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办农村信用社职务犯罪案件的思考

第一篇：侦办农村信用社职务犯罪案件的思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信用社作为最基层的金融管理部门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资金保障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任务。但近几年来，某县连续发生农村信用社职工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经济犯罪案件，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影响。现结合经侦部门办理农村信用社职工涉嫌经济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简要地分析一下农村信用社职工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经济犯罪的表现形式、原因及对策。

一、表现形式：

１．冒用他人身份证，发放冒名贷款。行为人往往利用工作便利，冒用农户办理银行业务交付的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私刻印章，以他人名义办理贷款挪作己用。

２．收取储户存款不入账。行为人利用农户对自己的信任，以非正式储蓄存单加盖储蓄专用章后出具给农户，将资金挪作己用。如犯罪嫌疑人孙某利用其担任某信用社信贷员的职务便利，利用储蓄存单副本第五联、以及农户借款借据收取储户存款不入账；犯罪嫌疑人赵某利用储蓄存单副本、现金收入传票收取储户存款不入账。

３．收取农户归还贷款不入账。行为人往往在收到农户归还贷款时，不出具正规的还贷证明单，而是开具便条或收条给农户，将收回的贷款不上缴信用社入账，而是私下截留，归个人使用。

４．利用职务便利，盗取储户存款。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冒用储户姓名将储户存单（折）挂失补办或直接从储户存款中，将存款随意支取。如犯罪嫌疑人孙某冒用王某的姓名，提前支取王某定期八年的存款１００００元，５．利用职务便利，违法发放贷款。如犯罪嫌疑人徐某利用其担任某镇信用社会计的职务便利，模仿信用社主任及信贷员签名，私自发放贷款给他人使用。

二、原因分析：

一是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政治思想薄弱，法律意识淡薄。

二是内部管理监督制度形同虚设，岗位工作职责落实不到位，信贷管理工作混乱。贷款管理工作混乱，严重违反“三到场、三核对”制度，以及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制度。审查不到位，不良贷款反映不实，各个工作岗位不坚持原则，起不到相互监督制约作用，违规操作、违反制度办理业务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内部监督管理不力，对职工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知识教育不够。一些部门的领导只重视经济指标任务，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放松了对干部和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对基层信用社的监督管理不力，使一些规章制度得不到落实，对应掌握的职工思想动态疏忽大意，对职工暴露出的作风腐败、赌博、贪图享受等不良行为，不仅不及时劝阻，听之任之，甚至同流合污。

四是有法不依，处理不力，助长了犯罪分子作案的胆量。一些部门的领导从维护本单位、本部门的声誉和考核成绩出发，对本系统、本单位发生的经济违法违纪问题，心慈手软，不深查、不深究，一味迁就，为犯罪的再发生留下隐患。

三、应对之策：

１．加强政治思想及业务学习，不断增强职工的法制意识，提高职工的敬业精神。

政治思想是关键，要把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政治素质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对信贷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农民、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使职工从思想上找准自己的位置，划清公与私的界限。多方面组织职工分批分期进行业务培训，并严格考试考核，不合格的坚决不上岗。

２．强化监督管理机制，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

做到岗位明确，责任清楚，互相制约。严格按照贷款管理规定、贷款业务操作规程办理贷款业务，定期进行贷款账务核对，严格按照贷款“三查”制度，实行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制度办理贷款业务，规范操作行为，有效防范贷款风险。

３．严格考核，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行奖惩机制。要健全检查监督制度，加强信贷管理情况检查和对信贷人员的日常考核，推行奖励和惩处制度。落实各项考核、检查制度，既要对信贷人员储蓄存款和收贷收息等数量指标进行考核，更要对贷款质量指标进行考核。

４．公开业务操作规则，发挥外部监督作用，增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不仅仅要将储蓄存款及办理贷款等业务的范围和程序通过张贴、悬挂的方式实行公开，还可以通过媒体广告、组织便民咨询活动、聘选行风监督员、开通举报电话或设置举报信箱等形式，结合典型案例，对广大群众发动宣传教育，一方面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发挥群众及舆论监督的作用，防止职工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典型案例的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及防范意识，提高识别力，及时举报此类经济犯罪案件。

