就可能会采取隐藏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需要某种合约机制来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稿酬支付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针对“畅销书”的“一次性稿酬制”（lump sum payment），二是针对“常销书”的“版税制”（royalty system）。当选择“一次性稿酬制”时，作者将书稿的版权转让给出版商，出版商由于能够获得全部销售收入，因而会有积极性去推销，从而不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但依然会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作者在对出版商谈判一次性稿酬时处于不利地位。假如选择“版税制”，即根据销量，作者与出版商分享销售收入，这样虽然可望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但仍会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经济学家萨平顿（Sappington，1991）提到一种“应变合约”（contingent contract）可以解决类似问题。具体说就是作者先要求出版商预测销售量，再据以签约。如果出版商预测的销售量较高，作者尽量选择较高的一次性稿酬和较低的版税；如果出版商预测的销售量较低，作者则尽量选择较少的一次性稿酬和较高的版税。作者选择的这种“应变合约”与期货交易中的“套期保值”非常类似。企业中实行的经营者“年薪制”也是“应变合约”的例子。首先确定基薪，再允许经营者根据企业的绩效领取绩效金。这样，可以比较有效地对经营者进行激励，有利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守信。

五、信用规制制度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前面的一般分析，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如下的有关结论，即中国现实经济中信用危机或失信现象泛滥的主要原因，从市场机制角度看，不外乎两个方面：（1）信号传递机制缺乏。如缺乏可信度高的资信（征信）公司、信用评级机构、担保公司及其它信用中介组织。（2）信用激励机制不当。守信者得不到应有鼓励，失信者得不到必要惩罚，这本身也会形成一种社会性的“逆向选择”。最坏的信用制度是守信者“事实上”受罚，失信者得到“事实上”的鼓励。不幸的是，这种现象经常是经济现实。

社会上对现实中的失信泛滥普遍存在着误解，总以为政府重视，或者重要官员的关注，问题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决。仔细分析，有以下几点需要明确。第一，本来属于市场机制范围内的事情不应期望用非市场手段去解决，企业的信誉只能靠企业自身的长期守信行为来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许多行之有效的市场途径来约束企业行为，例如上述的各种“信号传递机制”、“信用激励机制”和“应变合约”机制。第二，需要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要期望政府行政机构去解决，这一方面是政府行政机构也会产生失信行为，另一方面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法律首先是约束政府行为的。(钱颖一，2000)第三，虽然目前中国有关信用方面的法律建设还很不够，但也应清醒地意识到，主要用法律手段解决信用问题成本太高，有时甚至不可行。（张维迎，2002）

人们习惯上认为，由于“内部性”（即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会导致“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因此便需要采取相应的规制（regulation）措施，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都已说明，规制也可能产生“规制失败”（regulation failure）。（于立，2002）下面就举出中国现实经济中的若干规制不当或规制失败现象。这都是信用规制制度设计中需要给予充分注意的问题。

1.中国的《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的股份不得超过20％。这就等于限制无形资产（企

业信誉）自由的交易。限制无形资产的价格就是限制信誉的价格，而限制了信誉的价格就必然会导致信誉的短缺。（张维迎，2002）当初制定《公司法》时有这一规定，初衷也许就是针对失信现象的，但这种规定反过来又强行地使守信企业的信誉贬值，从而引导人们“逆向选择”。

2.中国的《公司法》规定，公司上市必须符合“开业在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的要求。国务院1993年制定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定，企业发行债券必须符合“企

业经济效益良好，发行企业债券前连续三年盈利”。这种规定会诱使企业和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帐。正常情况下，企业发行股票或债券完全是企业和投资者自主决策的事情，政府机构介入越少越好。如果出现欺骗行为，也应通过有关的法律程序予以解决。政府机构介入太多会使政府蒙受过多的社会和法律责任。中国现实中，有许多本来纯属企业信用的问题，最终成为政府信用问题。这是典型的“规制失败”。

3.国家税法和有关政府税收条例中，过去经常有对某些类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在一定期

限内减免税收的规定。这些规定虽在当时或局部不是全无积极意义，但对长期的和整个社会的信用建设来说，无疑都在客观上诱导某些企业想方设法“戴假帽子”，或在期限内故意关闭企业或者重新注册。不仅国内企业，就是外资企业也把较多精力放在钻政策空子上，而不是诚实发展，守信经营。这也是加入WTO后，相当多的企业缺乏自信，被动退缩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2.3.4.5.6.7.8.9.张维迎，2002：《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经济研究》第1期。张维迎，2001：《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钱颖一，2000：《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于立、王询，1996：《当代西方产业组织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于立，2002：《规制失败的类型与分析》，待发表。Daniel R.Fusfeld, 1990, The Age of the Economist.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George Akerlof,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Lan Molho, 1997,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ying and Cheating in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Blackwell Publishers.D.Sappington, 1991, Incentives in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0.Charles K Wilber, 1998, Economics,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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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社会生活解析论文

