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德经验对中国“农发行”的启示（合集五篇）

第一篇：日美德经验对中国“农发行”的启示

日美德经验对中国“农发行”的启示

【摘要】农业是百姓生计之根本。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成立了专门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本文将通过对几个不同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亮点和优势部分加以总结分析从而提出对我国的几点建议，其中建议包括对我国国家政策的建议和对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农业政策性银行 国家政策 “三农”

众所周知，我国自然资源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发展条件。国家为促进农业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在这种情况下，“农发行”应运而生。“农发行”成立于1994年4月19日，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国有政策性银行，也是我国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主要承担农业政策性扶植业务。而农业作为一个风险大、效益低、收益不稳定的弱质产业，在此情况下对金融的依赖也就日益增强，以此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自其成立以来，“农发行”在保护广大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不同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优势和特点

（一）日本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以下简称“农林公库”）

国际经验表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世界各地的农业政策性金融起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要作用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世界银行在1995年的年报中有专门针对全世界的农业政策性金融进行的评估，该项评估认为，全世界范围内80%的农业政策性金融都是失败的，但是日本则是比较成功的。由此，日本的实践经验对于我国的“农发行”的发展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1.“农林公库”经营业务。“农林公库”是日本负责农林渔业到食品产业的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在1953年4月1日，由日本政府全额出资设立。其设立目的是与国家的政策紧紧相扣，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范围主要支持农业、渔业、林业以及食品加工。

2.经营亮点。依据政府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要求，设立不同阶段的“农林公库”的业务经营重点。“农林公库”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60年代之前，国内粮食短缺较严重，其经营目标是支持粮食增产，贷款资金流主要流向农地改造、开拓耕地、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等方面；第二阶段是60～70年代，日本工商业的迅速崛起导致农业与工商业的差距不断拉开。这一时期“农林公库”的政策目标则转换为既要保持粮食产量的增加同时也要满足果蔬畜牧业等方面的经营建设。第三阶段是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日益壮大，农产品市场也逐步实现自由化。因此，增强农业竞争力成了这一阶段“农林公库”的主要目标。这种发展战略，很好地满足的国家的需求保障民生同时也满足了农户在不同时期的需求。

（二）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政府农业信贷机构和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

美国也经历过几次规模较大、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严重的农业危机，美国政府为摆脱农业危机于20世纪初对农业进行统一调控，从而达到了维护经济稳定增长，缓解农业压力的目的。

1.“农政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美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两部分组成――政府农业信贷机构和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农业信贷机构的主要职能作用是改进农业生产状况、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更多的侧重在遭受自然灾害或应对经济萧条期等不可抗力因素方面，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的预算拨款、提供运转资本金。政府农业信贷机构包括了三家机构分别是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农民家计局和商品信贷公司。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则是侧重于银行性质的运作方式，受农业信贷管理局领导与监管。互助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机构也是由三部分组成，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期信贷银行以及一家合作社银行。并且在美国的12个联邦农业信贷区中，各自设有三家银行。

2.经营亮点。美国国土面积位于我国之后排在世界第四的位置，地形亦是丰富多样。这样的自然条件为农业提供支持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不同地区的土壤与气候环境的差异也是必须面临的问题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政府将全国划分为12个农业信贷区域，每一区都设立一个农业信贷委员会，负责各区的农业事宜。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案针对性更强，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进而保障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美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系统虽然庞大但是分工明确，职责划分细致，能够很好的提高金融信贷的效率。比如：联邦中期信贷银行就是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动产抵押的中短期农业贷款，并从事大型农业机械融资租赁业务；联邦土地银行则主要是本地区的农业借款人将不动产抵押给银行，银行帮助借款人融资。

（三）德国农业政策性银行――德国农业地产抵押银行（以下简称“农产抵押行”）

德国是世界最早建立农业金融制度的国家，而德国“农产抵押行”是德国的受联邦政府领导控制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德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相对较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仍然成立农业政策性银行，可见农业政策性银行不仅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的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发达的国家仍然是必要的。

1.经营业务。“农产抵押行”于1949年成立，并于2003年8月修订了《德意志农业地产抵押银行法》。其经营范围也是由联邦政府确定并监管，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为“农产抵押行”提供信用税收，免除经营过程中需要缴纳的所得税与工商税。“农产抵押行”的经营业务主要即是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其资金来源是农业土地的税收资金。

2.经营亮点。即使是再小的企业也存在着对公司总体结构的治理问题，同样地，政策性银行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德国在对银行治理方面的科学有效的方法也为“农产抵押行”增色许多。科学完善的治理结构，高效的内部控制才能够让银行实现工作目标和自身发展的高度统一。也实现了政府、银行、客户三者之间各取所需，互惠互利。

二、以上分析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一）对国家政策的建议

1.重视政策性金融银行。要想做到政府扶持农业，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不可或缺的。充分认识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的必要性也是刻不容缓的。纵观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适合自身国情的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我国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机构，但是对于它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正确的看待它在农业发展中的位置，才能积极的促进农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能起到增强办好农业发展银行的信心，充分调动其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积极性。

2.构建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我国虽然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但是仍缺少系统全面的法律保障。当然，在确立法律时，既要参考国外的先进的思想也要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以立法的形式，不仅有利于高效利用各种资源、降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给农民以信心，确保农业顺利高效、可持续的发展。

3.加大政府补贴力度，加强对农业的保护支持。我国应借鉴美国对农业的补贴机制，从补贴方式、补贴对象、补贴金额等多角度不同方面考虑从而逐步拓宽对于农业的补贴范围，加大对于农业的补贴力度。除此之外，还应每年拨出一定预算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支持，为今后农业的生产机械化与智能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对中国“农发行”的建议

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投入，同时也离不开农业政策性银行这个平台所给予的支持。结合日美德经验由此给“农发行”带来的一定的启示，借鉴其亮点，加之国外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以及政府统一调控、金融机构给予的大力支持，为中国农发行提出以下建议：

1.增加资金来源，拓宽贷款的空间。从“农发行”的业务角度来看，借助政府政策支持，应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

（1）增加资金来源。一般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借入政府资金，发行债券，借入其他金融机构资金、吸收存款和国外借款等。显然这些对于一个需要自负盈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来说是不够的，在此情形下应适当放宽存款业务政策，积极融入更多资金流以用于农业方向的投资。例如，要求国有的五家商业银行每年按照各行绩效以一定比例资金转存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用于农业和农村中长期政策性资金投入。类似的，也可以要求与农业保险相关的保险公司将吸纳存款的一部分比例转存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用于农业的长期投资。甚至于也可以考虑吸纳企业及个人储蓄。

