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教案

第一篇：晚清教案

1871年度事件：清廷出台《传教章程》

本年正月，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

上年天津教案结案之后，曾国藩入京痛陈：近来各处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无力管制而造成，朝廷应及时严格议定传教章程，用以规范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行为。清廷于是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议定《传教章程》。

十九日，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节略本分送在京各国公使。各国均表示反对，对《章程》置之不理。

《传教章程》的出炉，是清廷希望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教案毒瘤”最主动的一次尝试。其无疾而终，实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化、理念冲突调和无望的隐喻——自1860年代以后，“教案”纷起，反馈到庙堂高层，则是晚清脆弱、混沌的外交体制不断遭受冲击，清廷一次次被拖入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传教章程》遭西方各国一致拒绝

总理衙门拟定的《传教章程》主要内容有八条，如下：

1、外国育婴堂一概裁撤。如必欲设堂，则只许收奉教者之儿．且必报官立案。

2、中国妇女不准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也不准在中国传教。

3、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

4、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5、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6、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7、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

8、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

章程发布后，遭到各国政府一致拒绝。“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因此，“皆置不理”。

譬如，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声称：对清政府的几点章程几乎没有必要回答，因为它们似乎只与罗马天主教士有关，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从未被指控干涉诉讼。镂斐迪还指责章程第二条是“最不明智的”，因为允许妇女入教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西方国家的光荣。如果清帝国希望扬名于西方的话，这样的政策是最不明智的”。

德使李福斯的意见比较强硬，直言“贵王大臣所拟八条，本大臣想大约难以皆按所拟而行，内中不免有应更改之处”，而且认为，如果接受总理衙门的《传教章程》，则等同于是“不令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传教士们对章程的反应也相当激烈。譬如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即认为：要求进入内地的传教士服从中国法律的用意，是相当阴险的，因为“中国人完全清楚，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传教士敢进入内地。进入内地不仅愚蠢而且是自杀行为。成为中国的臣民就意味着在几乎没有任何形式审判的情况下，遭受监禁、严刑拷打和处死。”

但是，清廷出台的《章程》毕竟是有其特殊的针对性的。美国传教士斐来尔也承认：“官方通报中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空没有事实依据”，但同时又担心如果按照清廷的规定来传教，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必然遭受很多磨难，甚至可能无法逃脱帝国各地的残酷迫害”。

总税务司赫德的告诫应该是最中肯的。赫德认为，“福音”若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就要避免干预中国司法，他说道：“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并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中国的属民，而应像其他一切中国的属民一样，必须继续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并且服从他的国家法庭的裁判。传教士只是一个传教士而已，而且必须把他自己限定在传教工作上，尽力避免有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任何行动的意味。只有坚持这个原则而信守不渝，那么地方绅民、各省官吏和中央政府的仇视才能消除。”

乡民“非理性”是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

《传教章程》的无疾而终，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

整个晚清史中，“教案”对政局走向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出其他类型事件——晚清教案始于1842年北京教案，结束于1911年陕西长武教案，连绵70年，与整个晚清相始终，其持续时间之久，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望尘莫及的，其产生的外交纠纷数量，也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

在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中，有一点尤为值得关注，即西方各国对中国民众“非理性”的担忧，各国公使均提及：章程中所谈到的“挖眼剖心”等不实谣言在中国民众当中有极大的市场，如果接受《传教章程》，则无法保障传教士们的人身安全。

这一“理由”是否充分?

后世学人与舆论论及教案，也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但是，谣言绝非晚清教案爆发的真正导火索，一个有力的反证就是：作为中西交冲最前线的开埠城市，上海市井中所流传关于洋教和传教士的流言远远多于乡村社会，但是，上海却并没有因为谣言而发生过教案。