５．狠抓预防工作，加大打击处理力度。

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经济犯罪预防工作的组织领导，查找工作的漏洞和隐患，密切注视经济犯罪的新动向，搞好超前预防，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加强严厉打击，提高预防犯罪的意识，增强责任感，从源头上根治农村信用社从业人员犯罪高发趋势。公检法机关要牢固树立为信用社改革与发展服务的思想，对涉及信用社从业人员的案件，要及时立案、及时审理。

第二篇：新型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关利益输送的思考

新型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关利益输送的思考

随着新型反腐工作的深入开展，“利益输送”作为一个新名词逐渐纳入自侦案件法律学者的视野。“利益输送”通常指上市公司与公司股票的庄家配合或与其他上市公司配合，利用内幕消息或经营手段导致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或经营业绩变化，从而使得庄家或其他公司盈利。目前，我国学者大多是从经济、金融领域对其进行研究，但在职务犯罪领域，某些特定人员的以权谋私行为同样牵扯到“利益输送”行为。概括而言，“利益输送”就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将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的非法所得通过隐蔽方式漂白转化为“正当利益”的过程。

一、职务犯罪案件中“利益输送”的特点

“利益输送”做为犯罪分子漂白非法所得的新型途径，其犯罪方式也比直接收取财物复杂、隐蔽。

1、“利益输送”行为的隐蔽性和漂白性

随着近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并不与非法利益直接接触，而是将这种非法所得采取貌似正当的途径隐藏下来，使其披上合法的外衣来取得利益。如以个人或者其亲属名义与犯罪相对人人合伙办企业；将子女留学、外出旅游等费用报销等方式。这些获利方式行为隐蔽，环节复杂，难以认定。

2、“利益输送”过程的商业化

商业化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全国的工业化进程，也给了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犯罪途径。金融机构、融资市场、信托基金等各种各样的资金流转方式不仅方便了人们资金交易，同时也开拓了职务犯罪分子的视野。在这种环境下，新型的洗钱方式应运而生，地下钱庄、赌博、空壳公司等为犯罪分子转换非法所得提供了极大地便利。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参与到洗钱过程中，将自己的非法所得层层转换，最后转化成合法利益。这些商业化模式的谋利途径超出现有的侦查手段，在查办这类案件时，往往不了了之。

3、“利益输送”行为方式的多样性

2007年，两高颁布的10种新类型受贿行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利益输送”的影子。通过买卖交易、收受干股以及特定关系人受贿等多种途径，犯罪嫌疑人成功的将非法所得转换成合法利益。这些行为经过司法解释一方面明确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明白，随着社会的发展，职务犯罪行为催生的利益输送方式也将会越来越多。

在我国由于法治环境不健全，以至贿赂罪广泛蔓延，纵深扩展，贿赂的内容范围也不断扩大。现有的社会大环境下，升学就业、提升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行为，也将逐渐成为利益输送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腐败犯罪分子并不仅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如原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武汉市新洲区原区委书记王世益等均涉嫌性贿赂。

这些无形的、非财产性质的利益由于法律的局限性，导致定性不明、认定困难，增加了我们侦查职务犯罪的难度。

4、“利益输送”过程的长期性

新型的职务犯罪往往存在一个相对较长的犯罪过程，同时伴随的是一个长期的“利益输送”过程。犯罪行为与非法所得往往不能一一对应，具体表现为三点：

一是先获取非法利益后实施具体行为。中国社会关系是所谓的熟人社会关系，具体体现在百姓口头上的就是“政府有人好办事”。在这种情况下，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利益输送”行为并不是随着一时一事而发生，而是为了和相关部门及具体人员保持稳定、长久的人迹关系，达到“政府有人好办事”的目的，往往在过年过节时来完成量小次多的“利益输送”行为。此类行为具有持续时间长，获利单笔金额小、总额大的特点，使我们在侦查中在认定此类账款金额时提供较大难度。

二是先实施具体行为后获取非法利益。利益输送相对人为了保证获取的利益与所实施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即达不到法律通常规定的所谓因果关系，往往采用事后获利的方式来逃避侦查。如行贿案件中，常遇到的具体行为发生一段时间或退休后收取贿赂的情况。这些行为时间跨度大，增加了我们收集证据并形成证据链的难度。三是实施具体行为与获取非法利益之间交叉发生。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某些犯罪嫌疑人存在“给钱不办事”的情况。犯罪嫌疑人为了满足自己逐渐扩张的欲望，在多次收取不同种类的利益后才实施具体行为。有的犯罪嫌疑人为了与国家工作人员达到一个长久稳定的关系，存在谋多次利，办多次事，钱权之间多次交易的情况。