（2）拓宽贷款的空间。“农发行”目前的贷款范围是：办理由国务院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安排资金并由财政予以贴息的粮食、棉花、油料、猪肉、食糖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国家专项储备贷款；办理粮、棉、油、肉等农副产品的收购贷款及粮油调销、批发贷款；办理承担国家粮、油等产品政策性加工任务企业贷款和棉麻系统棉花初加工企业的贷款；办理国务院确定的扶贫贴息贷款、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贷款、贫困县县办工业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以及其他财政贴息的农业方面的贷款；办理国家确定的小型农、林、牧、水利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办理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农资金的代理拨付，为各级政府设立的粮食风险基金开立专户并代理拨付；发行金融债券；办理业务范围内开户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办理开户企事业单位的结算；境外筹资等。

在国家已经有的贷款业务范围基础上，可以在增加一些扶持项目与空间。例如：给符合国家政策的农村小企业、农业风险较大且效益较低的弱质产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新型高新产业拓宽贷款空间。只要符合国家大的发展方向，经过银行系统的严格审核通过，就可以通过银行这个平台起到贷款扶持作用。这样不仅可以促进高新技术农业方向的发展，也可以以此达到扩大“农发行”业务面的效果。

（3）推动“三农”发展。参考德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以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为平台推动“三农”发展。从我国政府角度应大幅度提高对“三农”的投入与补贴优惠政策，并通过这个金融平台为“三农”的发展之路提供动力，也能解决一部分政策性银行融资的需求问题。

2.政策定位，加强内控。从的内部管理角度来看，“农发行”应结合自身的管理目标与要求，从以下方面加强管理：

（1）工作方向定位。由于目前“农发行”的定位不明确，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各项依赖感较强，导致了其工作绩效、员工队伍总体工作态度都不是最佳状态。基于这种情况之下，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不妨逐步建立成为法人型治理的现代化制度企业。

（2）做具有自身特点的银行。既然是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就不该以商业性质银行的一些条件为参考。其主流思想必须紧扣国家的利农政策，与政府扶持农业方向一致，把农业的利益放在首位。不应该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确保自身银行业务顺利的完成和进行外，不妨设置农业基金，惠及农业。不仅可起到扶持农业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提高对于高新技术的创新热情。

（3）工资薪金方面。目前员工总体水平偏低，这也是员工工作不积极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我国的农业银行改革成股份制银行之后，“农发行”的工资薪金对比反差更加明显。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针对“农发行”的特点深化内部改革，建立起一套符合现代化银行管理要求的制度体系。比如，可以通过不同的鼓励制度来激发员工对于工作的热忱；通过有差别的等级制收入分配制度来充分调动员工的内在激情与动力。

（4）加强内部控制。由于“农发行”是由地方政府承担部分风险的特殊性质，所以要加强内部控制，提高贷款“门槛”。在工作人员评估企业信用等级时，一定要做到公平、公允，防止关系户利用国家的惠农政策走捷径。而真正符合政策的农民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能享受国家的政策得到真正的实惠。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为使我国“农发行”健康较快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出台更多的相关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同时也需要“农发行”自身的正确定位不断完善。我国在保持原有的优势部分的同时可以参照国外一些优秀的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从而更好地为农业服务、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严太华，沈韦林.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国际借鉴[J].财经视线，2007.[2]王保虎.从德国两家政策性银行学到的理念[J].农业发展与金融，2007.[3]刘丹冰，陈理娟.新农村建设中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完善[J].今日中国论坛，2007.[4]陈修山，祝福生.日本农业政策性贷款的启示[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3.[5]曹若霈.美国科技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经验借鉴[J].世界农业，2014.作者简介：刘美含（1993-），女，汉族，辽宁营口人，辽宁师范大学会计学系2011级在校本科生，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理论与实践；刘青（1960-），女，汉族，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会计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第二篇：国外养老经验对中国养老的启示

国外养老对中国养老的启示

1欧美国家

法盛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各国财务状况、物质福利、健康和生活质量等指标评出全球退休指数。评出世界上最适合养老的十大国家，位居榜单前十位的国家，其中7个欧洲国家，1个北美洲国家，2个大洋洲国家。

（1）瑞士是全球公认的、名副其实的“最适合养老的国家”。居住环境一流：面积不大，但星罗棋布地盘踞着山川、河流、湖泊、森林……它包含了太多我们所能想象的美。还有各种高尔夫、登山、滑雪运动，让老人退休生活更精彩。这里的人平和、朴实、包容，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相处融洽。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全民医疗保健体系和强制性养老金制度等让瑞士成了“最适合养老”的国家。

一是时间银行。

“时间银行”由瑞士开发的一个养老项目，即人们在退休以后，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去照顾需要帮助的老人。其服务时间将会存入社保系统的个人账户内，“时间银行”会将服务时间统计出来，并颁发一张“时间银行卡”，在未来自己需要他人照顾时，可取出使用。另外，对于那些已经把时间存起来，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不使用“时间”的老人，“时间银行”便把义务服务的时间折合成一定的金钱或物质奖励，返还给老人。

二是，先进贴心的养老院。

瑞士大概有1700家养老院，其中60%为公立，40%为私立。瑞士养老院的规模都不大，每家通常设有几十至三百张床位不等。虽然容纳人数不多，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瑞士养老院基本可以做到1个专业护工照顾1个老人。

（2）挪威建立的石油基金（2006年更名为养老基金），目前资产达到10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养老基金。除以挪威520万人，相当于每人拥有19万美元的养老财富

在挪威并没有“养儿防老”的说法，他们更乐于去到养老院养老。挪威养老机构的环境静逸、空气清新，关注老人的身体心灵。很多养老院都会为长者开设演讲比赛、歌舞表演、电脑课程、外语培训等活动，甚至连心理医师、音乐理疗师、牧师等工种都配备了！

2亚洲

在亚洲也有养老很好的国家，比如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

（1）韩国的社会保障做的很好，社会保险（四大保险）、公共扶持（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服务。

韩国现代养老金体系的发展起源于1960年设立的公务员养老金计划。1963年，韩国从公务员养老金计划中分离出军人养老金计划；1975年，韩国设立了私立学校教师养老金计划；1988年，韩国建立覆盖全民的国民养老金计划。公务员、军人及私立学校教工等特殊职业养老金与国民养老金计划形成了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社会保障制度。1994年和2005年，韩国分别引入了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和第二支柱退休养老金计划作为国民养老金计划的补充。2008年，韩国引入基础老年养老金计划，资金由财政拨付，用于保障低收入老年家庭，构成了零支柱。至此，韩国形成了以第一支柱为主体、第二和第三支柱特色发展、零支柱保障低收入老年家庭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