真正的关键不在于谣言，而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尊重。其实，这种缺乏尊重，早在明朝利玛窦时代就已存在，利玛窦曾赞叹南京城和北京城的宏伟壮丽，但却哀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堕落于罪恶的邪教。近代的传教士同样怀有这样一种“精神傲慢”。只不过，在利玛窦的时代，明王朝的物质文明远非欧洲那些脏水横流的逼仄“帝都”所能媲美，所以，利马窦也就不得不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归化了儒教的“儒士”，以此获取在明帝国的立足之地；而到了晚清时代，东西方国力形势的逆转，使得新时代的传教士们已完全不必再像前辈利玛窦一样以“谄媚儒教”的方式去寻求东方帝国的“归化”，那种源自文化傲慢的“拯救欲”，可以毫不掩饰地在清帝国的乡村社会中畅意表达。

但是，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再譬如：教民可以抗拒缴纳迎神赛会份钱。迎神赛会是彼时城乡，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中一件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迎神赛会需要一定的费用，通常由村民凑集。是彼时村民们的一项常规开支。洋教传人后，教民们以缴纳迎神赛会与教义不合为由，拒绝交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从教会的角度看，自然有其道理，但放置到教民所生活的乡村中，却显然是对传统乡村社会自治规则的挑战，何况很多教民不缴纳份钱，却照看迎神赛会不误。

更严重的是：教民们还可以拒绝加入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地方上一项极为重要的公务，关系到一乡一地的安危存亡。团练最初主要是为了防卫地方免遭匪患，后来功能逐渐扩大，担负起了乡村社会的救济、教化等事务，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管理机构。教民们拒绝参与此项公务，不交纳团费，不参与操练，这就等同于逃离个人义务，彻底不认可既有的乡村基层秩序。自然不能获得其他乡民的认可。

诉讼特权，是教民与普通乡民最大的冲突。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钱，发生口角厮打，闹到去州城打官司，魏宗仁暂时住在教民郑含魁的店里。郑含魁即指点他“诈称教民”，并保证如此必然胜诉。再如1864年四川灌县的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骗赖了平民张洪彦弟兄租谷两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将张洪伦杀死，将张洪俊戳伤。而官府判决则是：所欠租谷，全部归属戴高氏，不必偿还。而从前所交的押租银，张氏兄弟则须全数退还给戴高氏。

乡民们对这些疏离甚至反叛传统乡村秩序的教民，往往一致采取排斥态度。譬如：1878年，江北厅教民杨岐山宣布悔教，理由是杨原来以做轿子为生，入教之后，再没有人请他做轿子，杨难以糊口，只得悔教。

更激烈的排斥手段则是教案。晚清以来教案频发的原因已经有很多总结，但最关键的因素则很少被提及，当年的传教士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某一两个或者某一群具体的“愚氓”，而是一整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乡村自治体系。换句话说，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的时候，其针对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更不是传教士本身，而针对的是那些传统乡村社会的“逆子”——那些拒不缴纳迎神赛会份钱，却又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者；那些拒不参加团练与保甲，却又生活在团练与保甲的福利之下者；以及那些借教民身份在乡村“法治”中制造不公者„„至于那些“割眼挖心”的谣言，不过是激发冲突升级的契机而已，仅仅是契机而已。每一场教案背后，乡民们都有自己明确的利益逻辑，将教案归因于乡民们的“愚昧”，是不符合史实的——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

唯如此，如下历史现象才可能获得解释：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

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何以如此？

原因并不复杂：清末新政，导致国家权力的迅速扩大，进而迅速侵蚀了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乡绅集团迅速无可挽回地没落，乡村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出路，迅速选择向城市转移。乡村社会精英迅速流失的结果，是传统的乡村自治体系迅速瓦解，尤其是传统乡村社会赈灾、救济功能严重丧失——正如云南省的统计数据所反映：云南基督新教的迅速壮大开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确切地说，是利用了乡村在灾荒中丧失了赈济能力的契机，由教会主办赈灾活动，进而吸收了大量教民。

结语：乡民们的选择始终符合利益逻辑

今人习惯于谈论近代民众在东西方交流冲突中的“无理性行为”，尤喜强调其“盲目排外”。这是个相当恶劣的逻辑惯性，尤其是在晚清教案如此重大的历史命题中，更不宜如此轻率地归因于民众的“无理性”。实际上，无论是入教，还是反教，乡民们的行为背后，都有其特殊的理性在驱动。