吉林财经大学

《社会生活解析》论文 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

姓名：王艺璇 学号：0202110804 教学班序号：500092127001

任课教师：董秀兰

目录

一、礼仪简介„„„„„„„„„„„„„„„„„„„３

二、餐桌礼仪„„„„„„„„„„„„„„„„„„„３

1、餐桌礼仪的重要性„„„„„„„„„„„„„„„„„３

2、学生餐厅的礼仪„„„„„„„„„„„„„„„„„„３

3、快餐的礼仪„„„„„„„„„„„„„„„„„„„„„3

4、中餐的礼仪„„„„„„„„„„„„„„„„„„„„„4

5、自助餐的礼仪„„„„„„„„„„„„„„„„„„„５ ６、西餐礼仪„„„„„„„„„„„„„„„„„„６ ７、餐巾礼仪„„„„„„„„„„„„„„„„„„７ ８、言谈礼仪„„„„„„„„„„„„„„„„„„７

三、我的评价„„„„„„„„„„„„„„„„„„„８

一、礼仪简介

中国是“礼仪之邦”，重视礼仪教育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礼仪文化使人类的社会交往在一定规范内进行，使社会关系更趋和谐。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方面来看，礼仪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对一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精神面貌和文化教养的综合反映，对一个社会来说，礼仪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道德风尚和文化素质的直接体现。而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将主导国家的命脉。因此，提倡大学生的文明礼仪，不仅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内在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且更有利于维护校园的良好形象，构建社会的和谐环境。作为当代大学生，当我们走出校园，投身实践，我们的一举一动将不仅仅代表我们个人，而且将代表新世纪学子的风采和大学校园的整体形象。为将大学生的文明精神带到我们的所到之处，处理好与接收单位的关系，给当地留下良好的印象，顺利的完成社会实践活动。礼仪学习对于我们至关重要。

二、餐桌礼仪

1.餐桌礼仪的重要性

最近网上热议了一部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主要介绍了中国各地的美食，地域气候文化的不同造就了我们各具特色的食物，也是我深深感慨炎黄子孙的智慧和对食物制作的钻研。

正是这部纪录片启发我选取餐桌礼仪这一方面进行介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食物的追求从温饱衍生到追求美味和健康，然而我们却忽视了餐桌上的礼仪，下面我就介绍一下具体使用的餐桌礼仪。2.学生餐厅的礼仪

（1）要按时就餐、自觉排队，不要冲跑挤，不要夹塞。

（2）要保持安静，在就餐座位紧张的时候，要互相谦让，互相宽容。（3）要爱惜食物、勤俭节约，尽量不要剩菜剩饭，并将剩菜剩饭倒入指定地点。

（4）要文明就餐，坐姿自然，严禁把脚踩在凳子上。吃东西或喝汤时要小口吞咽，闭口咀嚼，尽量不发生响声。3.快餐的礼仪

（1）礼貌等位：在就餐高峰期，快餐厅内人比较多，有时座位不够。等座位时不要直接站在正在就餐客人的身后，而应该在不影响他人就餐的区域等候，或请服务人员帮忙寻找座位。

（2）快速点餐：快餐需要顾客到服务台点餐。在人多时要注意排队，提前想好要点的食品，准备好相应的钱，这样可以节约自己和其他顾客的时间。点餐后端着食品走向座位时，要注意安全。特别是一些寻找座位的顾客，一定不要只顾寻找座位忘记看路，如果撞到别人身上，热饮料或热食物容易烫到自己和别人，也容易弄脏衣物。

（3）正确使用餐巾纸：在购买快餐时，服务员会根据就餐人数和用餐品种以及用餐量提供相应数量的餐巾纸。如果不够用，顾客可以再向服务员索取，但要注意节约使用。用过的餐巾纸不要随便扔在地上，或团成团扔在桌子上就走人，应该把它们随手带走，扔在垃圾桶内。4.自助餐的礼仪