（2）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老年化特别严重，社会中的各个行业都有大量的高龄工作者。

日本的养老保险有三个层次，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厚生年金基金和企业年金，这些福利几乎包括了社会中所有年龄及阶层的人，所以说日本的养老机制福利，社会福利都是很好的。

日本的养老体系经历了多次改革并具备了有以下特点，多结构形式的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的金融上的运用。

3我国

我国的养老机制也经历了多次改革，在制度不断完善改进的过程中，我国老年人的福利也在不断改进，比如我们身边的例子，在我们家乡老年人出行就享受了很多福利，公共交通上老年人有很多优惠，有老年免费卡和老年优惠卡，对老年人出行有很大的便利。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特别惊讶于瑞士的时间银行制度。因为我国较大的人口基数，在这种双刃剑的条件下，我感觉这个制度能很好的弥补劣势并把它转为优势。因为养老对于我国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护理人员，比如很多敬老院都存在人手不够的情况，这就导致了部分老人得不到足够的照顾，以及必要的聊天谈心的精神照料。在家的老人虽然能得到儿女的照顾，但是儿女都是有工作的，对于一个孩子的老人，必要的照顾更是不够的，也会给孩子加大负担。而如果实行这种制度，创建这么一个组织，参与这个组织的很多刚退休身体健康的老人都可以安排照料年纪更大的老人，这些老人在一起也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爱好，能更好的省去一大部分护理人员，甚至可以几个老人配备一个有医学知识的护理人员也是可以的。

另外，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国家富强，虽然还没达到发达国家但已经全面脱贫。在这种情况下，老人的福利也在不断上升。国家可以再接再厉，吸取日本挪威等国家高福利的经验，继续增加老年人的福利。

第三篇：菲律宾劳务输出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菲律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劳务输出国，自90 年代末期起，菲律宾每年向海外输出的劳务人员达80 多万，且输出量逐年增加。海外劳务人员汇回菲律宾的收入占菲律宾GDP 高达10%。我国是拥有13 亿人口的大国，但是劳务输出比例却不足国际市场份额的1.5%。从菲律宾的劳务输出中探寻经验和启示是十分有必要的。

关键词：菲律宾；中国；对外劳务输出；解决方案；利国利民

中图分类号：F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43（2009）8-0088-2.5

一、菲律宾和中国劳务输出的现状

菲律宾海外事务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截止2008 年底目前菲律宾共有海外侨民900 万人。菲籍劳工遍布世界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集中的地方有沙特阿拉伯、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日本和意大利。每年圣诞节和新年前，源源不断的美元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流向这个太平洋岛国。菲律宾海外劳务包括海外合同工人、持工作签证工人和持其他非移民签证但已就业的人员。海外合同工人是菲律宾海外劳务的主体，按工作地点划分，可以分为陆上劳务和海上劳务两类。陆上劳务人员约占菲律宾劳务输出总量的93.7％，占每年劳务输出量的四分之三。2008 年，在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依然有137.6 万菲律宾人到海外工作，比2007 年上升了近30%。新出国就业劳务人员中女性比例上升较快，平均占新出国就业劳务人员总数的71％。在服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平均分别占到91％和85％；在中高层管理人员、制造业和农业生产行业中男性居多，而办公室职员和销售人员则男女各半。从菲律宾海外劳务人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服务人员，占劳务输出总量的37.8%，其中家政服 务（俗称“菲佣”）是最重要的行业；专家和各类技术人员；制造业工人和职员；贸易、销售人员；经理和高级管理人员；农业工人；在外籍船只上从事客货运输和渔业捕捞的菲律宾海员，以及在外国轮船公司工作的职员，这部分海上劳务人员占菲律宾海外输出总量的20%左右。

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中国劳务输出的现状。目前中国大陆人口总数超过13 亿，其中15～64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1％，全社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峰，中国境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而目前全世界约有1.4 亿人境外就业，但是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境外就业人口总量却不足国际市场份额的1.5%。同时，中国的劳务输出发展极不平衡，劳务人员的数量虽然在不断增加，但是质量却始终不能得到保障。而我们知道，菲律宾的劳务人员之所以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工较高的素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中国劳务输出的质量差，普遍综合素质较低，制约了中国劳务输出的发展。当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没有安全保障等等诸多因素，这一问题将在下面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

二、菲律宾对本国劳务输出的组织和管理

菲律宾能在劳务输出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是与很多因素息息相关的。

（一）菲律宾劳务输出完善的立法制度

1995 年《海外劳工与海外菲人法》（No.8042 共和国法）是菲律宾关于海外劳工派遣与管理的主要法规，包括以下内容：1.利用网站、出版物等大众传媒，提供充足的海外就业信息。菲律宾所有

驻外使、领馆都要通过海外就业管理局定期发布有关所在国的劳动就业条件、移民情况和特定国家遵守人权和劳工权利国际标准等的情况，每月至少在报纸上公布1 次。以外交部牵头建立的政府信息共享系

统，将有关菲劳在海外的数据资料通过计算机联网在相关机构间自由交换实现共享，以便于海外菲劳的管理。2.加强海外菲劳的就地管理，菲律宾在有2 万以上菲劳国家的使领馆设立劳务管理机构，由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人员组成，至少包括劳工专员、外交官员、福利官员、协调官员各一人，在被菲列为高问题国家派驻律师和社会工作者。海外劳务管理机构保持24 小时办公，并与外交部设立的24 小时信息援助中心相联，以保证总部与各中心联络畅通。3.促进回国工人再就业。1999 年6 月菲劳工部为回国 劳工成立了再就业中心，促进回国劳工再就业。再就业中心通过与私营企业协调，为回国菲劳工开发谋生项目；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建立计算机信息系统，将有特长的回国劳工的信息提供给国内所有公营或私营招工机构和雇主；为回国劳工提供定期学习和求职的机会。