福建巡抚王凯泰曾经上奏谈论过晚清反教民众最终选择入教的理性动机：“莠民恃教为护符，作奸犯科，逋逃渊薮，教士多方殉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积不能伸”，因而相率入教——边缘乡民入教寻求政治特权，普通乡民受教民之害反教，寻求官府庇护未果，最终也选择了入教。王凯泰最终感慨：百姓不过是为了保身才入教，“非民为无良，乃官驱之。”

最意味深长的一幕是：庚子年之后，不少同教会势力势同水火的义和团团民，也都陡然入教。譬如京郊下营村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在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而理由则是：失败的拳民们为了“不受辱，不受气”，这些“辱”与“气”，均来自地方官府。

Ref.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一册》；中国文联出版社《教案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陕西人民出版社《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等。

第二篇：晚清论文

2011-2012第二学期《晚清政局与人物》科目考查卷

专业： 班级： 任课教师： 姓名： 学号： 成 绩：

浅谈曾国藩

摘要：曾国藩，一位出生普通的农家子弟，遇上了晚清时期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这个中国由盛转衰的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力挽狂澜，而曾国藩正是这里面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各不相同，褒贬不一，甚至于在我们大多数人眼中贬更多于褒，然而经过本学期选修晚晴政局与人物这门课的学习后，我才发现，我之前对曾国藩的人物品质分析是那么的不够深入。现在的我才发现，这位名人还是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发光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键词：勤奋，成功与失败，民族气节

这学期的选修课程，我选了《晚晴政局与人物》这一门对于我这么一个理工科学生来说相当冷门的科目。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理工科的学生，应该不会怎么喜欢历史，或者历史人物这一类的事物，但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每一件历史事件，每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可以流传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而依然为人所称道，必然是因为有其可取之处，有其可取之道。

而我选择《晚晴政局与人物》这一门课程，就是希望可以通过学习，晚清时期的人物，通过学习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更多更好的品质，更多好的处事作风。

曾国藩，是我在“晚清”课程里面，对我影响最为深刻，最为让我 1 学习的一个代表人物。如果你说这只是一位晚清的人物，他的成功能为我们吸取经验的地方也不多，更何况他还有那么多的不足，根本不足以被用来当我们的标杆，那你就错了，首先曾国藩确实是一位有成功有失败的人，毕竟他也是一位凡人，单是他的成就不能因为其失败的地方就被抹掉，相反我们要积极地汲取他成功的经验为我们所用，这样的用。所以我还是觉得我选择曾国藩作为文章的主角是正确的选择。

曾国藩取得的成就没有靠投机取巧，没有靠歪门邪道，像他这样一位出生在普通人家人来说，取得的成功靠的是其为人处事的方法以及努力的结果，而他在通往成功路上的方法正是我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因为这些处事方式不仅帮助了曾国藩取得了成功，而且这些方法也是可以成为起到帮助我们当代人处理工作事务上的一个标准。

下面我就根据曾国藩的一些成功实例来分析我们应该从曾国藩的事例中学习到什么，在学习了曾国藩的成功之道之后得出的，也是我认为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我们可以借鉴的，作为我们在商场，事业中的一些处事方法，为自己赢得更多成功的把握。

将勤补拙 成就国藩

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只要人肯立

志，都

可

以

做

得

到的。

引自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谕纪瑞》

6岁时入塾读书，但是曾国藩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笨小孩（详见《百家讲坛》——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但是他也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 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曾国藩的求学之路，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一帆风顺。相反，如果我们把连考两次会试不中，看成是两考两次高考不中，有谁还能再下决心继续攻读一年，进而考取功名？

再者，我们从曾国藩的仕途上面的成功可以看出，曾国藩并没有投机取巧，而是整个仕途过程当中都是一步一步，稳打稳扎地升上去。

曾国藩有一句话“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恒。”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人做事，不要求下猛药，而是要细火慢煎，持之以恒。就譬如说说看我们当今的大学考试，我敢说，百分之七十的同学，都是考试前来一顿猛药。拼了老命泡自习室泡图书馆，到头来，还真的没有挂科，但是，拿上奖学金的还真不多。而有的同学，只是平日学习个把小时，考试就像是吃生菜一样，手到拿来。这就是说明，猛，不如恒。

