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最终版）

第一篇：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最终版）

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

姓名：沈国旭

学号：11041067

专业年级：经济学（1）班

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

摘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赋税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公平，确定，便利，经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原有的税收体制以无法满足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在这个改革的攻坚时期，重温亚当斯密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税收改革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亚当斯密 税收原则 税收工作

作为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对于税收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这些经典论述对于现代财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亚当斯密赢得了“财政学之父”的荣誉。在其出版于1776 年的具有开创性的巨著《国富论》一书的第5编第2章，亚当·斯密用了一节的篇幅专门探讨了税收问题。斯密主要讨论了四种税收，即对地租的税收，对资本的税收，对工资的税收以及无区别的加在各种收入上的税收。其中对资本征税的部分已经接近于现代的营业税，虽然斯密关于具体税种的论述还不够完善，许多东西已经与时代脱节，但温故知新，重读经典著作，借鉴其合理的部分，用来指导当前的税收改革工作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在税收原则方面

税收原则是政府在运用税收收入和调节经济的时，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是制定税收制度的指导思想。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安排了专门的章节对赋税进行叙述论证，并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即公平，便利，确定和经济原则。

在论赋税的这章中，斯密首先论述了公平原则。这一原则最初起源于威廉配第，经过斯密的进一步论述，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税收工作的第一准则。在书中，斯密写到“一国国民, 都须在可能的范围内, 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 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伟例, 交纳国赋, 维持政府”。斯密还指出, “所谓赋税的平等或不平等, 就看对于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实际上是在强调税收公平中的纵向公平，即不同收入的人应就不同的比列缴纳税收。对于税收的来源，不同于配第的税收的最终源泉是土地的观点，斯密认为工资，利润，地租三者都是税收的源泉。所以“任何赋税，如果结果仅由地租，工资，利润三者之一负担，其余两者不受负担，必然是不公平的”。在后面的篇幅中，斯密花大力气详尽的叙述了由于赋税的不平等引起的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批判了国家不当的税收制度对经济的干扰，最终导致纳税人之间税负不公平的现象出现。

其次斯密接着阐述了赋税的第二个原则--确定。“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 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 完纳的方法, 完纳的数额, 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这一点也是紧接着第一条原则来的，“赋税虽在不平等，其害民尚小。赋税稍不确定，其害民实大。”可见，斯密对国家随意改动赋税规则是多么的深恶痛绝。

第三个就是便利的原则，“ 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 需予以纳税者以最大便利”。给予纳税人方便，也方便国家更好的组织财政收入的日常运营工作，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最后，斯密在三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的原则。经济原则要求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呈中性，对经济的干预最小化。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斯密十分重视这一原则。“一切赋税的征收, 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 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倘若人民付出的，多于国家所收入的，就应该考虑对现行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官员的勒索，不适当的税负使得生产者无法继续经营，对充公财产的不当使用以及税收执法者不必要的稽查都可能造成这一情形。斯密在随后的篇章中通过具体税种的论述详细了说明了这几种情况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来呼吁国家改革现行的税收制度。

在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第一条是税收的负担公平原则，其余三条是属于税务行政方面的原则。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他的课税原则，是针对当时封建主义苛重复杂的税收制度，税负不公以及征收机构的腐败苛扰情况，在总结吸取前人的课税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斯密吸收发展了配第的思想，并成为了萨伊的税收观的来源之一，通过完整的叙述了税收的基本原则，最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税法制定工作。

二、在税收制度建设方面

斯密在论述税收制度时，首先谈到了税收的外部性问题。税收工作具有“漏桶”效益。，即一部分税收由于征税过程本身带来的成本而被消耗掉了。“征税可能要求有许多人员，他们的薪水可能吞掉大部分的税收，他们的额外索取可能对人民是一种额外增加的赋税。”因此，君主首要考虑的是将税收工作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降低税收成本，提高效率。以土地税为例，固定的土地税下，会刺激地主改良耕地，从而获利更多，但是由此国家的税收会进一步减少。若实行变动的土地税，则会打击地主改良土地的积极性，最终造成地主利益受损。斯密虽没有明确提出制度成本这一概念，但是其字里行间已暗含了这一层意思。国家在准备对某种经济行为进行征税时，应该首先考虑到税收给经济运行所带来的的额外成本，两相比较，权衡轻重后在下决定，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开征新的税种。正如配第所说的那样，纳税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其次，斯密提出导致税收不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可能抑制人民的经济行为，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斯密担心“赋税可能妨碍人民的勤劳，抑制他们去从事某一业务部门。”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后人概括为税收中性原则，即主张税制的设计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斯密通过两个方面分析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个人由于预期利润的存在才会进入某一行业发展，从而推动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必须给私人提供一个足够高的预期回报率，但是过高的税收将这一部分收入划归国有，直接打击了个人投资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层的收入，也就减少了他们的储蓄投资能力。鉴于以上两点考虑，国家不应将税率设置的过高，能低则低，最理想的状态是市场的“无形的手”自行调节，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从而加快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这在当时的英国收到了广泛的赞同，影响了立法者和执法者。虽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实践早已证明完全税收中性是不存在的，税收次优理论也早已取代税收中性理论，但是，不干扰经济发展，降低对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流传了下来。

在论述税收对市场的不当影响时，斯密还特别提及对于逃税行为的处罚。他指出税制不合理是逃税行为的巨大诱因。在斯密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逃税行为的重罚不仅是不公平的，还会让人民付出额外的代价，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为此，斯密的建议是国家不应征收容易诱发逃税或避税行为的不合理税收。这种税收不仅征税成本高，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也最大。