（二）菲律宾对海外劳工的保障制度

菲律宾政府十分注意对海外劳工的保护，其保护是全方位的：外交部的国内机构或国外使领馆有保护移民工人和海外菲律宾人的义务，外交部下设移民工人事务法律助理，由总统任命，负责提供所有的法律授助服务；劳动和就业部注意海外工人在东道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下是否得到公正待遇，帮助劳工得到法律援助和推荐适当的医疗中心或医院；由于海外劳工的事务涉及到同有关国家的关系，菲外交部专门设有海外劳工事务局。在海外劳工比较集中的国家，菲律宾使馆设有劳工事务参赞和秘书，帮助劳工寻找工作、解决困难和纠纷。海外工人福利署(OWWA)给予菲律宾移民工人及其家属力所能及的帮助，负责与代理人或雇主联系。

（三）菲律宾对劳务人员高效的培训体系

菲律宾政府非常重视劳务输出人员的培训，在劳动和就业部下设海外劳工就业署、海外劳工福利和技术培训中心，各省、市、县也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培训中心和管理人员。每个出国人员都要参加由招募机构或劳务人员所在实体单位举办的免费出国前定向学习班，学习方案均由海外就业署审查和批准。根据劳工所去的国家和所要做的工作，安排他们参加不同类型的培训，包括有关国家的风俗习惯和基本的工作要求等，争取派出的劳工都能找到和适应工作。正是这种高效的培训体系，使得菲总统阿罗约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夸口说，人力资源培养是菲律宾“保守得最完好的商业秘密”。

（四）菲律宾对劳务输出的财政支持政策

菲律宾政府还在财政上支持本国劳务输出，如设立了紧急遣返基金、海外移民工人贷款担保基金法律授助基金、国会移民工人奖学金共计4 个海外工人基金，最初总规模为5 亿比索。此外，从1998 年开始菲律宾政府规定海外劳工免交个人所得税，并设立专门机构为回国的劳工在国内就业方面提供方便，并在不同程度上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简化劳务人员出国手续，加强对劳务的社会服务保障工作等。

（五）菲律宾给予劳工崇高的政治荣誉

1995 年拉莫斯执政时，确定了“菲律宾海外劳工”(缩写为OFW)这一称谓。这一名称的确立体现了菲劳的菲律宾公民身份，这是政府保护他们合法权利的一种努力。当然，与之相应的还有各种立法工作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工作。菲政府将每年的6 月7 日定为外籍劳工日，以资纪念和表彰，政府给予菲劳崇高的荣誉，将他们称为“现代英雄”。

三、增大劳务输出对中国来说利国利民

对于中国来说，重视和增大劳务输出，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因为劳务输出将对我国的诸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增大劳务输出，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我国增大劳务输出，那么海外劳工的工资外汇收入将会成为我国外汇的重要来源之一，对我国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本国货币汇率和推动国内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经济学原理认为，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具有增加输出国收入的宏观经济效应。中国是劳务输出小国，又是拥有世界1／5 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决定着中国劳动力的边际报酬率过低，这也在中国人力成本的低廉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向高边际报酬率国家进行劳务输出，即提高了我国劳动边际报酬，增加了我国的福利和国民生产总值，也能促进输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外派劳务只占世界劳务输出的1.5％，但劳务输出投入少、见效快的特征依然清晰可见。

（二）增大劳务输出，可以缓解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丰富的劳动力不仅没有成为强有力的比较优势来创造财富，相反，大量剩余劳动力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增加中国的劳务输出。劳动力“推拉理论”创始人拉文斯坦认为，人口流动是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拉力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优惠的劳动力政策等。劳动力流动是个人经过估算经济机会而实施的行为。所以作为劳动力富裕的中国，输出劳动力，可以减少现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保证社会稳定、有秩序的和谐发展。

（三）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素质，规范输出渠道，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

目前中国在外的劳动力，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偷渡等非法方式进行的对外输出，普遍存在英语水平差，文化水平不高的现状。这些输出的群体虽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由于文化水平受限，大多从事高危甚至非法的作业，自身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多数人的行为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有必要提高输出劳务的素质，同时构造方便快捷规范的输出渠道。劳工较好的英语水平，较高的文化素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等无疑在向世界做起了中国文化的免费广告，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勤劳、聪颖、善良的一面。而这些劳工，就像中国的形象代言人，会在无形中帮助中国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潜在的利益将是巨大的。

（四）增大劳务输出，可以推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但是由于语言，历史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导致很多国家对中国有着莫名的偏见和恐惧。而通过劳务输出，一方面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另一方面更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可以说，以经济形式传播文化理念，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精神，提高中国的软实力。

四、从菲律宾劳务输出经验中，体会中国该如何解决劳务输出的问题

笔者通过查阅多方资料和文献，发现中国缺少一个全面有效的劳务输出管理体系，笔者认为，要想解决中国劳务输出的根本问题，有必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劳务输出服务机构，专门负责对外劳务输出的组织管理，并从各个方面解决和促进中国的劳务输出发展。笔者考虑，劳务输出管理机构需要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完善的劳务输出相关法律

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劳务合作还没有统一的立法。立法的严重滞后导致政府主管部门管理和调整对外劳务合作关系法律依据不足，处理外派劳务法律纠纷时适用法律困难。我国现有对外劳务输出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与国际社会接轨，立法工作亟需加强。我国需要对海外就业的目的、宗旨、战略方针，招募机构的管理，出国程序的办理，海外工人的保护与遣返以及回国人员的再就业政策与措施等尽快作

出相关规定，并给予实施。完整、合理的法规将能有效地推动劳务输出的健康发展。

（二）建立全面的对外劳工保障体系

前文已经分析了菲律宾在对外劳工方面所采取的保障措施，笔者认为，中国也必须建立这样类似的体系。我国有必要在中国劳动力输出的主要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来保障中国劳工在外的合法权益，并且要积极地与当地劳动力管理部门取得联系，争取到给中国劳动力最切实有效的医疗、法律等相关服务。只有劳工的安全和各方面权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才能让他们在国外更加安心、安全的工作，同时，这也将反过来促进我国的劳务输出比例。

（三）建立高效、优质、低廉的劳务输出培训体系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展开。首先，要充分挖掘国内有关高校的潜力，在专业设置上注重考虑国际劳务市场需求等因素。与此同时，要把外派劳务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遵循新国际贸易理论关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规模经济、技术优势和创新发展是国际分工真正动力的思想，切实抓好技术成熟，生产能力强，且有竞争力的大项目的向外转移，以此扩大高技术劳务输出队伍，带动高技术劳务对外输出。其次，可以参考菲律宾关于劳工的培训体系，给输出劳工提供免费或者低廉的培训服务，从各个方面提高我国劳务输出的质量。这将解决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根本问题。