曾国藩的民族气节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值清王朝走向衰落的过程，内忧外患搅得日无宁日，国力日衰，统治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曾国藩身为封疆大臣，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忠君思想驱使他去为巩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效力。

从曾国藩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反对“借师助剿”的态度上来说，不能说他是“媚外卖国的大汉奸”。至于说他率先倡办洋务、首倡留学生，更不能说他是媚外卖国的，即使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也不能说他是“卖国的”，因为清朝廷处理天津教案的“一意主和”的方针早已定妥，而且要他缉拿凶犯的谕旨“一日三函，迫于星火”。

曾国藩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敢于违背统治者的指意，提出 自身的想法，为了民族的存亡，不顾自身的安危为老百姓的安全着想。这样的东西才是民族气节。

而放眼现今社会，大部分的人都还记得抗日战争，日本人侵华作出的种种恶行，我相信历史课本上面没有半丝的隐瞒。但是，好好看看吧。有多少的年轻人崇日媚外，更有甚者，打着抵制日本的口号，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为了炒作。有本事的话，就真的不用日货。

民族气节，不是说喊喊口号，抵制一下日货就可以做到的。很多时候，都是看你在关键的时候，能不能站出来为咱们老百姓谋利益。在成功的道路上要学会适当放弃

最后一点，也是我今天需要举得最后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们的启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工作中我们要学会分清什么事情是会导致我们的成功变成失败的开始的，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什么事情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会在成功的道路上让自己失去一些。

曾国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为人知，那就是他会在成功之后不会独享其成果，例如当年湘军在各条战线上取得胜利的时候，曾国藩不是将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是将功劳归功于朝廷，总所周知，历史上因为才华出众，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导致当权者不满的时候而最终在仕途命运上都会一落千丈。在曾国藩眼里，权利再大也不要超越当权者，因为这样的话最终只会让自己成为大家的敌人，导致最终大家一起攻击的对象的话，事业将会一蹶不振，而自己一生的心血也许都会付之东流。所以曾国藩总是会在每次成功之后将功劳归功于朝廷的领导有方。归功于大家的团结合作，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疑虑，还可以和朝中的各位大臣和平相处。这也是曾国藩的突出优点之一，明辨时局，会因时而变，采取方法巧赢而不是盲目乱撞。

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特别是在一个工作关系明确的单位中，将事情做到最好，让自己成为比较完美的人并没有错，相反这是好的一个追求，但 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让认同你的成功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当你的光芒过于耀眼，已经超过统治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统治者往往都会产生一种不希望被超越的心理，而你的同事往往也会以一种敌视你的姿态出现在你的周围，试问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今后的工作还会一帆风顺吗？很难，所以我们要在平时的工作中不要总是将功劳往自己的身上揽，也许那时你的一己之力完成的，但是如果你选择将功劳与大家分享的话，我们得到的也许就是同事的敬意，同事的帮助，领导的赞许，何乐而不为呢？

以上便是我在学习了曾国藩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些个人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是在分析晚清的一个人物的成功经历后得出来的，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方面的为人处事经历在我们今天的工作和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希望这些方面的见解能够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能起到帮助作用。

【参考文献】：曾国藩---维基百科

曾国藩---百度百科

《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及其影响》曾启球

《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徐泰来

《论曾国藩的民族气节》邱展雄

《一个名字影响中国百多年》胡力丰

《近人曾国藩讲稿》

《谕纪瑞》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绝学》 《曾国藩语录》

第三篇：晚清二十年读后感

传统文化对晚清的影响

——浅读《晚清二十年》

有人说当你真切的了解到某些事情的真相时，那种心灵的冲击之感就如同脚下的大地被瞬间抽空一样。从《晚清二十年》这本书中了解到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述评时，可以说我的整个世界观就被彻底摧毁了，如同公关上说的那句话：公众是无知的一样，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是无能无知的，所看到的只是事情他允许我们看到那一部分。这感觉与脚下的大地被瞬间抽空无异。