三、税收支出方面

斯密对税收是这样定义的：“人民必须拿出自己一部分私的收入，给君主或国家，作为一笔公共收入。”在这个定义之中就暗含了税收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交易，即公民用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作为自己财产权利不受损的保障，而这个保障人就是君主或国家。这种税收“有偿性”，被公共财政学派发扬光大，成为宪政人士的思想武器。在我国传统的税收思想中，税收具有无偿性是从“大政府”本位出发，认为税收是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工具而已，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传统思想已经与现实脱钩，现代新型的税收法则具有双重含义，从政府角度看，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从纳税人角度看，税收是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必须支配的费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无偿性”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强调税收的“有偿性”，实际上是在要求政府改变观念，进一步建设服务性政府，追求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和正义，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不受侵犯。同时纳税人也要改变以往“皇粮国税”的观念，明确政府与纳税人之间不是以往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地位。积极督促政府预算公开，实现政府与纳税人的良性互动。

四、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具体建议

1、充分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法体系。一是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确立税收的法定地位，同时完善我国现有的税收法律体系，对现行税收立法程序予以调整，将现行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并上升为法律；二是制定《纳税人权益保护法》、强化税收预算透明，形成听证会制度，监督政府的财政行为，赋予纳税人发言权，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益。

2、加快增值税转型的步伐。当前增值税作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长期占据着税收收入的大头，这种间接税为主题的税收体制扭曲了税收的公平性，而且现在营改增还没有全面推开，增值税预营业税并存，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同时也加大了税收的征管难度。为此，应当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改革税制：一是降低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征税税率，降低其综合负税率；二是扩大“营改增”的优惠范围，增加可抵扣项目。三是重新划分国税和地税项目，打击当前的“土地财政”不良风气。

3、清理收费，简并税种。对于宏观税负水平，按统计口径大小计算有几种统计方，我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一般是统计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但是这种统计方法忽视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收入群：预算外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只有把这些全部加起来与GDP进行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为此有必要将部分罚款项目由表外引入表内，约束摊牌征税，以罚代收的乱象，从而规范政府收入，确保税收的确定性。

4、改个人所得税由分类税制为综合类税制。所谓分类税制，就是对同一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按其不同的来源，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别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稿酬等。这种税制下，政府征管方便，能有效避免偷税漏税，但是对于应税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来说，这种税制简直是一场噩梦。比如，两人同样是5000的收入，一个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薪金所得，另外一个则来源于各种收入，按照现行税制，第一个人交的税将会明显高于第二个人。但是在综合类税制下，顾名思义，纳税人的所有收入无区别的同一纳税，会更有利于个人所得税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税收的公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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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按：与法国类似，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介于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制和德国社会医疗保险体制之间。因此，法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黄二丹、李卫平两位研究人员近期撰文介绍法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历史沿革、体制机制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现予刊发，供学习参考。

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位于英国与德国之间，其经济发展和健康水平都处于世界前列。法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经过60余年的持续改良，将德国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英国国民卫生体制的内在机制与本国的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适合法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系。法国医疗卫生体系因较高的公平性和效率于2003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全球最佳卫生系统。分析法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其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

一、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历史沿革

（一）公立医院管理的萌芽期。16世纪开始，法国政府开始参与管理医院，但直到18世纪末，财政负担的医院支出还不足1%，医院的运行主要靠教会和捐赠。1851年医院获得法人地位后，政府加强了医院管理，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决策需要政府批准才能执行，医院支出也占到国家预算的3%。1941年的《医院

宪章》创立了医院院长职位，由中央政府任命，大体形成了现代医院的雏形。

（二）公立医院管理的发展期。1945年10月，戴高乐政府仿照德国模式建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系统，主要解决就业人口及其家属的医疗经济负担。1958年连续颁布三道法令，改革了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将医院分为四级六类，大区大学医院、大区医院、中心医院、基层医院（包括社区医院、农村医院和护理院）；强化了中央和医院院长的权力，卫生部负责任命和考核院长，院长负责医院日常运行和财务管理，医院管理委员会决策并购和资产处理，地方市长负责审核预算。1970年颁布的法律进一步完善了医院管理体系，开展区域卫生规划，组建医院集团整合资源。地方政府对医院的控制权力逐渐下降，以便于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整合。

（三）公立医院管理的成熟期。1980至1990年代，法国一方面参考英国模式，把部分税收投入医疗保险基金，另一方面开始关注通过支付方式，提高服务效率，控制医疗费用，法国公立医院的内部管理也逐渐完善。1982年推行医学信息系统化项目，建立了费用和管理的信息基础；1983年通过了筹资总额预算法律，形成了医院管理的外部压力； 1985年制定了《分析核算指标》，建立了成本核算的规范；1986年提出了法国版的疾病诊断相关组，引入了内部管理的技术手段，并使1995年疾病诊断相关组支付方式进入医院的预算。此外，1991年医院改革法从法律层面建立了区域卫生战略规划制度，制定了医疗服务质量的

评价原则，并成立了专门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价机构（即国家医学评价发展局）。

（四）公立医院管理的维持期。1990年代末期，法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失业率上升。法国卫生改革的重点转到推进医院内部管理现代化，提高效率，控制成本。如“医院2007”和“医院2012”规划，以及2009年的“医院、患者、卫生与地区法”，其根本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增强院长权限，缩小了理事会的决策范围，优化医院筹资，不断整合区域医疗资源，从而提高效率，控制费用。