（四）积极参与国际相关问题的会议，争取更多的劳务输出便利

我国要积极参加国际相关会议，积极与主要劳务输入国政府签署协议，以推动外派劳务的发展。考虑到建立在双边基础上的劳务合作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容易受到政治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如果有条件，最好与关系密切的国家达成多边自由经贸协定。这样，就可以因制度的约束而减少对劳务合作的限制。不仅如此，还要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谈判，争取得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劳务输出较为优厚的待遇。

（五）建立完善的劳工素质考察体系，争取得到国际认可

这只是笔者的设想，就如同托福、雅思考试一样，中国可以建立这样一套考察体系，只有成绩达标者方可申请出国劳务。如果这项考试足够全面，可以争取到国际的认可，那么将对我国高质量的劳务输出提供极大的国际便利。这份“成绩单”就好比一张国际贵宾卡，让中国的劳务输出在保证数量的同时也保证了质量。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劳务输出上中国任重而道远。但是，笔者相信，以中国人民的勤奋和智慧，定将在对外劳务输出方面闯出一片新天地。尤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越来越紧随世界经济发展的脚步，中国劳务输出与国际的接轨将在不远的明天！

参考文献：

[1]王玉娟.菲律宾劳务输出对中国的启示.对外经贸实务,2006.8

[2]刘昌明.菲律宾海外劳务经营模式研究.亚太经济，2008.4

[3]杨云母.中国对外劳务输出分析.人口学刊，2006.6

[4]王艳红.劳务输出，利国利民.经济与管理，2005.2

第四篇：新加坡的水务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水务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来源:新加坡三达膜集团有限公司-蓝伟光[2008-2-28]

前言

2007年4月，新加坡吴作栋资政与中国温家宝总理会晤时，正式提出中新合建“环保城”的构想。双方原则同意在中国选择一个水资源短缺的中小城市，或一个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借鉴新加坡的水务经验打造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中新“环保城”。值得指出的是，新加坡水务经验的核心是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膜技术是国际公认的二十一世纪绿色节能的高新技术，当今世界，全球变暖、能源短缺、水源紧张、环境污染，其控制与解决的方案无不与膜技术密切相关。新加坡通过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但成功解决了自身的水源短缺问题，而且化危机为商机，从一个受马来西亚水供制约的岛国转化为国际瞩目的环球水务枢纽，向世界各地提供以膜技术为核心的海水淡化与废水资源化解决方案，将其最大的劣势变成最大的优势。

可以大胆预测的是，随着开发的深入与应用的拓宽，膜技术在水质净化、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将会与计算机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相媲美。本文在总结新加坡的水务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膜技术为核心构建中新“环保城”的循环经济产业结构模型，供中国政府讨论决策时参考。

新加坡的水务经验

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仅有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岛国，几乎所有的资源与产品都依赖进口。新加坡的水源原本根据建国前六十年代初期与马来西亚所签订的两份供水协议，由马来西亚柔佛州经新马长堤引入新加坡。

新马一衣带水，但多年来纷争不断，供水曾经是马国把握谈判主动权最为有力的筹码，也曾经是新加坡人最为难言的苦楚。笔者1985年厦门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海洋环境与科学的研究工作数年，后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在新加坡科技园创办三达膜，参与、见证了新加坡解决供水危机的规划、发展与实施的过程。

鉴此，笔者就新加坡如何通过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化解水供危机，并催生一个巨大的以膜技术为核心的环保与水务产业的经验总结为如下六点：

1、战略先行、国家主导

新马水供纠纷促使新加坡把水源问题当作国家战略予以优先考虑。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虽说是热带雨林气候, 但贮水的地域与面积有限，地下水的开采更是严格禁止。因此新加坡唯有把目光转向四周的海洋，希望依赖高新技术，实现海水淡化。同时，新加坡建立了优秀的水务政策，把水源供应与污水处理等所有与水相关的部门集中到环境与水源部统一规划与管理，以此统筹新加坡水资源的开源与节流。

2、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当年新加坡把海水淡化作为国家战略优先发展时，政府采取的策略是积极鼓励全球商家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平台显现才能，展示技术，创新研发，开拓商机。在政府搭台的背景下，这一领域几乎所有国际领先的企业均向新加坡介绍他们在海水淡化方面的经验与技术。当时，国际海水淡化普遍采用的仍然是多级闪蒸、低温蒸馏等在中东广泛应用的技术。膜法海水淡化虽然不乏研究且屡有报道，但尚未成为应用的主流。

3、广招人才，集中开发

九十年代初，一批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大学毕业、曾赴欧美留学工作数年的中国学者受新加坡招聘人才优惠政策的吸引从世界各地辗转来到新加坡生根发芽。另外，也有一批像笔者一样直接受新加坡政府奖学金资助的中国留学生在此茁壮成长。今天这些人中大多数已成为新加坡国家研发创新的主力军。毫不夸张地说，新加坡在国际科技界拥有的地位与影响，这批人才的贡献功不可没。

虽然新加坡广招各方面人才，但政府深知新加坡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攻克新加坡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或投入到最能为新加坡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领域。比如，新加坡成立了一个由李显龙总理亲自挂帅的国家创新研发理事会，其研发的主攻方向却限定在环境水务、生物医药、清洁能源、动漫与多媒体四个领域。就海水淡化而言，当年正是由科学家指出应该尽量避免采用以相变为核心的蒸发技术淡化海水，因为不但成本高昂，还将使新加坡面临的水源问题转化为全球愈来愈严重的能源问题。这一意见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加坡研发的注意力聚焦到开发不涉及相变的以膜技术为核心的海水淡化工艺，并从新材料、节能、防腐、海水综合利用等多个与海水淡化相关的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与广泛探讨。

4、示范项目，抛砖引玉

当新加坡探讨通过膜技术淡化海水时，发现应用膜技术回收废水制备新生水比海水淡化的成本更低。因此新加坡先于海水淡化起动了新生水的示范工程。与中国多数的科研主管部门不同，新加坡并未着眼于如何把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推向产业市场，而是大力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开发应用，通过示范项目吸引全球商家。在示范项目中，科学家只参与指南制定，不参与市场竞争，从而避免了国内传统科技体制中指南的编制者也是国家资金的分享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弊端。政府以市场换技术，不惜工本建造示范项目，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鼓励全球企业积极参与竞争，展示科研成果，应用最新技术；科学家则是通过企业承建的示范工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提出更好的思路与方案供政府决策参考。

