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发展集体经济的制约因素——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
发展集体经济的制约因素——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
摘要:本文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重点考察 发展 集体 经济 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强有力的精英人物不在场,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的常缺席,日益加剧的信任危机的恶化泛滥。正是这些制约因素使得类似小岗这样的村庄在短时期以内,无法通过简单复制其它集体化村庄的做法,试图发展集体经济,以实现人们所期盼的繁荣富裕。
关键词:小岗村 集体经济 精英人物 领导班子 信任危机
近年来,随着南街村、华西村等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庄的“功成名就”,学术界和政界主张发展集体经济的呼声再一次高涨。特别是当我们将这一呼声与千千万万个普通村庄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将此一 问题 做简单的普及和推广还是审慎抉择?此举实在关系 中国 未来村庄的走向和发展态势。笔者以为,我们应该特别谨慎地将之做简单化的推广。如果我们要将普通村庄置于集体村庄的平面上来考虑的话,我们考察其是否具备发展集体经济的条件。要考察一个村庄是否具备搞集体经济,笔者以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必须认真考虑。我们首先必须考察的就是,是否存在一个魅力型的人物?因为一个魅力型的人物是大至民族国家建国与转型、小至一个村庄治理良善的至为关键的因素。特别是在 历史 的转折期和关键时刻,尤其如此。其次,是否存在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也是发展村庄集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只有存在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才有可能将发展集体经济的各项举措真正落实下去。包括将魅力型人物治村的各项主张真正贯彻落实到位。再次,我们必须考察村庄内部的信任关系,特别是村民——特别是那些有一定 影响 力和威信的村民——对我们的党组织、政府和基层组织的信任状况。没有他们的支持,发展集体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或者是永不绽开的花朵。为了详细说明以上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以三十年来备受关注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
一、强有力的精英人物不在场
民族国家从殖民依附到独立自主、从衰败落后走向繁荣发达,无论是在战争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和转折阶段,无不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关键人物精英集团的领导。虽然在民粹主义看来,这是典型的精英主义在作怪。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历史的发展轨迹以及我们活生生的事实的话,我们就不会对此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拒斥。或许南街村的王宏斌、华西村的吴仁宝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我们将我们的思维的兴奋点聚焦在村落的 研究 上时,我们同样会发现,精英人物对于主导 农村 发展及其未来走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在早期的村治研究中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做了较好的 分析 和比较。
小岗村能成为持续二十多年的明星村,原因无非就是当年所谓冒着杀头签协议的敢为天下先的创举。正是这一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使得小岗村得以跻身于明星村之列。从精英人物对于推动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当年血书协议之所以能够签成,主要还是得益于18户农民敢于置生命于不顾的冒险精神。没有这18个农民精英的主导,恐怕“包产到户”这个新生儿不会那么快降落中国大地。小岗村当年的“英雄”如今怎样呢?记者肖波、杨玉华采写的文章《今日小岗村:一年超越温饱线,廿年没过富裕坎》的一个细节或许值得我们玩味。当记者发现关友江被人喊走时,才发现,“原来,18户带头人中的严俊昌、严宏昌是名誉馆长,关友江是现任副董事长。开馆近两年,游客纷至沓来,他们希望在馆里和‘带头人’合影。如果游客在馆内餐厅订餐,‘带头人’会走上前向游客敬酒,往往是掌声四起。”(肖波、杨玉华,2007)昔日的“英雄”如今沦落为陪游客合影、向游客敬酒的“象征”性人物,落落为打造小岗村 旅游 业的“工具性”人物之时,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还是一个历史的无奈?或许这其中的辛酸与苦楚只有这些“带头人”自己最清楚。而且,一旦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在小岗待下去或者天不假时,小岗的旅游业是否会受到重大影响? 小岗村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精英人物和一个稳固厚实的权力中心,这是小岗改革初期注定其走不远、也迈不开大步的命运。特别是当这种情形持续至今之时,更是加剧了这种命运的艰难性色彩。有关当年改革时的情形,只要看看张德元先生《小岗村观感》一文的调研材料即可。“小岗生产队(当时小岗是个生产队,后来为了弘扬小岗精神,政府把小岗扩编为村)因为家族因素作怪,内部不团结,分了几次组也未分出个结果来,亲兄弟都拢不一起,最后严俊昌出于无奈,就对大家说,既然你们谁和谁都干不到一起,那就分到户吧。就这样,小岗的‘包产到户’比其他村的“包产到组”先走了一步,最后中央肯定了‘包产到户’,其他村也就随之由‘包产到组’改为‘包产到户’,而小岗人在这次农村变革中,却因为‘内讧’成了英雄。” 因改革初期的内讧成了改革的英雄,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个人的幸运?或许正是这种初期改革时缺乏一个强有力、能够统一全体村民意志的核心人物,致使其弄巧成拙地成为了历史的英雄。虽然在改革初期这种情形的出现完全有可能成为英雄,但是,却内在地注定了这种改革本身所包含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所在。特别是改革的方向难以把握。当改革初期的这种“内讧”一直存在之时,其后的改革“受阻”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例如,最近几年围绕土地是集中起来搞合作经营还是维持土地的分散状态问题,“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与村支书沈浩之间的“矛盾”就是最好的明证。(王刚,2006)
由此观之,小岗村近年来的发展之所以出现了停滞不前,与全国大多数的村庄没有显著差异,如果将其与改革初期这18户农民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敢闯敢干精神相比,今天这种精神显然难以彰显。个中原因,首先恐怕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人物有关。
二、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的常缺席 上文的分析主要是强调改革初始时期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有关键性的人物在场,一旦这种人物缺席,改革的成败与发展的效果势必受阻。这是我们在考察诸如小岗村这样的村庄时首先必须关注的一点。与此同时,我们强调改革必须要有核心和关键的人物在场,但并不是说单有这一因素就足以有效推进改革。关键人物如果能够将改革的诸多做法不断制度化,尤其是形成一个良善的治理机制的时候,成功推进改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据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是,小岗村的村治情形。小岗村现任支书沈浩是由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就任的。沈浩2004年到小岗村任职,挂职3年。1993年严俊昌退休后,小岗村的书记一直是由省里派下来的。(张志,2006)由省级下派干部到村里工作,无论是从哪一点上来说,这都于理于法说不过去。如果按照法条主义,这显然与《村民组织法》的精神——“四自”原则,即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发展和自我服务——相违背。如果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即政府不应该插手属于 社会 领域的事务、更不谈不上直接派遣干部驻扎的问题。然而,谁让它是“明星村”呢?(查四自原则)而且,这种由省级直接派遣干部的做法到底效果如何呢?村民又是如何评价的呢?不妨看看《小康》杂志记者张志采写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试水“集体制”》一文的具体描述: “上面派下来的书记影响了小岗的发展。派下来两三年就走了,他任期的这几年规划都得不到实施就换了,如果是小岗人治理小岗村早就不是这样了。”严宏昌对此直言不讳,他是县政协委员,但今年他提交的提案不是“岗人治岗”,而是修一条从小岗村向北通往307省道的公路。
严金昌对《小康》说:“上面派的宣传队、工作组都是搞上两年就走了,搞了政绩就走。我们对他们持怀疑态度。”“他们以小岗名义办工厂,要国家的钱,办工厂不在小岗土地上,那不是挂小岗牌子骗国家的钱嘛。”严俊昌也认为,外地来的人不能起多大作用,“他能脚踏实地保持正确的态度吗?他做了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严金昌说:“我们是有矛盾,对他们有看法。从县到镇的干部,他们也都恨我们这些老头子。”(张志,2006)当年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如今是这样矛盾重生的干群关系。尤其是村支书由省级“空降”,引起群众诸多质疑,更是值得我们反思。站在政府的立场来考虑,哪个政府也不愿意错过“小岗”这块牌。免不了千方百计对之进行控制、干预和支配。新中国建国以来,省级“空降”村支书恐怕不是多见、而是罕见之事。尤其是当村支书与当地群众关系处理不善之时,当村民对村支书存在诸多猜疑之时,村里的干群关系势必显得更加复杂、更加缺乏有秩序的状态。特别是空降支书是为了“捞取政绩”,或者任何“政绩”都捞不到之时,受苦的依然是我们的被治者农民。这就清晰地说明,小岗村本身的治理机制就有问题。虽然空降的支书能够在与外界交往时扩大影响,提高治理者的整体水平,带来新的治村理念,也会带来新的项目和发展思路……然而,“空降”支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极为严峻的,有很多问题甚至是致命的。“空降”支书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就是难以获得其合法性——群众真正认可、接纳村支书及其管治。当农民视“空降支书”皆为“政绩”来、皆为“政绩”往时,“空降支书”的存废问题恐怕应当提上议事日程。港人治港已经兑现10年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已经颁布整整10年了,可是在我们小岗村,“岗人治岗”却从1993年至今给架空了。如果连“岗人治岗”这一最为基本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其后果只能是,上面越是控制,越是代理,越是空降,其本能的反感与距离感也难以消弭。只要空降支书问题不解决,只要捞取政绩思想还在作怪,治理良善的机制恐怕也就难以形成。问题恰恰在于,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是村庄走向集体化非常关键的一步。上述种种情形表明,靠空降支书是难以解决村庄集体化经济的发展问题的。