二、法国公立医院体制机制现状

一是管理体制。法国按区域实行医疗行政管理，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对同级政府负责，各级政府的卫生行政管理与其他社会事务行政管理合为一个部门，采取大部制体制。在中央层级由社会共济、医疗卫生和家庭事务部统一制定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医疗行政管理和家庭补助的政策。在地方则分为地方社会卫生局和医院管理局，前者负责制定辖区的公共卫生法规和医疗法规，后者对辖区内医院进行预算管理和支付。法国将医疗服务分为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两种形式。门诊服务由私人开业医生提供，他们接受地方卫生与社会事务局的行政管理和地方医疗保险部门的经济管理。提供住院服务的医院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两类机构都接受地方卫生与社会事务局的行政管理和医院管理局的经济管理。

二是治理机制。在法国，公立医院医生虽然是受薪人员，与公务员相当，但其作为国家雇员相对独立于公立医院管理层。和

区域医院管理局相比，院长权力十分有限，医管局负责决策，院长负责执行。公立医院配有董事会和监事会，还有各种权威的专业委员会协助管理。院长是医院的名义代表，任医院董事会主席，领导制定医院的基本政策，只有权任命非医务人员和非管理人员；理事会是以前的执行委员会，其实质是医院的领导班子，包括各专业委员会主席和主要管理人员；监事会是以前的理事会，决定医院的发展战略，对医院进行长期管控，成员包括地方政府和议会代表，职工代表以及有资质的个人。监事会以前主席由市长或省级机构中地方议会的领导担任。

三是补偿机制。筹资方面，医疗总费用的77.1％来自基本医疗保险基金，12.9％来自其他各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和个人付费，国家通过医疗救助的形式仅直接支付医疗总费用中的1.3％，个人与家庭支付比例为8.7％。支出方面，总医疗费用44.5％用于住院治疗，27.1％用于门诊治疗，20.8％用于药品。公立医院每年向地方社会卫生局提出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臵预算的申请，经审核认可后，预算费用由社保基金支付。公立医院的人员经费和运营费用则由地方医院管理局(ARH)负责预算和支付，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采用固定薪金制，收入低于自由开业医的水平，但享受养老、带薪假期等福利。医院根据上活动业绩向ARH提出当年设施计划和预算计划，经审查后按月获得预算金。法国医院的预算收入为医院总收入的80%左右，即使在实施DRG支付方式后，预算收入也占医院总收入的60%。在住院医疗方面，法国主要通过对公立医院实施全额预算管理、对医务人员采用固定薪金制方式等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接受住院医疗

服务的患者只需支付医疗费用的自付部分，主要为每天15欧元的住宿费和30%的药品费用。

四是资源规划机制。中央层面由卫生部负责，主要活动包括：分析全国卫生供需双方的现状和问题；明确全国范围需要优先解决的卫生问题，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时间表；对各大区制定区域卫生规划提出具体要求，并给予技术指导。大区层面由区域医管局负责，主要活动包括：成立指导委员会；成立各专题工作组，包括现状分析技术团队和10余个规划专题技术组；召开区域卫生会议对方案进行讨论；报送地方行政委员会；最后由区域医管局行政委员审定发布，具有法律效力。法国的区域卫生规划将医疗活动分为24类，其中19类需要审批和授权，属于严格规划的内容。器官和骨髓移植、严重烧伤治疗、心脏外科、神经外科、血管介入医学等5种，由于技术要求更高，需要在大区之间进行跨区规划。5类不需要授权，鼓励各类医疗机构自由开展，包括老年人疾病的治疗和保健、青少年心理干预、脑损伤和脊柱损伤的治疗和保健、加强和持续监护、姑息治疗等。在完成以上工作后，最后确定医疗资源配臵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5部分：区域内医院、医生、护士的数量和分布；区域内大型医疗设备配臵的种类、数量和分布；区域内医院设臵的科室数量及其提供的服务项目；区域内医疗服务的运行管理模式；区域内医疗卫生费用的控制。

三、对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启示

第一，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受到筹资体系的深刻影响。首先是经济社会发展使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然后是医疗服务筹

资系统改革，并带来医疗资源配臵的变化，医疗服务筹资通过支付系统影响医院行为，推动公立医院的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的内容一般是改革治理机制提高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以满足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我国目前医保补偿的比例还较低，支付方式还比较落后，还未能对公立医院形成有效约束，这是公立医院缺乏改革动力的重要原因。

第二，以立法为形式不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公立医院改革是一个持续性话题，法国以立法为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明确了各阶段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方向和措施，确保整个改革进展方向一致，不走回头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的相关法律，改革主要靠行政命令推动，存在改革刚性不足、方向容易改变、改革范围有限等问题。

第三，公立医院改革要从本国历史和国情出发。法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与英国和德国比较相近，但它并没有照搬英国和德国的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公立医院发展的现实情况和社会文化要求，设计出符合自己的医疗模式。中国建国六十年来建立起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人才队伍是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成就，为满足不同时期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发挥了巨大作用。只有承认历史，在准确全面认识我国公立医院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服务提供和筹资模式。