5、构建模式，树立品牌

在示范项目成功的基础上，新加坡政府敏锐地觉察到运用膜技术实现废水资源化制备新生水不但可以解决新加坡的水供问题，更可以催生一个巨大的环保与水务产业。为新加坡的产业转型与对外拓展找到了一个新的闪光点。因此新加坡采用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方式，构建了一个良好的运用膜技术实现水循环利用的商务模式。通过开放政府的自来水厂与污水处理厂进行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明确指定用膜技术净化原水及实现废水资源化制备新生水，为企业提供平台，为新加坡打造品牌。

2003年的新加坡国庆日，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资政带领数万人共饮新生水的场景至今令人难忘。从此，新加坡的水品牌应运而生。今年3月，李显龙总理亲自为第四座通过膜技术将废水再生为新生水的工厂落成剪彩，并对外宣布至2010年，膜法新生水的供应量可以达到全国总水供量的30％，更把新加坡的水品牌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6、营造商机，全球推广

在明确了大力发展以膜技术为核心的回收利用废水制备新生水的目标后，新加坡首先通过国际相关组织以最严格的规范标准鉴定新生水的质量，向世界证明通过膜技术生产的新生水，其纯度远远高于普通饮用水的标准，并以此向国际社会证明饮用新生水是安全可靠的。其次，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励商家使用新生水；新生水产量不断增大，成本不断降低，形成良性循环。第三，政府主导组织新加坡企业参与国际水务市场的开发与竞争，并定期组织企业参与由部长率领的经贸代表团赴中东、印度、中国等缺水地区推介新加坡的优秀水务经验。此次吴资政面晤温总理时提出了新中合作共建“环保城”的构想正是新加坡政府为企业“营造商机，全球推广”的最佳写照。

新加坡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针对新马水供纷争，确定了利用膜技术向海洋要淡水的国家战略，在开发的过程中，发现应用膜技术回收废水制备新生水的成本比海水淡化的成本更低，不但可使新加坡的废水再生循环使用，还能解决目前困扰全球的环境污染与水源短缺问题，因此在新加坡催生了一个巨大的以膜技术为核心的环保与水务产业。

新加坡水的故事是一个现代奇迹的故事，当国际上很多专家相信缺乏水源将是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时，新加坡依赖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已经逐渐实现了水源供应的自给自足。笔者认为新加坡的水务经验对中国有如下五点启示：

1、“取”之以鱼，莫若以渔

新加坡在水源开发与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经使其在全球引人瞩目，也为新加坡多家环保与水务公司开拓了庞大的国际市场。但笔者以为，中国应当学习的是新加坡面对困难、思考对策、解决问题、创造商机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利用新加坡的技术与经验解决中国某一城市、某一局部的环保与水源问题。新加坡通过膜技术为岛国增建了新生水与海水淡化两个水喉，而中国应当考虑如何通过膜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其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2、知己知彼，融会贯通

如果说解决水源问题是当时新加坡面临的巨大挑战，催生环保产业、发展水务科技则是新加坡的另一个里程碑。中国目前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改变粗放的资源利用率低下与环境污染严重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建立一个以膜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同步协调的中新“环保城”意义重大。一方面，中国应在反思传统的水利工程仅仅是实现了水的时空转换，并没有改变全国水资源短缺、人均水占有量不足全球1/4的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借鉴新加坡在水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通过膜法海水淡化与废水资源化实现水的开源与节流。另一方面，要把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从废水处理的末端治理方式提升到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的层面，使膜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笔者创立的三达膜在这一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与经验可供借鉴。

3、科技为源，人才为本

当长堤对岸的供水无法依赖时，作为一个岛国，考虑的出路是如何把四周的海水变成可饮用的水。在海水淡化的探索过程中，新加坡开发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应用更广的以膜技术为核心的废水资源化制备新生水的方法。新加坡的成功基于如下两个立足点：一是科技，二是人才。

中国对膜技术的研发并不陌生，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与物力，也有大量的科技论文与鉴定成果，然而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实际应用不多。这方面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能够给予中国很好的启示。况且，许多中国学者参与了新加坡的环境与水源开发与管理计划，中国政府如能突破传统的科技体制，让参与新加坡实战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家科研863、973计划及拟议中的中新“环保城”拥有一个施展抱负的平台，将有利于中国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与良性循环。

4、循环经济、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寻求生态环境与经济成长和谐的“双赢”之路已成为解决资源日趋枯竭、污染日渐严重问题的最佳途径。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的出现，使得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之间不再相悖。笔者创立的三达膜近年来开发了数百项以膜技术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新工艺，并在许多制药、染料、化工、冶金、轻工食品、饮料生产企业中获得了十分成功的应用，化解了“鱼（经济发展）和熊掌（环境保护）不可兼得”的矛盾，笔者坚信三达膜的成功经验，对推动中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5、中新合作，优势互补

中新两国渊源深厚，文化相通，具有广泛的合作领域与巨大的合作空间。一方面，中国可以利用新加坡优秀的规划理念、创新的研发机制、先进的环保经验与独特的发展模式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问题，另一方面，中新两国可以共同发展巨大的环保与水务产业，把新加坡的品牌优势与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有机结合，同时利用新加坡广泛而密集的自贸协议网络与国际平台，实施中国政府提倡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既能分散中国的贸易顺差，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能使中国企业和新加坡本身受益。

中新“环保城”的循环经济产业结构模型

笔者建议，选择一个一旦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即可带动传统农业、基础工业、生物化工、清洁能源、生态环境、保健医药、现代物流等行业协调发展与持续增长的中小城市或大城市中的一部分作为拟议中的中新“环保城”，由新加坡政府组织的财团创新规划、投资发展。

附图描绘了一幅以膜技术为核心、水循环为载体、清洁生产为主题的循环经济结构全景：

1.各种水源（无论是工农业生产的废水还是苦咸水或海水）经过膜处理可得到各种级别的净水，然后分别应用于生态农业、生物化工、机械电力、冶金钢铁、石油开采、轻工造纸、印染纺织等行业。

2.钢铁冶金工业中使用大量的酸和碱，导致大量的酸、碱废水的产生，选用适当的膜工艺，可以实现膜法回收酸、碱，同时实现中水回用。同样采油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含油废水通过膜技术实现油水分离，回收石油的同时所分离纯化的净水则作为油田回注水使用，油田回注水成本大大降低。

3.燃煤烟气通过膜法脱硫回收硫酸作为基础化工原料；煤化工合成氨的尾气可通过气体分离膜回收氢气，它是以质子交换膜为核心的燃料电池的重要原料，是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的清洁能源。