三、日益加剧的信任危机的恶化泛滥 在当今的社会 科学 理论 中,信任被赋予非常重要的地位。信任与合作紧密相联。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我们不妨从信任的三个维度——理性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来分别对之做一些阐述。从理性上来说,信任是一种与他人的关系,给予信任也就是给予一种可信性。于是,信任被视为是对他人的可信性的反映,他们的可信性在相信的行动者的判断中是主观地接受的。在这里,信任具有一种知识论的性质:它们归结为信任者获得的关于被信任者的一定的知识和信息。没有这种知识,也就很难有信任;即使有的话,也可能是盲目的信任。正是基于此,背叛信任的机会也是很高的。从心理上来说,信任毋宁是来自于过去的、最初的家庭中,后来在其他群体、兴趣团体和组织中,渗透着信任或不信任的关系的历史。它们是个人信任的历史经验的痕迹,固化在信任的行动者的人格中。就信任文化而言,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人提供充足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的行为。文化不是上帝给予的,它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社区、或社会群体的历史积累的集体经验的沉淀物。因而这种文化信任,也就具有一种关于重大的集体的、历史的系谱学的特质。(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82、94-95)
第二篇: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以湖南省为例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
(罗嘉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长沙)
摘要:党和国家,十分关注“三农”问题,积极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任务之一。新时期信息行大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的兴起符合时代要求。湖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和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迫切需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化的建设,为建设农业大省、农业强省注入生机。
本文以农村电子商务为研究主题,以湖南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分析了湖南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面临问题,以及可能釆取的对策。指出发展农村电子商务,需要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农户个人不断的努力,本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多样化、分层次的原则不断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关键词:湖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研究;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 选题背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地位一直都没有动摇过。然并不容乐观的是,“三农”问题仍十分突出,特别是中国加入参与国际竞争后,使得“三农”矛盾更为突出。我国“三农”问题不仅是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科学发展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依赖新的生产力,来促进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来改变农业管理生产方式的不足,以达到帮助农民增收,焕发农业新活力的目标。中央政府连续年发布的中央号文件及年颁布的《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都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发展为切入点,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逐渐消除现存的“三农”问题。在“宽带中国工程”、“金农工程”、“数字农业”、“电脑农业”等一系列科技项目实施推动下,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夯实,基层信息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农村信息资源建设成效显著,然而制约我国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因素依然较多,如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基础薄弱、缺乏多样性;农业信息技术产品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农民整体信息素养偏低,总而言之,农村信息化是一个长期历史的过程,需不断探索、研究、分析和实践。
湖南省是传统农业大省,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信息知识时代,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湖南省农业转型升级,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问题。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战略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一大创新推动力。年屮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屮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攻方向,大力推进电子商务等新型产业的发展。而农村电子商务,作为农村信息化农业商业方面的体现之一,它构建起一座联通农业生产和市场的桥梁,将小规模和大市场连接起来。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推动力量。另外,农村电子商务的营销数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对市场变化不够敏感的农民带来弓导效果,同时也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2.1 研究意义
一般来说,电子商务是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湖南位于我国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相对落后。对于湖南来说,在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到底能为湖南的经济腾飞插上翅膀,湖南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不仅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而且还会产生出巨大的的经济效益。农村发展需要电子商务,湖南农业的腾飞更需要电子商务。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新型农村电子商务模式,是落后粗放的农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是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时空限制的需要、是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的需要、是创新交易方式和规避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的需要,为提高我省农业产业化水平、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农村电子商务概述
2.1 基本概念
电子商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它已经随着淘宝、京东、易趣等的发展和繁荣而深入民心。电子商务,是指以电子形式幵展的商务活动。具体来说,商品供应商、客户、管理者(政府、行业协会等)通过电子邮件、即时聊天工具交流,共享各种商务信息,并用电子工具管理和完成交易活动。狭义的电子商务,是指基于因特网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其特征是商务活动在因特网上以数字化电子方式完成。而广义上的电子商务,是指“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方式,在买卖双方不谋面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商务和贸易活动”。
农村电子商务是指利用因特网、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集约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成体系的跨区域跨行业联合,构筑紧凑而有序的商业联合体,拓展农村信息服务业务、服务领域,为从事涉农领域的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在网上进行产品或服务的销售、购买和电子支付等业务交易的过程。我国是农业大国,推进电子商务向农村地区发展,已成为实现农业产业升级转型、助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2.2 基本模式
电子商务按参加的主体划分,可将之分为五种主要类型:
2.2.1 B2C(Business to costomer, 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就是企业通过网上商店实现商品零售和为消费者提供所需服务的商务活动。2.2.2 B2B(Business to Business,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是指米购商使用互联网与供应商进行商务谈判、电子合同签订和支付等环节,实现商务活动的过程。
2.2.3 C2C(Consumer to Consumer, 消费者与消费者之的电子商务)是第三方利用搭建的在线交易商务网站为各种消费杏提供买、卖信息发布与交易撮合,般来说,卖方可以主动提供商品上网拍卖,买方可以自由竞价。2.2.4 B2G(Business to Government,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屯了商务)。它涵了政府与企业间的各项事务,包括政府采购、税收、商检、管理条例发布、法规政策颁布等。对企业而亩,政府既是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进行购买活动;乂是观符理者,对电子商务起扶持和规范作用。
2.2.5 O2O(Online to Offline, 线上到线下)即将线下商务的机会与互联网结合在了一起,让互联网线上揽客,线下服务,消费者线上蹄选服务,在线结算,达到规模效用。2.3 发展要素
在农村开展电子商务必须考虑其依托的地理、社会、人文环境,考虑产品的特殊性,目标人群的特殊性。综合分析,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有如下几个条件:(1)完善的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前提。(2)提高农民的信息素养是扫除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障碍的有效途径(3)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离不开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4)畅通的物流服务体系是影响农村电子商务市场发展的关键素之一。(5)健全支付体系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辅助条件。湖南省农村电子商务的现状分析
3.1 湖南农业现状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全省有耕地378.7万公顷,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万人。湖南农业品种资源丰富。全省现有种子植物5000多种,占全国七分之一强,其中木本植物2380多种,国家列为一、二、三级重点保护的植物45种,占全国的九分之一。湖南素有“渔米之乡”的美誉,农产品品类十分丰富。粮食、油料、棉花、牲猪等主要农产品享誉全国。湖南还是有名的茶乡、桔乡、蚕乡、禽畜产品和水产品之乡。2014年,全省粮食总产量3100多万吨,棉花28.7万吨,油料203.6万吨,甘蔗166.8万吨,烤烟18.5万吨,蔬菜2996万吨,水果1003万吨,肉类720多万吨,水产品320.4万吨。粮食、棉花、油料、芒麻、茶叶、柑桔、生猪、淡水产品产量都处于全国前列。湖南畜牧、水产业发展迅速。猪肉、牛肉、羊肉、禽肉、禽蛋、蜂蜜及水产品产量持续增长。近年来,湖南农业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着力培育优势产业,大力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35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14.6%。农产品的丰收给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