第四，多方利益集团协商的公共治理机制。法国在公立医院治理中大量使用多利益相关方协商和投票的机制，比较容易使各利益集团达成一致意见。在国家决策层面，对于医疗保险费用征收比例的确定、医疗保险基金赔付比例的确定、自由开业医诊金 的确定等都是通过成立专门的协商议会进行决策。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缺乏多方协商的决策机制，政府部门间往往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更无法充分考虑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意见。这也是中国公立医院改革难以推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政府税收和社会医疗保险缴费构成稳定的医疗费用筹资机制。法国以税收形式投入社会医疗保险的经验表明，随着国力和政府财力的增长，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可以逐步以税收投入取代固定金额投入，这将有助于解决筹资的可持续性问题。为了在增加投入的同时提高效率，我国也采用了社会医疗保险筹资的方式。但是，一些社会医疗保险项目还只是采取人均固定金额的筹资方式，由于这项政策是在本届政府关注民生的政策环境下推进的，而社会医疗保险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其筹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民众对健康的追求没有止境，因此医疗服务的提供与筹资之间的矛盾会持续存在。在此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卫生体系都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医疗模式，更不会存在一种“普世”的医疗模式。法国医疗模式吸收了英国和德国的理念，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国的医疗服务筹资和提供模式，获得了国际上的一致好评。但目前这种体制也运行困难，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缓慢导致的医疗保险筹资的赤字逐年增加，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下的服务效率难以提高。法国下一步医改的方向是通过进一步扩大公立医院自主权提高运行效率，在同等筹资水平下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第三篇：国外电价制度及对我国电价改革的启示

国外电价制度及对我国电价改革的启示

【关键字】电价 电价改革 电价监管【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外几个比较典型国家的电价制度及电价监管情况，并结合我国电价制度现状，提出了对我国电价改革的建议。

备受瞩目的电价体制改革方案已尘埃落定，但如何具体实施和操作依然是悬念重重。其中，理顺电价机制是此次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电价作为电力市场的支点，在电力市场中对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电力系统运行效率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在吸收国内外电价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实现我国电价的改革，以促進我国电力工业同社会、经济、资源的协调发展。国外电价模式

由于世界各国的电力行业改革采取的方法与形式各不相同，因此各国的电价制度以及电价形成机制等也相应的有所不同。

1.1英国的电价模式

英国电力市场中的电价形成主要基于发电方的报价及电力负荷预测，买电方(地区电力公司和大用户)并没有参与其过程。每天午前，各发电厂将第二天每台机组每半小时的运行数据报给电力库(p001)。根据以上数据及电力库对系统每半小时的负荷预测结果，由计算机对发电机组进行排序，并于下午3点公布。随后，根据全网购电成本最低的原则，确定发电计划，得出第二天48个时段的电价。该电价共分两种：一种是由电力库向发电商买电的电价，称为电力库的购买电价(Pool Purchase Price，PPP)另一种是用户从电力库购电的电价，称为电力库的销售电价(Pool Sell Price，PSP)，PPP和PSP为实时电价。在英国，通过超高压线路从发电厂输出电力的公司是持有输电许可证的垄断者，物价管理规定控制这些公司的收费价格，其控制方法是限制价格上涨，使其在零售价格指数基础上加上或减去一个“X”因子。

实时电价是在边际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一个与时间和电力系统的许多随机变量有关的函数。实时电价包括发电厂的上网实时电价、互供实时电价和销售实时电价。发电

厂的上网实时电价仅涉及到系统的电能边际成本和发电质量和收支协调费用，而互供实时电价和销售实时电价还涉及到输配电网的维护、损耗及网络供电质量、网络收支协调费用。可用如下的数学模型来表示第i个用户在第t时刻的实时电价：

式中：

E(t)——系统电能边际成本；TLi(t)——网络微增损耗费用；TMi(t)——网络维护费用；St1(t)——发电供电质量费用；NGi(t)——网络供电质量费用；S2(t)——发电收支协调费用；NSi(t)—网络收支协调费用。

实时电价是在电力市场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它更准确地描述了电价结构，较好地反映了电力系统不同时间的发、供、配电成本，并且能够有效地反映电力供需状况，调整发电和用电的运营状况，为不同类型的电厂开展竞争提供良好的条件。

1.2法国的电价政策

法国的电价把用户容量和电压等级结合起来进行分类，分成蓝色、黄色和绿色电价三大类：

1.2.1蓝色电价

适用于容量为3kVA-36kVA的低压用户，电价结构由电费和电量电费构成，并按居民与农业用户、市政和小工业不同类别分类制订不同的收费标准，包括简单电价、分时电价、避峰日电价。

1.2.2黄色电价

适用于预定负荷在36kVA-250kVA的低压用户，按用户的用电时间分设电价，供用户选择。黄色电价在蓝色电价与绿色电价之间起到较好的衔接作用

1.2.3绿色电价

适用于容量大于250kVA的中压、高压和超高压用户，并由用户预定需量，按照用电季节和用电时间分设电价：冬季实行严冬高峰、严冬正常、严冬低谷、冬季正常和冬季低谷电价，夏季实行夏季正常、夏季低谷和盛夏电价，其中，严冬高峰电价最高，盛夏电价最低。作为绿色电价中用户数最多的A5电价，按照一年内用电负荷利用小时数划分成4档：短利用期方式，利用小时数为0-2000小时；中利用期方式，利用小时数为2000-4000小时数；长利用期方式，利用小时数为4000—6000小时数；特长利用期方式，利用小时数为6000小时以上。该电价结构采用的是利用小时数越高、基本电价越高，千瓦小时电价则越低的成本分摊原则。

每类电价中都有一种几乎与每天相适应的基本用电电价，还有用于鼓励用户在可能情况下将其部分用电量转移到本低负荷期用电电价，而这部分电价都是可供用户自行选择的电价，因为法国的超负荷收费及高峰电价都是很高的。