二、职务犯罪案件中，有关“利益输送” 问题的几点意见 “利益输送”做为新概念引入职务犯罪时间不久，现行的对“利益输送”的认识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实践中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概念。实践中也并没有完全区分“利益输送”与其他职务犯罪行为之间的区别。如何界定“利益输送”行为，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1、“利益输送”中获取利益种类的界定

“利益输送”中获取的利益应当包括能够满足人们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物质或者非物质、财产或者非财产性的利益。即包括财、物、有价证券等可以用价值衡量的财产性利益，也包括升学就业,提升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无形的、非财产性质的利益。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输送人往往采用多种手段来达到利益转移目的。如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为了顺利达到走私目的，多次用财、物行贿，以女色引诱，成功拉拢腐蚀一大批国家工作人员，为其非法走私提供便利。目前，无形的、非财产性质的利益已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新型职务犯罪案件中，值得我们用法律来规范。当然如何用证据来认定这种非财产性质的利益也是我们实践中将要面临的难题。

2、“利益输送”输送渠道的界定

2007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很好的囊括了“利益输送”的相关渠道，包括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收受干股问题；以开办公司合作等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以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等十种受贿渠道。其中“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法律对范围进行合理的界定有利于我们准确地认定证据，有力的打击职务犯罪。但上述通过列举方式提出的输送渠道只能遏制当前的职务犯罪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输送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如地下钱庄、海外投资、博彩获利等等。在新的“利益输送”渠道出现前，如何发挥法律的前瞻性，将新的犯罪模式提前纳入法治规范，是我们当前新型反腐预防要思考的要点。

3、“利益输送”相对人身份思考

“利益输送”就是一个利益流转的过程，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输出方与输入方至少有一方要具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身份，我们按照提供相关人是否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不同，为大家简单概括一下职务犯罪案件中“利益输送”的不同类别：

（1）若“利益输送”输出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而输入方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主体，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输出方为了某些目的，而将利益转给输入方。这些利益包含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通过“利益输送”行为，输出方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实践中不论相对人代表的是个人还是单位，均可能构成贿赂行为；

（2）若输出方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输入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时我们就先要调查输出方与输入方是否存在共同利益，输出方是将单位的利益输出，还是将个人的利益输出，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若存在将国家单位的利益输出，最终受益人为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员、单位等，则可能构成为亲友谋利的行为，若输出的利益最终自己完全没有受益，则可能构成挪用公款的行为或者渎职行为；

（3）若输出方为与输入方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即输出方代表自己或者单位，为了某些目的，将利益转入另一国家工作人员身上，则其中仍有可能构成行贿行为；若是输出方与输入方为同一人，既输出方输出利益是代表的是单位，而输入方的最终收益人为自己个人，则其中就可能构成贪污行为或者挪用行为。（4）若输出方与输入方均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则不属于职务犯罪案件范畴，属于经济犯罪案件。

4、“利益输送”的应用途径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新型的职务犯罪可能逐渐与洗钱犯罪、经济犯罪等高智商犯罪有效结合。在职务犯罪中，深入的研究“利益输送”的有关问题，可以提前更新侦查思想，拓展侦查思路，为更好的打击职务犯罪提供对策。

其次，将“利益输送”概念引入刑法中，可以更好地解决有关法律缺失的问题，以利益为主线，查清利益最终受益人，将多重环节的复杂问题简化为原因、目的、收益途径的简单问题，就可以更准确的定性新型的职务犯罪，做到从根本上解决预防职务犯罪产生的目的

三、结语

“利益输送”过程复杂多变，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但我们只要抓住利益这条主线，顺藤摸瓜，确定利益输出方与利益输入方，便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脉络，从而更好的打击职务犯罪。

第三篇：职务犯罪案件旁听心得

参加职务犯罪案件的旁听

心 得 体 会

2015年4月15日，根据区纪委、检察院的安排，我经合社书记、董事长参加了对XX街道XX经合社原书记董事长挪用公款、受贿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旁听。该案件一方面向我们表明了党和政府打击和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量，另一方面也提醒了我们，当前反腐败的形势是十分严竣的。腐败和职务犯罪就在我们身边，反腐倡廉任重道远。