在迷信教材且思想狭隘的中学时代，总只会将整个大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归咎于经济的落后，总是会将一个个买过之名冠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现在看来这样总是有失公允的，对历史也是极不负责的。一个处于历史洪流中的人凭一己之力又怎能改变一个名族的命运呢?历史创造了这些被我么不误解的人，而他们也终将 被历史所毁灭。

文化，或者说一个名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是一个民族的精髓所在。而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文化底蕴不可谓不厚，而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统一，亦是无时无刻不在作用于置身其中的人，清王朝也不例外。

一、闭门造车，错失良机

日本，作为一个清王朝曾经的藩属国，千百年来，一直奉中国文化为自己的文化来源，一直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但是到了近代，当中日两国同时面临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之时，日本却选择了“脱亚入欧”，积极进行明治维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变了幕府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并通过各种政策，将资本主义发展引向全面与深入。

而与此同时，与日本一衣带水的天朝上国又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呢？

面对西方势力的刺激与挑战，以及如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中国也能够较早地作出反应。在中日后来的交往过程中，日本很自然地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自己明治维新的成果，李鸿章甚至早早地预料到日本的维新将会给中国带来不可预期的影响，认为中国如果依旧裹足不前必将日本推入列强的队伍，从而使日本成为瓜分中国的一份子，而中国，亦将被世界所抛弃。

李鸿章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然而既有此认识为何后来还是难免沦为日本猎物的厄运呢？归根到底，原因只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太过深厚。极端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使大多数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抱着敌视和排斥的态度，而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其所采取的“脱亚入欧”的政治态度则是无论如何也是瞧不上的，认为日本不能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随风而倒。而相反，中国在19世纪中期之后的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里，即使屡战屡败，被迫签下城下之盟，也还是不愿意尽弃其学而学习西方的社会文化。

一味的固执，闭门造车，终使天朝上国错失良机，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被自己曾经的藩属国拉开一个很大的差距，且形成了严重的利害冲突。

二、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

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在前期无可否认识足够强大和富饶的，这就使其成为周边小国的宗主国，包括越南、缅甸、朝鲜以及后来脱亚入欧的日本。在前期朝贡体制下，清政府长期与周边小国保持着藩属关系对各个小国给予关照和保护，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过程中，清政府不得不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的王道政治。

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不断渗入，各藩属国相继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就连曾经的宗主国清王朝也因裹足不前，闭门造车而致使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尊严丧失殆尽。

甲午战争，可谓是对清政府的又一记当头棒喝，惨重的伤亡和沉重的战败赔偿使整个中国人心激愤，强烈要求改变挨打的现状。各个先进人士在痛定思痛后，开始接受和学习盛行西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丛林法则。但是这一理论却是素来不被儒家伦理看好的霸道政治，所以，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领导人在被迫放弃传统的王道政治时，将西方的社会文化一分为二，分为本与末，去本

而取末，只学习其科学技术而置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于不顾。这就难免会导致中国社会形态的畸形，经济有所恢复而政治落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相和谐，必将使中国难以进步。

三、中庸迟疑，贻误战机

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事件向中国发起无理挑衅，而面对日本的真实意图，我们很难相信请政府高层是茫然无知的，可即已准确洞悉对手目的，为何在后来的交手中依然是兵败如山倒呢？我想这与清政府高层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是有着莫大关系的。

在整个中日交战过程中，清政府高层始终保持一种中庸的政治态度，虽战，却不知战略目标何在，竟主动将自己放在因挨打而防守的被动地位上。另一方面，对日本的主动来袭，也没有完整详尽的作战计划，甚至对于战败对整个政局的影响也是不甚了解的。

相反，细看日本，我们却不难发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其战争目标是十分明确的，每一步可以说都是在为实现自己的战争目标而服务，包括战前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建立的谍报网，事实证明，这个谍报网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为日方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这就是日本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另一方面，从一开始，日军就立足于在战场上见胜负，在气势上就完全的压倒了中国。

如果说中庸的政治态度致使清政府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那么，盲目乐观，寄希望于列强则进一步将清政府推上了战败的深渊。