1.3日本的电价情况

日本的现行电价是以社会高福利和推进节能为出发点的。对照明用电施行三段电价制，对电力用户采用了特别电价制。

1.3.1三段电价制

第1段是生活必需用电，电量限为120kWh／月，其电价最低；第2段电量限为120kWh／月-200kWh／月，电价约为第1、第3段电价的平均值；第3段用电为200kWh／月以上，其电价最高。这一制度反映出用电越多，电费越高，这对节能和高消费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1.3.2特别电价制

特别电价可说是一种递增电价，是参照历史用电量确定各类用户的电量基准，对合同电量和用电量未超过基准电量的部分采用低电价，对超过基准电量的部分则采用分段递增的高电价，新增用户则采用较高的电价。

1.3.3季节电价制

为了满足季节性高峰用电，需增加大量的发供电设备和线路，随着季节变化，用电负荷减少时，设备利用率大幅度下降，使运行和维修成本增加，根据成本为主的原则，必然在电价上有所反映。此外，对于任何季节，都存在昼夜用电的峰谷差，因而还有白昼和夜间的峰谷电价制。

1.3.4二部电价制

在各种电价中，除定额照明电价按二部电价制外，其余各类用电电价均为基本电价(即容量电价)加电量电价的两部电价制。分析国外的资料可以看出，利用价格手段促使用户调整负荷方面有很多方法，几个发达国家都是给出几种电价供用户选择，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使用户的用电安排有利于电力生产的安全和经济。国外的电价监管

价格管制是政府实行间接调控的主要工具，它必须在国家立法和政府决策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发挥作用，而且应当与一定时期的电力工业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努力保护市场参与各方的正当权益，鼓励公平竞争，促进经济协作。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由于电力工业改革和电力市场运行的不同模式，其对电价的管制也各有特点。

英国政府对电价管理采用的是RPI-X管制模式，即采用零售价格指数(RPl)减某一个百分数X作为电价上限。其基本范式是管制价格应随“通货膨胀率减去X”的变动而变动。按照这种办法，价格上限每年的涨幅在数值上应该等于通货膨胀率减去经济学规范分析所得

到的每年效率的提高率(“X”)。RPI-X管制的内在原理是它能为被管制的公司提供改进效率、削减成本的动力，因为它模拟了竞争市场，电力厂商成为定价方，所有成本方面的节约都会直接成为厂商的利润，传统政府管制的反向激励不存在了。RPI-X价格上限制度能激励厂商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并能避免政府补贴的不公平问题。

法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是国有集中垄断经营型。法国制定电价的基本法律是国有化法，以国有化法为基础的法国政府与法国电力公司之间的计划合同是制定电价的基础。计划合同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按国家经济政策的经营计划目标，由政府与法国电力公司商定，在此范围内准许法国电力公司自主经营。由于法国比较注重控制电价目标，因此，在计划合同中对电价作出了明确规定(如电价每年降低1.25%，1993-1996年的合同)，以促使电力公司不断提高效率。现在执行的电价在计划合同的一定范围内，法国电力公司可以自主调整。超过一定范围时，由经济财务部和企业研究部以联合部令形式批准。作为间接制定电价的机关，有电力公司管理委员会和物价委员会。电力公司管理委员会是政府的当然咨询机关，包括6名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代表政府利益)、6名重要工业用户和金融部门的代表(维护消费者利益)和6名公司职工代表。物价委员会是经济财务部有关物价的咨询机关，由消费者、经营者和民间人士组成。

日本的电价监管主要是中央集权监管，日本有关电价监管的法律主要有电力工业法和供电规程。电力工业法规定，电力企业制定电价或按用电条件制定供电规程时，必须申请通商产业大臣批准。通产大臣受理申请后，除了听取申请人的申述外，还要组织“公听会”，邀请有利害关系的人和有学识、有经验的第三者参加，广泛听取意见，以便审查。启示与借鉴

国外的研究资料表明，各个国家在制订电力价格时，都必须考虑电力系统的运行特性和公用事业的规律，并结合本国的社会制度、电力工业管理体制、能源政策、财政状况等全面考虑，灵活掌握，使电力价格能满足电力生产特点，既有利于电力企业自身的发展，又能使用户的费用负担按其自身的用电规律，达到公平合理，并以电价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的行政手段，来保证电力公用事业的发展，使电力价格相对稳定，更加合理。在英国、法国及日本三国的电价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有些电价改革的举措是值得我们关注并借鉴的：

3.1应确定科学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在进行电价改革时，应遵循价值规律，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电力产品的价值，进而确定电力产品的价格。

3.2应设置合理的电价结构

我国各种用电的比价不尽合理，电价结构繁简不当，没能体现优质优价这一市场经济的重要定价原则，因此电价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并且改革要遵循以下5个“有利于”：有利于反映电能商品成本，有利于用户公平合理的负担电能商品成本，有利于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节约能源政策，有利于简便易行，有利于电网商业化运营和电力企业的生存发展。

3.3应理顺电价分类

我国现行电价分类种类繁多，使广大用户对电价不理解、电费管理人员也难以掌握，执行困难，影响管理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理顺电价分类，并做到简明易行。

3.4应促进电力消费

我国现行电价，对同一类用户只有一种电价，用户选择余地不大，缺乏用电的积极性，降低了用电热情。在当前电力供应满足需求时，为了扩大电力市场，应充分利用电价来调动用户优化用电结构的积极性，对同一类用户给出2—3种电价以供选择，实行分级递减或分区段递减电价，鼓励用户多用电。