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严重的政治问题，就我国而言，虽然腐败的形式和手段多种多样，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一样的，即在政治上败坏党的形象，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在经济上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一下腐败的根源，结合我们日常的工作，提出我们反腐败工作应当采取的措施。

我们认为，造成腐败的根源主观上在于个别领导干部思想上的腐化堕落，私欲膨胀，客观上在于内部控制约束机制的不健全，存在管理体制上的漏洞。要预防腐败，除了必须大力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以外，还必须建立健全各类公务活动的内部控制约束机制，提升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水平，消除可能产生腐败的外部环境。

作为一名社区、经合社的干部，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利用一切可

能的机会和渠道，特别是充分发挥现有的党员远程教育系统的优势，经常对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的政治思想教育，大力宣传、弘扬廉政文化精髓，烘托廉政文化氛围，形成全社会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

其次是不断建立和健全经合社经济管理工作的约束机制。总结一下历年我街道涉及经合社的腐败案件，我们会发现出事的往往是“一把手”，为什么？因为“一把手”权力太大，相应地监督太少，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建立健全一整套经合社工作的内部管理约束机制，可以在制度上最大程度地降低腐败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单纯的预防职务犯罪的需要，更是爱护和保护经合社领导干部的需要。鉴于腐败问题十分明显的涉及经济问题，对于经合社的工作来说，特别是要加强基建工程和征地项目等最容易导致腐败问题工作的管理约束机制。以制度促进廉政，以制度保障廉政，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和政治觉悟。在制度的完善和执行上，社区纪检组织应当担负起相当的责任。

再次，要大力提倡民主，鼓励广大股民和党员积极参与到经合社工作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过程中来，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股份制章程的制订和执行，让股民依据章程享有该有的监督权、知情权和表决权，涉及重大的经济事项必须提交股民代表大会进行表决

我们知道预防职务犯罪，防治腐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重道

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腐败形式层出不穷，因此我们必须在上级党工委、纪工委的领导下，不断加强经合社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经合社各项管理工作的内控制度，消除腐败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的维护经合社的集体经济利益，同时维护党组织的形象，保持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

XX经济合作社 XXX年XX月X日

第四篇：职务犯罪案件调查.2

来自本溪地方税务系统职务犯罪案件调查

2007-10-26 8:38:00 本溪市人民检察院

几年来，我市地税系统无论是在税收的实际效果上，还是在税务工作人员的形象上，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也应看到，地税系统还存在极个别税务干部在利益的驱动、金钱的诱惑下，置法律于不顾，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的现象。由于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致使国家税收遭受损失，致使地税干部队伍的形象遭受损害。为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促进党风和廉政建设深入开展，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我院针对2003年以来发生在地税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分析，探寻发生在地税系统的职务犯罪发生的规律及系统内部可能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做好地税系统预防工作提供参考。

一、地税系统职务犯罪的表现形式

2003年至2006年，我市检察机关在地方税务系统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9件9人。其中，受贿罪4件4人，玩忽职守罪3件3人，贪污罪1件1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件1人。法院已经依法对其中8人作出有罪判决。从上述案件中可以看出，税务系统职务犯罪主要是利用税收执法权实施，具体表现为：

1、收受好处，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交易型职务犯罪。如桓仁满族自治县地方税务局二棚甸子地税所副所长刘言俊，利用主管二棚甸子地区企业地方税收的职务之便，于2006年1月为桓仁刘莉公司、桓仁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桓仁特钢锻造有限公司、桓仁金达矿业有限公司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这四家企业贿赂款，共计人民币25 000元；本溪市地税局发票管理处处长庄茂春，利用职务之便，于2002年6月收受为本单位承印税务发票的丹东高山印刷有限公司经理金XX好处费人民币5000元，据为己有；本溪市地税局稽查分局局长佟秀民任职期间，于2000年在查处原桓仁发电厂多种经营总公司涉税案件中，伙同他人，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常XX人民币122 000元，并用该款购买桑塔纳轿车一辆，与其同伙人共同使用；桓仁满族自治县地税局二户来税务所专管员胡珂，在负责木盂子镇税收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于2004年6月至2005年9月，先后收受双利煤矿、暖河子二矿和建筑承包商等好处费，共计人民币67 000元，据为己有。