（1）进入餐厅后，先扫视一圈。对菜点的摆布和服务设施有个基本的了解，这样在取菜时可做到心中有数。

（2）取用每种菜点时，都不要贪多。如果是大家都爱吃的东西更是如此。宁可吃完后再取，也不要取满满一盘让人笑话，甚至吃不下造成浪费。

（3）取菜时要有秩序，按顺序排队取，不要挤在一起取菜。如果人多时，可适当在一旁等一会儿。

（4）取菜点时要依菜点原来摆放的样子顺序取用，不要在盘中翻来找去，这样既不雅观，也不礼貌。

（5）热菜、冷食要分开放入自己的盘中，切勿堆放在一起。

（6）凡取到自己盘中的菜点，即使不合口味，也绝不能再倒回去，可剩在盘中，放在桌子边上，待服务员取走。

（7）尽量做到吃什么取什么，吃多少取多少，不够可以再取，不要造成浪费，不要因一次性取食物过多又无法处理而让人贻笑大方。

（8）取完食物后，应回到座位上用餐，不要迫不及待，就近站着就开始食用，显得吃相极不雅观。5.中餐的礼仪

（1）准时出席，应等长者、女士坐定后，方可入座。

（2）入座后姿式端正，与餐桌的距离保持得宜，脚踏在本人座位下，不可任意伸直，手肘不得靠桌缘，或将手放在邻座椅背上。

（3）用餐时须温文而雅，从容安静，不能急躁。送食物入口时，两肘不要碰及邻座。吃进口的东西，不能吐出来，如系滚烫的食物，可喝水或果汁冲凉。吃东西时不要发出声音，要闭嘴嚼，鱼刺、骨头、硬壳等，不要直接外吐，应用筷子取出，然后放在骨盘内，不要放在桌上。

（4）用餐时，自己食盘内不要盛太多，如遇本人不能吃或不喜欢的菜，服务员上菜或主人劝菜时，不要拒绝，可取少量放在盘内，并及时致谢。对不合口味的菜，切勿露出难堪的表情。

（5）取菜舀汤时，应使用公筷公匙，自用餐具不可伸入公用餐盘。在夹取菜肴时，不要翻来覆去，挑挑拣拣。够不到的菜或调味品，可以请人帮忙传递，不可伸手横越、起身甚至离座去取。

（6）用餐期间，切忌用手指掏牙，应用牙签，并以手或手帕遮掩。还要自觉做到不吸烟。如果需要有清嗓子、擤鼻涕、吐痰等举动，尽早去洗手间解决。万一不禁，应说声“对不起”。

（7）用餐期间，不要当众修饰。比如，不要梳理头发，化妆补妆，宽衣解带，脱袜脱鞋等。如必要可以去化妆间或洗手间。

（8）用餐期间，积极参与同桌人的交谈，特别是左右邻座。不能仅同熟人或只同一两人交谈。邻座如不相识。可先作自我介绍。口内有食物，应避免说话或敬酒。

（9）喝酒宜各自随意，不要交叉碰杯。碰杯时，目光要正对对方以表诚意。敬酒以礼到为止，切忌劝酒、猜拳、吆喝。

（10）如餐具坠地，可请侍者拾起进行更换。

（11）遇有意外，如不慎将酒、水、汤计溅到他人衣服，表示歉意即可，不必恐慌赔罪，反使对方难为情。

（12）如吃到不洁或异味，不可吞入，应将入口食物取出放入盘中。倘发现有昆虫和碎石，不要大惊小怪，宜侯侍者走近，轻声告知侍者更换。

（13）进餐的速度，宜与大家同步，不宜太快，亦不宜太慢。

（14）食毕，餐具务必摆放整齐，离席时，应帮助隔座长者或女上拖拉座椅，等主人离席后，方可离席。6.西餐的礼仪

（1）穿着得体：不要穿休闲服，男士穿整洁的上衣和皮鞋，尽量打领带；女士要穿套装和有跟的鞋子。

（2）女士优先：进入西餐厅时，男士应先开门，请女士先进入。如果有服务员带位，也应请女士走在前面。入座、餐点端来时，都应让女士优先。

（3）吃西餐时，入座时应从左侧进入。当椅子被拉开后，身体在几乎要碰到桌子的距离站直，领位者将椅子推进来，腿弯子碰到后面的椅子时，自然落座。用餐时，上臂和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与桌子保持约一个拳头的距离。

（4）吃西餐时，应该进食禁声，也就是说，在吃喝过程中，尽量不要弄出声响，即使是交谈，也不要放声，不要引起他人的注意，更不要妨碍了他人。

（5）吃西餐时，各种餐具名目繁多，应该正确使用。如果不懂，可以在现场“慢半拍”，即不要急于动手，也不要四处去问他人，可注意观察别人，尤其是女主人的做法，然后效仿：

①正确使用刀叉的基本原则是右手持刀或汤匙，左手拿叉。若有两把以上，应由最外面的一把依次向内取用。刀叉的拿法是轻握尾端，食指按在柄上。可一边切割，一边叉而食之；也可一气呵成先将餐盘里的食物全部切好，然后开始食用。忌讳在切割食物时，因用力过猛或用力不匀而发出声响。