3.5应扩大两部制电价实施范围

两部制电价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先进的电价制度，它可以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提高负荷率，使用户负担合理和保证电力企业的收入。但是，我国目前只对容量在

320kVA级以上的大工业电力用户执行两部制电价，为了使用户合理负担电力工业企业的容量成本和电能成本，充分发挥两部制电价的优越性，应扩大两部制电价的实施范围，建议除居民用户以外的其他电力用户均实施两部制电价，另外居民用户应规定月最低电费标准。

3.6应提高峰谷时段的差价

目前大多数地区已普遍对用户实行峰谷电价，促使用户移峰填谷，提高负荷率，搞好均衡用电，以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力，合理利用国家的电力资源，同时还可提高电能质量。因此实行峰谷电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前峰段电价并不高，使得这种电价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体现，因此应提高高峰时段电价，宜为平段的3-5倍。

3.7应建立规范有效的电价监管体制

建立电价监管组织机构能有效地防止发、输、配之间交易补贴现象发生，确保信息对称，真正做到电价制订、实施中的公平、公正和透明。电力市场的电价管制主要是间接管制，这就要求我国政府管理电价的方式要从以直接控制、审批电价为重点，向电价水平由市场决定、政府以制定竞价规则和研究、制订电价结构为重点的转变，对电价实行间接调控上一页

第四篇：法国退休改革之路对我国延迟退休改革的启示

法国退休改革之路对我国延迟退休改革的启示

社保一班 蔡伟 ***

一、中法两国进行退休改革的原因

1.法国政府进行退休改革的原因

法国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是经过战后60多年的反复修改建立起来的。前总统密特朗当政期间，法国政府于1983年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降至60岁。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全球化，法国社会保障体系日益难以为继。一方面，政府越来越吃力地承受着由此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另一方面，高福利、高税收、休假时间长于工作时间等，使得法国经济在全球日渐失去竞争力。1945年法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人口平均寿命为65岁。而今天，人口平均寿命为78岁。法国战后“婴儿潮”一代已全部达到退休年限，国家退休金支出不足以支撑他们的退休费用。法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法国退休人员约占全国人口的23．8％。每年靠国家举债支付退休金的退休人员已达150万。如果不改革退休制度，法国退休金赤字2010年预计将达323亿欧元，2018年将达到423亿欧元。届时，退休金制度恐因不堪重负而瓦解。在欧洲范围内，法国人平均退休年龄偏低。德国和西班牙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瑞典为61岁。官方数据显示，法国55岁至64岁人口的就业率只有33．75％，为欧洲最低水平。2010年7月13日，法国内阁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草案，将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岁延长至62岁,将可领取全部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至67岁，将交纳退休金的年限提高到41年。此外，公共部门退休金缴纳比例将在10年内从7．85％提高至10．55％，向私营部门看齐。

2.中国进行延迟退休改革的原因

第一是由于我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国家，未来劳动力量将逐步减少，如果还都是男60岁，女55岁退休（可不做事），那么供給总量就会减少，同时缴费者与领取待遇者的比例有很大差距，毕竟独生子女家庭占多数，一个家庭老人占多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早期退休人的工资也要跟着提高，这样就会给国家带来很大负担。说的不好听就是靠劳动创造经济财富的人少了，吃喝玩的人多了。

第二是由于人均寿命都在增长，如果还维持较低的退休年龄会导致中青年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已经退休了的人的退休金不能持续合理的得到提高。否则还没退休的人会有很大意见，因为交了这么久这么多的钱，自己退休后，早期退休的人都赶上了现在交的人的工资，心里会很不平衡。

第三是随着文明素质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并形成起始工作年龄普遍退后的格局，也就是读完大学本科二十五、六岁，或读完研究生三十来岁，再加上从基层干十几年，等到自己真正锻炼变成人才的时候，发现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这样将不仅限制中老年人力资源特别是女性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还会导致人才强国的战略实施。

二、法国退休改革之路对我国延迟退休改革的启示

我国需要尽早确立“适度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战略。换言之，必须事先统筹好生育制度与养老制度安排，必须认识到只有适度生育、人力充沛才能确保老有所养。事实上，考虑到独子化、高龄化和贫困化趋势，我国21世纪面临着远比法国和欧洲严重的退休危机和养老困境。人口少子化的危机信号就是少子高龄化，在中国，则是独子高龄化甚至是无后高龄化。

建立公平、科学、可持续的退休保障制度。未来我国需要建立公平、科学、可持续的退休保障制度。为此需要对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建立公平共享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广覆盖，不同职业群体的养老待遇在体现差异的同时缩小差距。针对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的局面，需要进行适度整合，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平台。要加强推进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尽快结束退休养老“双轨制”的局面。需要健全投资体制，促进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在准确测算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债务的基础上，通过国家、单个、个人、社会等责任共担的方式化解债务。此外，在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需要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退休保障。

退休制度改革应该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一刀切。法国从普遍承担到先向富人征税解决资金问题，从普遍延长两年再到“部分返回60岁”，这一反复正是以人性化的弹性政策来保障弱势劳动者的利益。退休金作为公共财政所承担的一部分，“劫富济贫”仍然应该作为政策调整时优先考虑的准则之一。同时，底层劳动者从事体力劳动，开始工作的年龄早，步入老年之际可能已不适宜再进行体力劳动，自然在退休年龄上对他们有所照顾。将产假、病假和部分的失业期也计入工作年限也正是充分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表现