2、不履行职责，造成税款大量流失，即渎职型职务犯罪。如本溪满族自治县地税局草河口中心税务所税收管理员祁恒章、李志安，在2004年至2005年负责本县连山关镇和草河口镇祁家堡地区税收征管期间，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自己职责，致使国家税款流失627 508.43元。

3、利用税收专管之便，骗取税款占为己有，即占有型职务犯罪。如桓仁满族自治县地税局二户来税务所税收专管员刘孝元，2004年6月11日，利用职务之便，将50 000元税款占为己有，其行为构成贪污罪。

二、地税系统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

分析我市检察机关查办的地税系统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主观因素，但主要原因是个别税务人员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能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税收执法权力。如个别税务人员信奉特权思想，淡薄法制观念，放松政治学习，忽视思想改造。个别税务干部放松了学习，尤其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思想发生了蜕变，经受不住腐朽思想的诱惑，陷入犯罪的泥潭。还有的税务人员工作不尽职责，滥用手中职权，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

三、预防职务犯罪的几点建议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地税部门的形象，干扰税收征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了预防职务犯罪，切实贯彻落实“加强征管、堵赛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款”的税收方针，建议地税系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1、加强教育，注重实效

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教育，形成教育制度化，提高税务人员素质；要强化法制教育、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树立正确执法观，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掌好权、用好权；要树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法制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要强化为纳税人服务意识，寓执法、管理于服务之中。

2、加强管理，堵赛漏洞

要依据规章制度，加强管理，明确责任，做好干部的选拔、任用等工作，使能者上，庸者下，营造人人努力做贡献的良好氛围；要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对违反税法规定、人为造成不当的税收执法行为，应当立即纠正，以增强税务人员的责任心；要坚决杜绝设立“小金库”等违法行为，克服税收征管中“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弊病，使全体干部能够自觉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人人能够依法行政。

3、加强监督，过程监控

要加强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两权监督制约工作，通过事前、事后和过程监控，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保证税务人员的廉洁公正。要以税收信息化为突破口，进行征管、机构、人事制度相结合的综合性改革模式，不断完善税收征管考核监督体系，对问题的发生进行相应的预警，有效地防止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

第五篇：浅析医疗领域职务犯罪案件

浅析医疗领域职务犯罪案件

时间：2012-06-07 作者：王集明

新闻来源：中国职务犯罪预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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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状况]:

2007年来,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院紧紧围绕治理商业贿赂职务犯罪专项工作部署,从群众反应强烈的医药购销领域入手,通过缜密侦查,依法查处了9起医疗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其中,市第一人民医院6件6人,市妇幼保健院1件1人,卫生防疫站2件2人。贪污数额最大的达到215118.51元,受贿数额最大的达到169000元。当前,在司法机关严厉打击下,医疗领域职务犯罪仍然呈现出屡禁不止之势。因此,有必要认真分析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情况,提出切实有效的预防策略。

[特点分析]:

从我院查处的这几起案件看,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从发案部门及涉案人员来看,主要集中在医院的药剂部门、财务部门和对药品采购有决定权的医疗系统领导高层。涉案9人有4人是药房负责人,3人是财务科会计,2人是卫生防疫站领导层。受贿者职位高。受贿人员均系我市医疗卫生系统知名的高层领导、科室主要负责人,对于药品、设备能否中标入围有决定权,是目前销售商的主攻对象。

二、贪污、受贿多发生在药品及医疗设备的采购环节。我院查处的这9起案件有8起发生在药品及医疗设备采购环节。随着药品市场完全开放,药品行业的利润空间比较大,制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销售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一些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在药品及医疗器械销售中大做“文章”,纷纷采用回扣和好处费等不正当方式推销药品或医疗器械,使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环节成了发案的重灾区。

三、罪名集中,窝串案突出。所涉罪名主要为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其中贪污罪占58.33%,受贿罪占33.34%,挪用公款罪占8.3%,有3人同时犯有贪污罪和受贿罪。一人行贿多人的现象比较普遍,从一个行贿人入手,往往能发现多起涉嫌受贿案件,如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石某、副站长谭某就多次接受同一个医药代表的行贿。同一单位内部多人共同犯罪现象明显,如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徐某与其他药房负责人曹某、盛某等相互串通作案,并由此案牵出另外2起贪污、受贿案件。