②正确摆放刀叉。如果暂时放下刀叉略作休息，刀右叉左，刀口向内，叉齿榭下，呈汉字的“八”状摆放在餐盘之上。但要注意，摆放刀叉时，不可将其交叉放成“十”字状，因为许多西方的认为，这种形状是会令人晦气的。如果用餐完毕，则可刀口向内，叉齿向上，刀右叉左地并排纵放。7.餐巾的使用

用餐前就可以打开餐巾，平铺在腿上，盖住膝盖以上的双腿部分。在进餐中，可以用来擦拭嘴巴、手、手指，也可以在剔牙，打嗝，吐出嘴中骨、刺等异物时

遮住口部，但是不能用来擦汗或是擦鼻涕。如果暂时离开座位，将餐巾折好放在餐桌上或是椅子上。用餐结束，将餐巾折好后放在桌子上就可以了。

８．言谈礼仪

（1）在谈话中适当提及对方的称呼。

（2）谈话的姿态要端正。不论是站姿还是坐姿，和别人说话时一定要保持姿态端正，眼睛看着对方，切不可七扭八歪、打哈欠、抓耳挠腮、搔首摆膝摇头，懒懒散散，给人不重视、不礼貌的不良印象。咳嗽、打喷嚔，最好先用手帕捂住嘴，不要朝着别人。

（3）保持合理的谈话距离。谈话是一种交往活动，在谈话中保持合理的谈话距离对获得好的谈话效果非常重要。距离若太远，会使谈话双方产生距离感，使对方觉得生分而疏远；距离若太近，会让人感觉紧张、不自在，有拘束感，同样影响谈话效果。

（４）注意谈话的态度。表情要自然，手势要适当，态度要诚恳、谦逊，不扭捏造作、不粗暴无礼；口气要谦和，切勿随便教训、指责别人。

（5）谈话中要使用文明用语和礼貌用语，如您好、请、谢谢、对不起、再见等，杜绝有失身份的话“溜”出口，切忌说一些脏话、粗话。

（6）认真倾听对方说话，目视对方，全神贯注，心不在焉的表情，会让对方感到很舒服。说话时，不要自我吹嘘或信口开河。

（7）选择谈话的主题和内容。谈话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交际活动，谈话时要注意选择有益的主题，并围绕主题进行交流。与人交谈的内容要真诚实在，实事求是，不口若悬河，不夸大其词。反之，如果谈话漫无目的，内容空泛，既浪费时间也无法取得好的谈话效果。

（8）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图。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能使别人了解自己的意图，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谈话时发音准确、语速适中、内容简明、少用方言、慎用我语，要说清楚自己的感受、需要以及原因，绕弯子或让别人猜测、揣摩你的心思不但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往往会造成误会。

（9）要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和场合等因素把握好谈话的分寸和时间。谈话不是简单地“说”，不能毫无顾忌，没有分寸，应该注意谈话对象的年龄、身份、地位以及说话的场合等等，尽量让自己的谈话使别人感到愉快，不要提及一些别

人忌讳或令人尴尬的话题，如疾病或死亡。涉及有关别人隐私的话题或对方不愿回答的问题不要深究，不刨根问底。开玩笑要适度，尽量避免错误。交谈要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不要闲聊。

（10）交谈中要礼让对方，以对方为中心，处处礼让对方，尊重对方，尤其注意以下几点：不要独白，不给他人说话的机会；不要冷场，万一出现冷场，转移话题，引出新话题；不要插嘴，等对方把话讲完再说；不要抬杠，无理辩三分。

三、我的评价

中国是文明古国，富有优良的文明礼貌传统，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培养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也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礼仪。随着社会发展，礼仪的内涵也更加丰富、新潮、多元。

餐桌礼仪对于每个大学生都很重要，日常生活中举止表现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若是在就餐时表现的落落大方，定会给他们留下好的印象。未来工作也许会遇到应酬，若是受邀去高级餐厅吃饭，面对美味的满桌美食却不知道是该用汤匙还是勺子、遇到即像装饰又像食物的菜色这种窘境时，一定会悔不当初为什么没有了解餐桌礼仪。

上面说的还只是礼仪的一个小分支，在人际交往中，礼仪不仅可以有效地展现一个人的教养、风度和魅力，还体现出一个人对社会的认知水准、个人学识、修养和价值，礼仪已经成为提高个人素质和单位形象的必要条件，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现代竞争的附加值。中国是“礼仪之邦”，重视礼仪教育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礼仪是有关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与准则，礼仪教育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通过礼仪教育，引导公民自觉遵守当代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不断提升公民素质，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更应该学习礼仪知识，做懂礼貌讲文明的四有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