战争爆发以后，清政府高层采取的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的中庸之道，既不想开战，又不想挨打，在未充分认清国际局势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盲目的和平幻想，给了日本更多地战前准备时间，而清政府却始终纠结于打与不打。严重的贻误战机，将最后的希望也消耗殆尽。

四、小结

马勇曾说将一个民族的悲惨历史全部归咎于文化是不公平的，政治才是将一个国家推向深渊的罪魁祸首，然而，我想：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其对于政局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第四篇：论晚清文化以及影响

论晚清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人物

摘要

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的中国社会是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民族危机，阶级对抗，中华文化冲突和交融所引发的社会剧变,对晚清王朝力求救亡图强的爱国人士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在内外交困的晚清，救亡图强成为时代的主题。面对日亟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晚清国民中一些先进的积极分子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其中有我们所熟知的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以及其好友魏源，林则徐学习西方、尝试现代化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 而是近代中国谋求国家富强的一个侧面。在鸦片战争前后,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 和林则徐做着相似的事情, 他们关注、研究和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 主张学习西方例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我将以这些先驱为代表研究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步引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过程以及对当时的中国的影响。

（一）,林则徐对西方文化科技的学习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后, 开眼看世界, 了解西方、学习西方,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最初的尝试, 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使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如果不破除陈腐、愚昧的思想观念, 对西方国家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不会有新的目标, 中国就不可能主动学习西方, 当然谈不上搞现代化。林则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到历史舞台的前面, 理所当然地肩负起特殊的历史使命。林则徐起初也不能正确对待西方文明, 刚到广州时, 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 甚至有许多可笑的地方。林则徐比同时代人英明的地方在于, 当他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后, 不是抱残守缺, 固步自封, 而是与时俱进, 果断地与自己陈旧的思想观念决裂。他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了解西方, 认识西方：

第一, 直接和外国传教士、商人及其家属等交谈

第二, 翻译西方的资料。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 翻译西书, 又购其新闻纸。

第三, 指派人员打听西方国家及其商人活动的情况 第四, 亲自调查和考察。

林则徐明确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人清醒过来, 学习西方, 因此, 他积极向国人介绍西方情况。一是通过向清廷上奏、与清政府官员交谈、给亲朋好友写信等方式介绍西方各方面的情况。二是翻译和整理西方的资料。如前所述, 林则徐组织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人发行的书报。在报纸方面, 组织人员编辑了《澳门月报》;在书籍方面, 组织人员整理出《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华事夷言》、《四洲志》等。林则徐认为, 在我们落后的情况下, 要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就必须“器良、技精”, 即搞现代化, 而在当时, 首先就是要军事现代化。

第一, 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即“器良”和“技精”

第二, 建立一支能够海上作战、保卫海洋的现代化海军, 提高军队人员的素质。魏源进一步发挥了林则徐的思想, 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林则徐对现代化的尝试, 从引进西方的军事科技着手, 谋求军事现代化, 这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严复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以及他对中国的影响: 一百多年前, 严复所处的时代, 正是封建王朝末世, 民族危机深重,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 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忍受着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更是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严复从小在老举人的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 而后又跟宿儒黄宗彝熟读经史古籍, 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留学英国期间更广泛地博览西学。他通过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文化的反复对比, 既鲜明地看清了中西学之间的明显差别, 又发现了中西学之间内在的会通”。他认为中西之间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自由、平等的有无。这一根本差别决定了中西之间的政治社会的不同, 以至学术思想的差异。因此, 他反对“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种将中学与西学机械割开的主张,提出要“ 阔视远想” , “统新旧而视其通, 苞中外而计其全” , 把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严复的这种中西会通的思想, 表现在他所翻译的著作中最为突出。根据严复的译文、按语和其他论文来看，严复对西方学术的理解是相当广泛而有深度的,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天演论》、被严复推崇为集《大学》和《中庸》的精华为一身的《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和《名学浅说》。严复是精通国学、传播西学的大师。他才兼文理, 学贯中西, 著译丰富, 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新纪元。