四、案件呈现“一高一大”的特点。即涉案人员学历普遍较高,有7人为大专以上学历;涉案时间跨度大,行为人大多从2003年就开始犯罪了,时间跨度基本在3至4年,其每次的贪污或受贿金额不大,但是次数频繁,均都在3次以上,最多的达到22次,故累计总涉案金额却比较大,有的甚至惊人,例如查办的徐某总贪污数额为215118.51万元。

五、受贿方式多样化,药品回扣成为“潜规则”。药品供应商在公开支付医院“明扣”(一般是药品购买额的5%—30%)的过程后,私下还给医院里能对药品采购起决定作用的有关人员一定的“暗扣”,如“处方费”、“旅游费”、“开单提成费”等等,名目繁多,且大都是“一对一”的运作行为,隐蔽性强,不易被发现。

六、危害后果严重,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经营企业或医药代表以回扣等手段,向医疗机构推销质次价高甚至是假冒伪劣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二是一些医务人员为获得回扣、提成,滥用某些“高回报”药品和高值耗器材,导致医药服务价格不断攀升,既损害患者的健康,又加重了患者的医疗成本和经济负担。

[原因分析]:

一、潜规则盛行,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淡漠,是诱发医疗机构职务犯罪的直接原因。我院在查办这些案件过程中发现,权钱交易等潜规则的流行,是导致卫生系统大面积发案的重要原因。很多涉案人员把医疗回扣视为劳务所得,认识不到其受贿犯罪的性质,或者认为医疗回扣是行业规则,争相效仿。他们对罪与非罪的界线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在药品、医疗器械、耗材等采购活动中收受一点“回扣”、“好处费”捞点外快是潜规则,而非犯罪,最多是违规行为,促成和导致了医疗领域受贿之风的盛行。

二、内部管理不规范,为医疗机构职务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是药品采购制度不规范。虽然现在很多地方都推行医疗卫生招投标制度,但往往中标企业都有2、3家,到底用哪家的药品,还是医院说了算。在涉案医院,最终有决定权的都是医院领导高层或药房直接负责人;二是财务制度不规范。收支一条线现象普遍,客观上为财务人员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监督制约不到位,为医疗机构职务犯罪提供了生存土壤。一方面,一些医疗机构偏重内部的业务建设,忽略了对有关人员的管理和监督。有的单位监督机制不健全,有的虽然建立了监督机构,却没能认真履行职责,形同虚设,导致一些有职、有权的人员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对药品行使监管职权的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医院的监管往往没有深入,而且部门之间也难以形成监管合力,使医疗机构的一些不良行为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约束和矫正。

四、医疗机构“医、药不分家”、“以药养医”的传统模式,是导致医疗行业犯罪的根本原因。据调查,医疗机构维持正常运营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方面:医疗服务收费、药品按比例加价收费和政府补贴。当前各级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经费补贴大概仅占医疗机构每年支出的7%左右,另外大约93%的支出要靠医院自主创收,即来源于医疗服务和药品的加成收入。“以药养医”、人为地拔高“以硬件设施养医”,就成了目前医院普遍的经营模式。而在现有的医药不分家、处方外放难的情况下,医院药房绝对地占有了药品消费市场的垄断地位。此种模式成为医药器械回扣的诱因之一,为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药品及医疗器械回扣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药品定价机制不完善,药价虚高,为医药领域的行贿受贿提供了资金来源。目前政府物价部门只对进入医保目录15%—20%的药品实行定价调控,其余药品价格由生产厂家自主定价。且在现实中,政府物价部门对药品利润空间的了解不充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药品价格监督的不到位。另外,一些制药企业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对外地同类药品生产企业进行价格排斥,不按国家有关定价标准和规定如实进行药品定价,导致药品定价虚高。因此,药品生产厂家就给予了药品经销商丰厚的利润空间,药品经销商再用各种手段打通各个销售环节,也正是这一利润空间为医疗系统行贿受贿提供了资金来源。