3.2 湖南农村信息化现状
3.2.1 基础设施多元化。截至 2012 年 7 月,电信、移动通信、广播电视等网络实现村村通,其中100%乡(镇)和70%行政村通宽带;全省14个市州全部建立了“12396 科技服务指挥中心”,122 个县市区中 72个县市区设立了服务工作站,实现了全地域、全网络覆盖;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建立 5 万多个站点,覆盖全省 100%的乡镇、94.6%的行政村;“农信通”覆盖了100%的乡村,用户数超过300万;气象12121、农业 12316、卫生 12320 等涉农服务呼叫热线实现全覆盖;湖南 CA 中心建成后信息安全设施基本完全;天河一号为支撑的全国第三个国家超级计算中心落户长沙并运行。
3.2.2 信息资源和服务网络多样化。长株潭城市群实现了通信一体化;软件产业连续 7 年领先中部 6省,原创动漫全国领先,数字文化资源居全国前列;网上供销社、中南传媒、马王堆农产品信息网等在全国极具影响力;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基础库建设已经启动;“金”字工程完成阶段性建设任务,以“三库一网一平台”为核心的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成效明显,应急指挥省级平台一期工程建设完成。
3.2.3 信息服务体系多角化。大学推广模式逐步发展,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不断深化,“七站八所”服务模式日趋多样,产业技术联盟逐步形成,大学生村官等人才队伍不断扩大;基本建成新农村商网、供销通、气象为农信息服务体系、减灾防灾信息体系;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业务实现全程计算机管理,新农保工作实现全程信息化,社保“一卡通”已经起步;横向连接各级党政部门,纵向覆盖省、市(州)、县(市、区)的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内外网络建设格局初步形成。而且,湖南列为全国唯一的移动电子商务试点示范省,分别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签署了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和“十大信息化工程”战略合作协议;长株潭作为唯一城市群被纳入国家第一批“三网融合”试点地区(城市)名单;长沙市已成为国家广电总局NBG无线传输试点地区。
3.3 湖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有利条件 3.3.1 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2015年10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完善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部署加快发展农村电商,通过壮大新业态促消费惠民生;确定促进快递业发展的措施,培育现代服务业新增长点。同时湖南省政府各级领导正积极地推进以政府上网为中心的电子政务工程,并努力通过信息手段的应用实现管理经济和规范市场、加强公共管理、推动信息资源共享,为企业发展的信息化提供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及服务环境。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的重点,也给湖南省农业实施电子商务指明了方向。
3.3.2 面临难得的发展契机
近年来,中央政策不断向农业行业倾斜。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各种农业补贴,再加上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稳步得到改善,为湖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3.3.3 良好的农业发展态势
农业和农村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坚实基础。农村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强势产业发展格局己经定型;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我省的支柱产业;农民增收渠道越来越宽,农民收入增长方式有了根本性转变。3.3.4 农业外贸的前景看好
农业的比较优势是我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设计农业发展策略和对策的重要依据。农业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为价格优势,而价格优势又直接体现为成本优势和效率优势,也就是说,一国农业的生产效率越高、生产成本越低,则该国农产品的价格优势越强。从这一角度分析,湖南省粮食、大豆、水果、肉类等农产品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将湖南省特色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借农村电子商务助力将大有可为。3.3.5 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
湖南省围绕“农业信息为农民增收服务、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这个中心,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加强网络延伸,覆盖全省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己初步形成。目前全省绝大多数县(市、区)农业部门都成立了主持和推动农业信息工作的行政科室,13个市(州)建立了动态农业信息网站,58个县(市、区)建立了县级农业信息服务平台,694个乡镇分别依托乡镇农技站、经管站、乡镇政府或财政所建立了乡镇信息服务站。通过实施“金农”工程和网络计算机示范项目,全省部分村、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农村经纪人、种养经营大户的信息服务网络也在不断完善,从事农村电子商务活动的基础己经基本夯实。
3.4 湖南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3.4.1 农民信息素养问题
电子商务对交易主体的要求较高,除了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还要求对市场营销、管理、物流、法律等知识有所涉及。传统农业中低下的生产力和粗放经营方式,不需要太高的文化水平,农民就能完成农业生产全过程;其次农村经济落后,农民负担过重,收入水平低,难以承担更高层的教育费用,客观上造成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不高,信息技能缺少。另一方面,农村教育水平落后,农村培训体系不健全,农民学习条件严重缺乏,致使农民信息化意识薄弱,信息素养偏低,对农业新产品新成果新信息新技术反应迟钝,接受消化能力不高。电子商务是一种新型的交易模式,是对传统交易方式的变更,大多数农民害怕风险不愿尝试,有想法的也遭遇操作难问题,难以享受新方式变更带来的实惠和方便。3.4.2 农产品信息流通难问题
农产品信息流通难,网络涉农信息脱离农民实际需求,是目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一大难题。当前,农民信息传播依赖于传统方式,最主要的两种方式,人际传播和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新闻动态、政策法规、通知公告等栏目内容成了几乎所有涉农网站的通用模块,内容重复,实用性不足,脱离农民真正的需求,不能解决当前农产品信息流通问题。3.4.3 物流配送难问题
农村幅员江阔、人口分散、交通相对落后,商品统一配送运输成本高、经营风险高。而农产品的价值在于其“鲜活性”,而鲜活农产品,保质期短,易腐烂,对农产品的流通加工、包装以及储运条件都提出了特殊的的要求,而且不同的农产品对物流相关设备和运输工具也有不同要求。过高的物流中间成本,成了农户和消费者在实施电子商务过程中的栏路虎。3.4.4 交易支付问题
一是农民信息素养偏低,大部分农民不知道如何利用手机办理银行业务,对电子交易的具体流程操作、支付结算功能及其便捷性认知不足,二是安全顾虑难以消除,移动支付中用户信息是通过无线网络传输的,其加密手段相对简单,通信内容容易被窃取或篡改,用户重要信息可能会被泄露,人们普遍存在安全性担忧三是加盟移动支付的商家还比较少,现有的商家也缺少针对农民的专业性服务,难以吸引用户,整个产业链还有待完善,总而言之,在目前环境的制约下,仅靠移动支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探索多种途径共同解决农民电子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湖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4.1 加强农民电子商务培训
加强农民电子商务培训,提高农民信息素养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农民培训中,要积极树立典型,抓好示范带头作用。电子商务是一种新型的交易方式,农民円常生活和交易习惯有较大的区别,消除农民对新方式的质疑,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树立致富典范,好的典范如一面镜子,让农民看到先进技术和方式带来的实惠和效益,以此提高农民的培训兴趣。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对新事物有强烈的渴求心人,是未来发展现代农业的中坚力量,他们基本具备实践操作条件,信息接收能力强,做好这部分人的培训,扶持他们幵展农村电子商务活动,让农民亲眼目睹电子商务带来的实在的效益,激励带动农民学习相关的电子商务知识,调动农民的学习积极性。4.2 重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重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鼓励农产品走品牌化标准化之路。截至2013年底,全国农民作社数量达91.1万家,湖南省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4435个,全省累计有合作社成员173.2万人户,占全省总农户数的。农村合作社逐渐成为农产品销售主体,农村合作社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实现农产品规范化、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销售的核心力量。合作社统一采购,需求量较大,可以在农资购买中占有主导地位,对于价格洽谈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合作社统一采购,有利于控制农资来源,避免质量低劣、不合格的农产品流入农户,对于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有一定作用。在推广农产品标准和品牌之路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执行和推广力度远远大于单个农户,重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对强化标准述设,引导农村进入电子商务时代,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有积极的意义。4.3 构建高效的农产品物流体系
政府应该加大对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在生猪、粮食、水产品、土特产等农产品聚集地带,重点建设一批集散能力强的产地批发市场,加强流转中心、农产品现代化仓储中心的建设,加快农产品运输设备的改造,积极发展直销配送,生鲜连锁超市等多种新型流通组织,鼓励第三方物流和冷链物流的发展;用供应链管理思想进行流通过程改造,农产品的特殊自然属性要求实行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以供应链中规模最大,协调能力最好的主体作为供应链的核心,以他们牵头组织农产品生产者产前的信息指导,产中技术培训,产后的流通、冷藏、运输、包装、等服务,整合各方物流资源,追求供应链管理的最大价值,实现用最低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为消费者提供安全高质的农产品;将物联网、移动通讯、信息、网络等技术引入农产品物流、中,改造传统农产品流通模式,利用电子商务手段,实现农产品的直接交易,拓展农产品物流配送范園,在大型农产品交易批发市场,设置信息采集中心,负责农产品价格、市场需求信息的采集,并通过统一的农产品价格信息采集发布系统对外发布,利用,实时定位等物联网技术实现物流全过程的实时跟踪,按照统一的标准监控管理,保证农产品生产流通中的安全性。