第五篇：混合所得税制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启示

混合所得税制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启示

摘要：随经济发展，中国原有的分类征收个人所得税所带来的弊端逐渐凸显，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如何找到适合的平衡点以适应当代发展的需要?通过对别国的借鉴与学习，我们逐步确定中国个税改革的发展方向，谋求一种可以解决现实矛盾的“良方”。三种税制之中，中国有一种逐步转向混合所得税制的趋势，但是在此之中，还有许多固有的矛盾尚待解决。为健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体制，我们借鉴世界上混合所得税制体系比较完善的两个国家，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指出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改革;混合所得税制

一、现行三种税制

纵观各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其核心都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的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点又并不是固定的，注重公平兼顾效率还是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并没有定论，而是根据各国的国情，具体来说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等因素来寻求一个最优目标。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采用的是分类征收的模式，分类征收程序上来说手续相对简单，可以节约征税成本，体现了效率原则。并且有一种约束力，便于税务机关监管。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收入来源多元化，复杂化，而分类征收的范围太狭窄，一部分人群的收入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完全可以逃脱税务的监管，因此也产生了很大的避税空间。同时分类征收只是单方面的关注纳税人的收入，并没有关注其经济负担和家庭情况，使得贫富差距愈加拉大，有违社会公平的原则。尤其是在中国，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已经成为十分突兀的问题。因此个人所得税改革势在必行。

当今世界，在人均生活水平较高和社会保障体制较好的发达地区，多会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美国。美国采用综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经过数次重大改革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综合所得税是对纳税人全年的各种不同来源的所得，综合计算征收所得税。综合所得税的突出特征，就是不管收入来源于什么渠道，采取何种形式，都将各种来源和各种形式的收入统一收税。综合所得税平等对待不同性质的所得，纳税人难以通过转移所得或更改所得特性进行避税，这一点大大弥补了分类征收的不足。这种模式最符合支付能力原则，成为当代所得税课征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但是综合征收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综合所得税制需要极其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作为保障，并且需要公民具有积极的纳税意识。其次，综合所得税征收方式复杂，需要纳税人懂得税金的计算，并能够自主交税。并且，综合所得税制征税成本较高，不利于效率的实现等问题也不容回避。经济社会瞬息万变，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如何找到适合的平衡点以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呢?

现在更为流行的一种方式是混合所得税制。之所以称之为“混合所得税制”是因为这是一种将综合征收和分类征收结合使用的一种所得税制。不仅很多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的国家在往混合所得税制上变更，就连很多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发达国家也有一种走向混合的倾向。

二、混合所得税制

一般而言的混合所得税制是指，年内按分类征收，纳税终了时，再将纳税人本的所有所得加起来，按照累进税率计征所得税，已缴纳的分类所得税，可以从纳税终了时应缴纳的综合所得税中扣除。不过也有不少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另辟蹊径，这种创新也有助于税制的健全发展。通过对别国的借鉴与学习，有利于我们探清中国个税改革的发展方向。经过比较和筛选，我们挑取了日本和荷兰两个实行混合所得税制的国家来详细说明。

(1)日本

首先，日本的混合所得税制的总干线是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并以分类征收为补充。这其实是在综合所得税制基础上的一种创新。综合征收固然是好，可是也有他不可避免的弊端。日本创新性的做出变革，来解决这一矛盾。

第一点为费用扣除方面的创新。日本将其分为分类扣除和综合扣除，也就是说综合课税综合扣除，分类课税分类扣除。这样的扣除制度需要完善的收入监管体制作保证。日本将纳税人的收入分为10大类进行细化管理。对工薪、营业、不动产所得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像利息所得的特殊所得实行源泉分离课税，也不会再计入综合课税总额中。各项所得都有对应的费用扣除标准。和中国相似的是，日本的工薪所得扣除实行工薪所得超额累退比率制，收入越高的部分扣除率就越低。但是日本更完善的一步是，工资所需费用中的上班交通费、调动工作时的搬家费、培训费、取得资格费用、因工作而两地分居的探亲费这五大费用在实际支出大于规定的工薪所得扣除额时，可据实扣除。这样既对高收入人群费用扣除进行限制，又照顾的低收入人群。日本完善的费用扣除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初衷，很值的我们去学习。

第二点是预提所得税制度。日本的所得税是以“自行”、“估税”为基础。这就要求纳税人根据其一年所得计算应交所得税，自行向税务局提交确定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单。这就要求公民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在日本，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40%，所以也就形成一种人人纳税的良好风气。在总体的个税收入中，预提所得税税收入占到80%以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公民纳税的积极性。同时日本预提税的征收范围比较广泛，要远超一些工业国家，包括稿费、退休金、年金、股息在内的很多收入都要征预提税。同时对工薪的预提税有详细的预提税率表作为基础进行计算。所以说，日本的预提所得税制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

(2)荷兰

荷兰主要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但重点却在分类上，因此大多学者称之为分类综合制。荷兰的个人所得税分类比较少，对于主要的所得实行综合征收，以年为计税期间。荷兰的个人所得税制也有其特点。主要体现在收入分类、对应税率和综合征收这几个方面。