（三）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以及对国民的影响：

出身晚清末年的梁启超，一生经历戊戌政变，八国侵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崛起等重要历史事件，他热心政治，关心民众，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新事物的敏锐的悟性和洞察力梁启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和学术殿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改革未果，救过心切，希望在日本文化中寻找到救治祖国的良药。他借助日本平台进一步接触到西方社会科学，在日本文明史学和欧美社会科学的共同影响下，梁氏与20世纪初揭起“新史学”大旗，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病，在史学内容上倡导为民作史，在史学方法上倡导跨学科研究，在史学理论上倡导历史进化理论。尤其是他倡导援用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统计学等学科进行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梁启超解开了中国20世纪“新史学”的历史篇章。梁启超曾于1901年作《过渡时代论》，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在他看来过渡时代既有希望，又有危险，处于过渡时代的国人应具备三种道德品质：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可以说，处于世纪之交的梁启超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处境，他不余遗力地号召改革，以期中国顺利度过那个风雨交加的时代。政治环境的过渡必将带动学术文化的过渡，以向以资鉴为己任的中国史学也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以梁启超为代笔的中国知识人自觉承担起了“双肩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史使命，揭起救亡与革新大旗，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以平民百姓为主角，以跨学科为主要方法的中国“新史学”诞生了。

（四）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2]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孙中山的名字是和中华民国紧紧关联在一起的。他既是民国的艰辛缔造者，又是民国的忠诚捍卫者。孙中山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历史感召力，武昌起义成功，民国创建，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先生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1]林则徐奏稿[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5 [2]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3]严复：《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4]严复：《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5]严复：《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6]俞政：《严复著译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7]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和理论意义》（博士论文）。

[8]严复：《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9]梁启超：《中国近三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10]胡去非：《总理事略》，第260页

[11]胡去非：《孙中山先生传》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2页 [12]甘乃光：《孙文主义发凡》，国民书局1925年版，第45页

第五篇：读书感想《晚清七十年》

读书感想《晚清七十年》by 唐德刚

记得以前在念历史的时候，每次读到鸦片战争至民国这一段，心中是很不愉快。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国的衰弱、清廷的无能、列强的蛮横，虽然早已过去，但实在太接近现在了，心中总不免有一些遗憾，更牵连了我对清朝这段历史的好恶。

后来上大学有机会也有了时间接触到各种历史图书，以及一些翻案剧作，像是雍正王朝、乾隆王朝、走向共和等，我对清末的历史产生了一些兴趣，尤其是翻案作品的影响。以前被批成坏人的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现在又变得有些不同了。《晚清七十年》这套书，便是偶然得知的，因为之前博客上有很多好评，就订了一套来看。

初读此书第一册(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我最初的印象，是唐老师的个人味道非常的浓，虽然书中收录的文章横跨四五十年，读起来的风格却很一致，有点像是在对着你演讲。一开始还不太习惯，但看了半本之后，适应之余，还有另一种不同的风味。

作者在这本书，是用一种转型的眼光来看待晚清至今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二次转型，如下所示：

封建时期——第一次转型，商鞅变法至秦皇汉武(费时约300年)帝制时期——第二次转型，鸦片战争至今(尚未结束)→本书的主题民主时期

书中不止一次以第一次转型来呼应现今的第二次转型。所谓「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秦王政改纲领12字看似简单，却是从政治、社会到文化面的彻底大洗牌，如同鸦片战争之后，自强运动、变法维新、国民革命、五四运动一连串的变革，并非单一的事件。而是在全面转型时，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等一层接着一层的，注定要发生的阶段，而这些变革，至今仍在发生，而且在我们这一代，可能还不一定会看到结果。

书中其中一处亮点就是唐老师以历史三峡来形容这个转型的过程，形容它必定是曲折、湍急，但只要过了这个弯，未来就是一片顺畅。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读到这的时候脑中一直浮出黄仁宇的螺旋之说；或许黄老师的历史螺旋，也能拿来和历史三峡做呼应吧？

不知道是因为处处闪现的亮点还是个人喜好之类的，我对这类书没什么抵抗力，记得买回来的那周几乎都在床上看到晚上熄灯才睡觉，所以上课都没什么精神。

第二册主题是太平天国，却有很大一部分在谈马克思的史观。作者对中共看太平天国的观点蛮认同的，实际上我一直对农民阶级局限性下指导的运动不抱太大希望，所以这一部分也即略看过去了。