4.4 打造符合农村需求的电子商务平台
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与城市相比,虽然前还比较落后,但发展空间非常广阔,就像块待挖掘的宝藏,吸引着很多商家的关注,但肝发农村市场成本高,见效慢,很多商家望而却步,“投资”不足成为了制约各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要想破解这一难题,政府应继续加大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支持,积极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到农村屯—商务建设屮来,鼓励多方投资运共同打造符合农村需求的屯子商务平台,通过平台汇聚农业龙头企业、通讯和电子商务运营商、高校、科研机构等相关单位的力量,依托平台探索一种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企业积极参与,多方共赢的农村电子商务模式。
总结
在信息知识时代,农村电子商务逐渐成为农业发展新的突破口,对解决 “三农”问题、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升级转型、加快城镇化步伐起着积极意义。本文从湖南农业现状、农村信息化现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有利条件开始论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湖南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一定自己的建议。本文缺少相应的统计数据作定量分析,缺少成功的案例分析,加上本人相关知识水平的欠缺,论文较大的缺陷性,望见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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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特殊教育发展状况—以六安市为例
分类号: G760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特殊教育发展状况—以六安市为例
作 者 单 位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作 者 姓 名 罗 来 超 专 业 班 级 07级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指导教师(职称)吴胜举(副教授)论文(设计)完成时间
二〇一一年五月
特殊教育发展状况—以六安市为例
罗来超
(陕西师范大学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西安,710062)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特殊教育的意义以及必要性,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选取安徽省六安市的特殊教育学校为样本,通过对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教学管理等情况分析反映了我国特殊教育在地方上的普遍发展状况。通过对特殊教育学校的调查,同时也提出了特殊教育面临的普遍困难,以及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最后对于特殊教育的发展做了阐述。关键词: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学校;安徽六安 引言
1.1 特殊教育的概念
特殊教育是使用一般的或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教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特殊儿童,狭义的是指身体有缺陷的人,盲、聋、哑、智力落后或者肢残、病弱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广义的则包括智力超常儿童、有心理缺陷的儿童和精神病的儿童。
1.2 特殊教育的意义
特殊教育的存在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从法律上的必要性上来说,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特殊儿童也应该有适合他们的教育场所。教育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正常的学校里所教授的内容与特殊儿童的需要差别很大,必须有专门的特殊教育学校来满足特殊儿童的需求[1]。特殊学校教育主要是针对特殊的儿童进行的教育和康复训练。
特殊教育的开展也有利于减轻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家里有一个残疾人对这个家庭而言,就意味着这个人不但不能为这个家庭做贡献,相反还要家庭的其他成员照顾他,尤其是一个特殊儿童的出现,让许多家庭失去了幸福生活的希望。残疾,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一副沉重的负担。没有合适的培养方式对特殊儿童进行教育,他们很难象正常人一样生活。
目前,我国的特殊教育对象主要是针对身体残疾的儿童。特殊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儿童,而且接受教育的年龄越早越好,更早的开始教育有助于孩子的及早康复或好转,随着年龄的增大一些问题就很难解决。比如对于听力障碍的儿童,如果在年幼时及早测量出听力损失的程度,佩戴合适的助听器,在年幼时进行耐心培养和训练,听力障碍儿童的语言就能逐步恢复和发展;反之,成年后再进行训练,此时已经丧失语言能力,已没有恢复可能[2]。1.3 我国特殊教育的历史
我国古代就有开明的残疾人政策,夏商周时期有减免残疾人税收的规定,从秦汉到明清,开明统治者都设置了专门机构去关注残疾人的生存状况,如对残疾人赐谷等等。秦汉、三国、南北时期,某些皇帝派大臣优恤残疾人,对“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斗”并“设立别坊,遣医救护”(《北史·魏本纪·高祖孝文皇帝》)。比如隋朝与唐朝分别采用“悲田制”(隋朝)与“福田制”(唐朝),以便使残疾人从这些田产中得到比较固定的经济支持,以及“惠民药局”(元朝)和“养济院”(清朝)这类具体给残疾人提供救济的机构。
但是,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能系统地接受教育的残疾人多生于官宦富豪之家,而一般平民百姓是望尘莫及的。1.4 我国特殊教育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于1951年10月,由周恩来总理签发决议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聋哑、瞽目等特种学校,对有生理缺陷的儿童、青年和成年,施以教育。我国建国初期,尽管国民经济自待努力,百废待兴,但特殊教育还是得到应有的重视。
从新中国初期到二十世纪80年代,特殊教育学校一直是我国实施特殊教育的主要形式。1985年,很多地区为了提高残疾儿童入学率,采取了在普通学校中设置特殊教育班的形式,后来演化为“随班就读”形式。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也出现了大量随班就读形式,解决了因经济落后,交通不便造成的残障儿童求学困难。1999年,国家教育部在齐齐哈尔召开的特殊教育工作会议上,南通代表就随班就读和特殊教育免费教育问题做出了重要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3]。之后,中国逐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以特教班和随班就读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的多种办学形式。
但目前我国对于特殊儿童的职业教育发展仍不成熟,多数儿童在初中之后便离开学校,由于与他人沟通上的困难,特殊职业教育的缺乏,导致他们的就业仍有很大的困难,社会对于特殊人群的接纳程度还有待提高。全社会关注参与特殊教育工作是当今世界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因为特殊教育是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程度,它是该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保健、康复、社会保障、福利等水平的窗口,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得不正视他们、关注他们。2 特殊教育学校的调查 2.1 调查研究的起因与目的
2010年7月,作为一名即将大四的免费师范生,我回到家乡进行求职准备,最初的目标锁定在中学,后来了解到了在我市有一所很特别的学校,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可以说我对这个学校几乎没有了解,并不知道它的招生对象和具体情况。
2010年7月份在毕业论文的选择上我选择了教育类论文,此时我有了对于特殊教育进一步的了解和调查的想法,特殊教育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我希望借此机会能够增长自己的见识同时向他人介绍特殊教育的有关状况。
由于求职的需要我了解了学校的位置,并于2010年12月15日来到了学校简单的了解了情况,并确定在3月再次到特教学校求职。
2011年3月21日到25日,我回到家乡,在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进行了调查,并在特教中心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调查与分析。于2010年五月完成了这篇论文。
2.2 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的调查 2.2.1 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简介
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原六安市聋哑学校,下同)创办于1993年10月,是当时六安地区唯一的一所特教学校,为普及六安地区残疾儿童的九年义务教育和“两基”验收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创办时使用的是原县级六安市老城区一所废弃的教师进修学校,学校占地面积只有2013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其中只有新建的7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能正常使用,其它的像学生宿舍、食堂等建筑都属于不同程度的危房。学校当时办学较困难,但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在学校领导的不懈努力下,学校也陆续添置了投影仪教室、语训室、配有电子琴、收录机的律动室,为解决办学之初的资金不足问题,还创办了“爱心校服厂”,缝纫室配有电动缝纫机和脚踏缝纫机。经过克服种种困难,学校最后终于顺利开班对外招生,终于使老区的残疾儿童也有了适合残疾人就学的特殊教育学校。
随着“十五”计划的完成,200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市教育局的努力下,迁址新建“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被确定为六安市政府十件实事之一,于2002年5月完成迁址的规划工作,12月开工建设,2004年8月主体工程竣工,04年10月学校搬入新校区上课。新校区占地25亩,安装了监控系统,实行全封闭式管理,校园内绿化与亮化工程均达到较高水平,新校建有教学楼一栋4100平方米,学生宿舍楼一栋2100平方米,经过专门设计的律动室、理发室、实验室、微机室、语训室等功能教室已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
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共有九个年级九个教学班,建校10多年来,已对300多名残疾儿童进行义务教育,现有在校学生130多名,教职工30余人,其中教学及管理人员24人;专任教师21名,其中达到本科学历的9人,大专学历的6名,另外有多人正在进修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有中级以上职称的12名。2.2.2 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学措施