4.电厂的余热蒸汽用于生物化工，把传统的农业资源转化为高科技的保健医药产品。农产品加工的淀粉经过生物化工产业链，可依次制得糖、黄原胶、糖醇、赤霉素、青霉素、维生素C等。黄原胶既可作为食品添加剂，也可用于采油工业的驱油剂增加石油开采的收率；赤霉素可以回用到农业中，用于促进杂交水稻的增产及其他农作物的丰收；目前中国的维生素C、赤霉素、青霉素生产称霸全球的重要原因是通过应用三达膜的技术，在降低能耗、增加收率的同时改进产品质

量、减少污染排放。

5.传统农业的废弃物秸秆等可用于发电，更可以通过酶膜反应器制备工业酒精，再通过渗透汽化膜转化为燃料乙醇，避免了应用蒸馏技术制备燃料乙醇这种耗能换燃料的工艺。而工业酒精的更大规模应用则是通过膜催化的方式转化为生物乙烯，随后与传统石化工业中的乙烯后续合成装置对接。

若规划中的中新“环保城”能够把新加坡的环保与水务经验拓展到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中国的传统产业，促其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目的，是对新加坡提出的更大挑战，对中国建设环境友好与资源节约的新型城市具有更大的示范与指导意义。

笔者坚信：以新加坡建国四十二年来所展示的智慧及其面对困难、寻找对策、解决问题、创造奇迹的能力，新加坡有能力将这一新的挑战转化成更大的机遇！

三达膜于1997年由蓝伟光博士在新加坡科技园创立，2003年6月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曾荣获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评定的新加坡最具成长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亚太地区最具成长的高科技500强第28名等荣誉。三达膜以膜技术开发与应用为核心，业务领域涉及膜材料制备、膜系统集成、膜应用开发、环保水务、生物化工等相关产业。旗下拥有海内外全资和控股子公司20余家，在新加坡、中国、德国、美国、印度、印尼等国均有分支机构。三达膜拥有一批博士、MBA、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技术与管理团队。集团下设膜工程技术中心与博士后工作站，并与海内外多所著名高校共建研发中心。

三达膜董事局主席蓝伟光博士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厦门大学、南昌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厦门大学校友会会长、中国新加坡商会福建分会常务副会长、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名誉理事、国际海水淡化协会中国分会副会长、中国膜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商务委员。蓝伟光博士以其在膜技术领域卓越的开发与上下游工艺相结合的膜应用过程的能力而著称，被中外媒体誉为“技术成就膜王”，“中国膜术师”等称号，曾荣获香港亚洲周刊“杰出华人青年企业家奖”、新加坡国立大学“杰出校友奖”、中国国务院侨办“杰出创业奖”、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等多项荣誉。

附件二：膜技术的特点与应用简介

膜是在仿生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它是模仿细胞膜的功能人工合成的具有选择性分离特征的化工复合材料。

根据膜的应用，膜可分为反渗透膜、纳滤膜、超滤膜、微滤膜、气体分离膜、渗透汽化膜、离子交换膜、质子交换膜、分子扩散膜、电渗析膜、膜反应器、膜催化器等。根据制膜材料，膜可分为高分子膜、陶瓷膜、金属膜等。根据膜的构型，膜可分为卷式膜、平板膜、管式膜、中空纤维膜等。

膜技术为原水净化、废水资源化、空气污染控制与产品回收提供了一条极为简便有效的途径。选择适当的膜分离过程不但可解决目前许多产品生产过程中应用传统工艺无法解决的难题，而且能够提高原料的转化率与产品的回收率，在改进产品质量与增加生产收益的同时，减少原料与产品在废水、废气中的流失，符合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的要求与规范。膜技术与传统的反应分离、浓缩纯化技术相比，具有效率高、能耗低、污染少、自动化、设备简单、结构紧凑、易于维修管理等优点，因此，在制药、化工、石油、染料、纺织、印染、造纸、电子、食品、饮料、冶金、农业、污水处理、空气净化、生物工程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第五篇：北欧预防腐败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北欧预防腐败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北欧在反腐败方面行动早、法律完善、经验丰富、效果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借北欧经验改善我国腐败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北欧；防腐败；经验

一.北欧各国反腐败的成功经验

一〉立法严格

早在20 世纪初，北欧国家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法律，强调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瑞典于1919 年、1962 年、1978年分别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20 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后来，又根据情况变化而加以修订和完善。丹麦虽然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法典，但在其刑法的有关章节里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通过这种严格的立法，使得他们在反腐败方面有着完整的法律保障[1]。

二〉权机制有效力制约

北欧国家对公职人员的权力制约机制十分健全，依赖整个社会，并广泛存在于行政、司法和议会系统中。1.司法途径：司法独立不受行政干预，保证司法系统能够独立地开展工作，从而能够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2.议会途径：议会以立法权、重大政策审批权对行政进行监督，对政府的不良行政进行纠正。3.审计途径：北欧国家的审计部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有助于公正和独立地进行审计。4.内部途径：北欧国家普遍重视内部监督，如行政监察、立法内部监督和政党相互监督等。5.舆论途径：公众通过新闻媒体揭露腐败、监督政府的行为。6.选举与弹劾途径：选民通过选举对行政官员、议员、党派等进行选择，实行弹劾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

三〉腐败监督机制完善

瑞典是最早开放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的国家，也是信息技术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早在1776 年瑞典就开放了政府记录。瑞典首创了专门的监察官制度，芬兰、丹麦、挪威随后也分别设立了议会监察专员或行政监察官。在芬兰，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材料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挪威议会监察官由议会选出，作为议会的代表行使职责，负责调查公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办事不公、腐败和处理问题不当等方面的意见和不满。丹麦政府设立的调查官由议会选出，专门听取公民对政府部门的意见，调查和处理公务员的过失。监督机构本身也受到严格监督。四〉反腐败教育系统化

北欧国家在普遍重视培养整个公务员队伍职业道德和操守道德的同时，还突出了执法系统的廉洁自律教育。瑞典、芬兰重视培养公民的守法观念，中学开设法律基础教育课程，录用公务员须考法律知识，上岗必须进行守法宣誓。瑞典有一所成立于1923 年的反贿赂研究所，专门宣传有关法规，并开展咨询活动。丹麦对警察进行经常性的职业道德教育，包括内部的纪律教育、价值观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对警察的纪律状况进行经常性的统计和分析，防范各种违纪和腐化苗头。并通过警察工会活动等方式建立健全警察文化，培养警察的高度荣誉感和责任感。