第三册甲午战争，则是为北洋舰队和李鸿章等人翻案，因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个腐化的朝廷，怎么可能有强力的军队打仗？ 伊东投给丁汝昌的劝降书也令人难堪。甲午战争非是北洋之过，枪声一响，清廷就注定要输了，这是连远在东洋的日本人都知道的事，朝廷却根本没搞清楚自己实力，只是可怜那战场上英魂们和以一人对一国的李中堂了。

但同时甲午战争使得光绪立图变法，这部分作者对康有为也不假辞色，认为康的燥进与孤僻不群，让同治以来的有实力的中坚份子，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逼成旁观者，也因此变法进入一个不能不失败的结局，更引来后党旧势力的反扑及后续的拳乱及八国联军。看到目前为止，在李鸿章的部分，作者给予的同情及辩解实在很多，他喜欢拿「毛择东-周恩来」来和「西太后-李鸿章」作对比，李鸿章或许是在官场上汲汲钻营的政客，但也不是只求利禄之人，他 只是在国家与太后之间折冲，适图取得一个平衡点罢了∼

最后一册重点在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开始说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但主角其实是在讲西太后和他的四人帮。同样的，作者仍是拿「西太后-满族四王爷-义和团」来和「毛泽东-四人帮-红卫兵」作对比，前面写到义和团的无智、毓贤的无能与四王爷的无知，西太后则是由政治家变成女人家，为了她的权位，向十一国宣战，结果造成八国联军，最后造成中国人民一人要赔一两，总共四万万两的辛丑赔款！而慈禧逃去热河之后，竟然也只关心她的生死、关心洋人是否要她还政，对那些无辜不幸的死者，丝毫不放在心上。我记得走向共和有一段，慈禧在热河心心念念的一直是她的寿衣！最后收烂摊子的又是李鸿章。

中国为什么没被八国联军瓜分？ 因为列强人人都想独占并吞中国，因此每个人都不愿用瓜分的方式去占那一点地，所以李鸿章才能以夷制夷，在各国之间折冲、讨价还价，此外，还有英美的门户开放政策，让清朝又多活了几年。最后李鸿章病危力衰而亡，死前俄国公使仍强逼李签下割让东北的条约。一个鞠躬尽瘁之人，最后竟落得一身骂名，可叹！

李鸿章一死，遗言推荐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八国联军在杀遍主战权贵之后，朝中也无人，「乱世之奸臣、治世之能臣」的袁世凯因此能进入朝中，一展雄图。

在辛亥革命前后，除了孙文之外，最出锋头的便是袁世凯了。据唐老师所言，袁也非后世人所说那么坏，在他继承李鸿章之后，在他手上也做了许多事情，包括废科举、开学堂等，这些「变法行动」，与康梁师徒所提如出一辙，为何一成功一失败？ 一者气候时机、二者人脉手段，三者权力位置，天地人三者俱全，才能成事，否则若以康有为理论之单纯躁进，也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说不定历史也会随之改写。

全书读毕，心中有感，晚清至民国一段，离我们太近了，所以我们的视角就无法全面，好者国父、蒋公等，不好者袁世凯、无能清朝、北洋军阀，但在那个环境下，人在此山中，又怎么自己的理想、行为是真的好？ 或真的不好？ 再加上时运、外力，个人的成败也不是那么容易评断了。

同样的，之前看的广井王子作品《樱花大战》的背景，大约是在明治维新之后那一段西化的时代，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欣欣向荣，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呢？ 明治时代工业化的副产品，便是琵琶湖上堆积如山的女工尸体。反观中国，一个古老的帝国要转型，要付出的代价可是更高！

黑暗之后，便是光明，我想晚清这一段，就是黎明前那等待曙光的时刻。黑暗将过、光明将至，新与旧的交替，东与西的交会，表面看似灰暗污浊，底下却是蓄势待发，故武昌起义成功，有各省向应之举！即使军阀割据，也有不同的理念与主义在人间风起云涌。这是一个大时代，我有幸能在最后搭上车尾，见证她的过去，下次就得再等二千年了！