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一切为了残疾的学生,为了一切残疾的学生,为了残疾学生的一切。学校的培养目标是: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学生的心理与生理特点,按照国家对义务教育的要求对于聋生实施全面的基础教育,做到四个补偿,即听力补偿、语言补偿、心理补偿和劳动技能补偿,使他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基本的文化知识,健康的体质和一定的生活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掌握初步的劳动技能,为他们适应社会生活,成为自学、自理、自护、自律、自强的劳动者奠定基础。
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培智学校课程设置方案》及国内特教专家的文献对培智教育培养目标的描述,结合学生家长的意愿和教师实践经验,学校教学目标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实现:
一、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突出一个“爱”字,做活一个“导”字,坚持一个“恒”字。成立了德育工作领导组,本着以“养成”教育为主体,以纪律教育为保证,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情感为目标的德育工作思路。开展了与正常学生的联谊活动。每逢节日的庆祝活动,祭扫烈士墓活动等我们从不放过。让活动丰富多彩,使学生在活动中受到启发,寓教育于活动之中,达到教育目的。上好思想品德课,每期对思想品德课进行听、看、测,使学生真正理解课本内容。还开办家长学校,培训家长日常生活手语,让他们了解聋生心理和生理特点,掌握如何教育的方法,争取家长配合,形成教育一致性。这样通过直观、演示、设境等方法,为聋生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树立了正确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使他们心身得到健康发展。
二、强化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是学校的中心任务,教学质量是二者共同活动的结果,而教学效果的好坏,又取决于教学管理的优劣。坚持建立好教师业务档案;第二次在期中重点检查备课、上课及作业批改,课后辅导,教学进度;第三次在期末,检查备课是否完整,教学质量检测。每次各有侧重,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检查情况存入教师业务档案。开展小型单项的竞赛活动,如三语竞赛(口语、手语、书面语)、楔子竞赛、口算竞赛等。除此,每期对学生的文化课成绩考核进行两次,即期中和期末。学期结束,各班主任对学生要进行操作评定,填好成绩单。
三、加强教学研究,改进教学手段。97年学校成立了语、数教研组,坚持开展听课、评课活动,语数教研组每期要评出示范课,同时还采取走出去请近来的办法向同行学习,并鼓励教师写读书笔记,不断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积极撰写教学论文,教学中坚持以口语为主、手语为辅,做到口语、手语、书面语恰当运用,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规范学生的手语。坚持直观教学,探讨分类教学和个别化教学方法,因人施教,争取达到较理想的教学效果[4]。
四、重视艺、体、美及劳动技能的补偿。学校有专任律动教师上课,律动课从不放松,每逢节日要求拿出5~10个文艺节目。体育和美工更富有特色,已开展了多届小型运动会,坚持做早操、眼保操和舌练习操,注重对学生进行能适合聋哑残疾学生训练的乒乓球、羽毛球、田径等活动,劳技课开设了缝纫、编织、理发培训等,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培养聋生的劳动技能。2.2.3 特殊学校的具体工作措施
特教中心的教学是采用“教学一贯制”,即学生从一年级入学后一直到九年级都在一个学校学习。由于特殊儿童的成长过程中适应能力与正常儿童区别较大,中途改变环境会造成适应困难,因此特殊教育的学校必须采用小学与初中的连贯性[5]。
特教中心的教学是采用双师制度。所有儿童有专门的生活老师与教学老师,教学老师负责学生的学习与康复训练,时间为正常的工作时间,上午8时至下午17时;而生活老师则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照顾,由于特殊儿童的安全与发展,通常是采用寄宿制,在教学老师工作时间之外主要由生活老师负责。对于特殊学校的学生而言学生的起床、就寝。一日三餐乃至洗衣、购物等都需要老师细心的指导,这也与普通学校有较大区别。
学校教学以两个星期为一个周期,第一个星期开始上课,第二个星期的周三下午放假,家长将孩子带回家中,周日下午再送回学校。这样的做法使学生的学习也有了连贯性,避免了学生在周末的心理与生理问题,防止周末无人照顾的情况,也避免了每周放假给家长带来的不便。3 特殊教育中存在问题及分析 3.1 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存在的问题
在经过为期一周的调查之后我回到学校在老师的指导下分析总结了有关的状况,主要以特殊教育学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归纳得到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学针对的儿童主要包括听力障碍、视力障碍和智力障碍以及肢体残疾类型,但目前在特教中心里只有听力障碍与智力障碍和肢体残疾的学生,而视力障碍的学生却没有,主要原因在于视力障碍的学生产生的问题最为严重,学校在此方面的教师引进与设备更新将着重进行。而这也需要政府的投入和社会的支持。
课程内容陈旧,教育教学质量整体偏低。特殊教育的课程设置与现行教材多年未加改动,与现代社会需求和学生需求不合,学校也开展了自主教学开发,补充现有教材的不足,但开发的教材从内容、质量、数量和体系上还不能得到科学的认定[6]。这需要国家设立专门的特殊教育研究机构进行特殊教育教材的科学化涉及编写。
义务教育的普及还有待改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辍学问题。特教学校自开设以来已培养了300余名学生,但相对于这些年来全市的特殊儿童总数,仍然是远远不足,究其原因,许多家长心理负担重,担心孩子在学校里受到欺负和嘲笑,多数农村家庭甚至不了解何为特教,不敢让孩子就学,而是自己在家中照顾,认为孩子残疾了就没有必要上学。对于特殊教育的宣传仍需加强,大部分特殊儿童经过培训后是可以从事许多工作的,是可以自食其力的。3.2 特殊教育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归纳及分析
关于六安市特殊教育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我国当前特殊教育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我将目前特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特殊教育的普及性问题、教师专业化问题以及社会认知观念问题。3.2.1 特殊教育普及问题
根据《教育法》,我国教育实施以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筹资为辅的体制。在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筹措基础教育经费成为地方政府的责任。作为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特殊教育也是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筹资,由于特殊教育属于公益性质,很难自主创收,主要依靠政府支持和社会支持。2009年我国共有义务教育特教学校1672所,盲、聋、智障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在校生42.8万人;高中阶段特教学校(班)达到278个,在校残疾学生近1.7万人。但是这远远不足以将所有儿童纳入其中,在适龄儿童中仅有16%的入学率。从《宪法》到《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到《教育基本法》无一不渗透着对残疾人教育的关怀与具体要求,而当前特殊儿童教育的现状说明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提高我国残疾儿童的入学率,是当前现实中最紧迫也是最棘手的难题。但与过去相比,1985年我国大陆有375所特殊教育学校、4万名在校生;1991年有886所特殊教育学校近8.5万在校生。到1998年我国大陆有盲校27所、聋校845所、盲聋合校143所、智力残疾儿童学校425所共1440所特殊教育学校[7],由这些数据来看特殊教育的普及率在逐渐提高,一直在进步中,只要能够坚持,总有一天能够像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样普及特殊教育,让每一个需要的人都能接受特殊教育。3.2.2 教师的专业化问题
关于教师的专业化问题,我国目前有14所高校设有特殊教育专业,但这14所师范院校的特殊教育发展状况差别较大。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特殊教育专业自1993年开始招生,但目前特殊教育专业已经停止招生,主要是由于特殊教育专业就业面狭窄,加之特殊教育教师仍有待提高待遇,导致特殊教育专业招生困难,生源不足。
2004年,国家发布了“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我国的教育发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任务,其中,着重提出“积极发展特殊教育,切实依法保障残疾学龄人口的受教育权利” [8]。促进高等特殊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认识到位。政策的支持,同时也需要高校在办学中的积极努力和高质量的教育教学为基础,两方面的努力都不可少。3.2.3 社会认知观念问题
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会受到额外的关注,这已是必然的。人们对残疾人的心态有同情、关怀、尊重,然而却也有厌恶和鄙视。残疾人是一个特殊而困难的群体。与正常人相比,残疾人在学习、求职、工作、生活等问题上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甚至由于生理上的缺陷,限制了他们活动的天地、职业的选择、工作的开展和学习的进行。因此,他们比正常人更需要别人关心、帮助、支持和鼓励。只有经常得到别人的关心、帮助、支持和鼓励,才能使他们看到人生的价值和感到社会的温暖。在公共场所要处处礼让残疾人,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方便和帮助,但提供帮助应先征得他们的同意,等他愿意接受你的帮助并告诉你怎么做时再做。
对于残疾人的态度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一个社会对于残疾人的态度也能间接的反映出其文明程度。每一个国家都有弱势群体存在,残疾人则是弱中之弱,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最实际的反映。到一个国家,先别看建筑有多么高大,场馆有多么奢华,就看看残疾人是不是随处可见,再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安详还是焦虑,是快乐还是阴郁,你就能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判断出个大概了。
我国目前在此工作上还有欠缺,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我们对残疾人的照顾,往往是抱着让他们有口饭吃就行了的态度。对于残疾人的其他需求仍有欠缺,这需要全体公民的意识提高,能够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界是最终的追求。我的一些建议
特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个体的,而是普遍存在的,对于我国当前特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可以立刻解决的,需要长远的计划加以改善。对此我有自己的一些建议。
首先,各级政府及时关注特殊教育,在教育投入上给予特殊教育足够的支持,让特殊教育学校可以有充足的师资力量和设备,以便完成特殊教育的目标。在对待特殊教育的问题上如同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样重视起来,举国之力完成教育的改善。因为,特殊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化及经济状况。