六、对收取回扣行为的处罚较轻,客观上放任了医疗机构贿赂型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在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治理活动开展以来,一般对普通医生的收回扣行为,大多数只通过行政手段给予处罚,警告、罚款等居多,最重的处罚也只是吊销医生执业证书。加之手段隐蔽,查处打击难度大,即使查处,一般量刑偏轻,起不到震慑作用。这种风险小,成本低,回报高,客观上放任了医疗机构贿赂型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

[预防对策]:

针对医疗领域职务犯罪的成因,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一、加强法律教育和医生职业道德的建设。从查办的医疗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分析表明,相当一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忽视对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和贯彻,缺乏对医疗系统干部职工进行必要的法制宣传教育,干部职工的法纪观念比较淡薄,对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常识不了解。针对这一深刻教训,要切实加强法制教育工作,通过以案释法、专题讲座等形式,结合本单位、本行业的典型案例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警示教育,切实增强医疗系统工作人员的法制理念,增强抵御不正之风的能力和定力。此外,还可以在医疗卫生系统积极倡导优良医德医风的职业道德,深入挖掘具有教育意义的医务人员模范事迹,通过典型辐射,教育广大医务人员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增强其自我约束意识,自觉维护白衣天使的社会形象,从而构建好预防职务犯罪的道德防线。

二、建立健全监管、监督制约机制,从制度上防范未然。医疗机构职务犯罪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督制约不力。因此,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监督制约的职能作用,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首先,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医药市场的监管,理顺监督管理体制,使各部门的监管形成合力,对医院进行跟踪管理,及时掌握域内卫生系统药品采购动态,进行行情分析。其次,医疗机构要针对自身在药品、医疗设备、医用耗材等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和一些关键人员,制定切实可行又便于操作的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的防范制度。在财务方面要建立权责分明、制约有效、规章健全、运作有序的财务内控制度,完善收支审计和稽查制度。再者,要保证采购得到有效的监督,药事管理委员会、采购领导小组等不能象征性地开展工作,不仅要对所采购的药品、器械的质量及价格行使监督管理权,而且对具体经办人员的采购行为也要进行监督。要发挥有专业特长的医务人员、纪检监察部门、财务人员的监督作用,深入开展“医务公开”活动,有条件的话将采购的标的物的相关内容公布上网,征求意见,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三、改革药品生产、销售体制,规范医院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途径和方式。药品、医疗器械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特殊商品。如果在流通环节没有健全和完善的市场体系作保障,将严重导致市场无序竞争,交易活动“暗箱操作”,行贿受贿违法犯罪行为滋生,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因此,必须健全和完善药品及医疗器械市场营销体制,确保药品及医疗设备实行“阳光采购”,这是预防和遏制医疗领域职务犯罪的重要举措。归纳为:一是要建立药品及医疗器械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切实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二是要全面推行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医用试剂等均以“招标采购制”进行购销,逐步实行挂网竞限价购销,把采购活动推向社会,使其公开化、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这不仅有利于防止不法行为的出现,而且能切实降低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医用试剂等在流通环节的成本,保护消费者利益。三是要积极探索药品及医疗器械等实行专营的市场流通新路子,切实减少药品及医疗器械等流通环节的中间“水分”。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出台了这方面的规定措施,如通州市出台了医疗机构医药招标采购廉政准入规定(试行),广东省对医疗机构药品的集中招标实行采购价格改革等等。

四、改革现行医疗卫生、医疗体制,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的滋生土壤。国家发改委下发《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积极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并提出要“加大政府卫生投入,解决医疗机构的收入补偿问题”,借此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全国政协委员蔡玲在两会的提案中也指出,要完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费用补偿机制,弱化药品收入的补偿作用,增加财政投入。在医疗服务价格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成本以前,要努力保证财政对医疗机构的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幅度。随着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财政补助则要逐步向专项经费倾斜,以支持医疗机构的发展与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与质量。另外,如果能适当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从结构上调整医疗机构经费来源的比例也是防治医疗贿赂的有效手段。即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逐步提高诊疗、护理、手术等技术性劳务价格,提高医疗收入在医疗机构总收入中的比重,以体现医生“医”的技术含量;逐步降低药品、医疗器材价格和大型医疗设备检查、治疗服务价格,降低其在医疗机构总收入中的比重,保证医药费用负担与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基本相适应。

(作者单位: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