五〉廉政考绩严格

北欧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素质与对他们的严格考核和管理有直接关系。对公职人员管理考核的主要方法是：1.入口选任。对公务员和公共机构工作人员的选任有严格的条件和标准，对具有监督职能的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官员选任尤为严格。2.管理监控。遵循现代管理原则健全管理，重要职位进行岗位轮换，严格控制公务员的兼职行为。3.考核评估。每年对公职人员的工作能力、个人素质、管理水平和廉政情况进行考评。

六〉国际合作的积极参与

北欧各国积极参加欧盟和经合组织等范围的反腐国际合作。欧洲先后通过了涉及欧洲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官员的反腐败协定。经合组织制定和修订了国际经济交易反腐败协定和制止对外国行政官员贿赂的协定。1998年以来，欧盟还制定了对私有企业腐败行为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定以及欧洲腐败犯罪立法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制定了抑制金融和采购体制中的反腐败计划，提出了

各成员在抑制腐败和改革机制上应作的努力。对于这些国际协定，北欧国家均能认真遵守。

二．我国需要在北欧反腐败经验方面的借鉴

一〉对反腐败法律法规的完善

过去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处理腐败问题：一种是进行专案查处，另一种是发动严打运动。回过头去看，这两种办法并不是很有效的。今后应当把反腐斗争纳入法治的轨道。法治的最起码的要求，是实现反腐的法制化。这就是说，不是用个别的措施对腐败案件作专题处理，而是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否则很难避免少数纪检干部疲于奔命地到处救火的被动局面。所以在立法中应注意总结我国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及面临的新情况，借鉴北欧国家在反腐败工作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注意把党的反腐倡廉政策和要求适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法律体系。

由于国情方面的差异，我国在学习和完善反腐败法律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对于隐性犯罪的界定，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要确保法律的透明性，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使指定的法律能够真正的落到实处。

而严厉的法律法规只是预防腐败的基础，要想真正的防治腐败的发生还需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二〉权力的分化与制约

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表现形式五光十色，但从经济的源头来看，主要是三个：一是利用行政干预市场活动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二是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调整和变化的时机，将公共财产掠为已有；三是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牟取暴利。这三类腐败活动都与权力有关。由于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权力制衡机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某些人就可以利用这种特殊条件，运用不受约束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实现暴富。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我国对各级公职人员权力的制约太少，官员抓在手上的权力太大，并且不受约束，当人们发现不受约束的权力能够使人暴富的时候，有些人就会不择手段地

谋取这种权力，其中的一种办法就是“跑官”、“买官”，这就使得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比如80年代“双轨制”下的“官倒”以及90年代至今的“批租”等都是特权导致的腐败[2]。

对公职人员的权力制约机制方面，我们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向北欧国家学习：

1.司法途径：司法独立不受行政干预，保证司法系统能够独立地开展工作，从而能够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我国还有待加强，同时还应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腐败的防治，还有在流任制下司法人员的故意规避行为等也需要有效管理2.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理论上讲是比西方的议会制度更民主跟先进的制度，但是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落实上跟广大人民群众的互动性还不够，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各个地方上，重大政策的审批权在个人手上，而各种审批导致的贪污更是在所多有，如：中国的证券市场曾经有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一个已经资不抵债的空壳上市公司的名号（所谓“壳资源”）要卖几千万元。原因很简单，走法定的审批程序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即打点各方的费用也高达数千万元。我国应该取消新政对审批的干预，加强民主对行政的监督，对政府的不良行为进行纠正。3.审计途径：北欧国家的审计部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有助于公正和独立地进行审计，而我国的审计部门只是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这就导致其成为了专为政府服务的部门，而且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审批也存在问题，一度导致公职人员大量的铺张浪费。4.内部途径：北欧国家普遍重视内部监督，如行政监察、立法内部监督和政党相互监督等，在我国内部监督存在严重缺失，对于各种腐败行为往往后知后觉，更或让大量的腐败犯罪逍遥法外，我国在内部监督上应该学习北欧方面走立法内部监督道路。

只有当权力不再成为个人或小部分人的敛财工具的时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三〉腐败监督机制的完善

在腐败的监督机制方面，北欧各国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在芬兰，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材料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对于非保密性部门，办公的透明性无疑能够最有效的防治腐败的发生，这在我国也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可以进行试点尝试。从公务人员的财产、房产公开透明到公职人员的办公透明是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此外，在舆论途径，公众通过新闻媒体揭露腐败、监督政府的行为也可

大力提倡，近年来我国不少官员因为网络的曝光而被查处，网络的曝光在能够充分求证的同时保护了举报人的隐私，不失为一种途径。我国还应当有效的鼓励民众监督行为，让人民有情可呈、有冤可诉，设立有效部门，对真正有需要的群众大开方便之门，杜绝拦截阻碍上访者、对上访者施诸暴力的情况发生。四〉将公务员选拔与反腐败教育联系起来

在瑞典、芬兰重视培养公民的守法观念，中学开设法律基础教育课程，录用公务员须考法律知识，上岗必须进行守法宣誓。而在我国，参考公务员的大部分考生都是直奔公务员的“好福利”而去的，而公务员的录取跟是不乏与钱、关系相挂钩，这种风气是需要大力整改的。因而反腐败要先从公务员的选拔开始，从出发点上去培养廉洁之风，继而深入到所有公职人员之中去。每年对公职人员的工作能力、个人素质、管理水平和廉政情况进行考评。在对公职人员进行经常性的职业道德教育、纪律教育、价值观教育和职业道德的同时，可以树立楷模，找出当代“焦裕禄”，采用有效的升迁方式，将升迁的机会留给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杜绝走关系，乃至“跑官”、“买官”的事情发生。让整国上下刮起廉政之风。五〉积极参与到反腐斗争的国际合作中去。

2003年12月，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经中央同意，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15个部门，组成了研究实施《公约》工作协调小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形成了报送中央的《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解决相关重要问题的意见》，其中的建议之一是“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2005年6月，中央原则同意了该意见。这意味着我国的反腐之路已经走入到国际合作中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都需要在反腐倡廉中加强国际合作，消除腐败的国际土壤，让赃款无处可转移，让贪官无处可逃，让腐败销声匿迹[3]。

参考文献

[1]章义，李胜检.北欧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J].当代经理人，2006

（21）:636-637.[2]胡和立.腐败:权利与金钱的交换[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20-46.[3]杨冠宇，吴高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读[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