其次,提高宣传力度,让普通人了解到特殊教育的意义与重要性。让需要受特殊教育孩子们的家长可以及时的将孩子送到适合的教育场所接受教育,使得症状较轻的孩子得到康复,情况严重的可以减轻。使残疾人可以“残而不废”。比如美国的海伦凯勒,她是盲聋哑症状,然而在这样的状况下她依然能够成为知名作家,可以说这与她受到的特殊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再次,提高特殊教育教师待遇,让从事特殊教育人员得到平等的待遇,而目前特殊教育的待遇与普通学校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同时需要高校对于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加大力度,为特殊教育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才。
最后,学习国外先进方法,制定出有利于残疾人的政策,从法律的途径上维护残疾人的利益。比如美国规定超市里的货物最高摆放位置必须让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能够拿到[9],诸如此类的制度是可以更好的体现平等与友爱的精神,我们未尝不可学习这样的方法来照顾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和善友爱的对待残疾人,让残疾人能够平等的与正常人相处。结束语
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培养特殊儿童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的访问调查,并以此为例,分析目前特殊教育现象和存在的问题。为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建设起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的现在,必须做到让所有人都得到平等的待遇,而教育则是走在最前面的,从教育做起,才能保障其他权益的进行。虽然在特殊教育的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公民素质的提高,特殊教育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理解,而为特殊教育奉献的人也会也来越多,特殊教育终会有一个光明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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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2007年入学以来的四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到了很多,知识储备得到了加强,为人处事的能力得到了提高。我要感谢所有的老师,尽管我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在他们对我的指导下,我一直在进步中。
感谢我的同学们,四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美好的时光,一起学习,一起交流,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学习方法和看事物的观点,他们对我的鼓励使我迈过了低谷,燃起斗志,树立自信。
感谢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的周仁祥校长和朱旭丹老师,没有他们的热情介绍和帮助我无法了解到具体的情况,他们提供了许多关于特殊教育的资料,使我对特殊教育有了深入的认识。
衷心感谢论文导师吴胜举老师,没有他的帮助我无法完成这篇论文,最初的工作陷入了迷茫中,吴老师耐心的为我解答疑问,指出方向,每一次都会用数小时的讲解,让我能领会到要点。最让我敬佩的是吴老师的工作态度,以诚信待人方能取信于人。
感谢我的父母,不论我在求学之路上有多么坎坷,他们一直默默的支持着我,而我所要做的就是自立自强,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再次对指导老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祝福!
罗来超
2011年5月
第四篇:以太行山为例浅谈山西红色旅游发展对策
以太行山为例浅谈山西红色旅游发展对策
发展红色旅游,规划先行。科学打造红色旅游精品,必须科学统一规划,共同形成红色旅游大品牌。在整体规划的指导下,精心策划建设样板,使之符合教育规律、旅游规律,给游人以深切体验和感受,真正产生震撼力,产生比较强大的社会影响。有首歌里唱的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其实山西不仅自然景色出众,更是有着别的地区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旅游资源,就是作为著名的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资源,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旅游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休闲方式。利用旅游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是对传统思想教育模式的一个创新。正因如此,“红色旅游”也就成了一个新的热门话题。“红色旅游”也正因为是兼具了旅游与教育的双重功能,也同时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本文在分析了山西红色旅游资源特征优势的基础上,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一定对策和建议。
一:山西红色旅游资源的特征
1资源的丰富性
翻开中国近代历史的画卷,人们的红色记忆就无法与山西割裂。一句颇为形象的说法是,山西的青山绿水间,三条主线穿起了簇簇散落的“红色珊瑚”。东线太行山旅游,北起平型关,经黄崖洞,到武乡路军总部,连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西线吕梁山旅游,北起蔡家崖,南至黄河壶口瀑布,连接晋绥西线根据地和红军东征线路;党中央进军西柏坡的中线旅游,西起临县碛口,经岢岚、五台山、东至河北平山,连接延安和西柏坡。山西是具有革命传统的老区,目前现存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约1460处,其中近500处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八路军总部旧址及太行纪念馆、黄崖洞保卫战旧址、红军东征纪念馆、晋绥边区政府及军区司令部旧址、刘胡兰纪念馆、毛主席路居馆、平型关战役遗址等山西8大红色旅游基地、20个红色旅游景区正在成为山西旅游的新亮点。悠悠太行,山灵水秀。在山西这片土地上,红色旅游景区、景点星罗棋布。全省11个市中,市市都拥有丰富的革命历史遗存,目前已有39处著名景点可供游览参观。2资源的独特性
红色旅游资源不同于文化古迹和自然风光,它是近代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说它是物质的,是因为许多景点都是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有很多著名的遗址,同时它又不仅仅是物质的,因为它又是中国共产党推翻反动统治的历史见证,在游览的同时不仅仅是放松心情,更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加强爱国精神,以及从当年红军战斗是艰苦过程中进一步的升华自己的性格。而自然风光的自然形成的非物质的旅游资源,历史古迹则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虽然它们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绝对无法与红色旅游资源相比。
3地域性
山西现存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近一千五百多处,旅游资源丰富。沿太行山、吕梁山、黄河一带,红色旅游资源更为集中,时下已有三十九处景点可供游览。著名景区有抗战时期八路军对日抗战指挥中心武乡王家峪、砖壁,有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驻地,有抗战时期一一五师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平型关战役遗址纪念馆,有保卫八路军总部兵工厂著名战役黎城黄崖洞保卫战旧址,有晋绥边区政
府所在地兴县蔡家崖,还有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从延安经碛口、兴县、岢岚、代县、五台山至西柏坡路居过的地方
4教育性
红色旅游与有组织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密不可分,它由此孕育衍化而成,受其推动而加速发展,今后还将长期受其影响。红色旅游是新时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创新性方式。当前,红色旅游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文化工程和带动革命老区发展及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经济工程,它使得旅游事业与经济发展、民族振兴、人民生活提高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5协调性
红色旅游资源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位于不可脱离的自然环境中,和周边的环境相依存,与环境形成一定的协调。而山西自古就是人杰地灵的一方宝地,红色旅游资源与地方的悠久历史相结合,更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是其他旅游资源无法达到的优势
6经济性
发展红色旅游,不仅为广大旅游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渠道,同时一些景区也通过改善交通、通讯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给革命老区奔小康提供了新的契机。
7传承性
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当年的抗日英雄,老红军都已经步入老年,当年抗日的优秀传统,例如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面临很大的传承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拜金主义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红色旅游资源的利用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唤起人们往昔的记忆,提醒我们还曾经有一段艰苦的战斗岁月,从而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在和平的年代纸醉金迷,对过去的优秀传统和精神起到很大的传承作用
8潜力性
根据出台的《关于加快山西红色旅游发展意见》,到2010年,我省红色旅游接待国内游客人次要达到1152万人,收入达到44.8亿元人民币,红色旅游综合收入46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比例由2004年的2%提高到8%;并为革命老区提供3600个就业岗位,脱贫村民有42万人。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政府部门和各景区肩上的担子应该说是沉甸甸的,用“形势严峻,任重道远”来形容较为贴切。
二山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1、资源总体开发程度不高
我省红色旅游开发起步较早,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但发展缓慢,目前我省红色旅游发展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规模较小,目前仅有黎城、武乡、左权等地的红色旅游开发初具规模,但这些地方的旅游产业基础薄弱,总体产业规模不足全省的3%;二是产业覆盖面小,效益低,全省红色旅游景点纳入黄金周预报的仅黎城黄崖洞一家,且排位滞后,名列倒数第二,全省红色旅游收入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比重不到2%;三是红色旅游目前仅形成了单一的文化观光旅游产品,在长期的开发过程中,未根据市场和游客的需求进行深度开发,产品结构不合理,竞争力较弱。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在于,各地依然处于自发的点状发展,没有把自己置身
于全国旅游发展的大局之下,没有把红色旅游置于整个旅游发展的大盘子中。一方面是开发缺少立足全国的规划和统筹,缺少特色,趋同化倾向较为严重。一方面是产品单一,缺乏对资源的整合。因此,红色旅游在当地旅游资源中占有什么地位,应在统筹考虑的基础上,给予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
2、行业管理差