第一点为应纳税所得额的分类。荷兰将应税个人所得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个人工作和住房收入，其中所含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了个人日常经营所得的利润、应交税的工资、社会福利、自由职业收入、出租房屋所得的收入，同时也包括养老金等项目。第二类为股权收益，主要指纳税人或与其合法伴侣持有的居民企业5%及以上股权所得到的股息和红利。第三类为纳税人储蓄和投资所得，这一项是以净资产所得额为税基，即纳税人每年年初1月1日所投资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减去所承担负债的市场公允价值的差值，再减去21000欧元免征额，余额按估算的4%收益率确认最后的所得额进行纳税。

第二点为分类所得对应税率。对于第一类个人所得，适合超额累进税率，主要分为四档级距，根据纳税人第一类收入由低到高，税率分别为1.95%、10.80%、42%、52%。具体对应关系见下表：

而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个人收入所得采用比例税率征税，其中第二类实质性权益或股权收益，适用25%比例税率。第三类储蓄和投资所得额，适用于30%的比例税率。总体看来，荷兰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结构简单，比例税率仅包括两种，没有其他加成征收或减征的规定，对于税务机关来说无疑是件好事。

第三点为综合调整。荷兰个人所得税的综合主要体现在实行税前扣除、税后补助和部分抵免相结合的制度。对于绝大部分纳税人都有的第一类收入，规定了相关与生活支出的扣除项目，除扣除项目外，纳税人还可以从应纳所得税额中抵免一些税额，主要涵盖了一般抵免和劳动抵免，一般抵免适用于所有65岁以下的纳税人，每人限额2000欧元，如果纳税人的税款低于2000欧元，则按实际纳税额抵免，若未缴税就不予抵免;而劳动抵免适用于取得第一类收入所得的纳税人。荷兰，作为一个劳动力稀缺型的国家，劳动抵免鼓励了更多纳税人参与工作。纳税人的工资和日常经营性收入在20000欧元一下的，抵免额随着收入的增加在0元到1600欧元期间波动;工资和经营性收入在20000到40000欧元的，抵免额固定为1600欧元，对于超过40000欧元的，抵免额反而会下降。这一方针降低了高收入者享受减免税额的弊端，增强了税制调节收入的作用，而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之处。另外还有一些税后补助的政策，减轻了低收入者的负担，并且缩小了贫富差距，根据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荷兰还根据纳税人的情况和收入水平发放补贴，包括育儿补贴、医疗补贴、租房补贴、子女抚养补贴。夫妻双方都在工作或在校学习，需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政府补贴，还有医疗保险补贴，根据2013年医疗保险补贴标准，凡参加医疗保险体系，年收入在30939欧元以下且独居的荷兰居民有资格获得医疗保险补贴，不论是以上那种补贴，其补贴水平都是根据个人收入水平决定的，收入水平越低，相关补贴就越高。

综上其实可以看出，荷兰国家是一种“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荷兰个人所得税额最高税率达到了52%，超过了应纳税所得额的一半，但是对于如此高的税率，众多荷兰居民都持肯定态度，因为荷兰国家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无论采取何种税制，只要个人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都是会被接受的，不会因为高税率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反而“高福利”会导致贫富差距所小，人们的幸福感指数在不断上升，这样的制度都会被有效的推行和运用。

三、我国现状及改革方向

我国现行税制为分类所得税制，并有一种向混合所得税制转型的趋势。但是，在这条道路上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日本和荷兰的税收制度对我国的税制改革确有可借鉴之处。但是我国固有的一些社会问题确实改革路上的绊脚石。

(1)社会条件。日本和荷兰相比较于我国而言，地域小，人口少，便于管理。并且可以将税收保障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有利于监管，同时又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其次，两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和社会条件要比我国好很多。长久的社会风气就会形成了良好的国民纳税意识。这便有利于建设广泛的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良好的个人金融管理体系和有效的税收征管体制。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比较依赖于源头扣缴，公民对所得税的了解很少，尤其是偏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公民没有纳税的概念，更不会有纳税的积极性。同时，中国是人口流动大国，户籍管理方面还有很大漏洞。所以要完善税制，就要做好社会制度的管理工作，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

(2)社会公平。征收个人所得税除了是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更重要的作用是调节公民经济，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在我国已比较凸显。因此我国更要采取措施积极弥补个人收入所带来的贫富差。日本和荷兰在这方面都有相应的措施值得我们借鉴。在费用扣除制度上，以及税收抵免和税后补助方面，我国都缺少相应的税收制度作为调节贫富差距的手段。日本完善的费用扣除制度，制定各项收入的费用扣除标准。以及荷兰将税收与社会保障相结合，以补贴的形式弥补较大金额的生活支出。对于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的社会现象，哪种方法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还有待商榷。建议可以分地区实施不同的政策。对于纳税体系比较健全的地区，可以推广费用扣除制度，而对于西部偏远地区，实行费用扣除制度有加大困难，可以采用补助的形式作为替代。

(3)专项稽查。要想建立自行申报的纳税体制，就一定要有个人所得税的专项稽查作为保证。将纳税人的收入从源头就备案入库，并且都可以查找。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组织稽查小组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稽查。对于存在偷漏税的行为，要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者要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主要稽查对象应包括纳税人、代扣代缴人和税务工作人员。确保纳税人，尤其是高新纳税人和外资企业中外国高新管理人员依法纳税;代扣代缴人正确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税务工作人员恪尽职守，不徇私舞弊。全方位的配合自行申报纳税体制，进一步推动中国由分类征收向混合所得税制改革。

>参考文献：

[1] 张洪.对日本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的借鉴分析[J].财会研究，2009，卷缺失(5)：69-71.[2] 李罡.还富于民 荷兰个人所得税改革[J].经济，2013，卷缺失(5)：7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