红色景点以前多属民政、文化部门,体制不灵活,资金渠道单一,虽然已具规模,但在景区修缮、保护、发掘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景点交通不便,急需修路;景点设施及配套陈旧;复建和扩建项目较多,急需资金;景点自身整体包装与其他旅游产品组合包装不够,急需观念更新。旅游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陈旧,使得我省一直未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旅游行业管理体制,红色旅游景点或文物部门或民政部门所有,旅游部门对景区开发建设的行业职能得不到有效体现,难以把握全省红色旅游开发的局面。这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才出现,即红色旅游产业运行缺乏火力和市场竞争力,难以适应旅游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
3、开发资金不足
旅游业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投入不足是影响红色旅游发展速度的主要原因。在采访的12个景区(点)中,除黎城黄崖洞外,其他景区吸引社会资金极其困难。社会资金吸引不来,政府投入又严重不足,红色旅游的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我省红色旅游重点项目的投资估算大约为12.84亿元,其中希望国家投资的8亿元,包括国道建设费用6亿元和景点维修布展及文化设施建设2亿元,其余为地方自筹解决。而目前大多数红色景区(点)的做法是坐等国家省里立项、拨款,对于自筹这一块毫无办法,而红色旅游的发展机遇,就在这等待中一点点错失了。
4、基础设施存在欠缺
目前山西不少红色景点的资源还只能算做潜在的财富,远远没能释放出自身的能量,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要发展旅游与红色资源相配套的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但目前大多数红色景点还缺乏较为合理的配置,以开发红色旅游相对成熟的黄崖洞为例,每天多达五六百人的游客流量,景区内却只有一家宾馆和酒店,日接待能力不足200人,遇到比较集中的团队旅游更显得捉襟见肘,几年前黄崖洞曾搞过一次大型活动,来了两万游客,结果别说黄崖洞,连黎城、长治都没能住下。还有,由于资金投入的不足,导致了基础设施的严重不配套。拿交通来说,没有交通就没有旅游,交通是旅游发展的先决条件。红色旅游景区基本都位于经济欠发达的革命老区,但支线道路等级低,质量差,使得红色旅游进出性不强。而与之相配套的道路标识、水、电等条件也相对较差,这是红色旅游发展经济始终进入不了主流客源市场的重要原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年一批游客参观完云冈石窟后,要去大同万人坑游览,由于缺少宣传,没有道路标识,20公里的路程游客花费了3个小时才找到。
5、宣传力度不够
山西红色旅游资源固然丰富,但在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大型公共场所,却看不到一块醒目的景点宣传牌。尽管谁都知道山西是个“革命老区”,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当前的红色旅游项目基本上还是初级和粗放型的,宣传、展示方式和手段比较陈旧,解说、宣传、展示不够形象生动,对革命历史意义的揭示、说明不够充分,难以深入人心,缺少具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红色旅游项目。
6、旅游纪念品缺位
红色旅游给革命老区奔小康和西部大开发创造了新契机、提供了新引擎,是
一项不容忽视的扶贫工程。现在,旅游业已成为很多老区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对促进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旅游纪念品就是革命老区人民创收的一条好途径,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山西目前还没有一个形成规模的、与红色旅游有关的旅游纪念品专卖市场。一位河北游客曾颇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井冈山的天街市场里到处是与当地革命历史有关的纪念品,如红军八角帽、毛主席纪念章、革命先烈事迹书籍等,但在山西却没有这样一个专业市场,老区品牌无人开发,实在可惜。
三、对策及建议
针对山西红色旅游资源的特征及开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吸取全国各红色旅游区的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1、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开发力度。
红色旅游同时也是一项产业,是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一次新的机遇。作为一项旅游产业,就要讲究产业发展的规律,不能全凭热情。开发红色旅游也不是花钱越多越好,大可不必高速公路开进深山,索道通向峰顶。要科学规划,把红色旅游和当地人文地理环境相结合,和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和革命历史的特点个性相结合;要防止把开发旅游变成为一场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破坏,把原本丰富的内涵变得兴味索然;还要防止把红色旅游变成冠冕堂皇的公费旅游,借受教育之名,行吃喝玩乐之实。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发展红色旅游既需要饱满的热情,也需要扎实的态度。从这种意义上说,发展红色旅游本身就应该是一次感受和领会红色精神的过程,想想我们的革命能取得成功,不仅要靠不怕苦不怕死,还要靠革命的智慧。想想红色旅游的的未来前景,不仅要靠革命老区人民的努力,还要靠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和支持。
2、完善基础设施是先导
(1)修路、路标,即路政设施的完善。一个旅游景点的成功开发,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硬件管理设施的健全。道路情况的好坏不容忽视,一条道路,可以带动一个景点,一个村镇,甚至是一个城市的兴旺。现在的年代,已经不再流行“酒香不怕巷子深”。而是要勇于展限自己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机会。而这一切,都需要交通的便利。(2)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厕所等。一个旅游景点的建立是否成功,是否成熟,首先取决于游客的心情,大的方面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反而正是一向来自细微之处的关心,才更能赢得游客良好的印象。最典型的就是“方便”的问题,有很多的旅游景点,风光很美,当地人也都很热情好客,但是一进那里的厕所,实在是不堪入目,很难想象在那样的情况下人的心情会很好,而旅游的本来就是为了放松,调节紧张的心情,一旦良好的心情被破坏,很难想象下次的旅游或是在向别人谈起时游客还会再选择这里。所以,景点的设施建设应该从人性出发,符合现代人的要求。(3)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众所周知的,一个电影的成功,不仅仅要看它的票房收入的情况如何,更重要的是它的后期产品的开发,有时甚至能产生比电影本身更大的影响力。旅游景点的开发也是如此,看它开发的是否成功,并不能只看它当时产生的经济效益,那只是旅游收益中的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它相关的纪念产品的开发,不仅能满足游客带回去当地的东西,证明曾经来过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它本身也是一种活广告,能宣传景点的形象,又能为当地带来更多是经济收益,是一举数得的好事,必须看成重中之重来开发。
3、强化红色旅游宣传推广是关键
按照市场规律,搞好宣传推广,是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环节。山西红色旅游
要充分把握这一生命线,强化市场意识、宣传意识、促销意识,变等客上门到上门请客。通过启动和培育一个长期、稳定、健康的旅游市场,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搞好宣传推广。
4、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开发
山西位于我过中部,山西的红色旅游也有助于东、中、西联动,统筹协调经济、社会与自然,适应了促进“五个统筹”的需要。山西的红色旅游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开发,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1)利用传统“政治品牌”优势,深挖其红色文化内涵,使革命文化精神与当代市场需求达到有机结合,如“2005红色之旅万里行”隆重推出的“红色之旅、太行情山西行”等主题活动;(2)精心打造体验与参与式旅游,具体可策划出当年工作、战斗、生活、劳动的场景让游客去切身感受,如有些红色旅游景点开展了“穿红军服、唱红军歌、吃红军饭、走红军路”等参与性较强的活动;(3)结合老区的特色资源,开展生态旅游、农业休闲旅游、地质风光游、客家风情游等多种形式的旅游活动,从而与传统的革命观光旅游一起形成老区旅游开发的综合工程;
4、把红色旅游作为革命老区的一项产业来抓,通过扩展旅游产品链,打造多种形式的文化品牌来延长游览时间,增加旅游者的消费内容和金额。
5、广辟财源、多方集资、落实旅游资源开发、建设资金
山西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必须贯彻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争取国家各种专项建设资金扶持;建立旅游发展基金;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国外资金;以多形式、多渠道地筹集社会资金,广辟财源,多方集资,解决山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资金不足的难题,在全国红色旅游开发中,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6、坚持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
发展红色旅游首先是一项政治工程,它对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红色旅游是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是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特殊课堂和鲜活教材,是新时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独特载体。红色旅游寓教于乐,寓教于游,将革命历史知识、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以旅游这一时尚方式传输给大众,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红色旅游传导的是政治内容,采取的是市场手段,满足的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实现了“三个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在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红色精神”真正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培养下一代方面,红色旅游是新平台、新课堂,具有很强的学习、教育功能。开发山西红色旅游资源,应树立长远观念,为子孙后代保存珍贵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不要只顾及眼前利益,做到旅游资源开发一项、见效一项、保护一项,使山西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健康协调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和旅游区域,最终实现山西红色旅游业的持续增长和强续发展。
第五篇: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主要影响因素及对策浅析-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主要影响因素及对策浅析
——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
摘 要
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行使着管理国家的权力,是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多、最广的政府人员,在群众眼中,他们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他们工作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立足于民族基层地区和工作效率这两个点,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调查分析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影响因素及提出相应建议。关键词
民族地区
基层政府
工作效率
1.前言
民族地区即是指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在中央政府集中统一领导下,遵循国家宪法的规定,各少数民族以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享有当家作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制度。近年来,民族地区公务员的队伍建设在总体上有明显成效,素质不断提高,人才专业构成趋于齐全,尤其是1998年机构改革后表现更为突出,一支精干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正逐步形成并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基层民族地区位于偏远地区,条件比较艰苦,环境相对恶劣,经济发展落后,所以要想西部开发战略得到具体的落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保证和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工作效率。
2.影响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
2.1 基层政府人力资源建设不够完善
(1)人才培养模式较传统,培养干部着眼点片面
为了适应民族地区政权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需要,民族地区在培养人才方面,尤其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着眼点往往以培养行政干部为主。这种重行政轻业务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政策,使得民族地区的公务员队伍中党政型人才多,而懂经营、善管理的专业型干部比较短缺。[1]政府中精通法律、审计、市场营销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的专业化的公务员十分短缺。(2)干部择优机制未能跟上发达地区的发展
由于干部择优机制的落后,评价机制的不科学,干部的选任没有发挥出竞争动力和压力,干部退出机制没有形成制度化,加之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民族地区公务员的竞争意识,开拓意识淡化,平均主义,大锅饭意识仍然禁锢着其思想,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3)青年人才断层,后续力量不足
我国公务员编制设置多年没有经过大调整,人事不匹配问题突出,不少地区在编人员出现年龄老化、结构失衡现象。随机对60位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的调研中,年龄45岁以上达60%,35岁至44岁占13.1%,35岁以下仅占26.9%。过高的年龄分布导致基层政府缺少活力,观念保守,他们保持按部就班的工作思路,缺乏创新,不易接受时代的先进产物。调研发现,基层工作虽较繁杂,但大部分工作可以通过信息化办公提高效率,如部分乡镇试行的OA办公软件和视频会议,能在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能突破时空限制、方便快捷的联系通道和工作平台,极大提高了基层工作效率。据调查了解,90%以上的基层政府年均信息化培训低于2次,加上对信息化办公的内涵和意义认识不足,他们甚至觉得参加各种计算机和软件培训会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减少他们的休息时间,因此产生“越全能,越多做”逃避责任心理。
2.2 地区经济落后,财政支持力度不够
少数民族所在地多为深山地区,位置偏僻,经济不发达[2],如都安瑶族自治县以及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乡镇地区普遍较贫困,每一年都会评上贫困县。此外,贫困地区的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环境亦是极其简陋,几张桌子与椅子拼凑起来的办公桌以及仅有的一两台旧电脑和打印机。基层政府的办公硬件设施仍未得到进一步完善。
按照六部委的要求,全国各地要执行统一的工资标准,但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基层科员的工资收入不足两千元,仅能解决一家温饱,由此导致一些民族基层公务员违规从事一些副业,一心两用,没有把心思全部放到政府工作上。2.3 基层公务员整体素质偏低
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相较于汉族地区而言普遍相对落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造成了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流失。所以,在人才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来进行公务员队伍建设,往往会使民族地区公务员素质在总体上偏低。此外,由于地域、历史、文化、教育等原因,使少数民族群体产生了先进和后进的差别,形成了公务员素质高低的差异。2.4民族语言多样化
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是精湛而耐人寻味的,且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日常交流中仍使用方言,如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语、瑶语、壮语等,甚至有些基层公务员来到融安后听不懂而强加的蔑称——“土拐”,这导致一些官民的矛盾冲突,给非本地户籍的基层公务员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困扰。下乡时,不熟识多样化的民族语言,难免会遇到交流上的隔阂,即使有翻译也很大程度上拉远了与群众的距离。
3.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对策
3.1鼓励少数民族人才回到基层工作
少数民族基层政府工作难度主要集中在语言交流障碍、工作环境陌生和风俗不习惯等方面,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回家乡工作则有利于基层工作的展开。目前,众多省份的高校每年安排一部分指标面向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生源实行定向招生,实行定向招录的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原来所在地的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就业。由此民族地区省部级政府可以参照这个模式,借助大学生村官选任机制的天然条件,鼓励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的高校毕业生积极参与基层工作,不断丰富基层经验。同时市县机构编制部门抓住机遇,报经省机构编制部门同意后,采取核定过渡编制的形式先调入,待单位自然减员时,采取过渡编制,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则给予高度的鼓励和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民族毕业生回家乡工作,避免少数民族人才流失。3.2促进基层公务员结构比例合理化
调研发现,在基层政府中少数民族公务员人数少,汉族公务员人数多。少数民族的公务员能够清除语言交流的障碍,更是清楚各种民俗,有利于各种群众工作的开展,基层政府应该有所侧重的增加少数民族公务员的人数比例。民族基层政府中,青壮年公务员所占的比例较少,中老年公务员所占比例较大,中老年人一般反应迟缓,工作效率不高。因此,针对新编入轻公务员、选调生因为工作环境不熟悉、群众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基层政府除了增加本地高校毕业生的选聘之外,应该建立一种小组合作机制,老少搭配,互相学习,既不会消磨年轻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又使老公务员的工作经验得到传承。3.3增加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持
中央政府在关注民族地区群众贫富问题时,也应关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及公务员的贫富状况,增加经济支持,创造一个更良好的工作环境。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应该结合国家方针政策,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解决少数民族事业发展中的特殊困难和问题为重点,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事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基础硬件和软件建设,实现多样化的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给予政策优惠,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企业规模群,进而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自食其力,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经济,如融水瑶族自治县的毛竹资源,可以适当发展编织产业。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做到自力更生,减少对中央财政的依赖。3.4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
在基层公务员“进出口”准入无法突破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对公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制定一套适合民族地区公务员的工作培训计划,有目的提高公务员职业技能。根据调查了解,目前诸多乡镇政府每年的集体培训次数每年仅仅为2~3次,平均每次仅为20人/次,而且培训内容多数局限于思想修养,而类似于计算机技能、公文写作技能等专题培训少之又少,所以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应该在技能培训上加强力度,适时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素质和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提高素质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地去学习充实,提升自己的素养,培养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历练自己,才有可能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4.结语
民族地区有其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况,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效措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民族地区发展各项事业的关键,也是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研究希望提出的参考建议能为促进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有效提高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朴今海.西部大开发与民族教育.《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2]孔令成.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对策研究.《长江大学》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